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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范郑成思
李 蒙

清华大学法学院的许章润教授在《书生事业无限江山》一文中,将中国法学家分为五代,郑成思先生应算作第四代晚期。第四代即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求学问道,学成后却赶上反右、“文革”,改革开放后再铸辉煌的这一代,如沈宗灵、江平、高铭暄等人。郑成思比他们几位要晚,1944年出生,1963年考入北京政法学院,是在“文革”中念的本科。而1979年第五代法学家刚迈进大学门槛的时候,他已经是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研究生了,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位法学领域的研究生。随后他连创了多个“第一”,改革开放后第一位法学留学生,第一位法学“海归”,第一位翻译国外知识产权著作的人,第一位知识产权领域的研究者,世界上第一个提出“信息产权理论”的人……

这些“第一”,既是历史给予他的机会,更是他靠超人的勤奋努力和惊人的意志毅力把握和创造出来的。

 

矿山里学出马克·吐温腔调

 

郑成思是在“文革”期间念的法律本科,在当时恶劣的学习环境下,即使手不释卷勤读不殆,所得也非常有限。1968年他被分配到黑龙江省军区农场,1970年被分配到鸡西柳毛石墨矿,矿山坑道狭矮,伸腰难直,手工采掘,苦累难堪。他身体瘦弱,却打顶、放炮、采石、推矿车,无一不干,但仍不放弃学习,尤其是外语学习。终其一生,他都坚持每天学起码半小时外语。

因矿山边远,缺师少书,他写信向家人求援。一本英文版《汤姆·索亚历险记》自北京寄来,他如获珍宝,每日勤读不懈,到凌晨一点后才会入睡。一个多月读完此书,又抄写一遍,再译成中文。书中生动语句、精妙短文、习惯用语,每每抄下,时时背诵。大批判会上、“早请示、晚汇报”时,均是抽空背诵之机。

十年后的1979年,郑成思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顺利通过所院两级英文考试,又通过高教部全国英文统考,进入法学所,又得以在1981年留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法律系。外语口试时,一位美国法学博士作主考官,发现郑成思尽说百年前美国旧时语,屡显马克·吐温小说语言风格,疑惑不解。询问究竟,听郑成思讲出是靠《汤姆·索亚历险记》学通了英语,摇头叹息,觉得不可思议。

 

留学时跟国际权威叫板,老来向小青年拜师

 

郑成思留学英国时的导师是柯什尼教授,其著作《专利、商标、版权与有关权》,为当时世界最有影响的知识产权教科书,柯氏也常常以此自诩。一次,郑成思发现导师书中某段论述与其所引证案例完全不相配,就在课堂提问。柯氏初遭疑问,先是一愣,随后默视良久,便歉然认错,从此对郑成思另眼相看,视为门下高足。几天后,柯氏就约郑成思为联邦德国马普学会IIC杂志(《国际工业产权与版权评论》)写论文一篇,介绍中国版权制度现状及发展。花三个月之功,郑终将论文初稿完成;又在导师指导下改写六遍,最终定稿发表,为中国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知识产权研究论文。直至今日,那篇论文仍时常被外国学者论述中国版权制度时所引用,郑成思也逐渐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为数不多的中国法学家。

2002年,郑成思早已是蜚声中外的法学权威,所著《知识产权法》为大学通用教材。一日,复旦大学法学院一名在读硕士研究生在书中发现了几处较为明显的表述错误,就给郑成思写了封email,事后自己也忘记了。没想到2004年,他收到了郑成思的回复邮件,表示当时收到email后就通知出版社将该书停售回收,直到2004年3月修改20多处后才重新印发……信末落款是“《知识产权法》作者、您的学生郑成思”。一代法学宗师,治学严谨至此,待人谦恭至此。

 

翻译大部头,撰写小册子

 

1983年,郑成思回国。当时我国已经准备起草《商标法》,而“知识产权”概念尚未引入中国,鲜为人知。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出版物《有关国家商标法概要》急需译成中文。此书大16开,足有240页,上面英文密密麻麻,蜂团蚁聚,令不谙知识产权、尤其不谙相关英文术语的人望而生畏。查访了几个月,竟然无人敢译。眼见此事夭折,法学所领导请郑成思试译。

试译初始,郑成思便急得“灵魂出壳”。术语陌生,现有中文无以对应;资料缺乏,遍及国内无从寻获。一个术语,屡作再三推敲;一句译文,常耗一夜斟酌。当时正是三伏天,暑热难挨,女儿又在译书中途出生,他屡次想放弃,又下不了决心。前后半年,郑先生因译而研,依研再译,并相继请教几十位国际法、刑法、民法领域专家,终将此书译成。他的近视加深五十度,译费所得为80元(一说“60元”)。

这本书将国外最新知识产权制度首次引入中国,成为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石。1982年,郑成思又译出《专利法基础》。我国的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如果没有郑成思拓荒式的译著和理论,其立法进程肯定要推迟。

1985年,郑成思完成第一部专著《工业产权国际公约概论》,是我国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研究领域填补空白之作。此后的《知识产权的若干问题》,可谓我国知识产权学科领域奠基佳作;其《版权法》、《知识产权论》等多次再版,堪称我国知识产权研究著作经典。

郑成思还曾参与数轮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入世谈判。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之中,"TRIPS协定"(即《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极为重要,该协定谈判持续八年之久,于1994年4月方正式签订。不出半年,郑成思便出书译释该协定。同事李顺德惊叹说,若非长期跟踪研究,随时都有成果积累,著作断不能出手如此迅速。后来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中,此书成为必备工具书,中方谈判代表团人手一册。

20余年里,他出版30余部中英文专著,发表数百篇中外文学术论文。在中国,凡以知识产权为事业者,无论从事研究或是教学,无论从事经营或是司法实务,其案头若无一两本郑成思著作,绝对令人难以置信。

1986年郑成思被破格晋升副研究员;1988年被破格晋升研究员;2006年,他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也是在那一年去世,年仅62岁。2004年起,他连续三年被英国《知识产权》杂志评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50位知识产权界人物”。

 

不想当官的“勤杂工”

 

当年法学所后楼图书馆有一楼道拐弯处,朝西有窗一面,用书柜围挡起来,形成隔间约五六平方米,是郑成思的工作间。不论寒暑,他终日伏身,每逢图书馆开馆,上楼下楼的人都要从他背后经过,却丝毫不能干扰他读书写作。许多专著论文,都出自这小隔间。

上世纪八十年代,郑成思总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土灰色中山装,春夏秋冬皆如此,成为法学所一景,如“五四”时期北大校园里留辫子的辜鸿铭。直到90年代后,才开始穿起夹克衫,正式场合也穿起了西装,但总让人觉得不合身。

考进法学所的青年学生,有许多人曾误会郑成思是所里的勤杂工人,因他总是中山装上套俩套袖,还喜欢扫地、打开水,甚至掏下水道。不过,开学典礼的时候,这勤杂工也被安排坐上主席台,如不讲话,新学生会猜测他是“工会主席”。

最大的一个笑话,法学所刚来一研究生,受某老师委派,给郑成思送资料。回来告诉老师,郑先生家的一个工人,把资料收下了。老师笑道:“他家哪有什么工人,那就是他!”学生惊愕许久,无言以对。他更不知道的是,郑成思还是高干子弟,小学同学里有毛主席、周总理家的孩子。

郑成思的家,是仅有80平米的三居室,两张床都是四个凳子上放张大木板,几把椅子是每把10元从法学所买的淘汰处理货,家里连衣柜都没有,只有一个带拉锁的塑料衣橱。书房狭小,回身局促,膝盖常磕床板,四面墙上全被书柜占据,桌子、椅子、床头、墙角……凡目光所及处都是书。郑成思白天在这里读写,晚上在这里睡觉,20年从无变化。简陋寒伧之至,女儿不敢带同学朋友来家。妻子多次提出装修一下,他都以影响工作为由拒绝,直到临终。

郑成思曾“官”至法学所副所长,他还颇有组织管理能力,心细如发,事必躬亲。但当上不久就后悔,觉得行政事务缠身,严重影响教学,屡屡请辞。院领导则屡次劝其“挑更重的担子”,当所长,甚至副院长。李铁映院长多次做工作,郑就是不肯,后来李想搬出郑的父母来劝,郑直言“那也没用”。终于将副所长也辞掉了,从此安心教书育人,钻研学问。

 

临终二三事

 

郑成思是中共十四大、十五大代表,第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法律委员会委员,一直为推进国家的立法进程尤其是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的制定过程献计献策。2001年7月和2006年5月,郑先生两次受邀,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作讲座。在第一次讲座时,郑成思提出应加强信息网络法制建设,以应对信息化机遇与挑战,并就信息网络立法、参与保障网络安全国际合作、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网络知识培训等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政策建议。他一再强调, “不创自己的品牌,永远只能给别人打工,牵动知识产权这个牛鼻子,使中国经济这头牛跑起来,才能实现民族复兴”。在为第二次讲座做准备时,郑先生正与病魔斗争,癌痛彻身,竟夜难眠,气虚力微,枯槁憔悴。法学所领导曾与郑成思商量,若身体不行,可代为婉拒本次任务。郑成思坚持履行职责,六易讲稿,准备非常认真。在讲座中,他讲述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情况,阐释"建设创新型国家"理念与知识产权保护之关系,提出要高度重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及其法制度建设。讲课完毕,全身都是汗水。

以郑成思的学术地位,如肯当律师或顾问,江不知有多少企业家会提着钱袋子踏破他家的门槛,但他一生从没当过律师,理由是“如果当律师,向着某一方说话,就无法公正地判断整个案子,法官也难以采纳我的意见了”。他不谙世事,癌痛难忍时,打电话给在人大法工委当巡视员的老友何山,请他帮忙联系医院,说自己“痛得受不了了”。要做手术了,打电话给人大法工委办公室主任信春鹰,请教该不该给主刀医生送红包,如何送法。信春鹰让他交给家人处理。郑成思将红包夹在自己的著作中送给了医生。手术完毕后,医生将著作收藏,红包退回。郑成思由此感叹,社会风气没那么坏,还是正直的人多。

2005年后,郑成思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多次感叹“如果能多活几年,可以为国家培养出一批接班人来”。他很少参加学术活动了,但大学讲座则有求必应。尹锋林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考了第二名,电话打到素未谋面的郑成思那里,郑告诉他录取名额只有一个,法学所的规矩只能录取第一名,让他明年再考。尹说自己在地方司法机关做信访工作,学习条件很差,这次机会太难得了。郑表示没什么办法。尹很失望,以为没戏了。郑连着两次找到所长夏勇,要求将尹破格录取。夏勇答应努力,但感觉很为难。郑最后说:“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前不久住院得的是癌症,想招这个学生补充学科力量。”

夏勇由此才得知郑成思的病情,也以为尹一定是他交情深厚的爱徒。直到郑成思逝世后,夏勇写回忆文章提及此事,尹锋林才知道自己能进法学所是郑成思“以死相逼”出来的,夏勇也才知道,尹只不过是给郑打了一个电话,两人连面都没见过。郑如此为尹说项,可能是被他所说的在基层工作所打动,同时也是人之将死时的爱才心切。

郑成思只活了不到62年,走得实在是太早了。追悼会来了三千人,几乎是法学界尤其是知识产权届的代表全数到齐,有人全程从美国赶回来。夫人杜丽英说:“老郑每天只睡六个多小时,凌晨三点多起床,有时一坐就是十多个小时,不停地在那写啊写啊。他这个人就是累死的。”

不能要求人人都活得像他那样,无私奉献不求回报,只是勤奋、努力、拼命,而鲜有个人爱好和生活情趣。但人类进步恰恰靠的是一代代人的奋斗积累,前人永远有责任为后人留下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郑成思所代表的恰恰是他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精神品质,他的成就星光灿烂,他的事业山高水长,他的品德垂范后世!

(感谢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周林副研究员对此文的贡献)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f29ca40100goyr.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