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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恩师郑成思教授
董 涛

看着老师躺在弥漫着馨香的花丛中,像往常一样地安静,只是他再也不会像往常一样对着我们微笑,我的心像刀片在切割一样。是啊,离别的时候到了!忧伤和难过都在睫毛上挂着,眨眨眼便会滚落下来,可是,它现在却只是薄薄地浸润着视野,因为我知道,老师本来就是一个天性宁静恬淡的人,他本不甚喜欢这世俗的哀号。

第一次见到老师是在2002年11月的一个晚上,在政法大学昌平新校礼堂,老师应邀出席民商经济法学院主办的"中国民法典论坛"第三场的专题演讲。那时的老师,清瘦而矍铄。他以博大精深的知识、幽默机智的谈吐、无懈可击的逻辑思维,作了一场迄今为止我所听过的最精彩的演说。他站在那里,像个技艺超群的小提琴手,用最悦耳的音调将知识产权的法理送入我们的耳朵。引经据典、跌宕起伏,在演讲到最精彩的时候嘎然而止。那时的他又像是个优雅的交响乐指挥大师,当各种乐器竞相闪烁着金的或银的高贵光泽的时候,当乐章攀升至最高峰的时候,他猛力地将指挥棒紧紧地收拢。他显然将那天晚上的论坛演讲推向了高潮,我清楚地记得他演讲结束时整个会场陷入了宁静,片刻之后才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掌声如暴风骤雨般经久不息,还真有点"encore"的味道。他用他一贯温和的微笑回应着掌声,他那渊博的知识和深邃的思想在他身上闪闪发光,呈现出格外迷人的神采。我想,我当时一定被他的气度迷住了。我和周围的同学一起使劲鼓掌,心中却对自己说:"要是能够投身到这样一位学术大师的门下该多好啊?"

那天晚上的听众主要是政法大学本科的学生,回想起他们热烈地鼓掌和欢呼、激动得满脸通红的样子,我想:"那些其实都是孩子,他们平素常做的事情可能就是追逐周杰伦和超女、崇拜Kobe与Iverson,以及之类之类的歌星、影星和球星。但是当一个纯得不能再纯的学术大师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还是能够分清谁才是民族真正的脊梁而致以崇高的敬意。如果在一个民族的青少年当中,渊博的知识能够得到广泛的尊重、高尚的人格能够得到广泛的尊重,那么这个民族一定还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论坛演讲结束以后,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他写了一封信,就我所理解的《民法典·知识产权编》的问题向他讨教。我当时并没有指望能有回音,我想以他的学术地位,最多可能就是由他的行政秘书给我回一封程式化的回信。出乎我意料的是没过几天就收到了他的回信,是他亲笔写的,密密麻麻的一大篇。信中详细地为我进行了讲解,结尾时还向我表达了祝福和赞许。随后我又给他写了第二封信再次请教,他还是亲笔给我回信,同时还亲自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给我进行讲解。当我挂了电话以后,心中许久无法平静下来,"多么认真诚恳的一个人啊,有着如此的学术地位却如此的谦和!"从那以后,我便下定决心要投身到他的门下。现在回望过去,我想法大礼堂那个晚上一定有许许多多其他像我这样的学子被他的气度迷住,只是老天对我额外垂青,让我能够有机会拜倒在他的门下,聆听他的教诲。

其实,在投身到老师门下之前,我曾经有过一次不成功的考博经验。那是在我硕士毕业的时候,报考了号称中国王牌高校的经济法专业博士。我是属于典型的中国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那种人,死读书,也读死书,干别的不行,就是考试厉害。考试成绩出来后,我去见报考的老师,他却对我说:"成绩考的再好也没用,你一个应届生,跟人家法院院长、法学院院长相比,能有优势吗?"我听后沉默了半晌,然后转身悄悄地离去。几年后,一次和老师吃饭时闲聊起博士招生的事情,老师说道:"你们基本上都是名牌高校毕业的,其实我最大的心愿是希望能够招到一些内地或者偏远地区学校的学生。当年招广良的时候,看他的简历是内蒙的,心里特别高兴,心想总算招到一个边远地区的学生了,谁知录取以后才发现,原来还是北大毕业的。"我当时心里慨叹,人的境界其实是有差距的。我本不应将这些事记在心里,我在这里提起的目的只是想说明,在很多时候,你没有见识过形形色色的人,你就无法鉴别眼前的这个人对你意味着什么?后来有人向我打听考博的事宜,有时会问:"我是地方学校毕业的,学校也没什么名气,这个会不会成为我的劣势啊?"我便会微笑地告诉他:"这对其他导师也许是,但是对我的老师来说,这恰恰是你的优势?当然,前提条件是你要足够地努力!"

老师在民法学界和知识产权法学界居于令人眩目的地位,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有着一颗如孩童般率真而纯净的心灵。我还记得他在给我回的第一封信的末尾,专门强调了两点:"第一,我不是什么权威;第二,你作为一个年轻人,应当具有只相信真理,不相信权威的勇气。"凡是去过老师居所的人,都一定会惊诧于老师居所的简陋。有一次我的一个同事有点小事需要叨扰老师,从老师的住所出来后,同事沉默良久才说:"没想到,郑老师的居所居然是这样的?" 可是,老师那间仄仄的小屋却像一块小小的抹布,擦去我心灵上浮躁与虚荣。

老师是那种最古典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人将中国知识分子的特征界定为一个词--"穷酸"。 我想这里的"穷",大概说的是知识分子的清贫;"酸"大概指的是知识分子的迂腐。这两个字在老师身上却有另外的含义。老师的确很"清贫",我想这是老师所选择的生活方式吧。以老师在学界的地位,想获取物质利益应当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别的不说,就我投身到老师门下以后,记不清接到多少同学和朋友的电话,他们大多希望能够通过我邀请老师出席各种研讨会、专家论证会、出具法律意见书、合作研究各种课题等。其中几乎没有企业邀请老师做案件代理人,因为他们都知道,他们是没有可能能够邀请老师担任他们的代理人的。但是我们假设一下,如果老师愿意担任案件的代理人,哪怕索要比普通律师高出三到四倍的代理费,他的门槛也肯定会被企业代表踏破。这样的假设应该没有任何人产生怀疑吧?"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种中国传统的品格在老师身上得到最充分的体现。我曾读过一本书,是讨论中美创新机制之间的差别的。其中提到,正是这种"重义轻利"的教育扼杀了中国人的创新精神,因为丧失了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人们也就失去了进取的动力。可是看着老师留下的著述,有谁敢说他的人生曾有须臾失去过进取的动力。当然,我们并不指望每个人的人生修为能够达到老师的高度。让我们降低一个或者几个层次来说,当我们之间的任何人在面临金钱的诱惑,甚至只是一些蝇头小利的时候,我们中有几个能够真正地做到不丧失基本的原则、出卖自己的灵魂、践踏社会的法律?当然,老师只是自己"固贫",并不希望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贫"。因为老师所从事一生的研究恰恰是使"知识变为财富"的知识产权法。他不止一次地强调应当强化知识产权人的保护,让知识产权权利人获得应有的利益。因为他比谁都要清楚,如果不给一个民族的"天才火花浇上利益之油",那么这个民族是不可能真正发展、繁荣、强大的。

知识分子的"酸"绝对不应当是迂腐。我在法大读硕士的时候,曾经读过米健老师写的一篇名为《左拉的良知》的文章。在文章中,米健老师分析道,知识分子应当同智力劳动者区分开来。智力劳动者只是与体力劳动者相对应的复杂劳动者而已,他们都具有"趋利避害"的市场理性人的特征。而知识分子则不同,知识分子有信仰,并且具有为了信仰而奋不顾身的献身精神。老师治学的严谨认真是人所共知的,同时老师在大是大非面前又是极有原则的。有一次,一个朋友在我面前叹息:"在人大法律委员会里面,郑老师是一个从善如流的人。但是,郑老师又是最难被说服的。哪怕是一个字、一个条文,如果没有足够的论据,郑老师绝对不会因为人情或者面子而放弃自己的观点的。" 如果把知识分子这种为了信仰奉献一切的精神看作是知识分子的"酸"的话,那么老师的确很"酸"。我坚信,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有朝一日他们可以不再"穷",但是绝对不应当"不酸"。如果知识分子连这点"酸劲"都没有了,那么他就不再是什么"知识分子",转而成为了一个用成本收益法计算一切得失的"智力劳动者",一个彻头彻尾的市场理性"经济人"。

2005年初,老师查出身患重症,在没有惊动身边人的情况下做了手术。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全身心地帮助别人,却从不愿给别人添加哪怕一丁点的麻烦。从四月份做完手术后的一段时间,他的身体相当虚弱,但总的来说还是恢复得不错。去年教师节,中心所有在校同学一起去看望他。老师很高兴,还跟我们开玩笑。他告诉我们,虽然有的地方切除的不干净,不过总的来说手术还是很成功。他说的如此轻描淡写,以至于我们大家都忽略了其中潜在的危机。对于这些潜在的危机老师自己却是十分清楚。我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手术前后老师的一些变化。老师身体一直不好,即便在查出重症之前也很不好,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对于社会上的活动基本上都持回绝的态度。在手术后,他还是回绝社会上的其他活动,唯独接受地方高校发出的给学生举办讲座的邀请。我想,老师原来是希望能够赶在那些细胞再次活跃之前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事业多培养一些人才!

今年五月,我们毕业论文答辩。答辩那天,老师早早地赶到所里。他先处理了一些信件,然后跟我们合了一张影。他说身体恐怕顶不了多久,所以一会儿可能会先退席。我请他给我的论文撰写序言,他非常愉快地答应了。对于提携后生的事情,老师一向都是很乐意的。那次以后,我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再见到老师。八月上旬,我听说老师身体又不太好,心里十分着急,打了一个电话,师母接的。师母说没有什么,修养一下就好了,所以我也没有十分在意。几天后,小管打电话让一起送老师去医院做检查。我匆匆忙忙赶过去,老师已经从床上坐起来了。但是他的身体状况非常的不好,做过手术的腿已经肿了,腰背疼痛得厉害。我建议说背老师下楼,他不让,他甚至不让我们搀扶他,他自己拄着拐杖蹒跚着出门,他说,习惯被搀扶了,以后就没办法走道了。可见,老师是个极要强的人。也许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老师出门的时候对我们说,也许过不了这个中秋了!是啊,中秋!一个多么温馨、富有诗情画意的节日啊!圆月低垂,阖家团聚,而其中又包含了多少对生命的热爱和对亲人的眷恋啊!可是老天爷为什么这么吝惜,就连多一个中秋都不愿给他?

因为老师腰背疼痛的厉害,所以我们去的是一家骨科医院。医生听了情况介绍,认为不是脊椎的问题。因为如果是脊椎受了风寒,二十多天的时间,无论如何疼痛的症状也会减缓,而不是加剧。医生怀疑可能是那些细胞扩散到胸隔膜里引起的疼痛,所以建议作一个"核磁"检查一下。由于那家医院没有做"核磁"的设备,必须等到第二天去协和才行。所以我们决定让老师先住下来,第二天由医院派车送过去。小管陪师母去办手续,我在病房里帮老师换上病服。他每做一个动作,哪怕是最细微的动作也会引起巨大的疼痛。看着老师削瘦的身体遭受着病痛的折磨,我真有种想哭的感觉。我悄悄地把身体转过去,我知道老师是个极坚强的人,他无论如何都不愿看见我泪湿的双瞳。师母回来以后,老师便让我们先回去。他说你们已经在这里耗了一个下午了,赶快回去吧!"可是,老师您知道吗?如果能够换回您的健康,哪怕是十个下午、一百个下午、一千个下午、一万个下午,甚至更多的下午,学生们都是心甘情愿的啊!"在老师的反复催促下,我们不得不离开病房。可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再次相见的时候竟然是天人相隔、音容渺茫!过了两天,小管给我发短信,说情况不妙,检查结果基本上证实了医生的想法,胸隔膜里已经查出有阴影。我当时像被冰水浇了一样,因为稍微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那些细胞一旦重新发作起来,会带来什么样的可怕后果。只是我们俩都天真地以为,"好人自有天佑",老师怎么也能拖上一年半载、三年五载,甚至不治而愈。哪知不到两周后的一个早晨,当我被电话的铃声惊醒后,我的心像是跌进了一个巨大的冰窟窿,这空空的啊!

老师一生饱读诗书,学贯中西,他像所有中国古典知识分子一样,不仅有着严谨的治学态度,也同样也充满热爱生活的浪漫情怀。这一点我们常常可以在他演讲中的幽默机智和文章里信手拈来的古典诗句中看出。从医院的检查结果确诊以后,老师便决定不再住院治疗。他知道一切都已无法再改变,所以坦然地选择了等候。九月的确是个好季节,槐花阵阵,丹桂飘香。我记不清那天晚上天空中究竟有没有月亮,但是对老师来说,我想那天晚上一定是个云淡风轻、花月相逢的好日子。毕竟,对于无比热爱教育事业、终生献身于教育事业的老师来说,有什么季节比那天空中都充满祝福的教师节更浪漫而多情的时节呢?我想老师一定感觉到局囿在沉重的肉身中太累,而那天夜晚的天空又太美,于是他动了童心,他想在这个美好的日子里找个没人的地方安安静静地欣赏月亮。他悄悄地起身,像往常一样不愿意惊扰任何人,轻轻地掩上门,外出旅行了。那是永无归期的旅行。那扇门变成一堵冰冷的墙,它隔断了一切的可能,使我们再也无法与他交流。他远行的时候也一定充满了悲伤和沮丧,因为他知道再也无法陪伴那些深爱他的人们。我想,他离开房间的时候一定曾满怀深情地回望,因为那里有他深爱的妻儿、学生、朋友和同事。他就这样走了,在一个法学大师人生最光辉、最璀璨的巅峰时刻熄灭了!他就这样走了,带走了一生的才学与智慧,留给我们的是他对周围人那种中国式的古朴爱情,以及无尽的唏嘘、遗憾与无法抚摸的生生的疼痛!

一位网友的吊唁非常准确地概括了老师勤奋治学的一生--"不作秀、不雕琢、不张扬,却从不背离!"是啊,对于老师热爱的事业,对于那些热爱他的人,老师从来不曾有片刻的背离。

多年以后,当我回首那些如蛛丝般粘连的、不忍回眸的往事时,我便会抬头仰望苍穹,在那星斑闪烁的夜空中,一定会有我慈爱的老师!

尊敬的老师,您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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