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8月29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前夕,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特赦令,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29日通过的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对四类服刑罪犯实行特赦。特赦部分服刑罪犯,是实施宪法规定的特赦制度的创新实践,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法治意义。

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刑法室主任刘仁文研究员接受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华社、中新社、《新京报》等多家媒体专访,就特赦的政策背景、历史脉络、积极作用和现实意义等发表了专家意见,高度肯定了这一必将载入史册的重大法治举措。

从1975年至今的整整40年间,特赦制度在我国虽然有宪法和法律明文规定,却未实行过,这一现象引起了法律界人士的持续关注。刘仁文研究员长期致力于特赦制度的研究,十六年来,刘仁文研究员先后就特赦问题发表学术论文、内部研究报告和报纸文章十余篇,多次接受媒体采访谈国家在新时期实行特赦的必要性及特赦时应注意的问题,大力呼吁和提倡实行特赦制度。早在1999年国庆前夕,刘仁文研究员就撰写了《关于在国庆50周年对部分确已悔改的犯罪分子实行特赦的建议》一文,公开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特赦的建议,文章的开篇就提到,“在国家大喜的年份或者重大节日,对部分确已悔改的犯罪分子实行大赦或者特赦,是世界各国的通例”。2007年,刘仁文研究员发表文章《2008,能否成为中国特赦年?》,又一次提出在改革开放30周年和奥运年的2008年启动特赦的建议,“一些别国经验告诉我们,适当地运用赦免制度,可以对国家的政治气候起到调节作用、凝聚人心,对特殊时期的重刑和某些定罪判刑起缓和作用,有利于弥补法律刚性之不足”。2009年,刘仁文研究员又呼吁在建国60周年实行特赦。2014年,他再次呼吁制定《赦免法》,以便激活我国的赦免制度。

回顾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轨迹,1999年修宪,写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同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十八大以来,中央领导多次强调“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十八届四中全会是首个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党的全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体现宽容价值的赦免制度自然会受到重视。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国重启特赦制度既有利于弘扬依法治国的理念,又能展示出我们的制度自信。刘仁文研究员指出,“这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法律的形式,对这些保家卫国的人士给予一定的宽容,有利于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更重要的是,“重启特赦是依法治国更高层次的表达”。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是国家法治智库,刘仁文研究员对国家实行特赦的推动,体现了法学所学者不懈关注、研究和推动对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重大意义和影响的法治课题和法治举措的良好传统。中国法学网将持续关注学者们的研究动态和最新成果,以期第一时间与学界同仁分享,共同为法治中国建设鼓与呼。

中国法学网编辑部 2015年8月30日


刘仁文:回忆我对重启特赦的呼吁

一、出差途中闻听喜讯

8月24日,我正与同事在江苏江阴搞司法体制改革的调研,突然接到中央电视台记者的电话,说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审议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草案,想就此采访我。接着我又陆续接到新华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京报》等多家媒体的采访电话,说的也是这个事。由于我当时在检察院的座谈会上,只好说,如果晚上还来得及,到时再联系,随后就把手机关了。

当天晚上,在江阴市检察院的食堂里,我第一时间找到一个僻静处,接受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采访。当晚回到酒店,又接受了一直在耐心等待我回音的《新京报》首席记者王姝的专访。该专访第二天以“重启特赦是依法治国更高层次的表达”见报。这个稿子当晚我通过微信和她反复过好几次,自己也是很用心,因为谢绝了其他很多媒体,所以想集中表达一下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当然最后见报的稿子删去了一些内容,如关于下一步还应继续赦免哪些罪犯的建议等,据说该专访是报经中央有关政法部门同意才发表的。

当晚央视晚间新闻播出对我的采访后,陆续接到一些师友的电话和短信,祝贺我呼吁多年的特赦终于实现。这时,忙碌了一天的自己,心情反而开始不平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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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特赦重启而奔跑的法律人

摘要:2015年8月24日,很多法律人的朋友圈和公众号的平静被一条新闻扰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草案》。草案规定,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对2015年1月1日前正在服刑、释放后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四类罪犯实行特赦。

特赦,这个公众既熟悉又陌生的词汇,其实是我国宪法中规定的一项制度。据此,我国于1959年至1975年实行过7次特赦。1975年至今,国家在特赦了所有的在押战犯后,特赦制度被“空悬”了40年。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前夕,特赦制度的重启,在这项制度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站在这一时间节点,回溯中国的特赦制度历程可以发现,在其休眠的40年里,有不少法律人士发出激活特赦制度的呼声,这一波波声浪最终汇成了力量强大的重启助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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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文研究员就特赦接受央视《晚间新闻》栏目采访

8月24日晚,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刑法室主任刘仁文研究员接受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节目电话采访,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草案。刘仁文研究员在采访中指出,刑事政策方面,“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社会治安比较严峻,一直是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也就是严打。这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法律的形式,对这些保家卫国的人士给予一定的宽容,有利于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

8月2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草案。草案规定,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对2015年1月1日前正在服刑、释放后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四类罪犯实行特赦。据悉,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共实施过7次特赦。我国上一次特赦,还是1975年。除了1959年的第一次特赦是既对战争罪犯,又对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以外,其余六次特赦都是只对战争罪犯实行。从实际效果看,这7次特赦都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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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特赦是依法治国更高层次的表达——刘仁文研究员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

刘仁文,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刑法室主任,自1999年国庆50周年开始,多次建议我国启动特赦制度。

“目前具备重启特赦制度的社会基础”

新京报:这次特赦,跟上一次1975年特赦相隔了40年。为何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有启动特赦?

刘仁文:新中国成立后到1975年,我国有7次特赦,这7次特赦,只有1959年国庆10周年的特赦涉及部分普通刑事犯罪的罪犯,其他6次都是以战犯等特殊罪犯为对象。所以,这一时期的特赦政治性、政策性比较强。

“文革”结束后,我国走向法制治国的轨道。但特赦制度只是1982年宪法和1979年的刑法做了规定,特赦的程序是什么、怎样启动、特赦的标准是什么,法律都没有涉及。

改革开放后,在一段时间内,我国刑事犯罪的犯罪率增长快,采取了三次“严打”,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跟刑事犯罪有关的法律,多是加大对刑事犯罪的打击力度。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推出特赦制度不合时宜。

直到2000年后,我国的刑事政策从“严打”转到“宽严相济”。近年来,刑事犯罪的形势总体平稳可控。经过30多年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等一系列制度都已经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律体系也基本建立了起来,具备了重启特赦制度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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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明年特赦部分确已悔改罪犯

刘仁文

“对部分确已悔改的犯罪分子实行特赦”,12月13日,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仁文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此前,在国庆五十周年时他曾提出过类似的建议。

这并非刘仁文心血来潮。他说,“在国家的大喜日子或者重要节日,对部分犯罪分子实行大赦或者特赦,是世界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明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将迎来北京举办奥运会这样一件盛事,选择这样的时机对部分确已悔改的犯罪分子实行特赦,既可以激励其他犯罪分子弃恶从善,也可以实现“矫正正义”。一些国家的经验也已证明,适当地运用赦免制度,可以对国家的政治气候起到调节作用、凝聚人心,对特殊时期的重刑起缓和作用,有利于弥补法律刚性之不足。

前不久一位领导同志的态度让刘仁文十分振奋,这位领导同志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发的一期关于刑事政策的《成果要报》上批示:“赦免是国家的一项政策性重大措施,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充分发挥特赦制度的作用,对于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增进人民内部的团结,必会产生良好的巨大的影响。”

据了解,我国现行宪法第六十七条和第八十条对特赦作了规定,新中国建国以来,也先后实行过7次特赦。但是自从1975年最后一次特赦全部战争罪犯以来的三十多年,我国没有再实行过特赦。刘仁文认为,在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取得巨大进步的情况下,这不免有些遗憾。他呼吁,为了实现“以宽济严”,激活我国宪法中的特赦制度,2008年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时机。(作者:宋识径)

来源:《检察日报》2007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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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2009之法治中国

叩问2009年的法治前景,是因为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将给中国的法治演进带来新的可能,是因为涉及人权保护的部分法律将可能在新的一年得以改善,是因为“民生立法”时代已经到来……

建国六十周年,罪犯会被特赦吗?

中国上一次特赦还是在1975年。当时,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根据国务院建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施特赦。三十多年来,国家再没实行过赦免。

吁请国家在适当时候实行特赦的声音一直没停过。在建国五十周年、2008奥运年将至时,从学者到政协委员,都曾有过建言,此逢六十大庆也不例外。经历过地震大灾、奥运荣耀大悲大喜的中国,2009年若能来次特赦,必能极大地消旧痕、慰民众、彰人道、弘法治。

●刘仁文研究员点评:

我曾在1999年撰文 “关于在国庆50周年对部分确已悔改的犯罪分子实行特赦的建议”,2007年底又提出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2008年能否搞一次特赦。我不认为自己是在哗众取宠,而是基于对建设和谐社会、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时代精神的理解和把握,基于此,我愿意再次寄希望于2009年,在建国60周年时来一次特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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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赦免制度的完善

刘仁文
法律之所以为人信仰,并不仅仅在于它的苛严与威仪,更在于它正义的慈悲心。
——(意)托马斯.阿奎那

一、为何赦免重新受到关注

从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对在押的确已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到1975年第7次特赦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特赦曾经被作为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措施受到决策者的重视和青睐。但从1975年后,由于我国再未实行过特赦,因此该制度逐渐被虚置,在蓬勃发展的法学研究中,赦免制度反而成了被人遗忘的角落。正如有学者所观察指出的:"赦免作为介乎刑法与宪法之间的冷僻话题,无论刑法学界还是宪法学界对之均鲜有涉及。"

进入新世纪以来,"赦免"这一在中国法学界长期被冷落的话题重新受到关注。据笔者初步统计,近年来光这个领域的的专著就出版了6本,而有关这方面的公开发表的论文,更多达30余篇,这还不包括那些未公开出版的以此为题的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虽然这些专著和论文在内容上存在不同程度的重复,但仍然说明了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赦免制度这一事实。从作者队伍来看,最初主要是刑法学者,涉及的内容也多为实体法的内容,但后来逐渐扩展至刑事诉讼法的学者,内容也从实体法扩展至程序法,最近两三年来更有宪法学者从宪政的角度屡有阐述,这反应了赦免制度本身所具有的跨学科特点和学界研究的逐步深入。

在理论界关注赦免制度的同时,赦免话题也不断被推向社会,例如,2007年底,《南方周末》发表《2008,能否成为中国特赦年?》的署名文章,呼吁国家在改革开放政策实施30周年或奥运会举办之际搞一次特赦,引起广泛讨论;2009年,就建国60周年要否搞特赦,又引发热议;2010年底至2011年初,媒体大量报道了尚在监狱服刑的"中国最后一个流氓犯人",就其是否应被特赦展开讨论,引起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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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能否成为中国特赦年?

刘仁文

在国家的大喜日子或者重要节日,对部分犯罪分子实行大赦或者特赦,是世界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一些别国经验告诉我们,适当地运用赦免制度,可以对国家的政治气候起到调节作用、凝聚人心,对特殊时期的重刑和某些定罪判刑起缓和作用,有利于弥补法律刚性之不足。

例如,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在越南战争结束后,对战争期间的逃兵和逃避服兵役的犯人实行了大赦,因为政府意识到,对于逃避一场被证明是错误的战争的人,仍让其继续在监狱中接受刑罚,是不合适的。又如,韩国总统金大中在1999年12月30日颁布“千年特赦令”,数千名被认为已经改造好的囚犯获释,大大增加了千禧年的喜庆气氛。

赦免有大赦和特赦之分。所谓大赦,是指国家对一定时期内某些种类的犯罪或者一般的犯罪普遍地赦免,这种赦免既赦罪,又赦刑。而特赦,则指国家对特定的犯罪分子免除其刑罚的全部或者部分的执行,它只赦刑,不赦罪。我国1954年宪法对大赦和特赦都作了规定,但在实践中只实行过特赦,没有实行过大赦。后来的几部宪法均只规定有特赦,没有规定大赦。根据现行宪法第67条、第80条的规定,特赦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特赦令由国家主席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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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学家建议制定赦免法受理赦免案件申请调查

我国的赦免制度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关于赦免制度的法律规定零散而粗糙。近日,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刑法研究室主任刘仁文称,我国亟待制定一部完整、统一的赦免法。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赦免委员会,组成人员应来自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的工作人员,律师、法学教授以及其他民意代表。

刘仁文介绍,从1975年第7次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之后,我国再未实行过特赦,该制度逐渐被虚置。

目前,我国关于赦免制度的法律规定较粗糙,只是在宪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内容中有所涉及。

首先,从赦免种类来看,我国目前有明确宪法依据的仅特赦一种,但从其他国家和地区关于赦免制度的规定来看,赦免制度一般应包括大赦、特赦、减刑和复权四种类型。

其次,关于特赦,宪法也是点到为止,只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决定特赦的权力。到底什么叫特赦,特赦的法律效果如何,全无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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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赦免死刑犯谈起

刘仁文

1月10日,美国伊利诺伊州州长瑞恩在卸任前,下令赦免了4名死刑犯。他经过详细研究案情后认为,这4名囚犯被捕入狱时,芝加哥警察局涉嫌使用暴力威逼犯人认罪甚至采取栽赃陷害手段来破案,因此这4名死囚犯很可能是无辜的。11日,他又下达赦免令,宣布将该州所有尚未处决的死囚犯统统改为无期徒刑,理由是:他发现伊利诺伊州从1977年恢复死刑以来,已经先后有12人被错误执行死刑,而且在正等待处死的囚犯中,也已经发现有无辜的。在下达赦免令的同时,瑞恩还发布了一封致受害者家属的公开信,表示自己虽然对他们的不幸遭遇“非常同情”,但不能因此而“错杀无辜”,并希望他们能理解他的“体现了公正的真正含义的行为”。

瑞恩此举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支持者为之欢呼,反对者严厉斥责。其实,这正是赦免制度命运的写照。从赦免制度诞生的那一天起,对它的争议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赞成者认为:赦免制度对国家的政治气候起调节作用,对重刑起缓和作用,有利于弥补法律的不足和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反对者则认为:赦免制度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和稳定性,会助长受刑者的侥幸心理,且不利于抚慰受害人。由于赦免制度的这种双刃性,现代各国大都持一种折中态度,既认可它是一种政治需要,又在适用时非常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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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赦免法及其改革

刘仁文

在我的印象中,韩国是一个比较多地适用赦免的国家。李明博总统今年2月就职以来,已经实行了2次特赦,一次是今年6月份,特赦28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犯轻罪的平头百姓。另一次就是最近:总统府发言人8月12日说,在朝鲜半岛光复63周年纪念日和韩国建国6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李明博又特赦包括一些政经界人士在内的大约34万名囚犯,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一些游说集团向总统提交了一个100多人的经济界人士名单,建议总统特赦这些人以便“为增加就业、为经济增长所需资本投入贡献更多力量”。李明博总统最后核准了这份名单中的74名,希望借此“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氛围,加速政府重振经济的努力”。(参见《新京报》8月13日援引的新华社专稿)

韩国的赦免制度之所以能得到比较频繁的使用,除了它有宪法依据外,更主要的是它还有一部专门的《赦免法》。该法颁布于1948年,具体规定了赦免的种类、适用对象、法律效果以及适用程序和方法。它采用广义的赦免,将赦免制度分为以下4种:

1.一般赦免,即所谓的“大赦”。该种赦免要经过国务会议的审议(国务会议系由总统主持的一种政府会议),并以总统令限定所适用的罪名,还需得到国会的同意。除总统令另有特别规定,一般赦免使刑罚宣告丧失其效力,至于尚未受刑罚宣告者,则其追诉权归于消灭,但因刑罚宣告所产生的既定效果,不因赦免而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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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国庆50周年对部分确已悔改的犯罪分子实行特赦的建议

刘仁文

在国家大喜的年份或者重大节日,对部分确已悔改的犯罪分子实行大赦或者特赦,是世界各国的通例。所谓大赦,是指国家对一定时期内某些种类的犯罪或者一般的犯罪普遍地赦免,这种赦免既赦罪,又赦刑。所谓特赦,是指国家对特定的犯罪分子免除其刑罚的全部或者部分的执行,它只赦刑,不赦罪。我国1954年宪法对大赦和特赦都有规定,但在实践中只实行过特赦,没有实行过大赦。后来的几部宪法均只规定有特赦,没有规定大赦。根据现行宪法第67条、第80条的规定,特赦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特赦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布。

我国建国以来,先后实行过7次特赦,它们是:

(一)1959年9月1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根据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决定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之际,“对于经过一定时间的劳动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这次特赦的面比较广,包括:“(1)释放关押已满10年,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2)释放判处徒刑5年以下(包括判处徒刑5年)、服刑时间已经达到刑期二分之一以上、确实改恶从善的,判处徒刑5年以上、服刑时间已经达到刑期三分之二以上、确实改恶从善的反革命罪犯;(3)释放判处徒刑5年以下(包括判处徒刑5年)、服刑时间已经达到刑期三分之一以上、确实改恶从善的,判处徒刑5年以上、服刑时间已经达到刑期二分之一以上、确实改恶从善的普通刑事犯;(4)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罪犯,缓刑时间已满1年、确实有改恶从善表现的,可以减为无期徒刑或15年以上有期徒刑;(5)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服刑时间已满7年、确实有改恶从善表现的,可以减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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