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尽快制定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建议
2017-10-12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孙宪忠,代表证号 0628


近年来,因为个人信息泄漏而造成的社会问题可以说是愈演愈烈,造成损害可以说是非常严重。不论是徐玉玉死亡案件、李文星死亡案件这些尖锐的个人受损害案件,还是集群性、大面积的民众尤其是老年人群体、青年学生群体受诈骗案件,都不但引起了社会的愤恨,也引起了社会的恐慌。有关司法机关开展的针对这些和个人信息泄露有关的案件的查处,可以说是力度越来越大,不仅仅国内的打击而且跨国境的打击也已经多次举行。但是事实上在无数次这样严厉打击面前,信息泄露造成的损害还是没有得到有效地制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造成信息泄露和损害的源头并没有得到有效地治理——信息采集、保管、和利用的法律规制在我国尚付阙如。目前关于信息保密义务也只是在一些单行法规或者行政规章中有零散的规定,而没有系统的规制。所以我们现在的治理,只是末端治理而不是源头治理。

为实现个人信息保护的源头治理,作为全国知名的法学家、极具责任感的全国人大代表,孙宪忠研究员就此问题提出了《关于尽快制定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建议》,委托中国法学网公开发布,并诚挚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和建议。中国法学网编辑部谨向孙宪忠研究员致以衷心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

您可发送电子邮件至iolaw1958@cass.org.cn(邮件主题为“议案提案反馈意见,个人信息保护法制定”),也可直接向“中国法学网”微信公众号留言。期待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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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法总则(草案)的修改建议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孙宪忠,代表证号 0628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7年3月8日提交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五届全体会议审议的民法总则草案,相比数个月之前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第三次审议稿而言,最主要的改进是将核心价值观引入立法根据、建立绿色原则,以及多个概念条文以及标点符号表达的准确化和规范化。

这些努力取得显著成效,草案不但思想性提升了而且可读性也增强了,总体说修改得越来越好了。对这个草案本人予以高度评价。现就应该修改之处提出如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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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宪忠代表就《关于增设民事伪证罪、促进社会诚信建设的议案》征询公众意见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孙宪忠,代表证号 0628


案由:

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现实生活中诚信缺失问题愈演愈烈,而我国法律在诚信制度建设方面还有一个重大的漏洞:现行法律只是规定了伪造国家机关的法律文书和其他涉公法律文书的罪与罚(刑法第280条、280条之一等),但是对于伪造非公的民事法律文书的行为却没有建立刑事责任。仅有的民事责任无法惩治当事人的主观恶性,也无法从社会利益损害的角度建立责任承担规则;行政责任则更是无法插手。而现实法律生活中伪造民商事法律文书以及相关法律事实的现象比比皆是,因为法律基本上不予以惩治,结果这一领域的不正当行为越来越多。这不仅仅损害了其他民事权利主体的权益,而且也给整个社会的诚信建设造成极大损害。为促进我国社会诚信建设,贯彻核心价值观,现提出在我国刑法中增设民事伪证罪的议案,以弥补这个明显的法律漏洞。

案据:

伪证罪是外国法律普遍采用的法律概念,我国刑法并没有采用这个概念,和这个概念相近的是第280条规定的“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伪造、变造、买卖身份证件罪”;以及刑法修正案第280条之一的“使用虚假居民身份证件、盗用身份证件罪”。从法律的明确规定看,在我国只有涉及伪造公共财产或者公共事务法律文件和法律事实的,法律才予以惩治。我国刑法采取“罪刑法性原则”,法律没有规定的,不可以认定是犯罪,不可以适用刑法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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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改我国《物权法》的议案(征求意见稿)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孙宪忠,代表证号 0628


案由:

我国最高立法机关正在进行的民法典编纂工作,2015年以来编制“民法总则”只是其第一步,目前这一工作已经臻于完成;接下来第二步要做的工作是整合现有民法体系中的分则性立法使其成为完整的民法典。第二步所做的工作对象,是现行民法单行法,而法典的编纂不是现有法律的汇编或者简单连接,而是体系和谐化整合,包括对单一法律内部以及法律和法律之间的矛盾消弭和漏洞弥补,也包括少数新制度规则的创设。这些工作将具体地体现在和民法总则相配合的各个分则部分之中。所以首先要明确的是,现有民法群体立法中有一些法律将成为民法典的分则,有一些法律将成为民法典之外的民法特别法。

在将成为法典分则的各个法律之中,物权法是最为重要的法律,而且也是非常需要修正的法律。因为该法反映社会生产关系的基本要求,反映公共财产和人民群众的基本财产权利,反映市场经济体制下财产权利交易安全的基本需求。现行《物权法》是单行法律,它制定于2007年,是改革开放的产物,颁布之后也为进一步加深改革开放做出了贡献,这些我们要充分认识。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该法的缺陷,这些缺陷有些是立法之初就有的,有些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表现出来的。众所周知该法当年制定时期曾经遭受巨大政治风波,这对它的立法质量确实是有负面影响的。此外,2007年《物权法》制定生效后,2008年出现世界性的经济下滑,我国社会出现了一些新类型的物权案件,因为法律不能充分应对,因此也显示出修改立法的必要性。所以,借民法典编纂之机修订物权法是非常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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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改《物权法》第191条的议案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孙宪忠,代表证号 0628


案由:

抵押关系存续期间,抵押人是否可以转让抵押标的物,这一法律制度涉及抵押权人、抵押人、标的物的买受人三个方面当事人的法律利益安排,我国《物权法》第191条对此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该条的要求是,抵押标的物转让的,必须以转让价款提前清偿或提存;必须经抵押权人同意。这一做法不仅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做法不一样,而且也受到我国绝大多数法学家的批评。从司法实践的效果看,该条文的缺陷更是暴露无遗。所以在目前民法典编纂涉及《物权法》修正时,对于这样具有标志性价值的条文必须加以修改。

案据:

《物权法》第191条规定共有两款,第一款的规定是:“抵押期间,抵押人经抵押权人同意转让抵押财产的,应当将转让所得的价款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转让的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抵押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第二款的规定是:“抵押期间,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得转让抵押财产,但受让人代为清偿债务消灭抵押权的除外。”

这个条文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处理抵押关系合法有效的存续期间里,抵押人能不能在法律上处分抵押标的物的问题。抵押关系中,抵押权人也就是被担保的债权人,抵押人可以是债务人但是常常并不是债务人、而是债权债务关系之外的第三人。当第三人作为抵押人的时候,抵押权对于抵押标的物的支配权特征也就是物权特征表现得最为突出:无论标的物怎么转移,因为抵押权都不会消失,因为该权利登记在国家设立的不动产登记簿之上,能够得到充分的保障。也就是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看出,《物权法》第191条的缺陷就十分明显了:首先是它要求抵押人转让标的物必须获得抵押权人同意,而事实上抵押权人同意与否,都不会损害抵押权人的权利;其次是它要求抵押人将转让标的物的价值先拿来给抵押权人偿还债务,这个要求违背了抵押权作为担保物权的本质,因为抵押担保具有或然性,抵押不是债务承担或者债务替代,抵押标的物并不一定要拿来给债权人还债,毕竟债务人才是首先应该承担偿还义务的人。而且要求提前偿还债务也是不公正的,是没有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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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法总则草案民事权利一章的修改建议
2016-08-01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孙宪忠 代表证号 0628


案由:针对2016年6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提交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的民法总则草案之中“民事权利”一章,就其立法结构和条文设置提出修改建议。

案据:民法历来被称之为“权利立法”,民法总则草案的第五章的章名就是“民事权利”,因此这一章的立法结构以及条文设置,对于本次立法具有核心价值。除此之外,民事权利一章的结构和条文设置,还必须考虑到我国现行立法之中,涉及民事权利的法律规范遍布各种法律法规之中的事实,还要考虑到涉及民事权利的各种活动,不仅仅要应用民法总则、民法典,而且还要应用其他法律法规,因此这些法律法规涉及的民事权利的规范,自然应该做到和谐与统一,这样不仅仅民事主体进行的民事活动才会顺畅,而且国家的法律法规也会得到彻底的贯彻。考虑到法治国家原则和民事权利制度的内在要求,考虑到法律政令的统一和谐是立法基本要求,因此民法总则的法律制度中,必须有对于其他涉及民事权利法律法规体系予以指导和规范的总章程,它能够保障这些法律法规和谐统一的发挥作用,因此,在民法总则草案的民事权利一章建立一种“上位法规则”,以此来协调统一我国众多涉及民事权利的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目前,我国最高立法机关发布的民法总则草案中的“民事权利”一章仅仅只有民事权利种类的规定,这当然无法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因此关于这一部分的体例结构,我建议应该有大的改变。

论证:本人学习和研究时总结,我国涉及民事权利的立法,包括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条例共有200多个。这些法律法规,有些直接规定民事权利的种类和内容,有些则着重于规定民事权利的取得和消灭的方式方法,或者法律根据,还有一些规定民事权利的行使方式或者保护方式。所以从民事权利的取得、行使、保护到消灭这个过程而言,这些法律法规都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本人把这些立法形成的整体,称之为我国大民法体系。这个体系包括如下内容:(1)民法典的固有体系,包括民法总则、合同法、物权法、婚姻家庭法、继承法等,它们当然直接规定了民事权利的种类和内容。(2)商法体系,包括公司法、票据法、破产法等规定商事权利的立法。商事权利历来被认为是民事权利的特别类型。(3)知识产权立法体系,包括专利法、商标法、版权法等法律,他们规定的知识产权当然也是民事权利。(4)社会法体系,这些立法之中有关于普通民众根据社会保险合同享有的一些民事权利。(5)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立法体系,包括土地法、森林法、草原法、河流以及海域管理法等,这些法律多为单行立法或者行政法规,它们有的直接规定土地权利等民事权利,有的则侧重于规定这些民事权利特殊的取得方法,在民事权利的实践中意义非常大。(6)涉及城市规划、园林绿化、环境保护等法律,虽然不直接规定民事权利,但是却规定了民事权利的行使方式,而且这一部分规定,还多是强制性规则,是民事主体行使权利时必须要遵守的。如此之多的民事权利的法律法规出现在我国,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在法治国家原则下,民众不论是取得权利还是行使权利,都应该有一定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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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法总则草案的修改建议
2016-07-06

孙宪忠(全国人大代表代表证号0628)


本人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提请审议的“民法总则草案”的审议意见,首先是对该草案表达的先进思想和立法技术进步表示衷心的赞赏。目前有媒体报道了一些单位和个人总结的该草案的“七大影响”、“十大亮点”等,但是在我看来这些总结都没有指出要点。如果要说亮点,该草案相比以往的立法,其明显的改进或者说亮点应该有三十多处,它们都会给我国社会的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仅仅从大的方面说,就有几点很值得重视。比如,草案从“支撑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法律这个角度阐明民法典的立法价值,这是以前没有过的。《民法通则》制定时代,民法只是我国法律体系之中地位次要的一个部门法而已。另外,这一次民法总则的制定,提出了“讲法理、讲体系”的指导思想,确立了科学立法的观念,这和《民法通则》制定时代的立法指导思想有天壤之别。这个新的指导思想,不但对民事立法而且对我国整体立法工作都有重大意义。在这个指导思想指引下,目前进行审议的民法总则的规范体系比较符合法律关系的法理,法律条文有很大增加,为满足司法可操作性要求奠定了良好基础。这都是显著的进步。另外,该法提出绿色原则、细化法人制度、恢复法律行为制度本质、强调民事权利尤其是人身自由、人格尊严、投资权利、虚拟财产等,体现了现代社会对于民法制度发展的要求,这些规则意义都很大。至于具体条文方面的亮点,可以说是很多的,本人在这里不再赘述。当然该草案还有一些值得修改和斟酌的地方,在此提出,仅供参考(文中所引用的章节和法条,以全国人大官网公布的草案为准)。

一、指导思想

希望在立法指导思想部分,明确民法作为我国市场经济立法的基本法地位以及人民权利保护的核心地位。

二、第一章

结构性建议:通过对这一部分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总共有三个方面:一般规定、基本原则、法律适用。这三个部分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我建议第一章分为三节,将这些问题逐一作出细致规定。

除此结构性建议之外,具体条文的修改建议如下:

1、第6条第2款所说的“交易安全”指代不明,容易产生误解。建议做出明确的阐释。

2、第9条行使权利的规定,放在这个地方不妥当,应该放在权利一章。而且该条文的内容不足够,还应该明确指出:“民事主体行使权利,应该遵守国家法律、遵守公序良俗、诚实信用原则等。”同时,该条规定在行使权利的同时“应承担相应责任”的说法不妥。因为这里的责任指代不明,易生歧义。

3、第10条“处理民事纠纷”限制不当。应该许可当事人在未发生纠纷的情况下主动适用法律。建议修改为“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首先应该适用法律;在法律未作规定时,可以适用合乎法律精神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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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法总则草案(2016年2月“征求意见稿”)的修改建议
2016-5-28

全国人大代表孙宪忠(代表证号0628)


案由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于2016年2月向我国社会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本人收到后已经仔细阅读。在收到该稿之后,本人为了慎重,这一段时间收集了其他学者在网络上以及其他场合发表的意见,现在就其进一步的修改发表意见如下。

一、如下方面值得肯定

(一)立法体系

目前,“征求意见稿”共10章158个条文,基本结构是:民法的基本原则、民事主体、民事权利、法律行为、代理、民事权利的行使与保护、时效等。这一结构,符合民法总则的编纂逻辑,即法律关系的法理,也符合我国法律发展的实际情形。

从我收集到的社会意见看,目前对“征求意见稿”的这一结构提出批评的,主要是对其第五章“民事权利”这一章的设置表示不同意。不同意的主要理由是,这些学者认为,这一章的设置具有强烈的《民法通则》的色彩,这些民事权利在其他法律之中已经有了规定,在此规定没有多大必要。而且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民法典,一般来说并没有这一章的规定。对这种批评,我表示不认可。我认为,我国民法总则中设置这一章是十分必要的,原因是,我国现在编纂的民法典以及民法总则,和历史上的民法典编纂活动有一个巨大的差异,就是目前我国民法典的编纂,面临着我国现行民商法立法群体已经十分庞大、现在需要为它们建立统一的体系化逻辑的问题。本人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之后,仔细分析了吴邦国委员长曾经宣布建成的我国法律体系,发现国家层面400多个法律法规之中,涉及民事权利的立法有200个左右,这200个法律法规,可以划分为五个小体系:一是传统民法典规定的民事权利体系;二是我国商事系列立法规定的民商权利体系;三是知识产权系列规范的作为特殊民事权利的知识产权体系;四是社会立法中的民事权利体系;五是以土地为核心的自然资源(包括土地、森林、矿藏、水流、海洋滩涂等)立法中的民事权利体系。这五个体系之中都包括着大量的民事权利规范,而现在编纂的我国民法典把这些民事权利规范不可能都予以纳入。可是我们仍然要想到,虽然这些民事权利不能都纳入民法典,它们的本质是相同的,而且在民事案件分析以及裁判的过程中,相关的司法人员还要整体地考虑这些权利立法的系统性问题,所以,在民法总则中规定“民事权利”制度,为我国现行立法中庞大的民事权利法律规范的理解和适用建立体系性的逻辑,这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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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议案
2016-3-1

孙宪忠


案由

中共中央第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议”之中,做出了“编纂民法典”的重大决定。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做出的落实这一决定的指示中,明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担负编纂民法典任务的总责,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法制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法学会五个单位参加编纂工作。2015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召开会议,明确民法典编纂的工作分为两步走,第一步即编制民法总则,第二步为整合其他民商法律为民法典。目前民法总则正在制定之中,本议案,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作为民法典编纂工作的参加单位所提交的民法总则的立法建议稿。

案据

依据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确定的精神,我们在编纂中国民法总则建议稿中贯彻了如下指导思想:

第一,全面贯彻改革开放、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和保护人民权利的基本精神,坚持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原则。比如我们在法人制度部分,写入了公法法人的条文,在“权利客体”部分,写入了“公用物”和“经营物”相区分的条文,以满足我国公共权力机构进入民事活动的需要。在自然人制度,我们特别强化了关于人格权的保护。

第二,既强调立法的国情因素,也强调立法的现代化。比如我们强调在民法总则中必须规定“权利客体”一章,并且在其中写了现实问题强烈的环境与生态条款、动物保护条款、智力劳动条款等,以适应我国解决生态保护、动物保护、创新国家等当前涉及国计民生重大问题的需要。

第三,强调立法的科学性体系性,加强我国立法的可操作性。强调法律条文的编制采取行为规范或者裁判规范的格式,基本上不写入抽象空洞的政治口号。比如我们依据市场交易的实际和科学法理,比其他任何法律建议稿都扩大了“法律行为”一章的内容,一方面真正体现民事生活中民事主体意思自治的原则,另一方面也为引导和裁判民事活动提供法律依据。

第四,以我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人民权利保护的实际需要为出发点,扩大了法人制度,增加了权利客体制度、权利义务和责任的一般规则制度,对代理制度进行了较大的改造,同时也放弃了“民法通则”比如“联营”等不符合我国现实的制度的规定。

第五,坚持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体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写上了“涉及人身的法律行为”这一具有重大人文思想价值的条款,也写上了“区分原则”等对于司法裁判具有一般意义的制度规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写入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一般规则”这一章,体现了我们对于当前我国庞大的民法规则体系(包括传统民法的固有体系、现代商法体系、知识产权法体系、以土地为核心的自然资源权利体系)的各种立法之中,必须建立的法律联系逻辑的认识和发现,它的创制,对于民法总则立法思想和技术进步意义显著。

第六,强调概念的清晰明确、规范的合理、制度的完整和立法逻辑的清晰,也强调语言的平直和简洁,实现立法技术和语言的重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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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总则应该规定“客体”一章及该章编制方案的议案
2016-3-1

孙宪忠


一、案由

案由

按照中央“编纂民法典”的指示,由全国人大法工委总负责、五家单位共同参与的民法典的编制工作目前正在紧张进行。民法典的编纂工作分为两步走,第一步就是目前正在从事的工作是编制“民法总则”,立法工作机构已经就此编制出了内部的草案,并开始在参编单位和部分机构征求意见。这一工作方案虽然有不少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缺陷,那就是没有对民事权利客体的规则做出规定。本议案认为,民法总则应该规定“民事客体”,并且对民法总则“客体”一章的编纂内容提出方案。

案据

民事权利客体,即民事权利支配的对象,比如动产、不动产、知识财产、有价证券等等。因为客体主要是指物品,所以世界上也有一些国家的民法总则之中直接规定了“物”一章,然后对此作扩大解释,将其立法规则扩展到其他客体。

关于“民事权利的客体”,在民法不规定不行;按照民法科学体例,这一部分内容也只能在民法总则中加以规定。原因是,自古以来民法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人-物-权利”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物为核心的各种权利客体,怎样进民法的范畴,也就是为民法所许可,成为社会经济或者人民生活的支配对象,这就是民法总则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如果民法中则不写“客体”或者“物”,没有权利客体的任何内容,必将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群众的生活造成混乱。实际上这一部分内容十分重要,除了传统民法必须规定的不动产和动产的划分之外,目前关于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的划分,虽然是民法特别法-知识产权法的问题,但是也是民法一般法的问题。另外目前社会反响很大的生态与环境问题、动物保护问题也已经成为法律必须解决的问题。对于环境和生态以及动物保护,虽然我们无法从民法的角度正面规定其权利,但是完全可以从禁止性规范的角度写一些保护性的强制性规则。

2007年制定《物权法》时,立法机关曾经明确表示,“物”的内容不仅仅涉及物权,还涉及其他很多民事权利,因此应该在民法总则中加以规定。现在进行民法总则立法,不规定这一部分是不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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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立“科研友好型经费使用管理制度”的建议
(第二次征求意见稿)
2016-2-22

孙宪忠


一、案由

2014年,本人已经提出过一次建议案,目的是反映关于我国科研经费使用管理制度给科研活动和科研人员造成损害的情形,而且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该项建议案是在本人调研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一些重点高校科研人员的基础上提出的。此项建议案提出后,相关的管理制度并未得到改善,因此今年再一次提出这一建议案。

科研人员普遍反映,科研项目普遍存在着时间紧、任务重、但是经费使用制度却存在很多不合理之处。其中显著的问题:首先是科研经费的使用必须严格依据预先的设想方案,没有任何的灵活性。其次是不论科研项目的性质,也不论经费来源是纵向课题还是横向课题,科研人员均不得从科研经费中取得劳动报酬。这一点对于项目主持人、主要承担人尤其不利,因为他们要在科研中承担主要的劳动,而且这一劳动十分辛苦,但是项目经费却不能给予其一分一文的报偿。最后,科研经费的报销制度已经发展到了完全不信任科研人员的地步,一些地方的报销审查严格到了极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大多数项目都存在着到期之后经费不能全部使用的现象。这样,一方面科研人员的艰苦劳动不能从报偿机制上得到承认,另一方面科研经费普遍地不能充分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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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立科研友好型经费使用管理制度”的建议
(征求意见稿)
2016-2-2

孙宪忠


一、案由

2014年,本人已经提出过一次反映关于我国科研经费使用管理制度存在鲜明不正当规则、给科研人言造成损害、因此应该尽快解决问题的建议案。该项建议案是在本人调研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一些科研重点高校科研人员的基础上提出的,它所反映的问题,是我国现行科研经费使用管理制度设置不合理、给科研人员造成损害的情况。此项建议案提出后,相关的管理制度并未改善,现在已经给我国的科研事业造成严重损害。科研人员普遍反映,从科研项目经费使用的角度看,科研人员普遍存在时间紧、任务重、但是经费却无法正常使用、无法正常报销的情形。尤其是项目主持人、主要承担人的劳动十分辛苦,但是依据现行经费使用管理制度,这些人员却不能从科研经费中取得任何劳动报酬的问题十分显著。目前已经有大量的科研人员已经放弃了申报科研项目,大学教授以上级别的科研骨干普遍的反映是,当前只要做好本职工作即可,不再愿意做项目科研。在本人参加评审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人之中,教授以上级别的科研人员已经非常少,本人所在学科里,去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甚至没有一个人申报。其他科研项目系统也存在这种情况,据调查,目前申报本职工作之外的研究课题的主力人员,是职称副教授以下的研究人员,他们主要是为了评职称才这样做的。这种情况,在中国科学院、科研重点院校同样存在。从本人参加国家社科基金法学研究项目评审、教育部法学研究项目评审、司法部法学研究项目评审、中国法学会研究项目评审、北京市和上海市法学研究项目评审材料看,这几年申报人的科研实际水平呈现下降趋势,不论是申请立项的材料还是结项材料,都是很少有优秀的作品。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的科研经费使用管理制度,对于科研的促进发挥了不友好的作用,使得最有科研能力和经验、也就是以前的科研骨干群体不得不退出了项目的申报。虽然国家对于社会科学科研的投入资金不断增加,但是所获得成效却不高。这种情况必须予以改变,因此本人今年再次提出建议案,希望我国能够建立起“科研友好型经费使用管理制度”,尤其是希望科研人员的劳动能够获得正当的报酬。总之我国的科研经费管理使用管理部门应该迅速研究解决此中问题。其实这些问题,《人民日报》“科研经费改革应促进学术活力”(2016年1月21 日,作者叶竹盛)一文,也间接地提到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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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民法典中民法总则的编制体例的议案
2015

全国人大代表 孙宪忠 (代表证号0628)


一、案由

十八大四中全会决议提出“编纂民法典”的重大任务,我们一定要努力奋斗,完成这个任务。民法典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仅次于宪法,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权利保护的实践意义甚至超过宪法,所以也是国计民生的根本大法。它的编制完成,标志着我国社会发展文明发展达到了世界的先进水平。但是,因为民法典应该包括的内容十分巨大,从体系上看,它的内容不仅覆盖现有的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婚姻法、继承法等民法固有法律,而且还要辐射到公司法、票据法等商事法律和知识产权法,以及现在被称为经济法一些法律,还有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方面的法律等。中国民法典编纂的现有法律基础是:(1)我国民法立法应该具备的内容大体都已经制定了法律法规;(2)这些法律法规在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制定,内容不符合当前形势要求者很多。基于这一现实,我国民法典的编纂,并不能走大规模地制定法律的道路,而应该以修订现有法律、整合现有法律资源、最后将这些法律编纂成为民法典,作为可以选择的道路。

具体而言,我国民法典的编纂,具体的任务有三点:(1)修订《民法通则》为《民法总则》;(2)整合现行有效的民法、商法、知识产权法以及部分经济法规的立法群体,消除其内在的制度矛盾,弥补其制度缺陷;(3)将各种民事法律按照科学的体系化规则编纂为一个民法典。而编纂民法典的步骤,也可以此为展开。具体的步骤,也可以以此划分为三步。近期,首先可以开展的工作,是修订《民法通则》为《民法总则》;中期到长期,是整合现有民商法、知识产权法的群体,最后,做法律的最后整理和编纂,完成《民法典》的大业。

根据这个设想,目前编纂民法典的主要任务,就是将《民法通则》修订为民法总则。关于民法总则的编制体系,现提出本议案。

二、案据

目前我国立法关于民法总则的规则、以及法学界对其提出的设想,存在比较明显的缺陷。其中最明显的缺陷,表现在法思想和法技术两个方面。在法思想方面,现有的《民法通则》和各个学者建议稿,都没有在法律行为理论等制度建设中充分承认和采纳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原则;在法技术方面则问题更多,比如在法人制度建设方面,没有考虑到上市公司甚至跨国公司这样的公司法人制度建设问题,没有考虑到包括政府在内的公共权力机构从事民事活动所需要的民事主体资格也就是公法法人的制度建设问题;在权利客体方面,没有考虑到防止公用物转化为私有物、尤其是转化为地方政府的私有物的法律制度建设问题;在权利制度方面,没有建立关于民事权利的取得以及消灭、享有以及行使、保护以及限制的重要规则。这些制度缺失,是很不应该的。为完成民法总则的编制任务,在此提出比较系统的制度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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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快推动修改《标准化法》的议案

孙宪忠


一、案由

工业革命、科技革命之后,社会的生产、产品以及服务的供给,都开始纳入到标准化的渠道,由于生产以及产品和服务的极大发展,世界上产生了关于生产以及服务标准的规范体系。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展开,也出现了生产与服务的标准化。从那时起,如何确定标准,如何建立体系化的标准,给标准什么样的法律效力这些问题,一直是涉及国计民生的基础性的法律制度建设问题。在法治国家原则下,制定完善的标准立法,其现实意义显得尤其重大。在我国,标准早已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然而,颁布于1988年的《标准化法》虽然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上发挥过积极而且重大的作用,但是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很多内容已经无法适应我国当前经济生活发展的需要,因此迫切需要予以修改。

二、案据

1988年的《标准化法》,从目前我国国计民生的发展情况来看,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一)所调整的社会关系范围过窄

《标准化法》建立的法律规范,主要是针对工业尤其是加工工业的生产和产品而制定的,它基本上没有考虑到农业、食品工业、服务业等产业如何适用标准规范的问题,因此该法主要的问题,就是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范围过于狭窄。

该法第二条规定了它所调整的五类情况,但均局限于第二产业的工业生产、工程建设、环境保护等领域。1 所以该法自颁布以来,一直不能适用于农业、服务业、食品加工业、药品工业、信息产业等等。而这些不能适用的部分,当前恰恰更加引起人民群众的普遍关注,也产生了比较多的社会问题。

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介绍,为了适应我国经济生活的需要,目前我国有关部门已经在农业、服务业和社会事业领域制定了一些国家标准,这些国家标准的数量已经占据国家标准总数的近30%。但是这些标准,不能被纳入《标准化法》所承认的范围,这样在经济实践中如何适用这些标准,就成为显著的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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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修改建议

孙宪忠


目前的“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在原法律94条的基础上提出很大幅度的修改,不但条文增加到105条,而且实质的制度比如对国务院的授权立法的制度有明显的改进。这次的改进主要体现在限制授权立法、扩大人民代表大会对于国务院立法的参与权、扩大地方立法权这些方面,修订内容直接针对社会热议问题,积极回应民众期待,做出了认真的努力。本人小记,草案修改涉及条文共70余处。这些都符合“全面深化依法治国”原则,而且涉及的修改之处也都进行了非常认真的比较成熟的思考。这些值得充分肯定。现在从完善立法的提出几点建议,供参考。

一、如何改变法律制定难、修订更难的问题?

立法行为必须要体现严肃性,但是立法议案的产生在我国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人民代表提出直接的立法议案基本上不可能。建议对此能够有所研讨、在条文上修改,给人大代表提出立法创意留一个窗口。

法律制定出来之后多年不改变,不修订,对于明显的制度缺陷迟迟不改,这个问题在民商法立法上非常严重。这从立法的角度看同样是不严肃的,不符合法治国家的原则。比如,《民法通则》关于“联营”的规定,关于只有“个体工商户”而没有民营企业的法律规定,关于“土地不得买卖、出租、抵押”等多处规定,都已经严重不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生活的现实,可是长期以来都不改变不修改。《合同法》制定也有十五年了,该法关于物权的规则和《物权法》不一致、甚至有所矛盾的地方也得不到及时的修改。至于《物权法》中关于农民土地权利的规则,不适合改革精神的,也是从来不修改。这些对于人民权利保护和市场发展造成了消极的结果。

建议立法法对于法律修订的问题做出专门的规定。如果修改的条文涉及问题并不是非常重大的规则,建议建立比较简易的条件和程序。不必要把所有的立法行为都处理为重大的行为,以此降低法律修改的难度。

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行为,从一开始,就已经进入了第三次审议的状态,前二次的审议如何引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机制的问题。

依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和《立法法》第8条的规定,制定法律的职权中,有关于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立法职权范围内的立法行为的程序。但是从《立法法》确定的规则看,行使这一权利的第一次审议、第二次审议的程序规则不太明确。全国人大的大会,行使这一权利的时候,常常就是第三次审议。现实中,虽然也有代表、代表集体参与过讨论立法方案,但是这毕竟不是立法行为意义上的审议。这样,前两次审议并不在全国人大的大会进行过。这一种做法是否妥当和符合立法法本身关于立法职权范围划分的规定?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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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e访]孙宪忠代表:明确物权 保障您的权益



孙宪忠代表谈依法治国



立法意见应向社会公布

建议立法法应细化规定国务院行政法规的立法程序,完善全国人大立法程序,明确法律修订程序,避免立法难、修订难的问题,加强对经济特区立法权的审查

【财新网】(实习记者 单玉晓)3月8日下午,《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立法法》草案”)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孙宪忠教授第一时间接受财新记者专访,对草案提出四方面建议。

在孙宪忠看来,“这次立法法修改有70处改动,包括指导思想、法律效应和立法程序等,变化比较大。授权立法是本次《立法法》草案的亮点之一,一方面涉及全国人大的职权,另一方面也涉及国务院的职权,引发社会热议”。

如何规范国务院立法权?

孙宪忠告诉财新记者,《立法法》草案没有在立法程序上限制国务院相关机构非科学化立法行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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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登记是摸清家底

“房氏家族”屡屡爆出新闻。从广州城管局番禺分局原政委“房叔”蔡彬坐拥20多套房产,到陕西神木农村商业银行原副行长“房姐”龚爱爱在北京拥有几十套房产,再到被曝有“两个身份证”和“69套房产”的宁波市公安局杭州湾分局民警“房哥”沈波,以及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某村村支书“房叔”李某在上海竟坐拥132套房产,无不令人咂舌。

随着谱系的壮大,“房氏家族”也刺激着民众反腐的呼声愈发高涨。2015年3月1日,《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下文简称《条例》)开始实施了。按照条例规定:全国所有城镇都必须将其纸质房产档案录入电子信息库,并建立本地的住房信息系统;全国所有地级以上城市的住房信息系统都必须与住建部联网;集体土地、房屋建筑所有权等十类不动产纳入登记,国土资源部、公安部、民政部等9部门信息共享。

因涉及房产登记,有人将其视为助力“以人查房”的“反腐利器”,也有人认为这是房地产税前奏。对此,一直在推动不动产登记实施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民法研究室主任孙宪忠表示,条例最主要目的是梳理不动产信息,最大的亮点是登记从分散到统一的变化,“这是一大进步”。

抵押给了两家银行

早在20年前,孙宪忠从德国学习物权法和不动产法回国,就开始关注到国内不动产分散登记暴露出来的问题,那时候由于登记分散且登记内容不明确,每年各地都会出现不少土地纠纷。

“上世纪90年代,我在江西调研时遇到一件事,让我深刻认识到不动产登记的重要性。”孙宪忠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当时一个房地产开发商拿自己的地块到银行做抵押贷款,并到当地土地管理部门做了抵押登记。之后,该开发商中途缺钱,又抵押了该地块上的建筑物向另一银行借贷,并在房地产管理部门做了抵押登记。后来地产市场低迷,开发商携款潜逃,两个银行都向法院提出想拿抵押来变现。但这些抵押给任何一个银行还账都不够,更关键的是这两次抵押都是合法的,而且根据咱们国家《担保法》的规定,两次抵押的法律效力也是一样的。“这个案子当时对我刺激很大,登记簿不统一,登记机关不统一是不行的,如果没有统一的法律基础,将来对市场经济体制的损害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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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尽快废除“嫖宿幼女罪”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今天举行全体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室主任孙宪忠发言时建议,尽快废除“嫖宿幼女罪”。

孙宪忠说,近年来,涉及“嫖宿幼女罪”的案件引发社会热议。众多法律界人士、社会组织和不少公众对这一罪名表示质疑,社会各界要求废除“嫖宿幼女罪”、严惩性侵幼女犯罪的呼声不断。

来源:检察日报2015-03-10

建议加快税收法定 严控立法授权

油价下跌,财政部“趁机”上调燃油税,说好的“税收法定”呢?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前夕,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傅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将于2020年前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正在审议中的《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一旦获得通过,将加速税收立法权回归人大的步伐。

税收法定,是指税收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规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无权新设或改变税种开征、停征和税收征收管理等基本制度。政府收什么税,向谁收,收多少,怎么收,都应通过人大立法决定。但事实上,国家现行有效的18个税种由全国人大立法实施的仅3种,另外15个税种“游离”在全国人大立法之外,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主要税种皆由国务院制定暂行条例开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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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对“土地使用权”与“房屋所有权”的误解

来源: 中国国土资源报 作者:程秀娟

针对近期涉及不动产统一登记的焦点问题,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法学专家孙宪忠。孙宪忠表示,应打消对“土地使用权”与“房屋所有权”的误解。他强调:“房屋所有权没有期限,有期限的是土地使用权。根据《物权法》第149条的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

在全国两会会场再次见到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孙宪忠时,感觉他比前些天略显疲惫。身为法学专家,除参加会议,孙宪忠还要接受记者络绎不绝地采访,许多采访话题都和不动产统一登记有关。得知记者来自《中国国土资源报》,他就不动产统一登记、如何理解不动产权发表了更为专业的看法和意见。

不动产权证不等同于不动产登记簿,前者只是权属证明,后者才是权属依据

对于刚刚走进大家视线的不动产权证书,人们感觉很新鲜,也褒贬不一。

“有偏激的观点认为,不动产权证书上有‘使用期限’一栏,老百姓的所有权就没有了,这是非常夸张的。”孙宪忠主动谈及近期社会关注的这一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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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宪忠:编纂民法典,议案继续提

认为民法规范有关国计民生的基础性问题,民法典的使命是把公民的权利写入法典,通过体系化、科学化的法典来对抗公权侵害,根本目的是保障竞争、公平、统一的市场经济秩序及和睦、健康的家庭生活秩序。

【财新网】(实习记者 单玉晓 钟馨 张瑞宽)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之前,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孙宪忠在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表示,他将继续向全国人大提交有关编纂民法典的议案。

“建筑师在形式各异的建筑物基础上设计一个宏伟的建筑,远比另起炉灶的难度要大”。曾有民法学者以此感叹编纂中国民法典的难度。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编纂民法典编,有望加快民法典编纂进程。今年1月13日,中国社科院宣布中国民法典专家建议稿已经完成,并将成为未来编撰民法典的重要参考。

这份专家建议稿全称为《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由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法学所研究员梁慧星主持,是中国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历时近20年完成的重要学术成果。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孙宪忠全程参与了专家建议稿编写工作,他认为编纂民法典时机已经成熟。

在2013年和2014年的全国“两会”上,孙宪忠两次向全国人大提出编纂民法典的议案。有关部门回复称,民法典制定问题比较重大,可以先进行研究。

就此,财新传媒记者采访了孙宪忠。

民法典的历史使命

孙宪忠向财新记者介绍,法律根植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同时反映该时期的社会需求和价值取向,法典便是经过整理的比较完备、系统的一类法律的总称,如民法典、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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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宪忠:用法律制度保障上海科创中心建设


3月7日下午,东方网“上海代表团全国人大代表与网民交流平台”特邀邵志清、孙宪忠、王均金、陈晶莹、严诚忠、李林、樊芸等人大代表,围绕“激发活力动力、进军科创中心”的话题与网友进行交流。

东方网记者蒋泽、刘歆3月7日报道:今天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上海代表团部分代表做客东方网两会直播间,就“激发活力动力、进军科创中心”与网民进行互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室主任孙宪忠表示,上海建设科创中心,要解决社会制度保障尤其是法律制度的保障问题。

孙宪忠表示,如果法律制度保障跟不上,对当事人之间的风险、矛盾不能够及时化解,科创就很难进行下去。

他建议,在创新预先阶段,要从法律制度上对当事人风险进行预先防范。“中国的合同制定得比较简单,合同是预先机制,在当事人合作中做很多预先性的规范。尽管如果有重大利益损害的话在法律上会有调整机制,但预先合同周到详细也非常重要。”

在科创中间阶段,孙宪忠表示,要对权利者及时的保障。“科研人员付出劳动很艰辛,但他们的权利很容易受到损害,尤其是高科技的创新,被侵害的可能性更大。”孙宪忠说,还要对科研成就利益分割以及事后矛盾及时化解。

来源:东方网 2015年3月7日

孙宪忠代表提出标准体系混乱应修标准化法

标准混乱问题一直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全国人大代表孙宪忠拟提出修改标准化法的议案。

据孙宪忠介绍,标准化法是1988年制定的,其中仅仅涉及工业生产和工业产品标准问题。现在,标准已经涉及到农业、医疗、卫生、航空等产业,但国家标准体系混乱,有国家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社会团体标准。调研发现,仅汽车燃用油标准就有6000多个。因此,他建议修改标准化法。

来源:法制日报 2015年3月7日

农夫山泉案引发标准讨论 孙宪忠代表建议修改标准化法


法律上的小事,在现实生活中却产生了诸多的纠纷,以备受关注的农夫山泉案为由头,全国人大代表孙宪忠提出了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议案,他表示,目前标准已经涉及工业、农业、医疗等各个产业,而相关律法却仅涉及工业生产和工业产品,所以急需进行修改。

据孙宪忠介绍,目前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是1988年制定的,而这个标准仅仅涉及到工业生产和工业产品的标准问题,现在标准已经涉及以到农业、医疗、卫生、航空等各种各样的产业,而目前国家标准体系很乱,有国家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社会团体标准……“大家知道有一个案子因为标准,打了官司,浙江农夫山泉案,就是标准的问题。”

标准多了,容易“互相打架”,孙宪忠举例说,在他的调研过程中发现,仅汽车燃用油标准就有6000多个,根本没法想象。他认为,标准对于法律来说是“很小的一点事”,有了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就不再使用,“这么一个标准,没有法律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他建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进行修改。

来源:东方网2015年3月4日

议案补充又补充 盼望问题真解决

4日下午,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上海代表团在驻地进行议案集中会签,11位代表带着自己准备的议案向其他代表进行推介。

记者注意到,今年不少代表酝酿提出的议案,是在去年基础上再次补充完善的。这些代表表示,持续关注某一领域立法,希望能推动问题解决。

“今年是我第三次提出关于民法典的议案,但差别是很大的。”孙宪忠代表的“开门见山”引来一阵会意的笑声。孙宪忠说,自己前两次提出编撰民法典的问题,已经在十四届三中全会得以明确,因此这一次是特别从编纂体例等细节的角度提出建议:“我们编撰民法典既要有规范,也要遵守公序良俗。”

孙宪忠准备提出的另一个议案是修改1988年制定出台的标准办法,同样是不少代表一直关注的问题。“过去 "标准" 只针对工业,现在标准已经扩大到社会各个方面。但现在有国家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协会标准等,甚至出现"标准打架"的情况。”孙宪忠以汽车燃用油标准为例:“各种标准居然有6000多个,背后原因就是可以收费检验。”

摘编自:解放网-解放日报 2015-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