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线思维蕴含着前瞻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和积极防御意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中量变与质变的原理、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告诫全党要树立底线思维,多次强调“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 >>更多

  2019/3/18

底线思维蕴含着前瞻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和积极防御意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中量变与质变的原理、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告诫全党要树立底线思维,多次强调“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 >>更多

  2019/3/15

2017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的贺信中,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为“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出贡献。 >>更多

  2017/8/17

2016年9月3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闭幕会后,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十四讲专题讲座,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孙宪忠主讲了《我国民法典编纂中的几个问题》。 >>更多

  2016/9/19

在中共中央第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编纂民法典”。2016年6月28日,民法典的第一编民法总则的草案,已经提交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并进行了第一次审议。民法总则的制定是民法典编纂工作的第一步。按照全国人大确定的立法规划,民法总则通过之后,现在已经颁布的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婚姻法、继承法等将进行体系整合,消除其矛盾,弥补其漏洞,这样民法典的编纂工作才能算是大功告成。总体而言,不论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还是参加编纂工作的五个小组以及相关学者,目前都在非常努力地完成相关工作。 >>更多

  2016/8/23

2016年6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初次审议了《民法总则(草案)》。7月,《民法总则(草案)》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并征求意见。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负责人、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孙宪忠,就《民法总则(草案)》民事权利一章的立法结构和条文设置提出修改建议。

孙宪忠研究员指出应在民法总则草案的民事权利一章建立一种“上位法规则”,以此来协调统一我国众多涉及民事权利的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目前,我国最高立法机关发布的民法总则草案中的“民事权利”一章仅仅只有民事权利种类的规定,这无法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因此关于这一部分的体例结构应该有大的改变。 >>更多

  2016/8/1

2016年6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7月,《民法总则(草案)》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并征求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梁慧星研究员就《民法总则(草案)》的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提出了自己的学理建议。

梁慧星研究员指出:与此前的征求意见稿相比较,草案在法律结构合理性、概念准确性、制度目的性、体系逻辑性及法律规范可操作性等方面确有很大提高。基本上体现了民法的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但尚有进一步修改完善的余地,现特授权中国法学网,公开修改建议。 >>更多

  2016/7/14

2015年5月24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民法总则立法课题组”负责人孙宪忠教授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进行了题为“民法典编纂的若干问题”的专题讲座,介绍了民法典特别是民法总则编纂的最新进展和主要问题,强调民法典编纂要注重科学性和体系性,体现时代要求。 >>更多

  2015/11/5


  亨利.梅因爵士在《古代法》一书中指出,人类社会法律发展的进程是,先有习惯法,然后由习惯法进到成文的法典法。据法律史学者的研究,中国法律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世纪的夏代。古文献记载,夏代的法律称作“禹刑”,商代的法律称作“汤刑”,周代的法律有“九刑”和“吕刑”。这些法律,应属于梅因爵士所谓的习惯法。中国法律由习惯法向成文法的演进,发生在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时期。这一时期,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各诸侯国纷纷编纂、公布成文法。如郑国(公元前806年-公元前375年)于公元前536年“铸刑书于鼎”,公布成文法。晋国(公元前715年-公元前349年)于公元前513年“铸刑鼎”,公布成文法。魏国(公元前403年-公元前225年)的李悝(?-约公元前395年)在收集整理各诸侯国法律的基础上,著《法经》六篇,被认为是体系比较完整的成文法典。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以魏国的《法经》为蓝本,制定“秦律”。汉代在“秦律”基础上加以增删,制定“九章律”。此后的历代王朝,均重视成文法典的编纂,产生过诸如“隋律”、“唐律”、“明律”、“清律”等杰出的成文法典,并对东北亚、东南亚诸国的法制产生过重大影响。中国法律,自春秋战国时期实现成文化,直至清代末期,经过2千多年的发展,形成沿革清晰、特点鲜明的法律体系,被称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中华法系。
  中国法律,从春秋战国时期魏国的《法经》,直到最后一部封建法典《大清律例》,都是以刑法规范为主,兼及民事、行政和诉讼等方面的内容。学者称为“诸法合体,以刑为主”。值得指出的是,历代成文法典,即使涉及民事生活关系,也以规定采用刑罚制裁为限,实质上仍属于刑法规范,而与现今所谓民法不同。现今所谓民法,特指近现代民法。其基本特征是:主体地位平等、意思自治、私权不受侵犯、过失责任。中国历史上不存在现今所谓民法,是因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始终居于主体地位,历代封建王朝始终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抑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并在政治上实行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统治,不具备产生诸如自由、平等、权利、义务等近代民法观念的条件。现今中国民法,非中国所固有,而是清朝末期从外国继受而来。 >>更多

  2015/9/24


  

一、案由

  十八大四中全会决议提出“编纂民法典”的重大任务,我们一定要努力奋斗,完成这个任务。民法典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仅次于宪法,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权利保护的实践意义甚至超过宪法,所以也是国计民生的根本大法。它的编制完成,标志着我国社会发展文明发展达到了世界的先进水平。但是,因为民法典应该包括的内容十分巨大,从体系上看,它的内容不仅覆盖现有的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婚姻法、继承法等民法固有法律,而且还要辐射到公司法、票据法等商事法律和知识产权法,以及现在被称为经济法一些法律,还有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方面的法律等。中国民法典编纂的现有法律基础是:(1)我国民法立法应该具备的内容大体都已经制定了法律法规;(2)这些法律法规在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制定,内容不符合当前形势要求者很多。基于这一现实,我国民法典的编纂,并不能走大规模地制定法律的道路,而应该以修订现有法律、整合现有法律资源、最后将这些法律编纂成为民法典,作为可以选择的道路。
  具体而言,我国民法典的编纂,具体的任务有三点:(1)修订《民法通则》为《民法总则》;(2)整合现行有效的民法、商法、知识产权法以及部分经济法规的立法群体,消除其内在的制度矛盾,弥补其制度缺陷;(3)将各种民事法律按照科学的体系化规则编纂为一个民法典。而编纂民法典的步骤,也可以此为展开。具体的步骤,也可以以此划分为三步。近期,首先可以开展的工作,是修订《民法通则》为《民法总则》;中期到长期,是整合现有民商法、知识产权法的群体,最后,做法律的最后整理和编纂,完成《民法典》的大业。
  根据这个设想,目前编纂民法典的主要任务,就是将《民法通则》修订为民法总则。关于民法总则的编制体系,现提出本议案。 >>更多

  2015/9/24


  摘要:民法典编纂的法哲学基础有自然法学和历史法学两种,但在实际操作中,两者并非楚河汉界。我国民法典要回应民众生活的需要,重点是体察并护持民众的人文世界与价值观念,同时通过体系化作业,最大限度获取法典的体系收益。民法典应以私法自治为核心,并尽可能兼顾正德、维和、厚生和利用四大传统价值。立法技术上应坚持民法的原则法地位,通过引致等方式接入公法与特别民法。民法典可借鉴晚近欧陆的弹性体制立法模式,明确法官自由裁量时应斟酌的因素,并引入习惯与学说作为补充法源,以使民法与社会生活同步。
  关键词:民法典;自然法学;历史法学;法律渊源;私法自治
  

一、导言

  1814年,蒂堡与萨维尼就德国民法典制定的必要性唇枪舌剑时,黑格尔隔空发言:“否认一个文明民族和它的法学界具有编纂法典的能力,这是对这一民族和它的法学界莫大的侮辱。”[1]2014年,中国大陆地区本已“渐行渐远”的民法典,[2]在各界扼腕与热望的多味情绪中,终于折身而回了。这个偶然的200周年,对所有关心民法典的国人尤其是数代民法学人而言,可能还具有浓厚的象征意义。我国民法学界以后讨论的问题也不再是“中国为什么需要民法典”,而是“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法典”——一个每个学人都有自己独立见解的开放问题。 >>更多

  2015/9/24


  认为民法规范有关国计民生的基础性问题,民法典的使命是把公民的权利写入法典,通过体系化、科学化的法典来对抗公权侵害,根本目的是保障竞争、公平、统一的市场经济秩序及和睦、健康的家庭生活秩序
  【财新网】(实习记者 单玉晓 钟馨 张瑞宽)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之前,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孙宪忠在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表示,他将继续向全国人大提交有关编纂民法典的议案。
  “建筑师在形式各异的建筑物基础上设计一个宏伟的建筑,远比另起炉灶的难度要大”。曾有民法学者以此感叹编纂中国民法典的难度。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编纂民法典编,有望加快民法典编纂进程。今年1月13日,中国社科院宣布中国民法典专家建议稿已经完成,并将成为未来编撰民法典的重要参考。
  这份专家建议稿全称为《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由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法学所研究员梁慧星主持,是中国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历时近20年完成的重要学术成果。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孙宪忠全程参与了专家建议稿编写工作,他认为编纂民法典时机已经成熟。
  在2013年和2014年的全国“两会”上,孙宪忠两次向全国人大提出编纂民法典的议案。有关部门回复称,民法典制定问题比较重大,可以先进行研究。
  就此,财新传媒记者采访了孙宪忠。 >>更多

  2015/9/24

摘要:2015年8月24日,很多法律人的朋友圈和公众号的平静被一条新闻扰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草案》。草案规定,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对2015年1月1日前正在服刑、释放后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四类罪犯实行特赦。 >>更多

  2015/9/24

9月14日-16日,全国人大法工委首次召开民法总则立法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梁慧星研究员,孙宪忠研究员,谢鸿飞研究员应邀参加研讨会,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课题组交流了最新研究成果,提交了立法方案,并作为核心专家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是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编纂民法典”这一重大决策的参与单位,法学研究所的两个课题组为此承担了大量工作,编写、修改专家建议稿,撰写立法研究报告,进一步凝聚共识,充分发挥了国家法治智库的重要作用。 >>更多

  2015/9/17


  一、体系以及结构的设计
  《民法通则》以来,我国民法关于法律行为部分的结构安排进行了比较大的变更,将原来属于法律行为制度的行为能力部分纳入自然人法,将原来和法律行为制度有内在联系的一般代理即直接代理析出法律行为制度,使其结合法定代理、间接代理和广义的商事代理,单独成为代理一章。在这种情况下,目前我国的法律行为制度,内容比国外以及台湾等地区的立法稍稍狭窄。但是无论如何,这一部分内容必须在观念以及制度上进行积极的继承、创新和发展。本建议稿建议我国的法律行为制度,应规定如下七节:第一节,一般规则;第二节,意思表示;第三节,人身法律行为;第四节,财产关系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则;第五节,法律行为的成立、生效、无效、撤销;第六节,条件与期限;第七节,法律行为的解释。
  在建立这一结构时,我们的基本考虑如下:
  1、充分承认意思自治原则;
  2、兼顾人身行为和财产行为;
  3、承认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体系划分;
  4、吸纳我国现代社会新的法律行为类型,在结构上采纳潘德克顿法学传统,采纳效力补正理论,也为新的法律行为实践创制规则;
  5、体例上增加法律行为解释,弥补我国法律历来缺乏法律行为解释的缺憾。 >>更多

  2015/9/11

中国民法典设置第一编民法总则,是民法学者的共识,且立法机关已经启动民法总则立法。
  民法典设立总则编,是德国民法学和德国民法典的传统,是德国民法典最引人注目的风格之一,集中地体现了德国民法典“抽象概括式”立法的特点。因此,是否设置总则编,成为大陆法系内部划分德国法系与法国法系的标志。
  民法典的总则编,是从民法典的人法与物法两大部分,采用“提取公因式”的方法,抽象出来的共同规则。通过这一立法技术,民法典的人法和物法两大部分的内容得以整合,构成一个逻辑严密、前后呼应的有机整体。
  民法典总则编,规定民法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不仅是整个民法的基础而且是整个法治的基础。民法典总则编抽象的、一般性的规则,为民法的发展提供了根据,通过法律解释方法之运用,而使民法与社会生活保持一致。
  我国虽采民商合一主义,但在民法典之外尚有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证券法、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民事单行法,在一些行政和经济管理性的法律中也有属于民法性质的制度和规则。因民法典总则编之设,而使民法典与各民事单行法和其他法律中属于民法性质的制度和规则,构成一个完整的私法体系,并依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的原则予以适用。 >>更多

  2015/9/8

刘仁文,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刑法室主任,自1999年国庆50周年开始,多次建议我国启动特赦制度。 >>更多

  2015/8/25

梁慧星的“中国梦”,是《民法典》的颁布和施行。

作为一位著名的民法学专家,随着“编纂民法典”的内容被写进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梁慧星的梦想正在一步步靠近现实。

2015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召开了三次与民法典编纂有关的座谈会。这意味着此前几度被“搁浅”的民法典编纂工作有望再度起航。

作为我国民事法律领域的领航者之一,梁慧星参与了多部重要民商事法律的起草——《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重要法律中都凝聚着他的心血。作为这些重要法律的起草者和出台的推动者,梁慧星虽然拥有了很多法学家一生都无法拥有的成就,但是,没有任何成就可以替代“民法典”的分量。 >>更多

  2015/7/28

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历史,在民法教科书上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54年开始第一次制定民法典,1962年第二次制定民法典,1979年是第三次制定民法典。通常说,三次编纂民法典。但是,请大家注意,第一次和第二次都没有叫“民法典”,而叫“民法”起草。第三次,虽然学者建议制定“民法典”,但是当时成立民法起草小组,仍然叫起草“民法”。第三次民法起草是1979年,是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当时的提法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我们学民法的都知道,民法这个法律部门,是与市场经济有密切的联系。 >>更多

  2015/4/22

“编纂民法典应坚持科学化、体系化,民法典是裁判规范,不应将政治性口号纳入总则。”4月19日,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组织的民法总则立法研讨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课题组负责人孙宪忠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李永军教授等学者均发表上述观点。

日前,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编纂民法典工作已全面启动。财新记者获悉,中办、国办已下发《中央有关部门关于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重要措施的分工方案》,明确编纂民法典的牵头单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参加单位分别为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国务院法制办、中国社科院、中国法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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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4/22

【本编说明】

民法典的总则编,是从民法典的人法与物法两大部分,采用所谓“提取公因式”的方法,抽象出来的共同规则。通过这一立法技术,民法典的人法和物法两大部分的内容得以整合,构成一个逻辑严密、前后呼应的有机整体。在民法典中设立总则编,是德国民法学和德国民法典的传统,是德国民法典最引人注目的风格之一,集中地体现了德国民法典“抽象概括式”立法的特点。因此,是否设置总则编,成为大陆法系内部划分德国法系与法国法系的标志。

民法典总则编,规定民法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不仅是整个民法的基础而且是整个法治的基础。民法典总则编中抽象的、一般性的规则,为民法的发展提供了根据,通过法律解释方法之运用,而使民法与社会生活保持一致。我国虽采民商合一主义,但在民法典之外尚有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证券法等民事单行法,在一些行政和经济管理性的法律中也还有属于民法性质的制度和规则,因民法典总则编之设,而使民法典与各民事单行法和其他法律中属于民法性质的制度和规则,构成一个完整的私法体系,并依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的原则予以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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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