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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特赦重启而奔跑的法律人

为特赦重启而奔跑的法律人

发布时间:2015-09-18 作者:赵晓秋 来源:法律与生活

摘要:2015年8月24日,很多法律人的朋友圈和公众号的平静被一条新闻扰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草案》。草案规定,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对2015年1月1日前正在服刑、释放后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四类罪犯实行特赦。


特赦,这个公众既熟悉又陌生的词汇,其实是我国宪法中规定的一项制度。据此,我国于1959年至1975年实行过7次特赦。1975年至今,国家在特赦了所有的在押战犯后,特赦制度被“空悬”了40年。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前夕,特赦制度的重启,在这项制度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站在这一时间节点,回溯中国的特赦制度历程可以发现,在其休眠的40年里,有不少法律人士发出激活特赦制度的呼声,这一波波声浪最终汇成了力量强大的重启助动力。

其实,特赦并非中国特色。当今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均对特赦有所规定,并早已开出一份份长长的特赦名单。在这些名单上,不乏名声赫赫的超级人士——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美国“水门事件”中的“深喉”、英国“计算机科学之父”图灵、俄罗斯前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等。而相对于大人物的特赦重生,众多被特赦改变命运的小人物更是实实在在的制度受益者。

在刑法学界,赦免制度被称为“带有人间温情的法律制度”。新时期,这项已然激活的制度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都具有重大的法治意义,那就是——法律阳光洒在犯罪人身上时,国家和他们之间的壁障消解,社会因这份人道和理性而裂变出新的和谐因子。

为特赦重启而奔跑的法律人

2015年8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特赦令,根据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9日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对依据2015年1月1日前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正在服刑,释放后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四类服刑罪犯实行特赦。主席特赦冷指出,对2015年8月29日符合上述条件的服刑罪犯,经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定后,予以释放。这一新闻立即扰动了不少法律人的朋友圈和公众号。

法律人的兴奋源于这个群体对特赦制度重启的多年期盼。梳理中国的特赦制度可以发现,在其“闭关”的40年里,有不少法律人士发出激活特赦制度的呼声,并最终汇集成力量强大的重启助动力。

法律行者的中国特赦年期盼

自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开始,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2011年《刑法》修改和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等时间节点,不断有法律界人士呼吁启动特赦。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刘仁文就在上述节点提出了特赦建议。

2007年年末,刘仁文在《南方周末》《检察日报》等报刊上公开为实行特赦制度鼓与呼,热切地期盼“既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将迎来北京举办奥运会盛事”的2008年能成为“中国特赦年”,“建议国家在这一年的适当时机,对部分确已悔改的犯罪分子实行一次特赦”。

这并非刘仁文一时心血来潮。1999年,他就在公开发表的文章《关于在国庆50周年对部分确已悔改的犯罪分子实行特赦的建议》中提到,“在国家大喜的年份或者重大节日,对部分确已悔改的犯罪分子实行大赦或者特赦,是世界各国的通例”。

刘仁文认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刑事政策经历了从“严打”到“宽严相济”的政策调整,而激活我国宪法中的特赦制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在1999年,这个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大喜年份,刘仁文等法律人没有看到这个“不错的选择”。

时隔8年后,密集发文、呼吁重启特赦制度,刘仁文承认自己受到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的鼓励。

在此之前,肖扬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发的一期关于刑事政策的《成果要报》上批示:“我完全赞成对赦免制度的研究。赦免是国家的一项政策性重大措施,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我国现行宪法第67条和80条对特赦做了规定。但是,自从1975年最后一次特赦全部战争罪犯以来的三十多年,我国没有再实行过特赦……当前,全党全国人民正投身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充分发挥特赦制度的作用,对于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增进人民内部的团结,必会产生良好的、巨大的影响。”

毕竟特赦制度多年没有启用过,刘仁文的密集发文招来了不少质疑之声。他说:“学界人士有不同观点,都比较温和,会发文商榷。不过,有些人找到我的邮箱,给我发邮件说‘你不能跟犯罪分子站到一起,否则就不配当一个法学家’,其措辞很尖锐、很严厉。”这些邮件引发了刘仁文的思考,为什么有人会对特赦制度有误解?我们是不是需要制定一部专门的赦免法,对特赦制度作出更详细的规定?

刑法大咖们的“特赦”呼吁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社会上呼吁特赦的声音又一次达到高峰。其实,在前一年的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发改委副主任吴刚就明确地提出了有关特赦的提案。他在提案中建议国庆60周年赦免9类罪犯,如法律已经变更,原来的犯罪行为现在法律已经废止其刑或者应受较轻之刑罚,但基于法律不溯及既往之原则,犯罪人没有享受减刑机会等;国际通例规定可享赦免权的罪犯,如75岁以上老人......

2009年2月9日,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连续杀害8人的凶犯熊振林死刑。2月13日,熊振林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他的一条上诉理由是:“恰逢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庆,希望获‘国庆大赦’。”

对此,熊振林案的公诉机关指出:大赦,是国家对某一时期内犯有一定罪行的不特定犯罪人免于追诉和免除刑罚执行的制度。特赦,则指国家对较为特定的犯罪人免除执行全部或者部分刑罚的制度。我国法律中只有特赦制度而没有大赦。

不知道熊振林是否知道自己搞错了大赦和特赦,但他的“保命申请”还是引发了社会对“赦免制度”的关注。

2009年2月17日,新中国刑法学的重要奠基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铭暄发出公开建议,在国庆60周年之际实行特赦。当然,除了时间的巧合外,高铭暄的发声与熊振林案并无关系。

高铭暄认为,“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国家就搞过特赦,效果不错。我们曾定下这个特赦制度,总不能长久地悬在那里。新中国成立60周年是一个喜事。从历史经验来看,在大庆的情况下搞特赦,有利于让老百姓看到这个国家还是有它的‘仁政’的。施‘仁政’得‘人心’”。

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撰写了一份提案,建议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庆之际实行特赦,并认为特赦范围可以包括刑事犯罪中的轻微犯罪与过失犯罪。

上述特赦建议一出,马上引起热议,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广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王波就公开表示,当下实行特赦,就好比“还不会走路,就学刘翔跨栏”。还有人认为特赦会引起社会动荡,给犯罪分子释放“错误的信号”。

对此,高铭暄曾公开回应质疑:“(特赦)是宪法规定的一种制度,确定以后,在某种场合、某种条件下总是要实施的。我们国家有减刑,也有假释,那这是不是也给罪犯一种‘信号’”、“让宪法有些制度不至于空悬在那里,这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之一”。

虽然饱受质疑,但此时的高铭暄并不是独行者,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已经在默默地进行特赦制度的研究了。该研究院院长赵秉志还与高铭暄、阴建峰共同在权威法律学术期刊《法学》2009年第5期上公开发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实行特赦的时代价值与构想》一文,呼吁重启特赦制度。但基于综合考虑,国家最终没有在国庆60周年之际采纳实行特赦的建议。但不可否认的是,特赦已经成为关涉国家法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律师为特赦当事人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1年1月,被媒体称作“最后一个流氓”的牛玉强的律师周泽向有关部门提出对牛玉强特赦的建议。这再度引发了舆论该不该启动特赦制度的热议。

1983年,21岁的北京郊区无业青年牛玉强因如下罪行被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持械抢劫一名男青年,抢走一顶军帽;纠集同伙,将刘红家的窗户玻璃砸碎;纠集同伙,威胁并殴打一名叫许林的青年;在某夜,进入国棉二厂的宿舍楼,盗窃菜刀两把。宣判后,牛玉强被送往遥远的新疆石河子农八师监狱服刑。

1990年11月1日,因患空洞型肺结核,牛玉强由新疆兵团监狱管理局批准保外就医,回到北京。病愈后,牛玉强留在北京,接受当地派出所的监管。

1997年,那个曾被用来判处牛玉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法律依据“流氓罪”被从刑法条文中永久删除。2004年,作为逃犯的牛玉强被监狱管理部门抓回新疆,他的刑期也因此延续到2020年。牛玉强遂被媒体称为“最后一个流氓”。

后牛玉强之妻朱保侠委托北京律师周泽代理案件。周泽旋即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法律建议书,建议对“最后一个流氓”牛玉强予以特赦。

“提交的法律建议书,不只是为了解决牛玉强的问题,也是为了解决与牛玉强类似的问题。”周泽在回应“特赦上书是炒作”时称。国家对依据1983年《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判处刑罚至当时仍在服刑的罪犯,有必要全面甄别。对当时被判罪的行为1997年《刑法》中不被认为是犯罪的,或者1997年《刑法》中虽作为犯罪对待但罪犯服刑期已经与1997年《刑法》规定的相同罪行最高刑期相当的,“应全部特赦”,“这是维护社会公正和刑罚公平的需要”。

对于律师周泽的“特赦上书”,反对者的观点还是集中在特赦时机不成熟、特赦会给犯罪分子释放“错误的信号”。

尽管牛玉强没有等到特赦,但法律界有关重启特赦制度的呼吁并没有停止。2011年12月,也就是《刑事诉讼法》修改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阶段,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创新团队(“死刑的程序控制”课题组)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一份关于《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建议,其中“建议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增设条文,赋予死刑案件被判刑人提出特赦申请的权利”。但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并未涉及该项条款建议。

特赦“空悬”40年后重启

2015年8月24日下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继续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正案草案》等,审议《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草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草案》《反家庭暴力法草案》等。其中,特赦草案引发社会民众和司法界的强烈关注。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这表明,这项制度在“空悬”40年后,在众多法律人士的接力建议下,终于落地。

在为重启特赦制度奔跑了多年后,如今梦想照进现实,高铭暄、刘仁文、赵秉志等法律人的振奋之情溢于言表。

对于此次特赦的法治意义,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赵秉志的表态或许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此次在特赦制度被尘封40年之后重启并对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相信对于赦免制度的法治化重构及其常态化运作必定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15年9月下半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