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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李步云先生对我学术成长的帮助
我从1993年进入法学所,一转眼已过去了10年时光。不敢说如今已得治学要领,但比起10年前,确实取得了一些进步,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法学所和社科院拥有一大批学术大师和大家,我个人身处其中,耳濡目染,多少也受到些感染和启发。重点回忆一下我与李步云先生交往的几件小事,借以感谢李先生等学术前辈对我的关怀与点拨。不要热衷于集体课题,要有自己的“领地”
    大约是1996年前后,在一次与李先生的交谈中,李先生问我在忙些什么,我说主要忙于完成几项集体课题中自己承担的部分。当李先生听到我先后参加了五六项国家和院的重点课题时,就提醒我不要过多地参加集体课题。他说,刚入所时参加些集体课题对于锻炼自己是有好处的,但你现在已入所好几年了,应当树立起独立进行科研的意识,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学术领地。李先生的这一提醒对我十分重要,因为此前我并没有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当时述职和考评动不动就看你参加了多少项国家和院部的重点课题,自己也常常以参加了某项重点课题为荣,如此下来除了得到些零星课题费、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合著了几本书之外,就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了。在李先生的启发下,我开始调整自己的思路,除本单位非参加不可的少量集体课题,我不再热衷于参加所内外的集体课题,而是开始有意识地单独进行专题研究。作为这一思路的产物,我在1997年独立申报了《环境资源犯罪研究》的院青年基金课题并获批准,经过几年的努力,该课题的最终研究成果形成了30余万字的专著《环境资源保护与环境资源犯罪》,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此外,我还独立完成了《过失危险犯研究》和《严格责任论》两本专著的写作,分别于1998年和2000年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目前我的研究领域正集中在刑事政策和刑法前沿理论。在这期间,我有一段时间突然对公法和私法的理论产生极大的兴趣,想围绕此作一篇长篇论文。当我去征询李先生的意见时,他却说,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你的既定目标上,像公法和私法这类法理方面的问题你可以写点小文章,但不宜分散太多精力。后来,我采纳了李先生的意见,现在看来是对的。拿个博士学位,对你将来发展有好处
    1999年我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作访问学者归来,去拜访李先生,交谈中李先生建议我再拿一个博士学位。他说,你现在出国回来,外语肯定没问题了,读一个在职博士,既可以为将来的发展确立一个更好的平台,又能结合自己的研究作一篇有分量的博士学位论文。为了说服我走这步棋,他还举了好几位已经功成名就的教授现在都回过头来攻读博士学位的例子。这次交谈又给我重要触动。在此之前,我常常以某学者也没有博士学位,甚至某学者还只有一个本科文凭为例,来说服自己不必去在乎文凭这种表面上的东西,但经李先生这么一说,我开始有了紧迫感,觉得自己纵有千事万事,也得咬咬牙把这个博士学位拿下来。恰好这一年我国著名的刑法学家何秉松教授要补招博士生,经打听报名截止日期还没有过,于是我就赶忙去报了名,并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里,李先生多次问到我的学业进展和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情况,鼓励我作好博士学位论文。记得有一晚在英国大使馆参加一个宴会,李先生提到他刚刚接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赞助,将牵头组织一个“信息公开”的课题,问我有无兴趣参加。我说兴趣当然有,只是正在作博士论文,精力上可能有点顾不过来。他立即表态,认为博士论文更重要,赞成我集中精力作博士论文。就这样,在李先生等人的关注下,我于去年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圆了自己的博士梦。目前,正在对博士论文进行修订和润色,可望于今年上半年交付出版社出版。同意你的选择,留在所里在我与李先生的交往中,还有一件事情值得回忆。几年前,李先生找到我,说湖南大学准备成立法学院,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湖大党委书记要他推荐人才,李先生当时就推荐了我,说这是个人才。于是湖大领导就委托李先生转达他们对我的邀请,并开出了比较诱人的条件。我当时的第一反映是动心,并对李先生在这种时候能想到我而发自肺腑地表示感激(要知道,当时我还是一个既无博士学位又无高级职称的无名小卒)。但经过一番考虑,我还是觉得自己留在法学所好,虽然这里的职称上得慢些,待遇也比较差,但我喜欢这里的自由和竞争环境,也喜欢“国家级科学院”这块招牌和她带给我的荣誉与压力。当我忐忑不安地把这一想法告知李先生时,李先生非常豁达地同意了我的意见。之后,李先生又亲自受邀担任了湖大法学院的名誉院长兼该校人权与法治研究中心主任,我也被荣幸地聘为该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遗憾的是,由于时间冲突的原因,我错过了好几次李先生所主持的该中心的学术活动。2000年夏天,我回湖南老家探望父母,途经长沙时给正在湖大的李先生打过一个电话,他当即邀请我返程时一定到湖大法学院看一看,并给学生作一个讲座,我当时也感激地答应下来。但后来因临时有急事赶回北京,致使又一次错过李先生的好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李先生每逢有新书出版,一般都要送我,我对他的著作和思想也是比较欣赏的,久而久之,连他发表在《燕京法律学园》、《研究生教育通讯》等内部报刊上的一些文字也成为我关注的对象。通过阅读他的著作和与他进行交谈,我从中学到不少东西,得到不少启发,例如:1993年我刚进所时,承蒙李先生赠我他主编的三本《宪法比较研究文集》,其中他在第二本发表的长篇论文《宪政与中国》对我来说具有启蒙的作用,我对他在文中提出的民主、法治与人权是宪政的三个基本要素这一观点深以为然,并影响了此后我对这方面问题的思考。
    1999年李先生赠我他的自选集《走向法治》,我阅读后亦是获益匪浅,特别是他在“自序”中提出:“文章有多种境界,深入浅出应是最高境界。真理是朴素的,不可故弄玄虚。用兵宜以多胜少,作文宜以少胜多。在现今‘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更希望学者能用较少的文字,表达较多的思想”,更是引起我的强烈共鸣。书中那一篇篇反映他思想足迹的平实文章,也让我管窥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法学思想的演变历程。
    2000年,应《岳麓法学评论》编辑部之约,我对李先生作过一次访谈。在这次访谈中,李先生与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交心,披露了一些我过去未曾知道的往事。例如,他告诉我,1979年为《红旗》杂志写《公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时,因感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已经到来,因此写这篇文章时异常兴奋,连续3天3夜没有睡觉,后来还病了一场;80年代初,他曾在《人民日报》上为1982年宪法的制定连续发表10篇文章;90年代初,他又涉足人权这个在当时还很敏感的领域……
    李先生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十年浩劫”使自己丧失许多宝贵的青春年华,致使理论上后天不足,如果说他还曾写出过几篇稍微像样一点的东西,那是得益于自己的生活功底,比较注意学以致用,不愿当思想的懒汉。他还说,中国法学要屹立于世界法坛,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年轻学者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着眼中国,放眼世界,为中国的法治建设和世界的法学发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据我所知,李先生的为学为人得到了法学界特别是法理学界的广泛敬重和认可。我本人作为一个从事刑事法研究的年轻学者,能与先生相交相知,并得到他的指点和信赖,实在是幸莫大焉。值此先生70华诞和教师节到来之际,除了表达我内心最朴素而真诚的祝福,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加强自己的为学为人修养,用以报答先生及其他一切关怀我的人。
    
刘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