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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忆中的法理室

    一九八○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在中国法学界享有很高的地位。特别是法学理论这一块,有吴大英、刘瀚、李步云、周新铭几个大学者的名字在几家大报的理论版频频出现,颇有些独领风骚的意思。
    然而,法理室的办公室在当时堪称陋室。一九八一年,我从研究生院毕业分配到法理室工作。当时法理室人数较多,故办公在一楼的进门往左手拐的第一间大办公室,大概是现在会客室的位置。桌子椅子都很破旧。屋子小而人多,桌子少而椅子多。门口的一张桌子是共用的,上头堆放了一大堆信件。每周返所日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信箱,把信件取出来,放在桌子上让大家自取。收信人不清楚的或者无人领取的总是越积越多,慢慢桌子上堆得像小山一样。整个办公室给人的印象乱七八糟,一点也不整洁。但几位先生的优长和特点,我在做学生时就已逐渐熟悉。
    吴大英教授是室主任。他内心孤傲,卓尔不群,对学生学习要求也特别严格。吴大英老师做学问的特点是严谨、系统、对文字的标准极高。他本人是那种对文字和文章有特殊天赋的人,文章从不打草稿,想好了一气哈成。在那个用稿纸写稿子的年代,他的文章到了编辑那里几乎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需要改动。如果学生写了一个错别字被他抓到,一顿严厉的批评不可避免。在他看来,写错别字是能力问题也是态度问题。学外语,他不像现在的外语教学那样,注重语法,做题库,而是给你一本外文原著要求你翻译,他认为语言是在表达中体会的。在生活上,他特别随和。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吴先生经常请我们吃饭。常去的地方是灯市西口的翠华楼。翠华楼是国有饭店,据说当年曾经招待过基辛格,拿手的一道菜叫桃花饭。从翠华楼横穿马路到西口,有一个国营菜站,吴先生经常在那里排队买菜。阳光下他硕大的身材挤在买菜的队伍中,很滑稽。这个情景被我们几个弟子看到过,景荣师兄步"导师创业垂千古"之韵,写诗称"导师排队一上午"。记得有一次全室十多个人去吃饭,四十元钱,酒足饭饱,花不完,临走时不找钱了,饭店送了一个西瓜以补零头,也没有饭后水果的概念,由我提回办公室,大家再慢慢吃。
    刘瀚老师慈眉善目,总是笑眯眯的。他经常说,自己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和任何人发过火,生过气。他出生贫苦,自幼聪慧过人,六岁进私塾,文化功底很深,从甘肃省的一个偏僻县城走出来,从法院的书记员干起,又经过人民大学法律系的系统教育,社会经验很丰富,也很豁达。他嗜酒,戏称自己的养生之道是"二锅头加红烧肉"。他会品味生活,讲到自己所经过的逆境时也津津有味。记得有一次他讲文革中曾经在首钢烧锅炉,怎样送煤,怎样调火,简直是在讲艺术。他曾经告诉我们,自己的笔名为"浩如",是取其名字"瀚"之意蕴,宽广博大。我们经常说,刘老师应该是长命百岁之人,因为他具备了长寿的性格特征。想不到这样豁达开朗的一个人竟然也未能敌过病魔。
    李步云老师思维活跃,现实责任感强,总是鼓励我们探讨那些前沿的理论问题。这种学术风格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有政治风险的。在思想解放的大氛围中,他在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问题上的著述启迪了一代人。李老师上过朝鲜战场并且留下了残疾,后来大量的学术著作都是一字一句地用不方便的手写下来的,其中辛苦,不可言状。他心地善良,有求必应,对年轻人大力提携。长期住在地安门附近促狭的平房中并不影响他的热情和好客。我们多次到他家去聚会,在狭小的客厅里吃饭喝酒,高谈阔论。
    周新铭老师主要研究西方法哲学,八十年代也写民主和法制的文章,领先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进行研究。他住在新街口三不老胡同,每次返所都拎着一个黄旅行袋,里面装着要还给图书馆的书,顺便再借一批书带回去。因为周师母曾经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英文播音员,一口流畅的英语,视野也比较国际化,因此在那个平民化时代,周老师尚保留着某些高雅的生活方式,还记得他讲到怎样喝咖啡。有一次集体植树,中午吃饭时周老师竟然给每个人一个煮鸡蛋,那可是凭票按人头供应的。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周老师曾经送了他一只玩具大熊猫,这个玩具至少保存了十年。
    那时候在返所日一般没有什么活动,主要是室里人自己谈天说地,交流信息。几位老师的言传身教对我们影响很大。文化和精神的传承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延续。
    除了几位老师以外,年轻一点的有陈春龙、刘兆兴、徐炳和我。陈春龙手不释卷,想到什么或者读到什么就写在手上,经常是一手的蓝墨水。他在七十年代末和肖贤富合著了一本《法学概论》,领学术之先,我认为这本书到现在也有很重要的价值。刘兆兴和我读研究生时同窗,他的特点是勤奋。年过四十开始学德语,后来留学德国,回来时送我们外汇券,那个时候可以用外汇券买点凭票供应的商品。徐炳在八十年代初写了几篇很有影响的法学文章,来所时间和我差不多,我自认为他高我一筹。他有在国外使馆工作的经历,认识他之前我看到他写的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题为"澳大利亚人的谢谢你"的小文章,印象深刻。后来我们成了同事,交流颇多。他英文极好,令我羡慕不己。徐炳又是集豪气和文采于一身之人,敢想敢为,敢喜敢怒,我们都认为他能成大事。
    现在有的老师已经仙逝,有的老师仍然在为学术理想拼搏。几个当年的晚辈也熬成了长辈,面对年轻的学生时经常不知自己是何许人也。一直把自己当学生,不意之间就成了先生。回头看看走过的路,法理室曾经是我们的驿站。那个时代的简朴、单纯、执着、人和人之间的亲密,都令我们永远怀念。
    
    原载李林、胡水君编:《民主法治之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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