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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公约》与中国调解制度”研讨会成功举行

2019年3月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建设学科、国际法研究所国际经济法研究室主办的“《新加坡公约》与中国调解制度”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法案室、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商务部条法司、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中国政法大学、外交学院、中伦律师事务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共计二十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第一单元为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国际经济法研究室主任刘敬东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所长莫纪宏研究员在致辞中欢迎各位专家学者到访国际法研究所。莫纪宏所长向各位嘉宾介绍了国际法研究所的成立历史,并分享了他参加调解的经验。同时,他预祝本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第二单元为主旨报告。商务部条约法律司温先涛处长以“《新加坡公约》与中国商事调解”为题发表讲座。通过对《新加坡公约》的详细分析,他认为该公约的两类受益群体为和解协议申请执行人以及知名度较高的调解机构。目前,联合国贸法会成员国对《新加坡公约》的态度可分为支持派、否定派与观望派。他建议,若考虑加入《新加坡公约》,我国应特别关注该公约与国内法律制度、司法制度的衔接问题。

第三单元为第一场专题研讨,由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巍律师主持。

针对《新加坡公约》对我国影响而言,外交学院卢松教授指出,与诉讼相比,调解涉及到司法主权和国家公共政策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应对《新加坡公约》持支持态度。他认为,我国现有的挑战是尚未建立起一套社会诚信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宋连斌教授指出,《新加坡公约》的研究对我国商法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该公约并没有引入承认制度,这有利于和解协议的有效执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驻中国首席代表刘润东认为,中国若加入《新加坡公约》不仅能够促进商事调解的发展,而且还能够培养商事调解的人才队伍,进而占据调解规则制定上的话语权。史密夫斐尓律师驻上海合伙人唐汉洁律师指出,《新加坡公约》能够优化我国营商环境,特别是能够维持争议企业间的良好合作关系。

针对虚假调解问题而言,英国伦敦埃塞克斯街39号律师事务所出庭律师Adrian Hughes QC介绍了英国调解、跨境和解协议制度,他认为应该重点关注《新加坡公约》第4条与第5条对缔约国司法制度产生的潜在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刘敬东研究员指出,司法是底线,讨论《新加坡公约》对中国的影响不可忽略司法机关对虚假调解的担心。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巍律师指出,虚假调解涉嫌侵害我国司法制度的信誉,这可以通过援引公共秩序的方式拒绝执行。商务部条约法律司温先涛处长认为,虽然理论上非常尖锐,但是由于虚假调解对当事人不具有经济性,因此,这在实际操作中问题不大。

  

  

第四单元为第二场专题研讨,由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Susan Finder教授主持。

针对《新加坡公约》与中国调解制度的衔接问题,外交学院卢松教授指出,虽然民事调解实践在我国存在上千年的历史,但是我国对商事调解制度和规范仍不够熟悉,并且也没有个人调解员,因此《新加坡公约》对中国商事调解制度的发展是有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毛晓飞指出,国有企业参与调解将会遇到制度障碍、公信力、可问责性等问题,在实践中,应重视并研究此类主体参与调解的可能性。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巍律师指出,调解的便捷性、成本经济性等优势是调解成为多元化纠纷解决途径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对调解的认可需要时间。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张生副教授指出,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加入《新加坡公约》对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具有好处,同时,我们也应该考虑投资争端和解问题。

针对中国商事制度建设而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刘敬东研究员认为,我国《人民调解法》在一定程度上可涵盖商事调解,在此种情况下,若加入《新加坡公约》,我国将面临修订《人民调解法》或重新立法的问题。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巍律师指出,修订《人民调解法》的立法技术难度远大于重新制定一部商事调解法。同时,他建议法院应有专门部门在必要的情况下查明和解协议的真实性。外交学院卢松教授认为,和解协议的可执行性与和解协议的内容完整性密切相关,这需要对调解员或审理的法官进行训练和培训。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法案室副处长张春丽与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干部张伯娜进一步指出,对《新加坡公约》的研究应考虑我国司法资源的合理分配问题。

  

  

第五单元为闭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南翔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国际经济法研究室主任刘敬东研究员指出,当前,中国商事调解制度处于萌芽阶段。尽管理论界存在争论,但是中国商事调解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不可避免,我们应将《新加坡公约》先进的调解理念传播出去。最后,他感谢各位嘉宾的到来,期待各位专家学者继续对相关议题进行深入研究。

 

本次研讨会顺利完成了预定的各项议程,取得了圆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