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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审制改革中的几个问题

【中文关键词】 陪审范围;人民陪审员的产生与抽选;陪审合议庭

【摘要】 2018年4月2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人民陪审员法》。虽然陪审立法已经完成,但并非陪审制改革的终点。该法的一些规定仍然存在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包括陪审的适用范围、人民陪审员的条件与任期、人民陪审员的产生与抽选方式、陪审合议庭的规模等。

【全文】

2004年8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是我国制定的首部陪审制专门法律,但其仅有20个条文,内容简略,程序可操作性不强,且在陪审的适用范围等方面存在误区。《决定》实施近10年的实践表明,陪审制仍需要改革与完善。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部署,2015年4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联合印发《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5月20日,又联合印发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办法》。2018年4月27日,经过3年的试点,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以下简称《陪审员法》。从《决定》到《陪审员法》,陪审制始终处于改革之中。后者作为陪审制改革的最新成果,依然存在值得进一步研究之处,笔者认为,有几个基本问题有必要继续进行讨论。

一、关于陪审的适用范围

《决定》关于陪审适用范围的规定较为原则,实践中出现扩大化、偏离化。以刑事诉讼为例,[1]根据《决定》第2条,有两类刑事案件适用陪审,一是“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二是被告人申请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案件。就第一类案件而言,“社会影响较大”在适用时出现偏差。2008年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的调研报告称,一些地方反映“社会影响较大”这一标准不好把握,多数基层法院有人民陪审员陪审的案件实际上是社会影响不大的案件。调研报告认为这与《决定》的要求相去甚远。[2]究其原因,一是法院片面追求陪审率,随意扩大适用范围,一则缓解案件增多带来的审判压力,二则显示其适用陪审的积极性与成效。[3]二是规定存在缺陷。因为“社会影响较大”表述原则、模糊,没有明确的衡量标准,难以发挥规范功能。[4]三是法院有意规避真正属于“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由于法院可以依职权决定哪些案件适用陪审,“社会影响较大”极易被法院任意解释,最终导致适用陪审失之随意。事实上,真正“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恰恰未能适用陪审。[5]对这类案件,法院可能担心人民陪审员理性不足易受情绪影响而使庭审及结果失控,甚或因案情重大复杂而担心陪审员难以胜任,总之对于“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会存有顾虑而规避适用陪审。这反映出普遍存在的对人民陪审员不信任心理。在法院对“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不适用陪审的情况下,陪审制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发挥功能的可能。因此,必须改变法院自由决定是否适用陪审的局面。就适用陪审的第二类案件而言,《决定》赋予被告人申请陪审的权利,在我国法律中置入了尊重被告人重人程序选择权的法治元素。此项规定借鉴了现代国家立法例,如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第6条即规定,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有权由犯罪行为发生地的州和地区的公正陪审团予以迅速和公开的审判。将获得陪审规定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是我国实施程序法治的重要成果。不过,该规定实施效果并不理想。

在法学界与实务界,长期以来有一种声音,即批评人民陪审员在庭审过程中一言不发,“陪”而不审,且多归因于人民陪审员政治、文化与业务素质不高、责任心不强。这一指责有失公允。[6]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一项根本原因是,几乎所有适用陪审的案件因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被告人认罪而缺乏争议。这类案件,陪审员并没有非问不可的问题,亦难以发表不同的评议意见,因此并无实行陪审的必要性。然而,一些基层法院陷入了注重陪审案件“数量”“陪审率”的误区,认为适用陪审的案件越多、陪审率越高,陪审制发挥的作用就越大。其实片面强调适用陪审的案件数量与比例,恰恰减弱、冲淡了陪审制的功能。[7]对于陪审的适用范围,应重“质”而非“量”,这应作为规定陪审适用范围的基本原则,尤其现代陪审是一项昂贵的、略嫌奢侈的制度。[8]

值得注意的是,《陪审员法》第1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刑事、民事、行政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1)涉及群体利益、公共利益的;(2)人民群众广泛关注或者其他社会影响较大的;(3)案情复杂或者有其他情形,需要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的。人民法院审判前款规定的案件,法律规定由法官独任审理或者由法官组成合议庭审理的,从其规定。令人遗憾的是,该条关于陪审适用范围的规定仍然失之笼统,仍存在一方面陪审被滥用、另一方面应当适用陪审而不适用陪审的可能性。试点情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据了解,这次试点期间,人民陪审员共参审刑事案件30659件,民事案件178749件,行政案件11846件,竟然占一审普通程序案件的77.4%。[9]这么高比例的适用率是否真的必要,无疑值得思考。

为了调动人民陪审员的积极性,真正实现陪审制的功能,必须科学设定适用陪审的案件范围。在实行陪审制的现代国家,多将其适用范围限定为重罪案件。如在日本,根据2004年《关于裁判员参加刑事审判的法律》的规定,“裁判员”参加合议庭审理的案件仅限于重大案件,包括两类:一类是法定刑为死刑或无期徒刑的案件,另一类是故意犯罪引起被害人死亡的案件。据估计,适合裁判员审理的案件每年仅有3000件左右。[10]在法国,只有重罪案件,即可能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刑事案件,才适用参审。在俄罗斯,原则上,陪审制只适用于可能判处10年以上监禁或者死刑的案件(《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30条、第31条)。结合国际经验与本国国情,我国适用陪审的刑事案件应限定为有重大争议的案件与量刑极重的案件,如可规定被告人不认罪且申请适用陪审的案件与被告人可能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适用陪审。这种权利式陪审与法定式陪审相结合的方式,能够防止法院任意扩大陪审的适用范围。这两类案件的定罪、量刑问题可争议性强,更需要民众智慧的发挥及民意的表达;庭审更具中心化、实质化与对抗性,人民陪审员在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时更具有发挥作用的空间,其作用也更易于显现;更能发挥陪审员制衡法官的作用,更利于体现司法民主及提高司法的公信力。

二、关于人民陪审员的条件与任期

《决定》关于人民陪审员条件的规定存在误区,导致陪审员精英化,损害了陪审员应有的广泛性。根据《决定》第4条,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该要求被认为是保证审判质量的需要,有人认为很合理,理由是现在大学毕业生一年有几百万,县城能达到这个要求。但这一要求必然导致精英审判,将大多数公民排除在陪审员的范围之外,背离陪审员应有的广泛代表性与人民性。正如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奉恒高委员指出的,“‘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要求形成了一个‘精英’陪审员制,这违背了国家设立陪审员的立法本意。”[11]有观点认为,陪审员应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否则将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有的学者甚至主张“精英化是现阶段必须的进程”,理由是,当前中国的教育程度不高,知识层次差异很大,如果陪审员素质不高,会带来司法混乱。[12]这一担心与实践不符,并无实证经验表明陪审员的文化程度与案件裁判质量存在相关关系。若陪审员文化程度越高,审判水平就越高,那么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更高的发达国家应该对陪审员的文化程度作出较高的要求。然而,综览各国关于陪审员条件的规定可以发现,皆是对年龄、公民权、有无犯罪记录、有无法律职业经历、阅读、表达和理解能力、身体状况、心理状态等要素作出限制,“各国普遍未对陪审员的学历水平设限,充其量只要求陪审员具有基本的读写能力”。[13]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55条规定,能够阅读和书写法语,享有政治、民事和家事权利,无法律规定无资格或不得兼任的情况的年满23岁的男、女公民,均可担任陪审员。作为一个例外,日本也仅将“完成教育法规定的义务教育”作为裁判员的学历条件。

陪审员无需具备较高的教育程度,主要有两点理由。第一,适用陪审的刑事案件常见案由包括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盗窃、诈骗、毒品犯罪、绑架等罪名,并不涉及复杂深奥的法律与法理,也无不能理解的特殊的专业问题,一个未受过法律训练的普通人,凭借其知识、思维逻辑、社会经验,完全能够作出自己的判断。如对被告人是否实施被控杀人行为进行裁判时,陪审员的文化程度并不具有特殊的意义。刑事诉讼中,陪审员需要精英化是一个伪命题。第二,不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陪审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能力是不容怀疑的,[14]在法官必要的引导、提示下能够胜任适用法律的工作。“从原理上说,司法民主本身不要求精英司法,它旨在对精英司法形成补充和制约,它要求将普通感情和社会正义观念带到司法审判中,弥补职业法官(那些司法精英们)远离社会特别是草根阶层的缺陷”,“对民众参与司法进行学历限制,显然是不明了精英司法与平民司法的互补性原理,这种做法限制了一般民众参与司法的机会,对普通情感融入刑事司法审判起到的是一种阻遏作用”。[15]将“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作为陪审员的条件,亦构成了对大学专科以下文化程度公民的歧视,以及对平等权的侵犯。陪审是人民的权利,不应成为极少数人的特权。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就陪审员资格来说,“这种条件不宜过高,只要具备辨别、理解和判断事物的一般水平的人,都应有资格担任陪审员。对陪审员资格的条件如果限制过多,势必影响陪审员的广泛代表性”。[16]在宪法层面上,有学者指出,从宪法的民主性价值看,陪审制度的设置就是要尽可能体现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为大多数公民所认可和接受,“精英化”的倾向不足取。[17]在美国,陪审员极具广泛性,陪审团从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口中挑选,联邦法院和多数的州法院均以选民登记名单和驾驶执照持有者名单作为陪审团的原始或初步名单。一般认为,一份原始名单要达到的合理目标是覆盖80%的地区人口,而事实上许多地方所使用的原始名单包括了90%的地区人口。[18]陪审员精英化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极易被忽视,正如一位基层法院法官所指出的,“人民陪审员选任精英化不利于我国司法的廉洁化建设”,因为“普通民众作为陪审员参与审判意味着对职业法官垄断的审判权的一种分割”,“而这种权力的分割能有效地防止由于权力的滥用而产生的司法腐败。”[19]

为了扩大司法的民主基础,将普通人的情感和最底层的社会正义观念融入审判,更大程度地实现社会与司法的良性互动,应取消过高的文化程度要求,拓宽陪审员遴选范围,回归陪审员平民化。值得称道的是,《陪审员法》第5条规定,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这就大大降低了人民陪审员的文化程度要求,是一大进步。如果能将人民陪审员的文化程度规定为初中以上,则更有利于体现陪审员的广泛性。

《决定》关于人民陪审员任期的规定也存在误区,导致陪审员专职化,流动性不足。《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草案)》(以下简称《决定草案》)第8条规定,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为5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时,有委员建议将5年任期改为3年,认为缩短任期有三大好处:有利于更多的人参与到审判活动中来,体现群众性;有利于提高陪审员的积极性和工作效率;有利于增加参与人数,让更多的人接受普法教育。[20]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童海保认为,就是这种随机性,才能达到超脱和公正。孙金龙委员认为,人民陪审员是代表人民群众参与到审判活动中,并对这个活动进行监督。连任固然有利于对审判工作的熟悉,但对审判监督的力度不够,不要形成事实上的“编外法官”。[21]然而《决定》第9条规定的仍然是5年。不过《决定草案》第8条规定“可以连任”,而《决定》第9条回避了是否“可以连任”的问题。

《陪审员法》第13条规定,“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为5年,一般不得连任。”由此,保留了《决定》关于任期为5年的规定,不过“人民陪审员一般不得连任”的规定留有余地,应改为“不得连任”。笔者认为,应当缩短任期以扩大陪审的基础,建议将任期规定为2年。其实早在建国之初,根据司法部1956年7月21日《关于人民陪审员的名额、任期和产生办法的指示》的规定,选举产生的陪审员的任期即为2年。更进一步,人民陪审员不应适用任期制,可改为名册制,即由司法行政机关按司法年度制作年度候选人民陪审员名册,并每年更新一次,把名册中参与过陪审者删除,再增加相同数额新的候选人民陪审员。

三、关于人民陪审员的产生与抽选方式

(一)关于人民陪审员的产生

《决定》关于人民陪审员任命与免职程序的规定存在误区,以为陪审员行使审判权就必须经过人大任命,导致陪审员官员化,有违陪审员的社会性。《人民法院组织法》38条第1款规定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23岁的公民,可以被选举为人民陪审员,但是被剥夺过政治权利的人除外。”《决定》废除了该法规定的人民陪审员选举制,第8条规定,“符合担任人民陪审员条件的公民,可以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户籍所在地的基层组织向基层人民法院推荐,或者本人提出申请,由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审查,并由基层人民法院院长提出人民陪审员人选,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决定》确立的“推荐(申请)——审查——提名——任命”程序,参照法官任命模式,扭曲了陪审制本质。这种由法院主导确定陪审员的做法,导致陪审员遴选渠道和遴选程序难以体现民主性,削弱了陪审制的民主代表性,加剧了陪审员对于法院的依附性,必将伤害陪审制的独立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决定草案》规定的是“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定”,而《决定》将“确定”改成了“任命”,与人民陪审员的社会性不符。实践中许多地方举行了人民陪审员聘任仪式,颁发聘书。这种公开聘任,可能滋生腐败或者给人民陪审员带来人身安全问题。[22]实行陪审制的目的,主要在于促进司法民主,让民众的参与抑制司法专横;发展法律,让民众的自然理性平衡法官僵化的职业思维。人民陪审员并非给法院提供咨询亦非与法院求同而来,更多的是监督与制约。因此,人民陪审员应具有独立性,岂能由法院来遴选和管理?在英美等国,陪审员随机从有资格的公民中抽选,当事人有挑选权及申请无因回避权。而且对于事实的认定,法官无法控制陪审员来服从其意志。

《陪审员法》对人民陪审员的产生方式进行了改革,第9条规定,司法行政机关会同基层人民法院、公安机关,从辖区内的常住居民名单中随机抽选拟任命人民陪审员数5倍以上的人员作为人民陪审员候选人,对人民陪审员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征求候选人意见。该条规定的程序基本上是可行的,具有进步意义,不过有两点值得商榷。其一,“会同基层人民法院”的规定是不必要的,应排除法院的参与;其二,“5倍”的数量要求仍然过低,不知是如何测算出来的。第10条规定:“司法行政机关会同基层人民法院,从通过资格审查的人民陪审员候选人名单中随机抽选确定人民陪审员人选,由基层人民法院院长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该条相较《决定》第8条的规定是一大进步,不过亦有两点值得商榷。其一,“会同基层人民法院”的规定不利于实现人民陪审员的独立性,应予删除;其二,“由基层人民法院院长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的程序应予删除,对于人民陪审员不宜适用任命程序,而由司法行政机关制作候选人民陪审员名册即可。第12条规定,人民陪审员经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后,应当公开进行就职宣誓。宣誓仪式由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司法行政机关组织。笔者认为,基于人民陪审员的社会属性,上述公开宣誓的程序规定也是不必要的。至于第11条规定即“因审判活动需要,可以通过个人申请和所在单位、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人民团体推荐的方式产生人民陪审员候选人,经司法行政机关会同基层人民法院、公安机关进行资格审查,确定人民陪审员人选,由基层人民法院院长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依照前款规定产生的人民陪审员,不得超过人民陪审员名额数的五分之一”,则完全没有必要,应予删除。

《决定》还规定了人民陪审员的免职程序。第17条规定,遇有特定情形,由基层人民法院院长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除其人民陪审员职务。《陪审员法》第27条也规定,人民陪审员有四种情形之一,经所在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司法行政机关查证属实的,由院长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免除其人民陪审员职务;有特定行为的,在辖区范围内通过公开通报等措施进行惩戒。上述规定不宜适用于人民陪审员。陪审是每一个适格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人民陪审员”不是固定的职务,而应是因个案而随机参与陪审,庭审结束即告解除。人民陪审员的身份不宜固定化,亦不应适用免职程序。事实上,对于具有法定情形的人民陪审员只需在候选人名单中删除即可,至于“公开通报”更是荒唐不羁。

(二)关于人民陪审员的抽选方式

“优秀的法律应当为主要法官配置一些随机而不是选举产生的陪审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感情作出判断的无知,较之根据见解作出判断的学识要更可靠一些。”[23]因此,现代国家采取抽签或者其他方法从陪审员名册中随机抽选参与陪审者,目的是避免指定。在我国,曾经存在一些法院出于方便安排陪审工作等考虑,将陪审工作固定交给一部分积极性高的陪审员,导致这些陪审员变相成为“陪审专业户”。《决定草案》第15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采用适当方式轮流安排人民陪审员执行陪审职务。”有关部门负责人曾就此表示,这是因为随机抽选的方式经济成本较高,在现实的经济条件下不具有可行性。这种说法并不成立。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时,方新、孙金龙、王梅祥等委员均指出,从技术上讲,随机抽取完全不会增加成本,比如抽签。如果由人指定,则难以保证司法公正。夏赞忠委员表示:“如果有利于制度的完善和规范力度的加强,那么该花的钱应该花。还是采取随机抽选的方式好。”还有一些委员认为,“适当方式”不是法言法语,怎样算适当和不适当?谁来决定适当和不适当?一定要排除法院在安排陪审员时的随意性。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绝不是“作秀”,而是为了更有力地保障司法公正,更接近于公众认可的司法公正。[24]

《决定》第14条最终采取了随机抽签确定的方式,与《决定草案》相比,是一巨大进步。然而,由于人民陪审员过少,可抽选范围小,导致人民陪审员抽选的随机性失去意义。毫无疑问,随机抽取的前提是人民陪审员数量大,而实际的情况是,即使全部名额均配齐,全国每个基层法院也只有不足100名陪审员。而这些陪审员又被划归到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与行政审判庭,分到每个审判庭的陪审员数量更少,更为固定化。无疑,所谓的随机抽选会演变成变相的指定、轮流安排。实践中,人民陪审员长期固定在同一审判业务庭或合议庭的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陪审员法》再次确定了“随机抽取”的方式,第19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需要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应当在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确定。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需要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在其辖区内的基层人民法院的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确定。然而,是否能够真正实现“随机抽选”人民陪审员,依然取决于人民陪审员名单中的数量是否充足。对此,第8条规定,人民陪审员的名额,由基层人民法院根据审判案件的需要,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定。人民陪审员的名额数不低于本院法官数的3倍。上述陪审员名额由各基层法院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确定的规定保留了《决定》第7条的内容,显得过于随意与混乱,实践证明是不可行的,而新增规定“陪审员的名额数不低于本院法官数的3倍”则显属过低,看不出测算依据及其科学性,莫非是按照每位人民陪审员需要审理案件数量是法官审理案件数量的三分之一来设定的?事实上,员额制改革后,法官数量减少了近一半,全国仅有12万名员额制法官,每个基层法院平均不足40名,如此,每个基层法院管辖区内的人民陪审员人选不过120名,能否满足陪审的实际需要?会不会导致人民陪审员的编外法官化再现?无疑,陪审员名额数应该按照需要陪审案件的数量及每位人民陪审员每年陪审案件数量的上限来确定。《陪审员法》第24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本辖区实际情况,合理确定每名人民陪审员年度参加审判案件的数量上限,并向社会公告。这一规定更为模糊,易产生混乱,事实上,这需要《陪审员法》作出明确规定。如《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326条第3款规定,同一人在1年之内最多只能有1次作为陪审员出席审判庭。《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58—1条规定,5年内担任过陪审员的公民可要求职责豁免。为此,建议《陪审员法》限定人民陪审员被抽选参与陪审的案件数量,如每人每年陪审的案件不得超过1件,或者最多不能超过3件。如此,就应当测算一下每年有多少案件需要适用陪审,据此测定需要人民陪审员的数量。无疑地,扩大人民陪审员的数量,是落实“随机抽选”的前提。为此,建议将每个基层法院的人民陪审员设定为500-1000人。而且为了避免指定,应设专门机构如人民陪审员选任办公室为法院提供候选人民陪审员,并制定挑选正式人民陪审员的程序。为了保障当事人双方尤其是被告人选择人民陪审员的权利,应当通知多于实际需要人数的候选人民陪审员到庭进行“庭选”。

四、关于合议庭中人民陪审员的人数与比例

《决定》关于合议庭中人民陪审员比例的规定存在误区,似乎合议庭中只要有哪怕一名陪审员,陪审制的功能就得以发挥,导致陪审员被边缘化,失去陪审的意义。根据《决定》第3条,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合议庭审判案件时,合议庭中人民陪审员所占人数比例应当不少于1/3。该条关于“不少于三分之一”的比例规定并无实际意义。因为根据《刑事诉讼法》178条第1款的规定,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的合议庭组成人员为3人,[25]显然,如果合议庭中有人民陪审员,则至少有1人,即不可能低于1/3。

合议庭中陪审员的人数和比例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关系到审判组织的科学性。我国实行参审制,陪审员与法官组成合议庭,共同负责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可以说,合议庭中陪审员的人数及其比例决定了陪审员的地位以及所能发挥的作用。一方面,陪审员为法律的“外行”,必须有足够数量的陪审员共同参审,才能克服偏见形成正确的判决。合议庭中陪审员太少甚至仅有一名,就难以体现民众代表性,难以起到凝聚民意的作用,极易沦为司法民主的“点缀”。另一方面,如果合议庭中陪审员的人数太少,则难以形成对法官的有效制衡。陪审员和法官之间不仅存在合作关系,亦存在监督制约关系,所以陪审员与法官之间存在某种紧张关系,法官对陪审员可能存在一定的排斥性。虽然陪审员与法官职责相同,但陪审员在各方面天然地处于弱势,极易被法官控制,致使陪审流于形式。不难想象,如果合议庭中仅有1名陪审员,那他就无法摆脱成为“摆设”而被边缘化的危险。此外,陪审员人数多,也有利于陪审法庭避免腐败。总之,陪审员与法官的比例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如果陪审员在合议庭中人数少、比例低,就易成为“摆设”。

实行陪审制的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在实行陪审团制的国家,12名陪审员组成的陪审团负责认定案件事实,拥有认定与否定控罪的权力。在这种制度中,陪审员的独立作用无人怀疑。而在实行参审制的国家,赋予陪审员与法官同等权责,为了保证陪审员发挥作用,合议庭中陪审员人数一般多于职业法官。如在法国,重罪案件一审陪审法庭由1名主审法官、2名陪审法官和6名陪审员组成,陪审员与法官的比例为2:1。在日本,对于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合议庭由3名法官和6名裁判员组成(认罪案件则由1名法官和4名裁判员组成),裁判员与法官的比例亦为2:1。显而易见,是法官人数的2倍且多达6名的陪审员(裁判员)参与案件的审理与裁判,其独立作用谁又能否认呢?无疑,3名法官想置6名陪审员(裁判员)于“摆设”地位亦非易事。而在韩国,对于可能判处被告人死刑、无期徒刑的案件,由9名陪审员参审;其他案件由7名陪审员参审;被告人或辩护人承认公诉事实主要内容的案件,可由5名陪审员参审。毫无疑问,这些国家的立法者深深懂得心理学和决策学的规律,就是要通过这种技术化的处理方式,来实现合议庭实质化及陪审员富有意义的参与,真正发挥陪审员的作用。

根据《陪审员法》第14条的规定,有两种陪审合议庭组成模式:一是3人合议庭,二是法官3人与人民陪审员4人组成7人合议庭。笔者认为,在刑事诉讼中,这两种陪审合议庭组成模式仍有待改进。为了避免陪审流于形式,让陪审员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应当大幅增加合议庭中人民陪审员的人数,并不低于法官人数的2倍。考虑到案件性质、决策质量、成本及效率等因素,基于优化陪审合议庭的目的,建议在上文建议被告人不认罪且申请适用陪审的案件与被告人可能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才适用陪审的基础上,规定两种陪审合议庭组成模式为: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由3名法官和6名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被告人认罪的案件,由1名法官和4名陪审员组成合议庭。陪审合议庭的表决规则也应调整,即将简单多数修改为2/3以上多数通过才能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判决。

结语

我国虽然完成了陪审立法,但远未实现陪审制的本土化。而实现陪审制本土化,需要培育陪审文化,陪审文化是一种民主文化、公民文化。“要使陪审制沿着平稳的方向在中国土壤上生根发芽,需要一种有利于培育陪审制的文化,实行陪审制意味着把一部分公民提到和法官同等重要的地位,并进而对法官的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因而这种文化需要适当的大众参与,是一种民主文化。”[26]在构建陪审制时,无疑我们忽视了陪审文化的培育。目前我国人民陪审制运行效果不佳,一个直接原因是陪审制脱离群众,没有建立起陪审与普通大众之间的紧密关系。虽然我国有司法大众化的历史,但毕竟与司法民主化存在很大差别。[27]而缺乏民意基础与公众认同的陪审制度无法摆脱流于形式的命运,是不可能获得生命力的。

目前人民群众对陪审制了解不多,陪审制缺乏人民的信任与积极参与。因此,为了保障这项体现人民主权原则的司法民主制度发挥作用,在完善陪审立法的基础上,必须培育陪审文化、公民意识,让公众了解、信任、参与陪审,使之获得民意认同与公众支持,成为人们的信仰。

(责任编辑:郑未媚)

【注释】 *刘计划,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刑事审判中心主义模式研究”(项目批准号:15AFX0140)的中期成果。

[1]在现代,陪审主要适用于刑事案件的审判,因此,本文的分析侧重于从刑事诉讼的角度展开。

[2]参见施英:“《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实施良好”,载《人民法院报》2008年12月2日第5版。

[3]与中级法院相比,基层法院对适用陪审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衷。如2009年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共参审案件1526件,为普通程序案件的98.58%,比例之高令人咂舌,参见《天心区人民法院2009年度人民陪审员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举行》, http://txqfy.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0/02/id/607246.shtml, 2018年3月16日访问。再如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0年全年人民陪审员共出庭10138人次,参与审理案件5069件,参审率达90.3%,参见《2010年北京丰台法院人民陪审员参与陪审突破万次》,http://ftqf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3656,2018年3月16日访问。这体现了地方法院重陪审案件数量而不问陪审质量这一片面理解陪审制度作用的倾向。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将“社会影响较大”细化为以下四种情形:涉及群体利益的;涉及公共利益的;人民群众广泛关注的;其他社会影响较大的。但上述这些情形很难说提供了可评价的标准。

[5]近年来发生的社会关注度高、社会影响大的刑事案件,鲜见有适用陪审者。

[6]其实,陪审员在法庭上是否发问只是一个表象,与是否发挥实质作用并无直接联系。在实行陪审团审判的国家,陪审员只能“听审”,而无须发问,没有人对陪审团的作用表示怀疑,关键是陪审团真正行使案件事实判断权即定罪权。同样,在中国,评价陪审员是否发挥作用,应当关注陪审员是否真正享有平等的评议机会与表决权。

[7]与我国一些基层法院一年适用陪审的刑事案件动辄上千件相比,日本适用“裁判员”审理的案件则要少得多。从2009年5月开始实施裁判员法到11月半年的时间里,其全国裁判员审判的案件诉讼终局的被告人仅有82名(其中抢劫致伤案件25名,杀人案件20多名)。参见日本大使馆二等书记官、最高法院派遣法官三重野真人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于2010年9月19日举办的“中日司法改革研讨会”上所作的《日本裁判员制度及其实施》的报告。

[8]参见[英]麦高伟、杰弗里•威尔逊主编:《英国刑事司法程序》,姚永吉等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49页。然而这一结论似乎并不适于中国:一方面,在中国实行陪审的成本并不大,一名陪审员获得的补助可能每天仅几十元,尤其是在为了缓解案件增多带来巨大审判压力的法院,那些退了休的或者没有固定工作的、近乎专职的人民陪审员已然成为法院的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这些陪审员又不得不接受所谓“法庭的摆设”的指责。参见李郁:“解决司法不公陪审员作用有多大”,载《法制日报》2005年8月17日第5版。

[9]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情况的报告》(2018年4月2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

[10]参见樊崇义:“日韩司法制度改革概述”,载《中国司法》2008年第6期。

[11]参见吴兢:“中国陪审制:四方面有待形成共识”,载《人民日报》2004年4月21日第13版。

[12]参见李郁:“解决司法不公陪审员作用有多大”,载《法制日报》2005年8月17日第5版。

[13]施鹏鹏:《陪审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5页。

[14]据一位法官调查,人民陪审员的思维方式明显不同于具有职业思维习惯的法官群体。在个人体验主导的思维方式之下,他们在审判过程中更多是在进行一个过程的体验:对审判活动的体验、对当事人陈述的体验以及对案件事实的体验。在这一过程中,陪审员对案件的事实更加关注,可以注意到法官在思维惯性之下忽视的细节。因此,人民陪审员的思维方式更擅长于发现事实。参见夏南:“人民陪审员的思维方式”,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15]张建伟:《刑事司法体制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6页。

[16]王敏远:“中国陪审制度及其完善”,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

[17]参见韩大元:“论中国陪审制度的宪法基础——以合宪论和违宪论的争论为中心”,载《法学杂志》2010年第10期。

[18]参见赵宇红:“陪审团审判在美国和香港的运作”,载《法学家》1998年第6期。

[19]陈畅:“谁应该来当人民陪审员”,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20]参见杨涛:“人民陪审员该由谁来遴选和管理”,载《检察日报》2004年4月7日第6版。

[21]同注[11]。

[22]在裁判员的人身安全保障措施方面,日本《关于裁判员参加刑事审判的法律》设置了泄露裁判员姓名罪、威胁裁判员罪等犯罪。在我国,人民陪审员的安全保障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公开人民陪审员的名单,也可能带来人民陪审员的安全问题。

[23][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

[24]同注[20]。

[25]虽然《刑事诉讼法》第178条第2款规定,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的合议庭为3人至7人组成,但是,实践中高级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几乎不再审理第一审案件。

[26]参见段晓彦、俞荣根:“‘陪审’一词的西来与中译”,载《法学家》2010年第1期。

[27]有学者论述了司法民主化与司法大众化之间的区别。参见周永坤:“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司法民主”,载《法学》2009年第2期。

【期刊名称】《法律适用》【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