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审判中心视域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完善思考

【中文关键词】 认罪认罚从宽;以审判为中心;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司法公正

【摘要】 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一项具体的制度实践,对于实现司法公正作用显著。不过经过一年左右的试点工作实践,不管是在实体层面、程序层面,还是在制度衔接过程中都出现了一些问题亟待解决。我们应当基于以审判为中心的视角,秉持司法公正理念,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改进和完善,进一步明确“认罪”“认罚”“从宽”的统一标准,切实保障诉讼主体的合法权益,实现不同诉讼程序之间的密切衔接,从而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构造有机对接,确保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走向成功。

【全文】

编辑提示: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的《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规定了认罪认罚从宽原则、具体程序等内容。立法比较充分地吸收了2016年9月以来北京等18个城市开展的改革试点经验。在此背景下,进一步总结试点中存在的经验和问题,并加以深层次的思考,有助于立法完善和司法适用。本专题的作者来自北京和山东,文章立足试点经验,从不同视角思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设计中的司法公正理念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国家坚持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制度保障,其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势必需要一系列配套制度的协同推进。其中,“认罪认罚从宽”便是围绕刑事诉讼“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之实现而新近试点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有人认为二者存在适用冲突,实际不然。“以审判为中心”是目标指向,“认罪认罚从宽”是实现路径,前者为后者指引方向,后者为前者提供保障,即“认罪认罚从宽”必须是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前提下进行的,二者统一于对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的共同追求。因此,在新一轮司法改革中,我们应当积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通过优化诉讼结构、提升良性运行效率,为实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营造广阔空间。简言之,“以审判为中心”地进行“认罪认罚从宽”是实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逻辑起点与制度保证。

(一)以审判为中心确立逻辑起点

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作为我国刑事诉讼的双重目标,关涉刑事司法案件中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实现。法谚有云:“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这种“看得见的方式”实质上就是指“裁判过程(相对于裁判结果而言)的公平,法律程序(相对于实体结论而言)的正义”,也即“程序正义”。[1]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缺一不可,“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互依存,相互联系”,[2]二者应当统一于司法实践,从而“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3]因此,我们应当摒弃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诉讼观,当然也要警惕因矫枉过正而可能出现的“重程序轻实体”,坚持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这“既是诉讼规律的客观要求,也符合我国当前的国情。”[4]目前,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辩证统一关系已经得到学界以及国家司法机关的普遍认可与关注,但是如何将二者统筹于司法实践依旧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实现“以审判为中心”,“最重要的意义是保证案件质量,防止冤假错案,实现司法公正。”[5]这里的“司法公正”,有两层内在含义:其一,从犯罪控制的角度来看,实现“以审判为中心”是从实体公正层面要求庭审法官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发挥审判对于案件事实认定、定罪量刑适用的决定作用,通过依法独立行使裁判权,确立起司法裁判的终决性和权威性地位。保证刑事案件的审判质量作为实体公正的内在要求,同时又是其外在表现形式,在这一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循罪刑法定与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一方面要防止有罪之人逃脱法律制裁而逍遥法外,另一方面也要杜绝让无罪之人因枉法裁判而含冤入狱。其二,从人权保障的视角出发,实现“以审判为中心”是从程序公正层面要求“在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实行以司法审判标准为中心,确立起统一的刑事证明标准。”[6]这就要求改变原有的“线型”诉讼结构,破除侦查中心主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过规范侦查取证手段、严格证据审查、实现庭审实质化等措施,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进程中依法享有的权利。从而以保证刑事审判质量为前提,构建多元审理机制,合理分流案件,提升诉讼效率。

(二)认罪认罚从宽对于司法公正的实现

认罪认罚从宽作为一项“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制度设计,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制度化成果,在党的第十八届四中全会中被明确提出,并于2016年相继审议通过并颁布了《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试点方案》)《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以下简称《试点办法》),标志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工作在刑事诉讼案件中正式展开。实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要求“实体从宽”与“程序从简”,通过“繁简分流”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司法资源的正向效能,从而“在更高层面上统筹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多元诉讼价值。”[7]可以看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计初衷正是基于以审判为中心的逻辑起点,紧紧围绕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统一而展开。

1.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实体公正

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思考,应当置身于当前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之中,这是保证制度试点实践过程中不会偏离司法公正的前提。尤其是在我国当前司法资源相对稀缺的背景下,刑事审判实践中案多人少的问题依旧突出,实现实体公正必须要以资源的合理配置为前提,将不同的刑事案件进行分流审理,加快简单刑事案件整体的处理速度,减少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羁押时间,增加重大疑难案件可以调配的司法资源,真正实现“繁者更繁、简者更简”。《试点办法》第1条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条件作出了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同意量刑建议,签署具结书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从实体法角度来看,“认罪认罚”表现为刑法上的自首、坦白、积极退赃、赔偿等,“从宽”作为“认罪认罚”的实体结果,更为集中的表现在“量刑”方面。这样一种制度设计,首先起到了诉讼案件分流的效果,即认罪案件与非认罪案件,这也在客观上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了路径选择空间。同时,随着认罪案件审理过程中“控辩协商”“合作司法”的引入,也使得包括被害人在内的所有诉讼当事人具备了相对缓和的对话平台,有助于案件审理结果为诉讼当事人所接受,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于实体公正的追求。

2.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程序公正

实体公正的实现,依赖于规范、高效的程序运转,因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贯穿传统刑事司法的“公平价值”与协商型刑事司法的“效率价值”。恰如波斯纳所言:“正义在法律中的第二个意义就是效率”,缺乏效率的公正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对程序正义的背离。因此,“公正为本,效率优先”应当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核心价值取向。[8]根据《试点方案》的制度设想,“认罪认罚从宽”将贯穿于我国刑事司法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与速裁程序并存的三元化审判程序模式。[9]在具体的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对于“效率”的追求不能以牺牲“公正”为代价。相反,而是应当将程序公正作为适用前提,始终坚持“以审判为中心”之内涵要求的引领,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特别是要尊重被追诉主体的知情权与自愿选择权。具体而言,就是要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自愿性、符合性、充分性予以全面关注。被告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处罚制度必须保证其在充分认识该制度对其处罚后果的基础上自愿适用,避免被告人被强迫认罪认罚的可能性,从而解决好长期以来存在的程序权利供给不足的问题,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以程序正义推进实体公正。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问题反思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开展试点工作以来,已经有了一年多的经验积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报告,“截至2017年11月底,18个试点地区共确定试点法院、检察院各281个,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审结刑事案件91121件103496人,占试点法院同期审结刑事案件的45%。其中检察机关建议适用的占98.4%......根据第三方评估结果显示,对本次试点效果整体评价较高,律师满意度为97.3%,被告人满意度为94.3%。”[10]就山东省的情况来看,自济南、青岛被确定为试点城市以来,截至2018年4月底,两地共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审结案件8887件、9396人,一审服判息诉率达到98.87%。其中,济南审结认罪认罚案件1544件、1706人,青岛审结认罪认罚案件7343件、7690人。两地审结认罪认罚案件数量占同期审结全部刑事案件数量的62.96%,当前济南、青岛21家基层法院已全部启动试点工作,济南槐荫法院和青岛城阳法院的适用率均达到90%以上。放眼全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推进情况,其中“阶梯式从宽量刑机制”(由厦门、济南等地试行)与“分级量刑激励”(由广州、杭州等地试行)同步推进,“刑拘直诉”(北京、南京、郑州、天津等地)开始探索,“值班律师旁听提讯”(上海、青岛等地)付诸实践,“诉前听证制度”(福州等地)得以推行,“智能庭审记录、电子卷宗流转”(广州、大连等地)全面展开,以上这些创新举措都在不同程度上起到了强化权利保障、提高诉讼效率的积极作用,为庭审实质化、以审判为中心提供了实现路径,有利于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实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统一。

由此看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当然,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

首先,在实体层面,围绕“认罪”“认罚”“从宽”依旧存在不同解读及争议。具体而言,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认罪认罚”的判断基准不明确,实体审查机制尚不健全;二是关于“从宽”的量刑幅度缺乏统一指导,导致“重罪轻刑”“轻罪重刑”的风险加剧。根据有关学者的实证调研结果来看,法官、检察官、辩护方以及相关司法辅助人员在对“认罪”“认罚”“从宽”理解上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认识上的模糊不清势必造成司法实践中的适用障碍与冲突。[11]

其次,在程序层面,对诉讼当事人在认罪认罚过程中应有权利的重视程度和保障机制有待进一步加强。这里的诉讼当事人权利重点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被害人的相关权利。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方面,自愿性是保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效果的前提,也是实现程序正义的内在要求。关于“自愿性”,从字面意义上看是具有积极含义的权利性象征,然而如果我们将其放置于具体制度实践的背景下,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并非绝对的自愿,而是一种具有法律意义的“制度化”的自愿。[12]此时,选择“认罪认罚”将获得“从宽”之福利,而放弃“认罪认罚”便意味着可预期之福利的消减,从被追诉人心理预期角度来看,“自愿性”很容易受到福利的诱惑。自愿性不应仅仅停留于形式“选择”上,而应当赋予被追诉人更多的知情权、辩护权、获得律师帮助权等实质权利,这也是接下来制度完善过程中的程序法要求。此外,在当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行过程中,被害人的权利受到了一定关注,但是具体到被害人在认罪认罚从宽过程中的角色定位以及被害人谅解对于量刑“从宽”的影响效果等问题,依旧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再次,在制度衔接方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身程序涉及的分流机制过于粗糙,刑事和解,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的运行机理和相互衔接机制尚需进一步厘清、理顺。有学者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打破了我国刑事诉讼中初步形成的‘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三级‘递简’格局,变横向区块式的程序适用模式为以认罪认罚为触发点的对抗与合作二元并行的程序适用模式。”[13]从具体试点情况来看,虽然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对以上审判程序做了一定规范,但是在适用范围上,各个程序之间却或多或少的存在交叉甚至冲突的地方,特别是当不同审判程序中触发了“认罪认罚”这一“变更”程序节点时,依旧存在法律适用的盲区。如果不能保障程序之间的有机对接,那么整个刑事诉讼进程将难以顺畅运转,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更是失去了向前推进的动力。特别是自开展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以来,案件分流、程序转化过程中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对追求司法公正、提升司法效率产生了一定影响。因此,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过程中,应当格外关注刑事和解以及速裁程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之间的运转机理,及时消解制度衔接中的障碍冲突,置身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大背景之下进行审视,优化各项具体诉讼程序构造,以确保本轮司法改革取得预期效果。

最后,基于整体司法体制改革的实践视角来看,当前法院系统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过程中所面临的有些问题,并非法院一个部门就可以独立解决,国家在相关配套制度方面的系统性完善还有待加强。具体而言,涉及到“侦——控——审”之间的程序衔接、省级以下人财物统管、司法责任制与员额制改革以及律师值班制度的优化完善等问题。根据两高三部出台的《试点办法》来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高效运行有赖于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关、审判机关与辩护律师的协同推进。但在司法实践中,各个诉讼主体在认罪认罚从宽适用过程中发力不均,协同性还有很大提升空间。除此之外,根据当前对于山东基层法院法官的调研访谈情况看,来源于对主办案件终身负责的压力、受制于传统诉讼构造的固化审理思维以及因“员额”考核所带来的收入保障变动等客观因素,都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造成了或多或少的影响。此外,当前我国正在同步推进刑事辩护全覆盖的试点工作,在认罪认罚从宽过程中如何实现两项制度的对接,依然需要我们从司法功利的角度出发,全面考虑司法便宜的原则,对认罪认罚从宽过程中的律师值班制度进行优化。

总而言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经过一年多的试点工作,虽然已经取得了较为令人满意的阶段性成果,但依然还有很多问题亟待完善。其作为司法改革系统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自身“司法效率”的独立价值,亦有刑事诉讼体制改革实现“司法公正”的系统意义,我们有必要基于审判中心的视角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进行体系化完善。

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体系完善

以审判为中心与认罪认罚从宽并行不悖,有着共同的价值目标指向,即以司法公正为前提,以司法效率为追求,通过对案件繁简分流提升诉讼效率,通过庭审实质化彰显公平正义,让诉讼程序更为高效顺畅,让诉讼结果经得起检验。

(一)明确“认罪认罚从宽”的统一标准

前文已述,当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中存在对“认罪”“认罚”“从宽”的不同解读,这也就导致了不同地区间的适用差异,很有可能造成同案不同判的法律困境。因此,在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过程中必须首先明确“认罪认罚从宽”的统一标准,这是法律适用的前提。

1.厘清“认罪认罚”之范围

从“认罪”的字面意思来看,其可以是被追诉人对是否构成犯罪的承认,也可以是在此基础上对构成何罪的同意,两者的区别主要是认罪程度的不同。根据《试点办法》中对适用条件的文本表述,“认罪”具体表现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也出现在刑法关于坦白、自首的规定中。根据张明楷教授的观点,刑法第67条规定的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强调“客观犯罪事实”。[14]犯罪嫌疑人在归案之后只要如实供述了基本的犯罪构成要件事实即成立坦白、自首,其对行为性质的辩解并不影响坦白、自首的成立,更不要求其对侦查机关立案罪名的认同。但是,在《试点办法》中“同意量刑建议,签署具结书”同样被作为适用前提条件加以规定,“认罚”便与“认罪”一道成为“从宽”的先决条件,并且将“认罪”的范围加以限定。因为“量刑建议”的提出建立在明确的“指控罪名”基础之上,所以《试点办法》中“认罪认罚”的应有之意应该是对“犯罪事实及罪名”的共同认可。笔者认为这种标准过于局限,不符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计初衷和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要求,原因如下:其一,适用范围的限缩会影响“繁简分流”的效果,案多人少的现实问题还是难以有效解决,诉讼进展滞缓将加剧“迟来的正义非正义”的实体风险;其二,对罪行、罪名、罪刑的一致审前认可,存在突破“罪刑法定”“审判终决性”的风险,不利于庭审实质化,有可能对“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造成阻碍。因此,笔者认为,在接下来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完善过程中,应当首先明确“认罪认罚”的认定标准,即“对客观犯罪事实的承认和对刑期范围的认可”。

2.细化“从宽”量刑之幅度

“从宽”作为“认罪认罚”的结果,其认罪对价(指被追诉人所享受的认罪认罚从宽的量刑优惠)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积极主动程度、配合程度存在极为紧密的关联。不过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试行办法,均没有明确的量刑幅度规定,大多都以“酌情”之类的含糊表述带过。因此,在具体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官的“酌情”裁量标准不一,“从宽”幅度、量刑结果自然出现差异。因此,在明确了“认罪认罚”的基础上,我们还应当对“从宽”之限度加以细化,既要防止“从宽太窄”对“认罪认罚”失去吸引力,又要避免“从宽无边”而放纵犯罪的情况发生。笔者认为,在从宽量刑的范围上应当划定最低标准与最高限度,并根据案件性质、悔罪情节等情况进行减刑幅度分档,法官本着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对每个具体案件进行实质审查,最终选择相对应的从宽量刑标准。具体而言,根据山东基层法院所做的调查,从宽量刑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将“认罚”作为单独的从轻量刑情节考虑,即在“坦白从宽”的量刑基础上再减少10%以下量刑;另一种是将“认罚”与“认罪”情节一起合并考虑,总共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15]笔者更赞成第二种从宽量刑方式,将“认罪认罚”统一考量,并进一步明确认罪认罚从宽过程中的整体减轻量刑范围,将基准刑的50%作为最高上限,避免“从宽无边”的出现;将基准刑的10%作为最低减刑底线,其中基准刑的20%—40%是通常适用范围。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当根据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时间节点,作出不同从宽量刑决定,即认罪认罚越早所享受的认罪对价就越高,初步设想为:审查起诉阶段适用通常20%—40%的减刑空间,侦查阶段就积极认罪认罚则在通常范围基础上可以增加10%的减刑奖励(即基准刑的20%—50%),而审判开始之后才认罪认罚的案件只能在基准刑的10%—30%的范围内进行“从宽”。

(二)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主体的合法权益

1.保障被追诉人的自主选择权

在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过程中,我们应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愿性”予以格外关注,这种对于程序的自主选择权,是刑事诉讼进程中被追诉主体平等地位的体现,是程序正义的内在要求。当然,探讨被追诉人的自愿性问题,必须首先建立在被追诉主体适格的基础之上。对于未成年或者患有精神疾病的被追诉主体,以及其他诸如醉酒、吸毒等影响当事人意识状态的情形,即使当事人主动认罪认罚,也不能启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进行审理,这不是对被追诉主体行使权利的限制,而是对其真实自愿性的尊重和保障。其次,对于适格的被追诉主体,自主选择权的行使应当以权利义务的充分知悉为前提,这就要求公权力机关在启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之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履行了全面、详细的权利告知义务。进行权利告知的时候,要注意被追诉主体的理解能力,切实将认罪认罚从宽中的权利与其他诉讼权利一并告知清楚,发现被追诉主体理解困难的,应当结合相关书面《权利告知书》进行通俗易懂的口语解释,以保障其理解充分。最后,对于被追诉人的自愿性保障,还应当增设权利救济机制。对于认罪认罚从宽过程中未履行权利告知义务、影响到被追诉主体自愿性的情况,将会触发程序性制裁的后果,从而为被追诉主体提供权利救济途径,也对可能出现的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取证行为形成有力震慑。此外,必须要加强辩护机制的完善,为被追诉人权利行使提供保障。

2.明晰被害人的参与主体地位

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对被害人权利保障的关注一直比较薄弱。不过,在本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过程中,被害人的参与主体地位得到了提升。《试点办法》第7条规定:“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听取被害人及其代理人意见,并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或赔偿被害人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作为量刑的重要考虑因素。”由此可见,被害人及其代理人的意见将影响到被追诉主体的刑期多少,不得不说这是被害人权利保障进程中的一大进步,既有利于裁判结果可接受性的提升,又有利于加害方与受害方之间谅解结果的达成,从而缓和社会矛盾。不过,在被害人参与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对被害人意见的合理取舍,不能赋予其一票否决权,否则将走向另一个极端,可能造成司法不公,也不利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正确实施,应拒绝被害人绑架司法的行为。[16]一言以蔽之,“被害人及其代理人意见”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或者赔偿被害人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应作为“从宽”量刑的充分条件加以考量,而非必要条件。

(三)实现不同诉讼程序之间的紧密衔接

(图略)

图1

通过对于实体性“认罪”“认罚”“从宽”标准意涵的明确,以及在程序上对诉讼当事人合法权利的有效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备了更为规范统一的运行起点和运转空间,但是要想运转流畅且高效,就必须厘清不同诉讼程序之间的适用界限,并将它们进行统筹协调,形成彼此紧密衔接的一套运转体系。速裁程序与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均强调构建合理的运行机制以适当简化诉讼程序,进而实现繁简分流、诉讼资源优化配置的基本目标。[17]

笔者认为,根据被追诉人的认罪情况、认罚情况、案件性质,可以大致梳理出以下6种程序适用情况(如图1所示):1.被追诉人认罪且认罚的,如果犯罪情节较轻、依法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案件,或者依法单处罚金的案件,应当优先适用刑事速裁程序,此时如若刑事和解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达成竞合,同样应当首先适用速裁程序;2.如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但是可能被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则应当首先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3.对于犯罪性质恶劣、社会影响巨大的案件,被追诉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甚至死刑的,虽然其认罪认罚,但也应当通过普通程序进行审理;有时被追诉人虽然认罪,但是有可能对“认罚”产生异议,此时可以根据案件性质及证据充分情况等分别选择适用4.简易程序和5.普通程序;6.对于被追诉人不认罪的案件审理,则只能通过普通程序进行裁判。

以上6种程序适用的选择路径并非完全割裂,而是根据案件审理的具体情况,包括被追诉人的认罪认罚态度、犯罪性质、复杂程度以及社会影响等因素,可以进行彼此之间的适用转化,是一个有机衔接的程序运转体系。因此,在诉讼程序选择及转化衔接的过程中,法院必须严格审慎,对案件负责,肩负起审判作为中心的使命感。当然,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日益完善和逐步推进,笔者认为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范围将越来越广,很有可能适用于刑法分则的全部罪名,如此一来,不同程序之间的衔接问题也便迎刃而解,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将更为统一、简化、高效。

(四)与“以审判为中心”诉讼构造的有机对接

1.辩护律师全程参与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一套系统性工程,作为子系统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完善应当秉持裁判中立、控辩平等的诉讼理念,确保辩护律师全程参与。如果说公权力机关的权利告知义务对于被追诉人而言是一种消极防御,那么获得律师帮助权无疑就是被追诉人积极防御的最直接体现。“以审判为中心”强调控辩的对抗性与庭审的实质性,因此在“权力”与“权利”的两造对抗下,辩护律师的全程参与十分必要。特别是在认罪认罚从宽这种多为简化程序审理的案件中,被追诉主体对于自身权利的行使与放弃,应当获得辩护律师的建议指导,以确保自身应有权益的最大化实现。不过,虽然在《试点办法》第5条中做了规定,“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法律帮助。”但是究竟如何保障其获得有效法律帮助、以及法律帮助过程中如何实现控辩平等,依旧是司法实践中所要面临的难题。当前,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正在开展为期一年的刑事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我们应当以此为契机,为辩护律师全程参与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创造空间和条件。首先,就是要赋予辩护律师平等的诉讼地位,考虑到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贯彻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一项制度设计,因此,辩护律师的介入时间应当涵盖侦查阶段。其次,要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律师值班制度,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应有的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在认罪认罚从宽过程中应当摆正自己的诉讼角色,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为被追诉主体争取应有的合法权益。再次,辩护律师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需要与当事人进行更频繁的沟通交流,并尽快适应“协商性”的角色转化,因为在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法院审理重点将从对案件事实与证据的审查转向对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控辩协商的合法性之维度。[18]从理论上说,控辩协商是控辩双方就检察官提出何种量刑建议所进行的对话、协商过程。[19]辩护律师在这一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处的“协商”不是“妥协”,而是基于平等“对抗”的“商议”合作。因此,在控辩协商时,辩护律师应当享有充分的权利,以保障其可以接触并掌握与之相对称的案件信息情况,从而与检察官就量刑情况展开协商,为当事人争取最大权益。

2.法院进行全面审查

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制度背景下,法院对于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审理具有终决性,因此唯有对被告人“认罪认罚”做出全面的实质审查,方能作出公正的量刑裁判。法院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实质审查是庭审实质化的展现,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要求,是对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保证。根据《试点办法》第15条和第21条的规定来看,法院的实质审查判断应当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即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认罪认罚具结书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以及从宽量刑的适当性等。其中,前两个方面主要是围绕“认罪认罚”的全面审查,对它的认定判断应当更加重视程序性问题,关注被追诉人在“认罪认罚”过程中的权利保障问题;而从宽量刑的适当性问题,则更应该重视对实体公正的综合考量,将被追诉人的犯罪性质、认罪悔过态度、社会影响性以及被害人的谅解意见等情况作为审查依据进行判断。因此,庭审法官应当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的被告人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实质审查,从而以公正为基础确定合理的量刑幅度。[20]具体而言,法院对“认罪认罚”的审查工作可以从“客观”与“主观”两个维度着手。

对“客观”的实质审查,主要是指对相关案件材料的查验,如侦查机关所搜集的证据材料、检察机关的起诉书、认罪认罚具结书、被追诉人与被害人之间达成的谅解协议等书面材料。对这些“客观”文书的审理主要是围绕真实性与合法性进行,通常而言审查难度不大。相较而言,对“主观”的实质审查则更需要法官去关注被告人的内心状态,从而围绕其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悔过态度等审查要素形成自由心证,这对法官的职业素养与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笔者认为,为了保证最终裁判的公正性,法官在审理认罪认罚从宽案件时必须直接接触被告人,通过对被告人的询问交流来判断其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同时,在这一问题上产生异议时,原则上应由检察机关承担认罪认罚自愿性的证明责任,由检察机关出示案件相关证据,证明具结书内容真实、合法。[21]在对被告人主观状态的审查过程中,法官应当始终秉持情感中立的原则进行判断,因为“不自愿”的情况实际上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被告人受到威胁、引诱、欺骗“不得已”进行认罪认罚,另一种是因为被告人本身并无悔过之意,但是为了获得轻刑判决而“不情愿”选择认罪认罚。对于以上两种情况,庭审法官除了需要直接讯问并观察被告人言谈举止与表情神态之外,还应当结合其犯罪行为性质、是否有犯罪前科、是否主动投案自首、是否积极进行退赃以及有无积极赔偿受害人等情形,进行全面而综合的审查判断。总之,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审理不能因为单独追求效率的提升而背离了庭审实质化的要求,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统一始终是司法实践的基石。

结语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质上是对办案机关及办案人员办理案件的应然要求与实然需求的关系。[22]完善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可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奠定坚实基础;基于以审判为中心的视野进行重新审视,也有利于正确把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程序底限。从本质上讲,二者在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目标追求上具有一致性,彼此协同推进,并行不悖,是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体现。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法治建设更是需要与时倶进、推陈出新,通过顶层设计以统筹优化制度架构,通过司法实践来协调磨合程序衔接,从而保证我国在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取得显著成效。

(责任编辑:郑未媚)

【注释】 *彭俊磊,山东大学法学院博士生;郑红军,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监察委员会调查权研究”(17BFX055);山东省法学会2017年度重点课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公正司法研究——以刑事诉讼为视角”(SLS(2017)A7)的阶段性成果。

[1]陈瑞华:《看得见的正义(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2]陈光中:《刑事诉讼法(第6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

[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第1版。

[4]陈学权:“论刑事诉讼中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并重”,载《法学评论》2013年第4期。

[5]龙宗智:“‘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及其限度”,载《中外法学》2015年第4期。

[6]沈德咏:“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

[7]戴长林、刘静坤:“《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应用)》2017年第10期。

[8]陈卫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

[9]陈瑞华:“‘认罪认罚从宽’改革的理论反思——基于刑事速裁程序运行经验的考察”,载《当代法学》2016年第4期。

[10]周强:“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情况的中期报告”,载《人民法院报》2017年12月24日第1版。

[11]详见刘广三、李艳霞:“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完善——以实证研究为视角”,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该实证调研由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与北京、郑州、成都、福州等地部分法院、检察院和律师事务所合作开展,问卷横跨东中西部地区,纵跨南北方,基本反映了我国法律职业人和被告人对这一制度的基本认识。

[12]孔冠颖:“认罪认罚自愿性判断标准及其保障”,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13]郭志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论解析与改革前瞻”,载《法律适用》2017年第19期。

[14]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563页。

[15]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三庭课题组、傅国庆:“关于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调研报告”,载《山东审判》2016年第3期。

[16]秦宗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疑难问题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7年第3期。

[17]周新:“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类型体系化探究——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改革为切入点”,载《法商研究》2018年第1期。

[18]刘方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建设路径——基于刑事速裁程序试点经验的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7年第3期。

[19]陈瑞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若干争议问题”,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1期。

[20]谭世贵、陶永强:“实体法视野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载《人民法治》2017年第1期。

[21]刘岑岑:“‘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解读与完善”,载《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1期。

[22]顾永忠:“关于‘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几个理论问题”,载《当代法学》2016年第6期。

【期刊名称】《法律适用》【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