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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错误国家赔偿的违法性认定与瑕疵担保抗辩

【中文关键词】 执行错误;国家赔偿;违法性;瑕疵担保

【摘要】 对于民事执行错误是否导致国家赔偿,应当审查《国家赔偿法》第38条对于“执行错误”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在构成要件中的难点与重点即行为的违法性认定,由于法院拍卖的船舶属于特殊动产,应参照特别法律规定执行。法院的司法拍卖应以完整交付结束,非拍卖成交结束。在船舶交接时的状况与展示时状况不符的情况下买受人有权请求扣减相应的价款。但若海事法院未组织评估检验便将拍卖剩余款退还船舶原所有人,导致无法扣减的,可以认为海事法院的行为具有违法性,买受人可以通过国家赔偿诉讼要求拍卖法院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对于强制拍卖中的买受人是否享有物的瑕疵担保请求权问题,不可一概而论,在我国立法未就此作出专门规定之前,强制拍卖至少仍应遵守一些限制性规则。

【全文】

一、案件背景与法律适用难点

(一)基本案情与裁判

2003年8月,大连海事法院在审理丹东某公司(以下简称丹东公司)诉朝鲜某海运公司(以下简称朝鲜公司)海运货损赔偿案中,大连海事法院根据丹东公司的申请,在丹东大东港扣押了朝鲜公司所属的“首阳山”号货轮,并委托丹东边防进行看管。2004年4月6日,大连海事法院对该货轮进行了拍卖,大连某船务代理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公司)以228万元买下了该轮。4月22日,大连海事法院“首阳山”轮拍卖委员会与大连公司进行了船舶交接。在交接时,双方签订的船舶移交完毕确认书附件确认船上缺少11件通讯导航设备。4月29日,大连公司致函大连海事法院,表明除附件确认缺少的设备外,还缺少单向无线电话等共14件设备。6月,大连公司向海事法院提交了其购置上述25件设备的发票,总额为236785元。大连公司请求大连海事法院从船舶拍卖价款中退回此金额。

2008年3月26日,大连海事法院对“首阳山”轮债权进行分配,根据丹东公司的执行申请,从拍卖价款中支付丹东公司765056元,剩余436282.25元则存在大连海事法院帐户。2009年5月,朝鲜公司向大连海事法院提出返还“首阳山”轮剩余款的请求。大连海事法院于5月31日将剩余款项全部返还给了朝鲜公司。

大连公司因此提出国家赔偿申请,大连海事法院国家赔偿委员会在赔偿决定中仅确认丢失TCOM单边带等4件设备。其余设备因赔偿请求人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该院不能认定。大连公司不服大连海事法院的赔偿决定,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认为,大连海事法院决定赔偿4件设备损失不当,应予纠正。大连海复公司提出购买25件设备价值236785元的赔偿请求应予支持。

(二)法律适用难点

随着司法拍卖的日渐增多和拍卖标的的多样化,随之产生的纠纷也多有发生。本案即属于极富代表性而存在司法适用难点的国家赔偿案件。[2]对于本案的情形,首要的问题在于确定赔偿的法律依据,即请求权基础规范。《国家赔偿法》中针对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进行了专章规定,仅在38条规定:“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过程中,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的程序,适用本法刑事赔偿程序的规定。”本案中,大连海事法院的行为是否属于《国家赔偿法》38条所指“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赔偿解释)4条做出了更加细化的规定:“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是指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民事制裁决定、调解、支付令、仲裁裁决、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以及行政处罚、处理决定等执行错误。包括下列行为:(一)执行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民事制裁决定等法律文书的;(二)违反法律规定先予执行的;(三)违法执行案外人财产且无法执行回转的;(四)明显超过申请数额、范围执行且无法执行回转的;(五)执行过程中,对查封、扣押的财产不履行监管职责,严重不负责任,造成财物毁损、灭失的;(六)执行过程中,变卖财物未由合法评估机构估价,或者应当拍卖而未依法拍卖,强行将财物变卖给他人的;(七)违反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的拍得人大连公司提出的赔偿申请似乎并不属于上述一至六项,[3]剩下的可能性便是作为概括条款的第七项,而该项并未提供任何构成要件,只能回到《国家赔偿法》38条,而以此作为请求权基础,其构成要件亦必须寻求其他更为具体的法条规定及学理予以确定。

二、“执行错误”国家赔偿的构成要件及违法性认定

(一)构成要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38条虽然从字面上看是对民事、行政司法赔偿的程序适用问题进行规定[4],并没有明确规定民事、行政司法赔偿的构成要件,我们需要结合学理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确定,民事执行错误导致国家赔偿通常需要以下构成要件:第一,有诉讼当事人或案外人的损害事实;第二,行为或者不作为属于职务执行过程,即民事诉讼中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过程;第三,行为或不作为具有违法性;第四,因果关系。

1.损害。首先,本案中在船舶移交时通过附件确认缺失11件设备,加上在船舶移交之后大连公司致函大连海事法院说明欠缺另外14件设备,总共缺少25件设备。这些设备的缺少与船舶展示情况不符,根据大连海事法院委托的船舶检验评估机构已经在《船舶价值评估报告》中确认“首阳山”轮处于航行安全状态,可以推定这些设备应当为大连海复公司通过拍卖所取得的“首阳山”号船舶所具有,因此在大连公司支付的价款中也应认为包括了这些设备的价金。而事后为使船舶恢复到适航状态,由大连公司自行购买补齐了这些缺失的设备。整个过程中大连海事法院均未提出异议。大连公司提供其购置缺失设备发票,大连海事法院对发票及金额亦没有提出异议。但大连海事法院却将船舶剩余款项全部返还给了朝鲜公司,该相应款项已无法再向原船舶所有人追回,导致大连公司损失。

2.执行过程中的职务行为或不作为。本案中大连海事法院扣押船舶、组织船舶强制拍卖以至移交的行为属于法院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即整个过程都属于民事执行行为的范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49条规定,法院对被执行财产进行强制拍卖的执行行为直至“钱物两清”及“所得价款超出执行标的数额和执行费用的部分,应当退还被执行人”方为结束。而法院在执行过程中的行为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项:(1)扣押船舶,(2)委托拍卖船舶,(3)交付船舶,(4)余款返还朝鲜公司。然而究竟为何导致的损害并进一步使法院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须进一步结合行为(不作为)的违法性及因果关系等构成要件予以分析。

3.行为或不作为的违法性。违法性问题在国家赔偿的案件中一直都是案件判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本文将在后部专节论述。

4.因果关系。对于大连海事法院移交船舶给大连公司时通过附件确认缺失的11件设备,就本案事实部分而言尚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原船舶所有人(朝鲜公司)在船舶扣押时即已存在设备缺失。对于这种可能性而言,在本案中,大连海事法院委托的船舶检验评估机构已经在《价值评估报告》中确认“首阳山”轮处于航行安全状态,因此应该认定在原船舶所有人交船扣押直至检验评估时,船上都具备这些设备。因此该11件设备的缺失就只剩下了第二种可能性,即原船舶所有人交船时设备齐全,而在船舶扣押并进行评估之后发生的灭失。但是在大连海事法院发现朝鲜公司交付的“首阳山”轮的状况与展示时的状况不符后,并未及时组织检验核实缺失设备,导致现已无法查清事实或进行评估。

而对于在船舶移交之后大连公司致函海事法院声明欠缺的另外14件设备,海事法院在收到大连公司提出缺少设备的通知后,一直不作为,既没有及时检验核实,亦一直不予答复。因此,事实情况及损失情况亦无法再查清。且大连海事法院在2009年5月,依朝鲜公司提出返还“首阳山”轮剩余款的请求后,即将剩余款项全部返还给了朝鲜公司,导致拍卖船舶相应款项已经无法追回。违背《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规定的移交行为、未组织检验核实缺失设备及评估(不作为)及未进行扣减而直接将船舶剩余款项返还原所有人,此三项行为相结合与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正是由于移交行为违法,且未组织检验核实与评估,且未扣减相应船舶拍卖剩余价款,导致大连公司遭受损害。

(二)违法性的认定

对于本案等类似情形中,《国家赔偿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赔偿解释中并未直接规定其行为违法性的构成要件。因此,对于行为违法性的判断必须结合案件整体进行综合分析。具体以本案为例,在判断交付船舶的行为及是否应扣减价款之前需要首先确定的问题是船舶在被扣押之后的保管义务。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12条规定:“查封、扣押的财产不宜由人民法院保管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被执行人负责保管;不宜由被执行人保管的,可以委托第三人或者申请执行人保管。由人民法院指定被执行人保管的财产,如果继续使用对该财产的价值无重大影响,可以允许被执行人继续使用;由人民法院保管或者委托第三人、申请执行人保管的,保管人不得使用。”具体对于船舶在被扣押期间的保管义务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扣押与拍卖船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条明确规定:“船舶扣押期间由船舶所有人或光船承租人负责管理。船舶所有人或光船承租人不履行船舶管理职责的,海事法院可委托第三人或者海事请求人代为管理,由此产生的费用由船舶所有人或光船承租人承担,或在拍卖船舶价款中优先拨付。”本案中,在完成交付之前,船舶的所有人应为朝鲜公司,因此船舶在扣押期间的管理人应为朝鲜公司。通常在扣押外轮的情况下,海事法院还会委托公安边防机关监管船舶,但公安边防机关通常的责任主要在于防止船舶逃逸,船舶的实际看管者仍是船舶所有人。

由于涉案船舶作为特定物,其拍卖规则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及相应的司法解释。本案中,船舶的交付应当依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38条的规定:“买受人付清全部价款后,原船舶所有人应当在指定的期限内于船舶停泊地以船舶现状向买受人移交船舶。拍卖船舶委员会组织和监督船舶的移交,并在船舶移交后与买受人签署船舶移交完毕确认书。”这一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强制变卖被扣押船舶清偿债务的具体规定》(1987)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拍卖被扣押船舶清偿债务的规定》(1994)相比,有两点重要的修改:其一是将拍卖船舶委员会在移交船舶过程中的地位从办理船舶交接的一方当事人变更为交接过程的组织者和监督者。这表明我国立法对拍卖船舶委员会的性质和定位发生了变化,相应的法律关系也有所不同。其二是将船舶的状况由“原状”修改为“现状”。据此,若船舶在扣船至移交期间发生损毁灭失等损害,其风险是由船舶的原所有人来承担,这也是符合风险负担的基本规则的。但大连海事法院却并未按该规定的要求,使船舶原所有人朝鲜公司与买受人大连公司进行船舶移交,即人对人、点对点移交。而是在朝鲜公司没有参与船舶交接的情况下,直接由大连海事法院“首阳山”轮拍卖委员会与大连公司进行了船舶交接。此移交行为并不符合《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规定,导致大连公司失去与原船舶所有人进行直接的船舶移交、确认标的物实际状况和进一步确认对方交付标的物与展示不相符合的责任的可能性。

因为根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38条规定,虽然将法院定位为只是中立的组织监督的第三方,但船舶的原所有人和强制拍卖的买受人之间理论上并没有直接建立法律关系,而是通过法院委托的强制拍卖而分别与法院之间存在法律关系。因此拍得人在发现交付的船舶不符合展示时,并不能直接向原船舶所有人请求赔偿。更何况这在实务中很难具有操作性。因为在许多船舶扣押、拍卖案件中,船舶所有人经常不予配合,导致拍定船舶的移交等事实上只能由法院组织进行。且买受人在其中所处地位也非常被动,因为即使在对出卖人提起的交付船舶不符合展示之诉中胜诉,而由于原船舶所有人除了该被拍卖船舶之外往往并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尤其是在船舶原所有人为外国公司的情形。因此对于买受人的权利保护而言,通过法院将相应部分船舶拍卖价款退回是最符合法律关系也是现实最佳的选择。[5]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38条规定的“以船舶现状向买受人移交船舶”,该如何确定船舶的“现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解释》)第35条规定:“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船舶现状指船舶展示时的状况。船舶交接时的状况船舶展示时的状况经评估确有明显差别的,船舶价款应当作适当的扣减,但属于正常损耗或者消耗的燃油不在此限。”由此可知,扣减船舶价款的前提条件是经评估确有明显差别。也就是说,若买受人主张在船舶交接时的状况与船舶展示时的状况有明显差别的,海事法院应当组织评估,经过评估检验确认损害并核定数额后,应当适当扣减拍卖价款。但是如本案的情形,在大连海事法院在船舶交接过程中即已发现朝鲜公司交付的“首阳山”轮的状况与展示时的状况不符,在船舶移交完毕确认书附件中确认船上缺少11件通讯导航设备;之后大连公司再次提出缺少另外14件设备,而大连海事法院对这两次的设备缺少情况均未及时组织检验核实和评估,并直接将拍卖剩余款退还船舶原所有人朝鲜公司,导致无法扣减。

三、可能的抗辩事由—司法拍卖中标的物瑕疵担保责任之豁免?

《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解释》第35条所确定的“减价”的请求权是何种请求权?是否属于标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6]?

对于强制拍卖中的买受人是否享有物的瑕疵担保请求权问题,学界争议较大。一种观点认为法院强制拍卖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公法行为[7],原则上对拍卖标的不负物的瑕疵担保责任,执行法院可以通过公示公告程序和声明免除瑕疵担保责任。[8]多数程序法学者持此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即使是强制拍卖,也应属于竞争性缔约而适用民事法律的相关规则。[9]因而买受人(拍得人)即应享有物的瑕疵担保请求权。多数实体法学者持此观点。两种观点对立的根源是对强制拍卖以至强制执行权的属性和效力的界定不同。[10]

其实,无论采取何种观点都应当看到,在此确有法院强制执行权的行使问题,而最终权利义务关系的变动仍然是在民事主体之间发生。因此,在强制拍卖中,法院权力行使的程序及实体规则的设计上应当体现对几方当事人利益的衡平,同时体现权力行使的效率。而即使是立足于执行权行使的终局性与效率的考虑,一概否定强制拍卖中买受人的瑕疵担保请求权可能也是值得商榷的[11]。笔者在此并不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本质上而言,这一问题属于价值判断问题,对其进行讨论需要遵循价值判断问题的论证规则[12]。我国目前立法尚未专门针对强制拍卖做出规定,[13]而在此至少有以下一些限制性规则需要注意:首先,法定告知义务不可免除。即使是在“声明免责”的情况下,若对于明知及应知的瑕疵故意不告知,则不能免除其责任。这是由于在强制拍卖进行前,大多都须对拍卖标的物进行鉴定和估价,而可能造成标的物价值减损的因素是确定标的物底价的重要依据。其次,根据物的瑕疵产生的不同时间与瑕疵的情形,应做不同的对待:对于在展示前发生并已在展示中声明瑕疵,出卖人一方自当无责;在展示前已有但在展示中未声明的瑕疵需再分是否双方可得而知,亦或属于隐藏瑕疵,对隐藏瑕疵可能造成标的物价值减损的风险在拍得人与原所有权人之间的分配问题,属于需由立法者做出价值判断的问题;而在展示后发生而与展示不符,笔者认为上述最高人民法院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解释第35条的规定殊值赞同。在船舶拍卖的情形下,在船舶展示后到船舶移交前这一期间内,船舶仍然有可能受到各种损害,导致实际移交船舶时,船舶的状况已与检验和展示时不相符。[14]因此,买受人才有在船舶交接时的状况与展示时状况不符的情况下要求承担瑕疵交付责任的基础。

四、结论

民事执行错误若符合《国家赔偿法》38条对于“执行错误”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则可导致国家赔偿。而在诸如本案等类似案件中,讨论构成要件的难点与重点在于,在不作为的情况下,应如何认定其违法性。具体到本案中而言,由于法院拍卖的船舶属于特殊动产,应参照特别法律规定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5条规定,法院的司法拍卖应在船舶的完整交付后方告结束,而并非拍卖成交即结束;因此,在船舶交接时的状况与展示时状况不符的情况下,买受人有权请求法院扣减相应的价款。但正如在本案中,海事法院未组织评估检验便将拍卖剩余款退还船舶原所有人,导致无法扣减的,可以认定海事法院的行为具有违法性,买受人可以通过国家赔偿诉讼要求拍卖法院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对于强制拍卖中的买受人是否享有物的瑕疵担保请求权问题,其本质上属于价值判断问题,对其进行讨论需要遵循价值判断问题的论证规则。在我国立法未就此作出专门规定之前,强制拍卖至少仍应遵守一些限制性规则:首先,法定告知义务不可免除。即使是在“声明免责”的情况下,若对于明知及应知的瑕疵故意不告知,则不能免除其责任。其次,根据物的瑕疵产生的不同时间与瑕疵的情形,应做不同的对待,不可一概而论。在此,最高人民法院《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解释》第35条的规定殊值赞同。

(责任编辑:赵海峰)

【注释】 *王天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1](2014)大海赔字第1号及(2014)辽法委赔字第14号赔偿决定。

[2]已有针对本案的研究,参见赵英伟、李钢:“执行拍卖中交付错误的国家赔偿责任”,载《人民司法·案例》2016年8月。

[3]本案中,确实存在船舶交付时发现与展示不符的情况,亦即船舶相较展示时发生了部分配件的灭失因而导致价值贬损。看上去似乎该解释第四条的第五项或有适用余地。但需注意的是,损害的发生是在交付之前,因而船舶的所有权尚未发生移转,因而暂不论本项其余几个构成要件能否满足,即使是以此为赔偿依据,赔偿请求权人应只能是朝鲜公司。因此本项在本案中并不能作为请求权依据。

[4]我国已有学者对此进行相关研究,参见肖志雄:“非刑事司法赔偿中因执行行为错误之赔偿的若干问题研究”,载《湖北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5]关于赔偿义务机关适格的问题,参见江必新:“适用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应当着重把握的若干问题”,载《法律适用》2011年第6期。

[6]对于瑕疵担保责任与违约责任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民法领域有长久而激烈的争论,本文在此不做论述,文中采用“瑕疵担保责任”这一术语的表达,并不代表笔者赞成瑕疵担保责任独立于违约责任,只是便于指称交付不符合约定,而有质量瑕疵的标的物的情形。

[7]陈桂明、侍东波:“民事执行法中拍卖制度之理论基石—强制拍卖性质之法律分析”,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5期。

[8]乔宇:“论强制拍卖中的瑕疵担保”,载《法律适用》2016年第10期。

[9]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89页。

[10]肖建国:“论民事诉讼中强制拍卖的性质和效力”,载《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11]有学者以其他国家的法律规定中强制拍卖的拍得人不具有瑕疵担保请求权为理由,认为我国亦应做此规定。且不论价值判断问题在不同国家立法中能否直接借鉴其结论,在我国违约责任采取无过错归责原则,而因此瑕疵担保责任的独立价值及其与违约之间的关系难以厘清的情况下,恐怕是需要慎重的。参见乔宇:“论强制拍卖中的瑕疵担保”,载《法律适用》2016年第10期,第88页。

[12]王轶:“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实体性论证规则—以中国民法学的学术实践为背景”, 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13]是否能够适用《拍卖法》的规定,也多有质疑,主张不应适用者如:黄金龙著:《〈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实用解析》,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页。

[14]向明华:“船舶司法拍卖的瑕疵担保请求权问题研究”,载《法商研究》2008年第5期。

【期刊名称】《法律适用·司法案例》【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