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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定力与引导:司法面对传媒的三个关键词

【中文关键词】 司法;传媒;舆论引导

【摘要】 面对司法与传媒两者关系的紧张,法院与法官的现实路径应当是坚守适应、定力与引导三个关键词,即一是适应媒介化的时代,以及由此产生的司法面对传媒、面对舆论、面对民意等一系列更深刻、更广泛、更复杂的命题。二是秉持司法专业主义的定力,这源于审判独立的宪法规定,也是符合司法工作的自身逻辑的。三是要通过司法公开、以案释法等方式来做好与传媒的沟通,加强舆论的引导。这样的路径,有着较为现实的态度,体现了“相对合理主义”的思维特征。

【全文】

30多年来,构建良性互动的传媒与司法关系,一直是法学界和新闻界的共同期待。围绕这一目标,学界的讨论可谓汗牛充栋。以中国知网 (CNKI)为例,输入“传媒与司法”作为主题词搜索,1997年以来的相关论文超过1200篇。不过,理想的目标一直让位于现实中两者关系的紧张,甚至是相互不信任,双方间的鸿沟并未经由足够的讨论而达到有效的弥合。

近年来,“于欢案”“赵春华案”“呼格案”“聂树斌案”“药家鑫案”“唐慧案”……等影响性诉讼中,媒体建构的“感官正义”与司法体现的“司法正义”之间常常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对此,法学界认为,“传媒与司法的偏差越来越大,谨慎对待与妥善解决传媒与司法的关系将有利于对现代法治的保护,防止传媒因自身的扩展特质而肆意扰乱中国法治现代化发展的进程,防止以传媒力量引导的社会各方面以非正常性压力左右中国司法的自觉性与独立性”[1]。这样的表述,看上去公允,实际上暗含着对传媒的批评。2018年,学者陈柏峰的新著《传媒监督的法治》,更是通过对“宜黄事件”“药家鑫案”“唐慧连环案”“城管执法”等的分析剖析了传媒监督过程中的“暗面”。该书的序言中,序言作者王启梁先生不无忧虑地写到,“如何面对传媒的‘暗面’,这是一个考验。考验着执政者的能力,考验着法律机构和法律工作者的定力,考验着媒体人的良心和职业伦理,考验着研究者观察世界的方式,考验着公众的智慧。媒体,如果是我们的所爱,那么同样重要的是,不要‘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2]这样的忧虑,同样也有对传媒的批评成分。然而,这样的忧虑不无道理。在媒介化社会的当代,高速的传播、充分的信息、多元的渠道、网民的观点等多重因素很容易在传媒报道的牵引下形成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巨大压力,导致法院陷入全民围观与内在焦虑中。他们面对的不止是传媒,还有传媒背后难以统计的民众要论,以及有可能来自高层的关注和批示。此时,案件已经脱离了封闭的司法场域,成为全面关注的法律符号,一旦在舆论的影响下出现某种偏颇,很容易为将来其它同类案件的处理埋下危机与不确定性。

那么,司法如何面对传媒呢?

一、适应媒介化的时代

当今时代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媒介化的时代,这种趋势只会加强,不得减弱。在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网络、手机等各类媒介的影响下,每个人都无法逃遁,法官也不能例外。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有着追逐信息的天性。一部人类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传媒生产内容与内容传播的历史。传媒,尤其是大众传媒,改变着时空的特征,深刻地影响着个体的生活生产,甚至会在不自觉中养成媒介习惯。这种情形,恰如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所言,“媒介的内容就像破门而入的盗贼携带的一块多汁的肉,它的目的是分散看门狗的注意力。”[3]同时,传媒带来的不止是内容,它还改变着使用者的认知与思考。在谈到媒介传播对人的认知影响时,麦克卢汉在梳理完历史后说:“数百年来,人类在这方面的失败具有典型的意义,这是完完全全的失败。对媒介影响潜意识的温顺的接受,使媒介成为囚禁其使用者的无墙的监狱。”[4]

媒介社会化的时代,司法要完全避免来自传媒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庭审新闻的冲突性和戏剧性,从近代媒体产生之初,就一直是传媒追逐的对象。司法不是“自动售货机”,法官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很难扮演西方教科书中“孤独的圣徒一般的角色”。我国的司法活动,自建国之初到现在,一直强调人民司法的群众路线,要求不能脱离人民群众,要最大限度地回应群众,这注定了法官要保持与群众密切联系的作风,耐心倾听人民群众意见。更为严峻的是,传媒的发达、网络的普及、民意的沸腾,给司法舆论的生成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延伸出司法面对舆论、司法面对民意这些更深刻、更广泛、更复杂的系列命题。如果说30年前探讨司法与传媒关系时,还存在着“公”对“公”的一种相对的形式平等的话,那么,当下的司法与传媒,则要做细致地分解,一方面,商业化媒体不断崛起,话语权日益递增,另一方面传媒形塑着舆论,勾连着民意,反过来有时候也顺从着民意,受舆论的把控,也就是说当下的司法在面对传媒时,已经处于“一”对“多”的形式不平等。加上对不良法官的“刻板印象”,以及“塔西陀陷阱”的推波助澜,舆论对司法经年累月形成的不信任压力,对法官来说,几乎是无法承受之重,这在全民关注的影响性诉讼中的表现尤为突出。

“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其中混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分。”[5]这样的定义明晰地指出了舆论的复杂性:它有理智的成分,也有非理性的成分。因此,简单地将舆论,特别是网络舆论,等同于民意,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民意代表着人民的真实意愿,而当下的舆论则有可能被来历不明的“推手”“水军”牵引着。

关于传媒、舆论与民意,一般认为传媒对民意和舆论有引领作用,这是基于传媒议程设置能力的基础判断[6]。在当代中国,经由新闻媒介来主动设置公众议题的案例屡见不鲜,比如“刘涌案”改判死缓的舆论争议源于《外滩画报》的《对沈阳黑帮头目刘涌改判死缓的质疑》,“呼格案”引发关注源于《法律与生活》的《呼格吉勒图,又一个聂树斌?》《“微笑杀手”赵志红》,“聂树斌案”的重新审视源于《河南商报》的《一案两凶,谁是真凶?》,“于欢案”走进大众视野则直接源于《南方周末》的《刺死辱母者》。但是,随着传媒生态的变迁,“商业化下的新闻媒体失去了原来的社会责任感,他们热衷于社会的阴暗丑陋等极具负能量的一面。他们缺乏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和动力,亦不会提供某种社会黏合性。相反,他们对商业利益的过分追求,使得他们更愿意看到社会矛盾的尖锐对立。”[7]在这样的传媒架构下,传媒引导的“民意”往往被扭曲。威廉•葛德文对此指出,“民意是人类本性的堡垒,或者更不如说是人类本性的庙堂;如果它遭受污损,世界上任何神圣和崇高的东西也就都不存在了”[8]。而司法则更是遭受百般的误解,“任何国家部门都不比法院更为重要,也没有一个部门会象法院那样受到公民那么彻底的误解。”[9]这在中西方国家都是普遍现象。

的确,影响性诉讼的公共性质,激发了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公共精神的增长,相应地也孕育出民众纷繁芜杂、层出不穷的各类舆论。这些舆论的表达,有着朴素的正义认知却往往披上情绪化的外衣,冲动、易变、急躁、芜杂,有时候甚至“一边倒”地出现群体极化现象,形成对司法工作的压力。从内容上看,司法领域的舆论往往来源于民众的直觉正义观和强烈义愤感。前者注定了它们与法律职业精英阶层的认知差异,后者则注入了道德范畴或情绪化的复杂因素。两者合力,形成了对司法的巨大拷问。

当然30年来的诸多案件也不断让舆论和司法各自变得成熟。在2017年上半年发生的“于欢故意伤害案”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舆论从感性的认知、情感的宣泄走向了理性的思考,另一方面,司法也从尴尬的躲闪、被动的应对走向了适当的回应和主动的公开,一件高曝光度案件最终成为了一堂全民共享的法治“公开课”,这是舆论与司法的共赢。

法治目标的实现,既依赖于职业法律人的专业技术,也取决于普通公民的内心确信。它永远不是一个单向度的任务。司法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因此,对于公众的舆论表达,适应是常态,排斥只是个别例外。在舆论的倒逼下,司法很容易成为影响性诉讼中的尴尬角色,但因为这种监督力量,舆论的关注反倒成了推动公正的积极力量。

二、秉持司法专业主义的定力

对于传媒的报道,法官应当心存感激,又常怀警醒,这是源于司法工作的专业性质。无论传媒如何报道、分析与评价,只有通过双方当事人的证据和辩论来确认事实、认真研究并正确适用法律法规才最有可能作出公正的判决,即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才是法官判断的准则。换言之,传媒与司法的界限是明晰的,审判过程的独立,不应迎合任何势力,包括传媒。

有学者曾专门考察过中国古代司法史,并得出传统民间有所谓“把事情闹大”的诉讼习惯。在“把事情闹大”的动机驱使下,通过各种诉讼技巧来耸动官府成为一种技巧[10]。这与当下不少案件通过传媒、网络和舆论压力引起法院和政府的重视,内在的逻辑是相通的。

“江歌案”中,有微博博主在网上发起“江歌案:你支持陈世峰被判处死刑吗?”的投票,江歌的母亲也在网络上发起了要求日本法院判处陈世峰死刑的投票,并获得数百万的签名。只不过,日本国对于死刑的判决一直十分审慎。对于普通杀人案,一般倾向于7年至15年的有期徒刑。只有对于穷凶极恶且无悔过表现的犯人,才有可能被判处死刑。这与中国长期以来“杀人偿命”的逻辑是不一样的。江歌母亲征集签名要求判处死刑的行动,在国内和网络影响极大,却难以对日本的庭审产生实质性影响。

另一种情形是,为了把事情闹大,许多个案经由传媒的报道与知识分子的渲染,在网络空间中经历“豪民”代表“草民”、“动员”替代“程序”、“个案”转为“体制”的嬗变后,不约而同地确定了“体制”这个共同的敌人,形成了对现实政治的挑战和“反政治”的特性[11]。这种以“公共性”为名,针对影响性诉讼发动大规模的网络动员行动,实际上已经脱离司法场域,变成了政治博弈的工具,其危害性往往不止是影响了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还构成了对执政党合法性的削弱。

纵览最近十多年的影响性诉讼,司法机关面对传媒出现了“害怕”“讨好”“无视”三种不良情形。一是担心得罪传媒,把传媒等同民意,在“民意不可违”的观念下,屈从媒体压力,并以“司法民主”的幌子来求得心理安慰;二是迁就传媒,放弃司法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尽量满足民众的法外要求,甚至不惜扭曲法律甚至违背法律;三是对传媒无所顾忌,以“维护司法权威”为名,认为媒体都是为了炒作,绑架法官,干扰审判独立。显然,这是一种错误的“定力”。

司法专业主义的定力,源于《宪法》第一百二十六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是我国对审判独立的宪法性规定。具体到传媒(以及舆论、民意)带来的压力,司法机关能否经受住外部压力,进而维系法律逻辑的自洽性,直接关乎其独立价值的存续[12]。这是司法确定性的保证,也是保护案件当事人免受法外伤害的底线。中国司法系统对此也时常警惕,比如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意见》强调,“不能因为舆论炒作、当事人上访闹访和地方‘维稳’等压力,作出违反法律的裁判”。这样的强调是有现实依据的。在过分强调“维稳”的政治逻辑下,政治效果往往会被司法机关和党委政府摆在第一位。当个案判决无法获得来自当事人满意,进而引发传媒报道、舆论关注、当事人上访闹访等情形时,无疑会严重影响法官个人、所在法院及相关领导的政治声誉和发展前途,为求自保或者息事宁人,他们很容易顺从传媒等外在压力[13]。一个起码的共识是,司法的政治效果一定是以法律效果为前提的,是建立在依法公正裁判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司法公信。

事实上,在一个具有公信力的司法体系面前,法官应当具有公正的自信、独立的地位和相当的权威。传媒对于影响性诉讼的追踪,只能提高社会关注度。但如果审判的尺度被传媒所左右,反而是法治的悲哀。当拿起法槌的一刻,法官就应该专注于庭审控辩,依法裁决。或许在前一刻,他也是扼腕叹息的读者。毕竟,传媒的报道,往往缺乏充分的法律事实供给,缺乏严格的程序正义的审查,更缺乏适用法律这一专业技术。

在“于欢案”的二审环节,《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上诉案件出庭检察员意见书》明确指出,“司法与舆论的目的是一致的:既要让无辜者不致蒙冤,也要让有罪者承担责任。”但是,“司法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案件事实需要经过法定程序,用确实、充分的证据加以证实。”[14]通俗来说,舆论的目标指向是正义,但是舆论并不能取代裁判,有效的判决最终只能由法院独立做出。这一点是中西方的共识。丹宁勋爵对此义正词严地指出,“法律是十分明确的,当诉讼案还未了结而法庭正在积极审理的时候……我们决不允许法院以外的‘报纸审讯’‘电视审讯’或任何其他宣传工具的审讯。”[15]媒体的报道、公众的讨论以及舆论的表达值得鼓励,但是传媒一旦挟持审判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司法不但形同虚设,传媒也极有可能恣意擅断。

当然,也有学者指出,中国法官此时面临的压力,不是传媒压力,也不是舆论和民意压力,往往是政治压力[16]——一种经由传媒报道刺激公众,由公众舆论激发民意,由民意亢奋影响政治,再由政治左右司法判决的传导压力。这种情形是真实存在的。中国司法自古就与政治权力密不可分,实行行政与司法合一的政治架构。近代倡导司法独立以来,“姚荣泽案”“施剑翘案”“陈独秀案”“周作人案”“高秉坊案”“闻一多案”“上海舞潮案”……等案件中都充斥着权力的影子。当下司法体制作为历史延续的一部分,即便经历改革,也不能例外。但是,创设法庭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与社会保持距离的隔离场域,它不止是物理空间上的相对封闭,更强调与公共权力、社会势力、民众情绪的隔离,防止出现对法官干扰影响,并不能因为政治压力的存在和强大,就给予法官作出迎合传媒的自由。并且,当法官身处法庭空间时,他们面对传媒影响(或干预)表现出的司法专业主义的定力,也是符合司法工作的自身逻辑的。首先,这是庭审活动客观中立的起码特征。对于双方当事人的纠纷,法官必须杜绝传媒带来的影响,强化中立意识,才能不偏不倚地居中裁判。其次,这是庭审活动排除干扰的必然底线。无论是传媒(舆论和民意)的压力,还是政治压力,都与司法本身的逻辑相抵触。最后,这是司法人员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作为一个法律人,信奉的只能是法律制度,遵循的只能是法律程序。

值得交代的还有几点:第一,传媒的批评、舆论的汹涌、民意的澎湃,目标指向司法,讨论着个案的具体细节、争议焦点和裁判结论,内在地也是社会转型期大众心理的一种情感宣泄,这是时代主题刻画的普遍心理,法官对此不能小觑,更不必过于紧张;第二,在当前缺乏司法权威和讨论共识的特定情境下,传媒与司法的紧张关系仍然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所以这种定力还需要继续保持,并且要寻找到良性互动的出路,而不是一味地指责;第三,这种定力是艰难的,远不是法学研究者在自由主义理念支配下理论话语那么简单。“他们充满对实际法律生活的想象和对法律事实的任意切割,缺乏对司法和执法的制度环境、社会条件的全盘关注,缺乏对特定社会条件和制度环境下司法的同情和理解”[17];第四,舆论有着非理智的成分,但这不代表着舆论的不重要。对于舆论中的理智因子,法院要吸收。对于舆论中的非理智因子,法院要纠正。否则,司法共识就无法达成,法律信仰就无从培植,人民群众也很难从司法领域寻求到更多的获得感。

三、主动加强舆论的引导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司法裁判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和标志导向,不仅会影响到公众当下的法治心态,也会影响到今后的行为选择。相比普通个案,影响性诉讼更具社会关注度。于是,这里的司法裁判不止是一种定纷止争的诉讼功能,还具有对法治建设和公序良俗的引导价值。从未来来看,司法与其指责传媒的粗暴和偏激,不如搭建一个让传媒充分获得案件信息和法律意见的渠道,主动加强对司法舆论的引导,寻求“闻之者众,听之者从”的目标。

著名法官休厄特也说过:“不仅要主持正义,而且要人们明确无误地、毫不怀疑地看到是在主持正义,这一点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极为重要的。”[18]在影响性诉讼中,每个案件都可以成为法治传播的课堂,每份裁判文书都可以成为普法教育的教材,每次典型案件情况的新闻通报都可能成为民众行为的遵循指引。并且,作为案件的裁判者,司法机关不仅全面掌握了案件的法律事实,而且能够娴熟地应用法律法规,处于信息发布的优势地位。《关于媒体与司法关系的马德里准则》在“附录•实施的策略”中就积极鼓励司法机关向媒体提供信息。在当下中国深化司法公开的改革过程中,加强与媒体的合作也是一直以来强调的重点[19]。近年来,法院系统自上而下的网站建设、平台建设、“两微一端”建设、新闻发布制度建设,及时披露群众关注案件信息,深入解读各类司法文件,全面介绍司法改革成效等工作都是有益的探索。应对传媒的不实报道或者负面炒作,谴责毫无意义,寄希望短时间内普遍提升传媒报道的水平也是不现实的,这需要法院的智慧。

以“于欢案”二审为例,山东高院不仅运用微博全程直播庭审过程,向群众公开(苏银霞)有无受辱、警方是否存在不作为等争议情节,而且在二审裁判文书第一时间发布后,还主动就“于欢故意伤害案”答记者问,对传媒关注的案件焦点作了进一步说明澄清,包括为什么认定于欢的行为具有正当防卫性质,为什么又认定于欢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沈德咏大法官也及时发表《我们应当如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一文,文章从于欢案谈起,指出要根据常理常情考量正当防卫制度的司法适用,统筹兼顾正当防卫在现实裁判过程中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既做到了释疑解惑,又树立了司法权威。

近年来西方的司法实践也指出:量刑政策的制定以及刑罚裁量的实施对公众舆论要求的漠视却越来越受到批评……因此,过去那种彻底排除公众舆论对法官刑罚裁量影响的量刑政策己经逐渐向在制定和实施量刑政策时对公众舆论的影响予以考虑的方向转化[20]。从历史来看,中国传统法官在判决时一直秉承“法本原情”的原则,有着滋贺秀三所谓“中国型的正义衡平感觉”,加之当下中国处在传统情理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合法性、合理性、合民意性往往都会成为法官判决的参考指标,这也与有关部门强调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政治效果的统一是契合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司法一直具有“回应型司法”的基因,法官在判案时候要考虑到涉案的每一方的利益,必要时他会据此作出策略上的调整。这也注定了法院对传媒回应的必要性,尽管有时候这种回应披上了自我宣传的色彩。

目前,西方国家总的趋势是逐渐放开传媒对司法过程的报道、摄像与现场直播[21],并逐步地开始应用新媒体来推进司法公开的实践。以美国为例,不读报纸、不看电视的“霍姆斯大法官”时代已经过去,早在2011年,被称之为“护宪九尊神”的所有联邦最高法院九位时任大法官集体出镜公共事务电视台(C - SPAN),和三位离任大法官一起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而截至2015年4月10日,美国共有37个州的上诉法院和高等法院使用了社交媒体[22], Twitter、YouTube、Facebook都有应用。当然,这相比中国司法系统自上而下要求的“两微一端”建设,美国司法机关的新媒体应用还处于自发行动的起步期。同时,在各类社交网络成为大众言说司法的工具时,法律对民众讨论的限制是无力的,让所有人噤声更是不可能的。如若片面地通过立法的形式,或者法庭“缄口令”的方式实施对传媒报道司法的规制,反而会激起传媒与民众的反感,加深政治合法化危机。因此,在互联网的时代,面对影响性诉讼背后的传媒压力,法院和法官通过司法公开、以案释法等方式来加强与传媒的沟通,消除司法的神秘主义,转“危”为“机”,不失为一条良好的舆论引导途径。

司法公开是司法运行的基本原则。“没有公开则无所谓正义”[23]。尤其是在当下法院信息化建设和新媒体应用逐步推进的背景下,运用微博、微信、直播工具对庭审进行“即视化”直播,第一时间公布裁判文书,真实呈现各方诉讼主体对话沟通的状态,方便人民群众观看、了解和监督,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是新形势下人民法院司法公开一直努力的方向。以案释法是司法工作的自然延伸。案例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后形成的司法产品,承载着法官对法律的理解应用和对纠纷的评判结论,是司法智慧的结晶。充分发挥以案释法的指导和引领作用,将抽象的正义转化为公众“看得懂的正义”,对于引导公众接受法院判决,提升判决的认可度和信服力,进而以法治思维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及规范自身行为,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除此以外,法院宣传周、设立记者席、接受舆论监督、规范采访制度、完善新闻沟通机制、建立新闻报道合作委员会、适用舆情应对与防范机制……等都是可以加强沟通的方式。

必须注意的是,法院判决的难以接受和舆论争议,不在于传媒的粗浅,更不在于民众的无知,而在于很多时候法官群体习惯于以对抗性思维来处理问题。因此,各级法院和法官应当努力摒弃精英立场下“对人民群众的判断产生的一种蔑视感”[24],放弃对抗性思维,积极采用共识性思维,在解读公众舆论“常理、常理、常情”基础之上,加强与传媒的沟通,通过事实和法律来说服公众舆论接受和认可,最终形成司法裁判权威性的良性循环。这也是传媒与司法迈向合作主义过程中,司法机关必须作出的尝试,也是以司法公开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权威,增强司法公信的必然措施。如果在前互联网时代,司法还能采取限制或屏蔽手段,阻止媒体报道及公众舆论的形成,以及可能影响司法的渠道的话,那么,在互联网的时代,加强沟通、摆脱对抗、扩大共识、形成共鸣才是正确的共赢姿态。

四、结语

有学者将目前司法面对传媒时的被动表现,认为是“一个不独立的司法体制给了民众以提出翻案、质疑法律裁判的空间”[25]。的确,政治化的司法产生着对法官判决的不信任,也带来了重视传媒、关注舆论、回应民意的必然性。但是,首先,这不意味着司法在试图规制大众传媒时的缺乏底气,司法实践中对媒体(包括新媒体)言论予以法律规制的案例不在少数;其次,不能粗暴地将技术性的路径上升为体制性的弊端。司法完全远离政治,是学者们构建的一个神话[26]。同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论司法如何完美地裁判,传媒和舆论总能找到表达不满的理由;再次,司法即便实现了相对于政治权力的独立性与优势性地位,顺应媒介化的时代,推进司法公开也是当然之举。

相比之下,“相对合理主义”[27],这一理论强调在一个不尽如人意的法治环境中,改革的进路应当是条件论的、渐进性的、改良的,这是一种本着解决问题而非建构理论的实用主义,它摆脱了理论说教的形而上学,也有着“从技术到制度”的目标思路。30多年未能解决的传媒与司法的良性互动,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理顺厘清的。传媒与司法的背后,有着政治、文化、社会等多重力量的角逐,有着历史传统的示范,有着新兴媒体的助推、有着权力博弈的影子,有着各种思潮的激荡、有着不同诉求的表征,有着转型社会的必然,因而,“胸怀大目标,一步一步走”,以技术的进步来逐步联通理想与现实,是一种较为现实的态度。

在2017年7月12日举行的全国法院领导干部媒体素养培训班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提出,各级人民法院要把提升媒体素养作为新时期法院领导干部的一门必修课。“要树立主动接受监督意识,走好网上群众路线,自觉适应在新闻媒体、互联网和社会公众高强度、高密度、高持续度监督下工作;要强化主动公开观念,善于通过公开公正的实体审判和客观理性的公开回应赢得公众的支持和认可,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失误要实事求是、坦诚面对,通过有效引导讨论凝聚支持力量,形成法治共识。”[28]

顺延这样的逻辑,本文倡导的从适应,到定力,再到引导的渐进性路径,是契合最高司法机关的工作思路的,也是有着积极现实价值和实践意义的。其中,如果说“适应”是司法面对媒介化时代这一客观媒介生态环境,不得不顺应的被动举措,那么,保持“定力”强调的是法院和法官在喧嚣媒介世界中的一种主观性要求,这也职业法官需要秉持的媒体素养之一。在此基础上,注重舆论的引导,加强与传媒的沟通则是司法面对传媒、舆论和民意的积极作为,是一种迈向合作主义的主动努力。

本文责任编辑:陈笑春

【注释】 作者简介:蔡斐(1982),男,江苏东台人,西南政法大学全球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西南政法大学法治新闻研究中心主任,法学博士。

[1]参见:栗峥.传媒与司法的偏差——以2009十大影响性诉讼案例为例[J].政法论坛,2010(5):107.

[2]王启梁.正视传媒的“暗面”[G]∥陈柏峰.传媒监督的法治.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5.

[3]参见: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296.

[4]参见: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49.

[5]参见: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1.

[6]不过,传媒报道与民间舆论之间并不总是契合的,这既说明了传媒议程设置能力并没有那么强大,也说明司法面对传媒的复杂性。在药家鑫案中,媒体和电视知识分子大肆宣扬的“药家鑫应该免除死刑”的观点,不仅没有得到大众的赞同,反而被批评为“话语权偏置”,只注重施害者乙方,没有考虑被害人一方,激起了强烈的意见反弹,有68.2%的网民认为媒体是在为药家鑫开脱。参见凤凰网:《聚焦大学生药家鑫撞人杀人案》,http://news.ifeng.com/ society/special/yaojiaxin/,访问日期:2017年9月6日。

[7]参见:陈柏峰.传媒监督的法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63.

[8]参见:威廉•葛德文.政治正义论(第二、三卷)[M].何慕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452.

[9]参见:德沃金.法律帝国[M].李常青,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10.

[10]参见:徐忠明.小事闹大与大事化小:解读一份清代民事调解的法庭记录[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6):3-25.

[11]参见:王维佳,杨丽娟.“吴英案”与微博知识分子的“党性”,开放时代,2012(5):48-62.

[12]李奋飞.舆论场内的司法自洽性研究:以李昌奎案的模拟实验分析为介质[J].中国法学,2016(1):269.

[13]唐慧连环案可以作为此类现象的一个典型样本加以研究,参见周慧、丁壮.维稳一个唐慧6年耗资80万[N].21世纪经济报道,2013-07-03.

[14]《山东省检察院派员出庭于欢故意伤害案二审法庭》,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sh/2017/05-29/8237163.shtml,访问日期:2017年11月18日。

[15]参见: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M].李克强,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50-51.

[16]参见侯建.传媒与司法的冲突及其调整[J].比较法研究,2001(1):84-90.

[17]参见:陈柏峰.社会热点评论中的教条主义与泛道德化——从佘祥林冤案切入[J].开放时代,2006(2):99.

[18]参见:丹宁勋爵.法律的训诫[M].杨百揆,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98.

[19]参见:徐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谈司法公开与媒体共同传播法治好声音[N].人民日报,2014-10-13.

[20]参见:赵秉志,赵书鸿.公众舆论与量刑政策:影响模式和参与机制[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6):30.

[21]参见:伍德志.冲突、迎合与默契:对传媒与司法关系的再审视[J].交大法学,2016(4):92.

[22]参见:支振峰.中国司法公开新媒体应用研究报告(2015)[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25.

[23]参见: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91:48.

[24]参见: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M].董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03.

[25]这段话出自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葛洪义教授的评论,转引自周安平.舆论挟持司法的效应与原因——基于典型案例的分析[J].学术界.2012(10):100.

[26]高一飞.媒体与司法关系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258.

[27]参见: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及其局限性[J].现代法学,2002(4):3-11.

[28]《全国法院领导干部媒体素养培训班举行》,中国法院网,http://www.court.gov.cn/zixun - xiangqing -50652.html,访问日期:2017年11月18日。

【期刊名称】《西南政法大学学报》【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