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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信息:分享的快乐与受伤的痛苦

【中文关键词】 信息分享;隐私信息;隐私权;自媒体

【摘要】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和智能移动终端的普及令信息接收和信息分享成为公民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常态。升华生命价值、维护社会关系、寻求利益回报是公民信息分享的主要动因。但囿于许多公民对信息分享中有意无意分享的隐私信息可能造成的危害并不了然,使自媒体中留存了大量的隐私信息,也让潜在的危害随时有现实化的可能。对隐私的正确认知、媒介素养的有效提升和法律的社会保障无疑是对公民隐私信息和隐私权保护的有效措施。

【全文】

大数据时代,信息已经变成维系社会顺利生存发展的血液,而每个个体也必须学会在信息多样化的社会中利用信息生存。在诸多的信息中,隐私信息因其特殊的价值和意义而存在。这种特殊性与隐私信息的人格权性质密切相关。隐私信息包括的内容十分宽泛,个人的住址、电话、爱好、生理特征、购物习惯、欣赏趣味等都属于隐私信息。在这些隐私信息中,有的因为社会活动的需要而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内向他人公开(如年龄、学历、电话号码等),有的则只要自己不愿,在任何时候都无需向他人公开(如生理特征、失恋经历、个人癖好等)。传统媒体时代,由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有比较明确的界限,那些不愿公开的隐私信息可以得到有效的保护。网络社会中,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界限日渐模糊,那些本来在私人领域被有效保护的隐私,也因为两个领域实际上的重合——个人隐私信息因为被数字化而实际上处在了公共领域之中,加上随着自媒体的快速发展与方便应用,公民也频繁地在网络中分享个人隐私信息,导致隐私信息屡被泄露。

一、自媒体时代隐私信息分享动因

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博客、微博、微信为代表的自媒体迅速普及,其使用的便捷性和传播速度的即时性立即成为许多公民难于摆脱的“魔具”。在接收各种信息的同时,分享信息也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在公民分享的诸多信息中,有相当部分属于个人的隐私信息,例如年轻的父母晒娃成风,从孩子出生的第一天到在幼儿园的每一点进步,都以微信“日志”的方式公开;青年学生和同学新探了一家奶茶店、新结交了一位好友,发朋友圈分享“那是必须的”;张三家的媳妇被骗失财,遭丈夫责骂差点投河自尽,李四家的儿子二十多岁了还不成器,终日泡在网吧中打游戏……这会成为许多村民们争相传递的“快讯”……凡此种种,人们都十分乐意分享。“我们几乎把一切都放到网络上,尤其是照片和影片……我们的生活无时无刻不被放到网络上供人观赏,创造出人类前所未见的生活公开档案。”{1}这些隐私信息在自媒体上得以分享的动因是多样的。

(一)追求生命价值的升华

每个个体都会对自己的生命价值有一个基本的认知,并基于已有的认知而寻求升华这种价值。近乎于举手之劳的信息分享无疑是寻求这种升华的最便捷方式。例如失恋对许多曾经经历过这种苦楚的人而言是一段不堪回道的记忆,也是会刻意去保护的隐私信息,但有人会在自媒体上坦然分享这种隐私信息:“分手让我成长”“我比想象的更坚强”“男人出轨的若干个端倪”……相信不少人在朋友圈中,见到过类似的话语。隐私主体会结合自身经历分享自己的人生感悟。再如,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兴起了旅游热,“独行天下”也成为了一些人的个性选择。境内外独行过程中的被骗、闪恋等诸种离奇经历,我们也会在自媒体上“意外”获知,其主人公可能还是你相识多年的老友。这种隐私信息的泄露显然是隐私主体故意为之。这类隐私信息分享的片段都不存在他人之过(仅指隐私泄露的过程),隐私主体坦露心迹,表达的是对生命体验的再认识,并愿意通过分享寻求升华自己的生命价值。

在社会交往中,每个公民都会把“阅历丰富”“有故事的人”作为体现人生价值的一个重要标签,而这种“阅历”和“故事”基本上都由隐私信息构成。传统媒体时代,这样的隐私信息大多只可借由人际传播分享,加上传统媒体时代公民的价值观比较传统单一,私人化的信息往往只选择在极小的范围内与他人分享,或者努力地寻求封闭。进入自媒体时代,人们的价值观十分多元,那些曾经被视作离经叛道的价值观,社会也持有更加宽容的态度,这就使公民有勇气去分享纯属个人化的信息。同时,自媒体也使信息分享的平台更宽,路径也更顺畅了。与个人的追求相对应,这种分享同时会因为关注、转发、评论等而产生类人际交往的互动,令分享者即时感受这种人生体验的提升和价值的升华。

(二)寻获认同与联结他人

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公民都愿意不仅是“个体的人”,而且是“社会的人”。一方面,社会的分工与合作决定了每个个体都无法成为“纯粹的人”,即无法成为脱离社会的孤独个体。另一方面,每个个体也在寻找积极介入社会生活的机会。“个人信息贯穿于社交活动的始终,对社会关系的形成和维持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社会性才是个人信息最本质的属性。只要人的社交本能还存在,个人信息的流动就不会停止。”{2}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人们比较多的是借助人情往来、交往应酬,不断获得“被认同”的信息。现实生活中,我们时常会发现身边有这样的人:只要晚上和朋友一起应酬,他(她)就会兴致盎然;一旦几天没有外出应酬,则会落落寡欢,十分沮丧。这样的例子并不极端,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个体“被认同”的重要性。即使是那些被认为人际关系倾向于冷漠的国家,人们也借由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分工合作,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在寻获认同的过程中,分享隐私信息无疑是可靠有效的途径。“隐私蕴含价值是因为隐私的存在,拓展私人生活空间,个人的存在需要从社会和他人那里得到承认和满足,个人的发展需要有足够的空间,因此,隐私也体现了个体存在的社会价值。”{3}当然,从人的社会化过程来看,隐私信息的中介意义并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人的社会化过程往往更多地借助媒体的公共信息如体育、战争、事件等来作为“公共谈资”,以实现沟通彼此的目的,但在传统媒体日渐“式微”,新媒体风光无限的今日社会,“公共谈资”似乎稀缺了起来(通常我们称之为信息污染,即有价值的信息因为“海量信息”而被淹没),通过看报、看电视获得“公共谈资”的个体日渐稀少,而人们在“个性化阅读”“私人定制”等的信息消费模式下,接收信息兴趣日渐多元。这样的状态中,出于人们本能“窥私”需求的隐私信息日渐体现出其“公共谈资”的功能。

情感联结也是分享个体隐私信息的一个重要动因,这在微信朋友圈中表现最为显著。微信的发明在网络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牌的意义,而微信在公民个体中的应用普及范围之广、使用之频繁,是以前任何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难于相提并论的。吃饭、等车甚至走路,“刷朋友圈”已经成为许多人的生活常态。对许多人来说,每天临睡前不刷一遍朋友圈已经无法顺利入睡,于是,微信已逐渐取代现实世界的人际交往,成为联结不同个体之间情感的主要纽带。微信朋友圈的分享功能,成为了传播隐私信息的重要机制。如前所述的“晒娃”等隐私分享行为主要发生在微信朋友圈中。以前流行的博客、微博等自媒体也具有分享功能,但无论其普及程度还是便捷性都难比肩微信。微信的点赞、评论功能,则极大地激发了隐私主体隐私信息分享的热情,点赞行为对点赞者来说既表示肯定、称赞,也表示关注;对被赞者来说,既感受认可、赞许,也感受友情,赞和被赞之间一个轻点指尖的行为,完成了人际关系中联结彼此的重要环节。而评论环节,则通过更加丰富的语言表达或表情符号,加深、巩固着这样一种联结。这就如美国未来主义学者帕特里克•塔克尔所说的那样:“预言中的信息时代已经来临,隐私幻觉已经公之于众。我们自愿将我们的生活、我们所爱的人的生活,暴露给全世界,当大众认为这些最深的隐私无关紧要时,还觉得被他们轻视了。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自我暴露已经成为一种奇怪的强迫症。”{4}

(三)物质利益诉求

对于绝大多数自媒体用户来说,隐私分享与物质利益并无直接关联,分享的隐私信息除了获得精神的愉悦外并不能获得相应的物质回报。而对于一些网络大V、演艺明星等来说,自媒体的隐私信息分享与物质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这并不是网络时代特有的现象,在传统媒体时代,以市场为中心的演艺明星们,就一直把隐私信息作为与市场交换的筹码,通过媒体“曝光”隐私,维持着市场的知名度。换句话说,明星的经纪团队除了组织相应的演艺活动外,以明星的隐私信息为筹码,与传统媒体进行沟通、交换是其工作中的基本内容之一。不曝隐私而始终能享有市场较高知名度的明星凤毛麟角,而当红的明星一定是时有隐私被曝的——尤其是其主演的新剧上映或主唱的新歌上市前。只是在自媒体时代,明星隐私信息分享有了更多的平台,更好的渠道和更易“轰动”的方式。甚至,明星经纪团队可以和八卦记者联手“制造”隐私从而获得市场的强烈关注。

无法成为明星,则争取成为草根明星,这是不少网民的内在需求。事实上“自曝隐私、坦露心迹”确实也造就了不少草根明星,也让一些人因此获利。“参加过真人秀节目的人事后报告过不同的反应,从愤怒到羞怯到感激,同时也有点困惑。许多人仍然想从最后一次参加真人秀的经验挤出残余价值——为了钱,也为了让‘机会’在自己身上持久一点。”{5}在自媒体时代,只要有点击率、关注度,自然会有广告商找上门来。在这里,隐私信息真正成了有价值的商品。这也是许多人的生财之道。现实生活中,已经有不少普通个体借由炒作个人隐私而成功上位,获得了经济上的成功。这种颇俱励志色彩的成功故事,让价值多元的现代人获得启示。一些公民就选择放弃隐私权去寻获市场(经济利益)的成功。

二、隐私信息分享导致的伤害

公民在自媒体上分享隐私信息大多持有良好的动因,追求理想的结果,最终目标是精神的快乐或物质的收益。但是,动因和结果之间却因为分享者对手段、渠道、评论上的认知误差和期待失真而导致诸多伤害发生。

(一)尊严受损

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在其创立的拟剧理论中,提出人生的“前台”和“后台”的概念:人和人之间面对面时,每个人实际上是舞台上的表演者,他们需要借助语言、文字等符号进行表演,并努力获得好的效果。“一般来说,当个体处于他人面前时,常常会在他的行为中注入各种各样的符号,这些符号戏剧性地突出并生动勾画出了若干原本含混不清的事实。这是因为个体的活动若要引起他人的注意,他就必须使他的活动在互动过程中表达出他所希望传递的内容。”{6}“前台”是人们正在表演的场所,而“后台”是为前台表演作准备的,是不想让观众看到的地方。“如果个体希望是自己的表演达到理想的标准,那么他就必须摒弃或隐瞒与这些标准不一致的行为。然而,如果这种与标准不一致的行为本身在某一方面会给人带来满足和愉快,实际上也常有这种情况,那么,人们通常都会在私下偷偷地享受这种行为。”{7}他的这种表达佐证了网络社会人们关于隐私的态度。无论是现实社会还是网络社会,每个个体都倾向于向交往着的他人呈现出完美的一面而隐藏不堪的一面,换句话说,在“前台”呈现自己愿意呈现的光鲜一面,而把不愿呈现出来的一面放置于“后台”。而这样做的原因只有一个:获得自尊。隐私是个人生活中不愿为他人所知晓的秘密,这些秘密的曝光泄露会让当事人产生不适,严重的会导致自尊受损,所以“不愿为他人知晓”。我国法律尤其是2016年颁布的《民法总则》已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加以保护,可见,隐私之于个人的价值尤其是个人尊严的意义正在被逐渐重视。

尽管隐私及其隐私权对于个人而言意义重大,但自媒体时代,隐私主体却时刻面对诸多隐私信息分享的诱惑。除了上述隐私信息分享动机外,自媒体传播的方便快捷无疑是最大的诱惑。动动手指,举手之劳,我的快乐或痛苦便可与人分享。许多心灵鸡汤这样教导自媒体用户:我的一份快乐与十人分享,便多了十分快乐;我的一分痛苦与十人分担,便只有了十分之一的痛苦,似乎有道理,但一次受骗的痛苦与十人分享,会不会导致十人的暗嘲呢?那怕是一人的嘲讽,也会增加十分不快,更何况自媒体是一个庞大的公共传播平台。事实上,许多自媒体用户还缺少相应的媒介素养,对自媒体的传播机制和媒介特性、技术知之甚少,许多人认为微信“朋友圈”就是一个真正的朋友圈,微信“亲友群”就是封闭的亲友群,殊不知朋友圈里是有“熟悉的陌生人”的,亲友群也未必完全封闭,这就极易导致分享的隐私信息外泄,使“求安慰”变成“被嘲笑”。隐私主体是怀着良好的初衷,把本来属于“后台”的信息分享于“前台”,试图通过这种“前台”展示,拥有更好的外部评价,但这种良好的初衷却可能又一次蒙受伤害。与传统的隐私权相比较,在大数据时代,数据隐私权包含了更加丰富的意义和内涵:“在消极意义上,个人理应享有在网络空间里的安宁,享有数据秘密不被他人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公开的权利;在积极意义上,个人能够自由决定个人数据的状况和范围,并能够对其进行利用的权利。然而,在大数据时代,个人数据存在网络媒体的远端服务器,在数据传输、分析、使用中不可避免地被公开,个人根本没有力量支配控制自己的数据。”{8}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事实是,发端于网络世界的网络暴力目前依然比较严重地存在,而这种网络暴力极易触发群体极化现象。公民隐私信息的分享很有可能导致“人肉搜索”“网络暴力”,并因群体极化的推波助澜而令其处于十分不堪的境地,个人自尊受到严重伤害。网络是一个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复杂平台,许多活跃于这个平台上的个体因为虚拟的存在而会放任人性中恶的一面。中国传统文化十分强调道德约束的作用,是一种典型的耻感文化,耻感文化强调对他人评价的一种反应,强调人的羞耻感和公共舆论的压力。“在匿名的情形下,网民可能胆大包天,无所不为;在实名的情形下,个人的羞耻心和责任感会逐步占据优势,对人格的基本尊重将成为网络社会和真实生活的普适性规则。”{9}目前的现实是,尽管国家一直在推动实名制,但网民的网络形象一直以虚拟的“非在场”形式存在。所以,隐私分享者如果抱有现实生活中隐私信息分享后快乐的精神期待,极易导致严重的挫败感。

(二)助长偷窥文化的传播

好奇心和窥私欲是人的本能欲望,对这种欲望的控制与调适与社会的文明程度密切相关。适度的好奇心和窥私欲可以激发社会成员探索未知世界的热情,从而有效地展现出个体的创造性。但是,如果对好奇心和窥私欲不加调控可能会导致破坏性的产生和对他人人格权利的粗暴伤害。传媒业的高度发展引发了一波“娱乐至死”的狂潮。这般狂潮首先是由明星真人秀引发,那些曾经光彩照人、风光无限的明星大咖,在真人秀节目中狂曝隐私、大出洋相,极大地娱乐了大众。随后,“草根个体”也加入到这股娱乐狂潮中,他们通过本色出演,将生活中的窘迫、不堪等纤毫毕露于媒体,令众多受众“心有戚戚焉”。自媒体时代,天王巨星与草根百姓共居同一平台,争相呈现“不可为人知”的一面。这种各怀目的的娱乐精神,在隐私信息的曝光方面产生了极为不良的示范效应,也极大消解了人们的隐私权保护意识。

网络和大数据提供的“后窗便利”也鼓励着偷窥文化的蔓延。在传统文化中,流行于乡野小民中的“后窗”偷窥他人隐私的行为是十分不道德的行为,君子自然更不屑于做这种鸡鸣狗盗之事,因此,偷窥行为既被主流文化抗拒,也无法在亚文化中间流行开来。而网络时代的到来却让偷窥文化的流行有了诸多便利条件。明星与草根共同奉献的隐私剧极大地满足了诸多社会成员好奇心与窥私欲,也因为一些媒体的主动策划和推波助澜而在一定程度上被主流文化接纳。网络提供的“后窗便利”和大数据提供了海量隐私信息则让沉醉于隐私剧的个体真正可以“娱乐至死”。

在许多时候,文化是难于以有形形式呈现的,但一旦因某种因素的触发而传播开来,就往往难于逆转,隐私信息传播导致的偷窥文化流行就是一例。当许多人通过大众传媒津津有味地观赏他人的隐私,而其中的许多隐私是在隐私主体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传播的,隐私权受伤害就成了一种既成事实,而与之相对应的对偷窥行为的鼓励也必然出现。这对于隐私权这样一种现代人十分注重的人格权利显然是一种严重的伤害。

(三)导致人身安全和物质利益伤害

隐私信息导致的伤害较多呈现在网络诈骗中,其特点为受害面广、违法者手段隐蔽多样。2017年,360公司发布了一份《中国网民网络安全意识调研报告》。该报告显示,在受调研的网民中,约有5.6%男性和7.1%的女性曾经受骗。基于中国网民庞大的数量,受骗人数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网民受骗的原因众多,但个人隐私信息的大规模泄露,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许多公民都有这样的经历:一个陌生人突然打来电话,电话中对方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姓名、职业甚至年龄等隐私信息,若缺少戒备心理就可能会变成一起网络欺骗案件的开始。这些隐私信息可能是由某些不良电商企业把你留存的商业活动信息出卖给了他人,也有可能是诈骗者通过技术手段搜索公民自己分享在网络世界中的各种隐私信息综合而成。大数据时代,根据公民的若干次网购行为,电商企业可以比较方便地判断出网购者大致真实的身高、体重、消费能力甚至职业等信息。至于隐私主体主动分享在“朋友圈”“亲友群”等自认为相对封闭平台上的信息,实际上存在诸多的泄露隐患——这些平台并不是真正的私人空间,无论是从技术层面和圈内成员组成都是如此。“一方面,当数据越聚越多,算法越来越好之时,侵害隐私权的成本则急剧减少;另一方面,获得隐私权主体(指用户)知情同意的成本却大幅增加。更为糟糕的是,基于大数据而形成的媒介受众市场,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知情同意,因为数据的贡献者太多,不可能联系到全部。”{10}在这种情况下,隐私信息被泄露和被他人非法利用就会变得十分普遍。

近年来,借助网络信息实施的欺诈案件日渐多发,且手段隐蔽多样,令人防不胜防,而隐私信息泄露的最大危险是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隐私信息的泄露可以令公民方便地被定位,安全的危险无时无刻都存在。而更多的危险则来自财产安全。由知道创宇、腾讯等互联网企业发起的第三方公益组织安全联盟(www.anquan.org)发布的2016年网络诈骗白皮书显示,2016年安全联盟共受理举报152万条,经人工审核,有45.6万恶意网址被列入黑名单。2017年上半年则受理网友举报63.3万条,数量有所下降,但形势仍不容乐观。上述这些举报虽然不会都构成网络诈骗,但潜存危险令人担忧。据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中国网民权益保护调查报告2016》显示,这一年时间,国内网民因垃圾信息、诈骗信息、个人信息泄露等造成的经济损失结算达915亿元。网络社会令违法者在实施诈骗行为时呈现“不在场的在场”,隐在一旁实施违法行为,使追究其法律责任的难度加大。

三、自省与他律

公民分享隐私信息可能会导致诸多危害结果发生。为了防止这种不良局面的出现,必须从多个层面采取防范措施。

(一)告别认知误差

隐私主体隐私意识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进步过程。我们的先民们在太古时代赤身裸体同自然进行艰苦抗争时,头脑中不可能有关于隐私的概念。而当他们开始用树叶、兽皮遮掩身体上的某些特定部位时,头脑中便开始萌生了原始的隐私意识。西方传说中,最早的男人亚当和最早的女人夏娃曾经在伊甸园无忧无虑幸福地生活着,直到有一天偷食禁果后,他们才心有羞愧,逐渐确立起自由意志和自主意识。于是他们首先想到的是用无花果叶编成裙子遮羞,继而开始隐藏生活中的诸多秘密。岁月流逝,直到1890年,美国私法学者沃伦和布兰代斯在《哈佛法学评论》发表《论隐私权》,将其上升到人格权的范畴,现代隐私才真正确立了其应有的地位。

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十分注重名誉(故中国有“面子社会”之称)却极度忽视隐私。一方面,“隐”和“私”在中文的语义中颇多贬意色彩,难于和需要光明正大争取的权利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传统习俗以及建国后经历的诸多运动,也让“私”以及与“私”相关的“隐私”等声名扫地,隐私即阴私,当然无需保护且应公开。检阅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出版的法学著作或者法学辞典发现,在法律领域中,相当长的时间里“隐私”也是等同于“阴私”的,公民的隐私权很难被以独立的人格权受到保护,与这样的历史传统息息相关。

不断走向现代文明的中国社会正在确立对隐私权等进行有效保护的现代意识,而现代公民也深刻地体会着“过有尊严的生活”与隐私信息保护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一种可喜的进步,需要每个公民小心翼翼的积极配合维护,更需要传媒人强力推进这种对隐私尊重与被尊重的风气。公民社会化过程中,媒体始终是影响这种良好风气进程的重要因素。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对公民现代隐私意识的培养,是传播范围最广、最为方便、效果最好的隐私权教育。这种社会教育可以比较有效地在全社会确立对隐私信息价值的真切认知,从而从隐私主体的角度有效保护隐私信息外泄。当然,因为隐私的内涵十分丰富,同时隐私所涉及方面也会随着人们自主意识的不断提升和社会的不断进步而变化,所以媒体在全体公民隐私权意识培养教育的工作需持续进行。{11}公民也有责任主动了解隐私信息包含的丰富内涵和价值,防止在分享信息时的无意识隐私信息外泄。只有知晓,才会有有效的防范。

(二)媒介素养中的隐私信息保护意识培养

“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是近年来频频被提及的一句话。之所以被频频提及,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受众的媒介素养不高;其二,多年提高公民媒介素养的努力未见到良好效果。从实际情况看,我国公民的媒介素养确实不高,虽然我国公民的网民人数早就高居世界首位,智能移动终端的使用人数也一路领先世界,但他们对媒介素养中基本的要素如传播过程、传播效果等知之甚少,至于传播技术,了解的人更是微乎其微。直到因隐私信息泄露导致现实的伤害发生,隐私主体才对媒介素养提高的意义有刻骨铭心的认识。同时,我们也很少见到有关提升公民媒介素养卓有成效的手段。无论是社会教育还是学校教育,公民很少有机会接触、了解相关的媒介知识。与这种现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微信等许多应用软件却使用广泛,各种客户端、APP等下载和使用十分普及、方便,加之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令公民隐私信息存在大规模泄露的巨大隐患。

技术问题首先需要通过技术手段解决。有社会责任的新媒体单位有义务通过通知、提醒、信息发送等各种方式,向全体用户普及相应的媒介传播知识(包括传播平台、传播过程、传播效果、传播技术等)。掌握数据库的单位应在法定许可范围内使用数据,并采取有效手段保护这些数据,各种应用软件在供用户使用时,除了明示隐私政策这一必要的程序外,还应尽量让隐私政策简洁、明确、公平,确保不存在有碍公允的格式条款。对失信的互联单位,国家有关部门应该采取包括教育、警示、限制甚至关停措施予以制裁。从长远来看,学校教育在公民媒介素养的提升方面意义重大。国家应推动学校从小学开始,即通过多种途径的媒介素养教育以及公民隐私知识教育,提升公民媒介素养,保护公民的隐私信息。“每个人需要接受教育,以了解自己在日常生活向他人提供了多少信息,这些信息的价值,以及借助数字化记忆将相关信息存储和挪作他用的危险。”{12}

(三)法律的介入和专门法的制定

法律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防线,也是公民隐私权保护的最后防线。法律的介入应因事因时而发动,且与时俱进。就我国公民的隐私权保护而言,与其他如名誉权、肖像权、姓名权等人格权利相比,隐私权在较长时间内在法律保护方面是被忽视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司法解释中,隐私权没有被单独保护,一旦受到侵犯,是以侵犯名誉权来对待的。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和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民法通则》没有直接规定对公民个人隐私权的保护,但由于一般性地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受到法律保护,这便为司法解释留下了较大的空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为为侵害公民名誉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1993年8月7日)中再次强调指出:“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致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文中有……披露隐私的内容,致使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直到2009年开始实施的《侵权责任法》才在第二条中将隐私权与生命权、名誉权等人格权利并列成为一项独立的权利,并明确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承担侵权责任。在随后于2016年颁布的《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颁布的《民法总则》中,进一步明确了对这项权利的保护。

“科技发展快速,而法律,只是依据个别案件,或繁琐的立法程序逐渐完善它的架构,变动非常缓慢。”{13}我国法律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近年呈现出了加速和趋于全面的趋势,但与我国公民隐私权受到侵害的现实情况相比较,依然显得滞后。近年来,在国家把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后,我国的新媒体业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并逐渐进入世界领先水平。伴随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发展的是公民隐私信息受侵害的风险不断加大,受侵害的后果可能也会日趋严重,这就需要有对公民网络隐私权利进行专门保护法律的出台。专门的公民网络隐私信息保护法的出台,是对公民隐私权最有效也是最基本的保护。惟有这种保护,才能确保公民在分享信息的同时,享受“有尊严的生活”。

本文责任编辑:陈笑春

【注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大数据时代的隐私权问题研究”(15AXW009)

作者简介:顾理平(1963),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媒介法规与伦理研究委员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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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西南政法大学学报》【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