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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与前进:少年审判机构设置改革方向和路径研究
 ——以当前司法体制改革为背景

【学科类别】诉讼法

【作者简介】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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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少年审判历经33年的改革和发展实践,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矫治、推动未成年人保护、立法完善和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少年审判改革顶层设计不足的缺陷逐渐显现,特别是在当前司法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少年审判机构面临着组织机构不健全、考核评价不科学、专业化程度不高、配套协作机制不完善等发展困境,亟需进一步改革突破。我们可以对从域外未成年人审判机构设置的考察中获得有益的借鉴,在全面依法治国、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按照少年法庭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要求,坚持“一元化”改革思路,坚持加强顶层设计,探索少年家事综合审判模式,并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制定有中国特色的少年审判机构设置的方案。

【关键词】司法改革 少年法庭 审判机构设置 综合审判


引言

我国目前约有2.79亿未成年人,其中处于留守或流动状态的达一亿多人,在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中,来自这个群体的达70%以上,被侵害的未成年人多数也属于这个群体。少年审判工作事关国家改革稳定发展大局,对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维护未成年人正当权益、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的少年审判工作历经30余年的改革和发展实践,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随着新的形势变化以及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少年审判工作面临着新的困境与挑战,亟需进一步地创新发展。

一、现状反思:少年审判机构设置改革的现状透视

(一)我国当前少年审判机构设置的现状

以1984年11月上海市长宁区法院成立我国首个少年法庭--“少年犯罪合议庭”为起点,我国的少年审判工作坚持加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历经初创摸索、推广普及到改革创新几个阶段,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地方特点的少年审判之路。

少年审判机构的设置是少年审判工作发展的基础,也反映出少年审判理念的变化。截至2014 年10月,全国法院共设立少年法庭2253个,合议庭1246 个,少年刑事审判庭405 个,综合审判庭598 个,少年法庭的组织机构设置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格局。从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在刑事审判庭内部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分离出来进行专门审判开始,在最高法院的总结和推广下全国各地法院“自下而上”地进行了各具特色的探索,如有的法院成立少年刑事审判庭,有的成立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有的成立少年家事审判庭,有的则仅在刑事审判庭内设专项合议庭等等。这些各具特色的审判模式,为健全完善少年审判机构的设置作出了有益探索,有力推动了少年审判工作的创新发展。

(二)我国当前少年审判机构设置所面临的问题

1、理论研究不深入、审判理念落后,少年审判的独立价值未获得广泛认同

相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我国少年审判工作起步晚、不规范、问题多,既缺乏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也缺乏必要的司法实践经验。在审判理念上,理论界和实务部门普遍忽视少年审判工作的独特性和专业性,简单地以成年人案件审判的标准来衡量少年审判工作,认为涉少案件相比于成年人案件在案件数量、涉案金额、案件复杂程度、社会关注度等方面影响不大,导致少年审判工作不被重视,严重制约了少年审判工作的发展。

2、组织机构设置不统一,各地区建设发展不平衡

目前我国少年审判机构设置模式多达6种,包括未成年人案件合议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庭、青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庭、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少年家事审判庭(家事少年法庭)以及跨区域集中管辖的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1]全国四级法院中少年审判机构设置还很不健全,没有统一和自上而下的规划设计:最高人民法院负责指导全国少年审判工作的部门设置在研究室之下(最高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其级别建制仅为正处级;高级人民法院中仅有北京、上海、河南、甘肃四地建立了独立建制的少年审判庭;各中院、基层法院的少年法庭设置情况不一而足、举不胜举。除此之外,各地区之间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审判专业化水平、收案数量、受案范围、领导重视程度的不同,发展还很不均衡,如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少年法庭建设水平要远高于中西部地区。

3、缺乏独立科学的考核评价机制,审判人员专业化程度有待提高

少年审判工作有其特殊性,除了传统的查明事实、审查证据和适用法律等程序,还要坚持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以及“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促进其尽快回归社会。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少年审判需要进行大量的案外延伸工作,如庭审前的社会调查、社会观护、法律咨询,庭审过程中的社会调查员或合适成年人出庭、法庭教育,庭审后的心理疏导、回访、救助帮扶等等。在司法改革的背景下,这些大量的案外延伸工作由于难以被科学量化而未被纳入少年庭法官的考核体系,造成了少年审判工作无法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严重影响了少年庭法官工作的积极性。同时,由于缺少对少审法官的门槛要求,实践中大部分的少年庭法官都是从法院内部其他部门调整过来,对于涉少案件的特点也不太熟悉,缺少涉少案件的审判经验及审判专业性培训,导致审判专业化程度不高。

4、配套协作机制不完善,社会支持力量薄弱

少年审判工作离不开公安、检察、司法行政等部门的配和协作,也离不开社会力量的支持。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以“政法一条龙”和“社会一条龙”为主要内容的少年司法配套协作体系,但各部门之间的配套协作机制还不完善,社会支持力量薄弱,难以形成合力。“政法一条龙”方面,公安部门内部还没有设立专门的少年警务机构;检察院的未检机构同少年审判机构一样在司法改革的冲击下面临被撤销合并的命运;司法行政部门主管的社区矫正对未成年人的针对性不强。“社会一条龙”方面,由于我国未成年人福利体系发展不成熟、社会资源缺乏、未成年人社工和社会组织专业性不强,导致其对未成年人教育帮扶效果有限,制约了少年司法的发展。

(三)少年审判机构设置改革的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开启了第三轮司法改革,本次改革的总目标是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利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改革的核心是落实司法责任制,确保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改革的具体措施有司法工作人员分类管理、法官检察官员额制改革、司法权力运行体系改革、司法机关内设机构改革等等。2015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法发〔2015〕3号),即修订后的《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围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这一关键目标,针对八个重点领域,提出了45项具体的改革举措。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四梁八柱”主体框架已经确立,制约司法能力、影响司法公正的深层次、体制性问题也逐步得到解决,改革逐步向纵深发展。

在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和员额制改革初步完成后,推进法院内设机构改革就是题中应有之义。法院内设机构改革的目标是实现机构精简、职能优化、管理扁平、效能提升。2018年3月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提出要“推进法院内设机构改革”。做好这项改革,关键是坚持在专业化建设基础上实行扁平化管理。

深化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探索推行扁平化管理,有利于促进提高审判效率。但客观上来看,本轮司法改革主要是围绕成年人司法体制进行,并没有考虑到少年司法体制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由于对司法改革的认识不到位,理解有偏差,有的地方盲目搞“一刀切”,将少年法庭撤销或并入了普通业务部门;有的地方司法改革中分配给少年法庭的法官员额数量严重不足;有的地方受到案件数量和员额制的影响,将少年庭法官调离到其他工作岗位。可以说,司法改革客观上对少年审判工作的发展的确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二、比较借鉴:域外少年审判机构设置之考察与借鉴

(一)英美法系国家考察

1、英国

英国的少年司法是以政府和社会专业机构共同协作为主要特点,以预防和矫正未成年人犯罪为目标,具有福利导向的协作主义结构模式。在英国设有专门的家庭法院、少年法院,涉未成年人的民事案件一般由家庭法院审理,刑事案件则可能在少年法院、治安法院或刑事法院审理。少年法院虽然与治安法院相互独立,但是二者共用人、财、物、地,仅仅是法院出入口和法庭不同。在审级方面,少年或治安法院、刑事法院为初审法院,二审法院为高等法院或上诉法院,高等法院和上诉法院均可向最高法院上诉。

英国的少年法院或治安法院适用特殊诉讼程序审理的涉未成年人案件一般不公开审理,审判组织由独任庭或合议庭法官组成,独任庭由地区法官担任,合议庭由3名治安法官组成,其中2人必须具有2年以上成人法院审判经历。[2]少年法院或治安法院做出的裁决有:无罪判决、委托令、刑事罚款、补偿令、少年更生令、羁押训练令;刑事法院做出裁决有:无罪判决、拘禁刑(未成年人被拘禁的机构包括安全儿童之家、安全训练中心、少年犯机构等)。

2、美国

美国的少年审判以“国家亲权理论”和“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为基础,以矫正、指导、保护未成年人为目标,以正当法律程序为原则,具有明显的福利主义色彩。美国各州的少年审判机构名称五花八门,但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即独立建制的少年审判机构(少年法院或家事法院)和非独立建制的少年审判机构(少年案件审判庭)。1899年联邦伊利诺斯州颁布了世界上首部《少年法院法》,并在其库克郡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独立建制的少年法院,推动了现代少年审判制度的诞生与发展。

据统计,美国各种类型的少年审判机构达3000家左右,虽然在数量和规模上无一定之规,但基本根据当地的人口分布、案件数量等实际情况覆盖到每个郡县。在受案范围上,各州少年审判机构所受理的案件类型基本包括三种,即少年越轨(juvenile delinquency)、少年身份犯(juvenile status offense)和少年保护(juvenile dependency,亦可称“少年扶助”或“儿童保护”)案件。[3]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传统的少年犯罪案件(少年越轨),少年罪错行为(少年身份犯)和少年救助(少年保护)也被纳入美国少年审判机构的审理范围,这就扩大了对未成年人矫正保护的范围。

(二)大陆法系国家考察

1、德国

作为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德国早在1923年就颁布了《少年法院法》,并以此为基础在各州建立了专门的青少年法庭,形成了区别普通成年人刑事案件、具有特殊处理程序、以“教育刑模式”为主要特色的少年审判制度。德国现行的《少年法院法》于2000年12月最新修订,该法从审判组织、实体法处理、程序规定等各个方面规定了少年案件的处理流程,具有很强的综合性。

德国目前没有独立建制的少年法院,各州初级法院和各地区普通法院之内设有初审少年法庭,地区普通法院内还设有专门审理少年上诉案件的少年法庭。德国少年法庭审理对象不仅包括犯罪时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还包括犯罪时已满18周岁不满21周岁的青年人,在受案范围上,少年法庭仅仅审理上述两类人的刑事犯罪案件而不审理民商事案件。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对于14周岁以下的犯罪儿童会交由社会管理局教育处理而不对其进行审判。在审理方式上,德国执行严格的不公开审理制度,对于少年案件,不仅不公开开庭,而且还不公开宣判,以保护未成年人隐私。

在裁判方式上,德国对犯罪少年重教轻罚,制裁方法以教育和纪律性的措施为主,绝对排除了生命刑、役刑、财产刑和权利刑,刑罚总是最后的、不得已而采取的手段。[4]

2、日本

日本现行的少年审判制度以其1948年全面修订的《少年法》为中心,以保护主义为基本理念,历经九十多年的实践与发展,相对成熟和完善。《少年法》从实体处分和程序设计上规定了一套与成年人诉讼不同的独立的制度,明确了所有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被害人为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婚姻家庭纠纷等民事案件均由家庭裁判所专属管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少年法》所指的少年是指年龄未满20岁之人。在受案范围上,家庭裁判所不仅受理犯罪少年的犯罪行为,也包括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而未构成犯罪的触法行为,还包括连犯罪构成要件还没有符合的虞犯行为。[5]

家庭裁判所的法官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采用“双轨制”模式:法官对于检察官移送起诉的案件,可以优先选择给予保护处分还是给予刑事处罚。保护处分包括保护观察、移送儿童自立支援机构或儿童养护机构、移送少年院等三种措施。保护处分相当于刑罚一种替代,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法官才会选择适用刑罚。

(三)我国其他地区考察

1、香港

香港没有设立专门的少年法院,到目前为止一共有五个少年法庭,这些法庭均设置在地区普通裁判法院内。在受案范围上,香港少年法庭不仅审理10岁以上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还负责对18岁及以下的未成年人发布监管及“保护令”。“保护令”是指对于那些未得到合理照顾或保护,健康、安全、福利受到损害的未成年人,少年会考虑对其发布一个为期不超过三年的保护措施,委托合适的监护人或监护机构对其进行照顾,从而保障其身心安全。在裁判方式上,法官在处罚方式的选择上会首选最宽松的方式,如“罚款”、“保护令”、“社会服务令”、“感化服务”等。

2、台湾

台湾地区的少年审判制度以《少年事件处理法》为中心,该法于1962年1月31日首次公布,期间历经多次修订,于1997年10月31日规定在台湾“设置专业少年法院”,以专门审理少年事件。2010年11月19日,台湾通过《少年及家事法院组织法》将原有的“少年法院”发展为“少年家事法院”,适应了审理少年事件及家事纠纷特殊的目的和程序需求,颇具特色。以高雄少年家事法院为例,其内设少年法庭和家事法庭分别审理少年事件和家事纠纷,少年法庭又分为少年保护庭和少年刑事庭分别审理少年保护案件(少年虞犯案件)及少年刑事案件,除此之外,还设有公设辩护人室、司法事务官室、调查保护室、行政部门等审判辅助部门。

(四)我国对于域外少年审判机构设置可借鉴之处

纵览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少年审判机构设置的情况,可以发现虽然各国各地区在少年审判机构的设置模式、管辖范围、审判方式等方面各有差异,但是其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共同点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1、独立、特殊的少年审判理念。对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少年审判制度考察可以发现,在他们的少年审判中均贯彻了独立、特殊的少年审判理念,如英国的“福利主义”思想、美国的“国家亲权理论”和“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德国的“以教代刑”理念、日本的“保护处分”理念等。我国虽然提出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以及“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但是少年审判独立特殊的价值仍未被充分认识,具体体现在涉未成年人的法律分散规定在各个部门法中并且存在矛盾与冲突;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缺乏可操作性和强制性;涉少刑事审判长期受制于成年人刑事司法“以刑代教”的理念等。

2、扩大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干预范围。未成年人年龄小、心智不成熟、可塑性大,少年审判机构扩大对其保护和干预的范围,有利于未成年人改过自新、回归社会,达到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在这方面,不同国家的做法各具特色,如德国少年法庭将受理案件对象的年龄范围扩大到21岁;美国少年法院将少年罪错行为及少年救助纳入法院审理范围;日本家事裁判所既审理少年刑事案件又审理家事案件,将未成年人的利益保护扩展到民事领域。

3、完善案外延伸工作,增加非刑罚处分。我国法律虽然强调对待未成年人犯罪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以及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如何进行教育、教育的专业性及教育的效果却差强人意。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域外的有益做法,完善少年审判的案外延伸工作,如英国少年法院的“少年令”、日本家事裁判所的调查制度、台湾少年家事法院的调查保护室等。

三、探索突破:我国当前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少年审判机构的设置

当前,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后半程”,法院内设机构改革作为这段时期的重点工作也将逐步落地,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少年审判机构设置的改革方向及路径,理论界及司法实务界均有不同的观点。

(一)关于少年审判机构设置改革的几种主要观点

1、撤销少年审判庭。在精简法院内设机构、实行扁平化管理的改革要求下,持这种观点人的理由主要有:第一,涉少刑事案件大幅度减少,少年法庭面临着案源不足的现实情况,自2008年起未成年人犯罪接受审判的平均每年以8.65%的速度呈不断下降趋势,至2015年减少了51%,[6]以北京法院为例,2016年被判处的生效未成年被告人数比2011年下降约70%;第二,与当前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关乎国计民生的大、要案相比,涉少案件社会影响力不大,少年审判工作不被重视;第三,少年审判工作特色不足、专业性不强,案外延伸工作无法被量化,当前考核评价机制对少年庭法官不利,加上法官员额不足、晋升困难,导致少年庭法官的积极性不高,工作难以保障。

2、组建独立建制的少年法院或少年家事法院。在世界各国各地区普遍设立少年法院或少年家事法院的背景下,持有此观点人的主要理由有:第一,少年法院是少年司法制度成熟发展的必然产物,有利于充分贯彻独立、特殊的少年审判理念,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第二,独立建制的少年法院有利于获得编制、经费、人员等方面的资源保障,突破现有的发展瓶颈;第三,组建独立建制的少年法院有利于促进以“政法一条龙”和“社会一条龙”为主要内容的少年司法配套协作体系,便于开展大量有针对性的案外延伸工作,提高预防、矫正、教育、帮扶未成年人的效果。

3、坚持少年刑事审判庭。在改革过程中仍有部分人认为要坚持原有的少年刑事审判庭模式,理由是:第一,相比于民事、行政案件,刑事案件对未成年人的影响更大,并且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更有专门性、特殊性;第二,涉少民事案件数量大、类型多,难以被科学统计归类,坚持专门的少年刑事审判庭有利于避免与其他庭室部门的职能交叉,保持审判的专业性。

4、成立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模式,即“大少审格局”模式,是当前广为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所接受的设置模式,实践中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持这种观点的主要理由有:1、少年审判理念与家事审判改革的目标和理念相通,少年犯罪与婚姻家庭纠纷密不可分;2、少年审判中的“政法一条龙”和“社会一条龙”工作机制,可为家事审判建立社会联动机制搭建平台,二者可以共用相关资源;3、有助于改变当前少年审判受理案件数量不足的局面。

(二)对上述几种主要观点的评价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周强在全国法院少年法庭三十周年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新时期少年法庭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各级法院要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做好少年法庭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努力把这项事关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工作做得更好。”独立建制的少年审判机构,是开展少年审判工作的基础和保障,直接决定涉案未成年人权利的保障是否全面、到位、有效。如果没有了少年审判机构,少年审判工作就只会退步和削弱,不仅无法完成新时期赋予的保护未成年人的使命和要求,并且与司法改革的初衷相违背。因此,对于撤销少年审判庭的观点,笔者是坚决反对的。

少年法院或家事法院的发展模式,是世界上少年司法制度成熟完善国家的普遍做法,也符合少年司法发展的趋势,但是,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及制度下,笔者认为还为时尚早:一方面,成立少年法院或家事法院牵扯面大,涉及部门众多,需要由中央层面牵头深入调研并统筹组织、人事、财政、政法等多部门进行规划设计,短期之内难以实现;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体系尚不健全,少年保护、少年福利及少年罪错案件目前均未纳入少年审判机构受理案件范围,少年法院或家事法院成立依据不足,职能难以充分发挥。

少年刑事审判庭模式在我国经过多年的实践与探索,日趋成熟完善,积累了诸如社会调查、合适成年人参与诉讼、圆桌审判、法庭教育、心理辅导、司法救助、犯罪记录封存等一系列成熟有效的特色工作。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特别是在少年刑事案件收案量持续下降,侵犯未成年人民事权益的案件多发易发的背景下,单一的少年刑事审判庭设置模式已难以适应司法改革的要求和保护未成年人的现实需要,亟需进行改革。

相比于少年刑事审判的特色工作,涉少民事审判则乏善可陈,没有过多地体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审理思路上也是按照普通成年人民事案件进行审理。2011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在福建三明市召开全国法院系统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试点工作座谈会,讨论推进未成年人综合审判的发展模式。几年以来,成立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的试点法院不断扩大,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少年法庭的教育保护、矫正预防违法犯罪功能日趋完善,内部结构更加合理,呈现出不同于普通审判庭的专业化态势。少年综合审判庭的发展,还可以为将来设置少年法院或家事法院打下基础。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坚持发展少年综合审判的设置模式,全面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三)我国当前少年审判机构设置改革方向及路径选择建议

在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我们要坚持“一元化”改革思路,坚持加强顶层设计,并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制定有中国特色的少年审判机构设置的方案。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最高院、高院及中院设立未成人案件综合审判庭

最高人民检察院已于2015年成立了独立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并以此为基础,推动了全国未成年人检察机构的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目前负责少年审判日常工作的部门设在研究室下属的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但其不负责审理或指导具体案件,导致最高院少年审判工作职能分散,对下指导虚化。若成立独立编制的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有利于整合少年审判资源,促进未成年人案件审理的独立性和专业化,加强对全国未成年人案件的指导监督。高院和中院不仅承担着部分未成年人案件的审理工作,还要负责指导、协调、统筹管理等日常工作,因此各高院及中院也有必要设置独立编制的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以便上下协同,彰显联动效果。

2、基层法院可根据地区实际情况因地制宜设置少年审判机构

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各地区特别是广大基层地区之间差异巨大,不能一概而足。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坚持“自上而下”的“一元化”改革思路,也要坚持基层因地制宜的“多元化”设置模式。上一级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的人口分布、案件数量、审判人员配备等条件,指定由条件较好的基层法院对本地区的少年案件进行集中管辖或者在设区的市里由市级法院进行集中管辖。探索实施指定管辖集中审理的制度,可以将分散的少年案件(特别是刑事案件)集中到部分法院进行专门审理,既能摆脱部分少年法庭受案不足的困境,更有利于促进少年审判工作的集约化和专业化。

3、科学确定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受案范围,实行少年家事综合审判模式

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模式确立后,受案范围就成了关键因素。少年法庭的发展,起源于少年刑事审判,故刑事审判仍然是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的中心。近年来,侵犯儿童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校园欺凌屡现报端、犯罪低龄化现象突出,对此笔者建议将已满18周岁不满22周岁的青年人犯罪案件、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以及少年罪错行为纳入少年刑事审判的受案范围。

在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受理民事案件方面,笔者建议将涉及到未成年人利益的离婚、抚养、收养、变更监护人、探望权纠纷、继承、侵权等家事案件纳入受案范围,并排除其他民商事案件。最高法院2009年1月7日出台的《关于进一步规范试点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受理民事案件范围的通知》(法[2009]5号),对试点法院未审庭涉少民事案件范围进行了统一规范,笔者认为该《通知》规定的民事案件受案范围总体科学,符合未成年民事审判的职能定位。

至于涉未成年人的行政审判案件,由于涉及案件数量过少、审判人员配备不全等因素,由行政审判庭进行审理更为适宜,笔者认为暂不宜将其纳入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的受案范围。

4、完善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内部管理机制及考核评价机制

在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内部管理上,仍应突出专业化特点,将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教育工作、具有一定专业性的员额法官吸引到少年庭。审判管理方面,应将涉少刑事审判与民事审判分开运行,由专门的合议庭及法官分别对各类案件进行专门审理。少年刑事审判中积累的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做法可以有选择地移植到涉少民事案件审判中,并根据实际情况继续创新,使得少年家事审判的一些制度有别于普通家事案件,可以取得良好的办案效果。[7]

同时,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作为独立专业的机构,应构建独立科学的考核评价体制,将未审庭的各类案外延伸工作列为重要评估指标,配置权重,对未审法官的工作绩效进行综合衡量、全面评价。

结语

“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审判工作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进步和司法文明的重要标志,做好少年法庭工作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在当前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少年法庭工作虽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考验,但也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相信通过广大少年人的共同努力和科学谋划,定能将我国少年审判事业推上新的台阶!

注释:

[1]颜茂昆:《关于深化少年法庭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载《法律适用》2017年第19期,第13页。

[2]华瑀欣:《英格兰和威尔士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4年第5期,第135页。

[3]高维俭:《美国少年审判机构现状概览—兼谈我国当前少年审判机构改革及其相关问题》,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0年第2期,第59页。

[4]山东法院少年审判培训团:《赴德考察培训少年审判情况的报告》,载《山东审判》2012年第6期,第107页。

[5]刘建利:《日本少年司法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3年第2期,第98页。

[6]王建平:《关于少年审判改革的前瞻性思考》,载《上海法治报》2016年11月16日第B05版。

[7]王建平:《关于少年审判改革的前瞻性思考》,载《上海法治报》2016年11月16日第B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