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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法治国家原则下,所有人格权立法必须以人格权保护在私法或公法上发生立法缺陷问题为前提,并以尊重既有法律体系为立足点。不实事求是地以问题为导向进行立法可行性论证,不仅违背立法的基本规律,而且面临着将稳定的法律秩序导向不确定性之中的立法风险。此外,对于人格权能否独立成编,不能仅仅依问题的重要性予以政策性判断及论证,而应根据民法保护权利的技术特点,并立足于人格权自身的特性,将人格权保护的政策主张放到民法的整体之中予以体系性、技术性的判断与论证。据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法典工作项目组认为,依据人格权与人格权保护的独特性、现行人格权保护立法状况的适当性及《民法人格权编(草案)》的不合理性,应当坚决反对人格权独立成编!
为何应当坚决反对人格权独立成编

在法学各学科中,民法向来以高度的技术性、科学性及逻辑谨严的体系性著称。这些特性的形成具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民法不仅与普通民众的衣食住行密不可分,而且是市场化经济体系充分发展、国民经济健康运行的必要条件。民事法律规范必须具备普遍的明确性、统一性、稳定性及可预见性。法律概念、制度及规范表达的技术性、科学性、体系性,则成为实现民法法治目标、落实民法规范形式理性的基本要求。

人格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民事权利,没有人不知道这一点,更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但人格权的重要性与人格权立法之间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联。重要性虽然可以看作是推动立法的一种理据,但它既不是唯一的又不是决定性的。在法治国家原则下,决定人格权立法的首要问题是:必须深入、全面地考察,我国现行人格权法律规范在人格权私法保护上是否存在缺陷,如果确实存在缺陷,缺陷的严重性如何、怎么克服缺陷较为稳妥。也就是说,所有人格权立法必须以人格权保护在私法或公法上发生立法缺陷问题为前提,并以尊重既有法律体系为立足点。不实事求是地以问题为导向进行立法可行性论证,不仅违背立法的基本规律,而且面临着将稳定的法律秩序导向不确定性之中的立法风险。

另外,对于人格权能否独立成编,不能仅仅依问题的重要性予以政策性判断及论证,而应根据民法保护权利的技术特点,并立足于人格权自身的特性,将人格权保护的政策主张放到民法的整体之中予以体系性、技术性的判断与论证。

一、人格权的独特性:防御性权利

主张人格权在立法上应独立成编者,常常将人格权与物权予以类比,并据此为人格权谋求像物权那样的独立成编的体系地位。然而,人格权虽然像物权那样也具有绝对性与支配性,但是,就人格权的这两种属性的实质内涵而言,与物权实则有霄壤之别。

物权是特定人直接支配特定物并排斥他人的权利,它确立了物的归属秩序,为稀缺资源的保护、利用、流通及高效配置奠定了法律基础。由于其存在、运作具有绝对性、排他性及直接支配性,所以现代民法确立了物权的种类与内容由法律规定的物权法定原则。在此原则下,物权的种类、取得、内容、消灭等具体规则,皆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在法典化国家或地区,这些规定组合而成民法典的物权编。概括地看,物权之所以能够在民法典中被独立规定为一编,原因在于:一方面,物权不仅包括多种多样的权利类型,而且每一种权利类型皆是立足于权利的独特性而予以构造;另一方面,每一种特定的物权在具体权利构造上均涉及权利的取得、内容、变更、消灭等相同或相似问题。这两方面叠加在一起,使得有关物权的规定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权利结构与体系。深入一点讲,物权法的这种复杂权利构造主要根源于这样一种社会需求:物权法必须为人类对物的使用(自用或他用)提供充分合理的权利秩序,以使稀缺资源产生更大、更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人格权是以人格利益为内容的权利,它在形式上尽管也表现为,特定人对特定人格利益的自我支配性及对他人的绝对排斥性,但它在如下几方面显著不同于物权:

第一,人格权的种类与内容与人格权的绝对性、支配性无关,完全取决维护人格尊严、促进人格自由发展的现实保护需求。只要现实社会出现了人格尊严保护的新情况、新问题,就存在以立法催生出新类型人格法益或人格权的可能性、必然性。隐私法益、隐私权在我国经由司法解释逐渐发展为一种为法律承认的人格权的权利演化过程,是对新类型人格权确立状况的典型诠释。因而,由人格尊严这个开放性概念所决定,人格、人格权概念从本质与功能两方面皆具有开放性,相对于保护人格尊严的新情况、新问题,它们始终呈现着开放状态,这既是应然的要求,又是实然的体现。在此情况下,人格权立法在保护人格利益上采取了“特定人格权+一般人格权”的宽泛的确权模式,[1]这使得关于人格权的确权性立法始终呈现为一种开放的、发展的规范体系。

第二,自然人原则上依出生之事实而自然依法享有人格权,并随死亡丧失人格权;[2]法人的人格权与法人的存在相始终。因此,人格权立法无须为权利的产生(取得)、变动及消灭设立具体规则。

第三,人格权的规范意旨和功能主要在于权利的单纯“享有”或不受干涉的“被尊重”,而不像物权主要立足于对物的“享用”(自用或他用)。[3]因此,人格权立法一般不涉及关于如何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人格利益的法律规定。例如,《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不仅作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不得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活动”的一般禁止性规定(第3条),而且对人体器官捐赠、移植作出了比较详细的限制性、禁止性规定。

第四,人格权的保护对象是以人格尊严、人格自由发展为核心的非财产利益,特定人格权所保护的各种人格利益之间,不像动产或不动产那样存在天然的、明确的界限,而是无任何区隔、彼此紧密牵连地构成一个“人格体”,它们之间的类型化区分,纯粹是依据权利救济的不同特点,考虑生物知识、伦理观念、法律技术等各种因素,予以综合判定的。由此所决定,在人格权确认上,物质性人格权彼此区分起来较为容易,而精神性人格权的细分则困难许多。对于名誉(荣誉)、肖像、隐私等精神性人格利益,理论上虽然可以对它们分别加以界定,但它们仅能在较小的核心层面被彼此区分开来,而在很多情形下往往存在交错重叠现象。

据上分析,作为一种维护人格尊严、促进人格自由发展的权利,人格权在构造或存在样态上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主要受法律保护的“法益”,其之所以尊享权利之名,一方面是为了彰显其重要性,另一方面是为了在技术上更好地救济遭受侵害的人格尊严或人格利益。从权利的角度看,人格权主要是一种抵御他人侵犯人格尊严、妨碍人格自由发展的“防御性”权利。[4]在人格权益未受侵害的情况下,特定人格权益并不彰显于主体资格之外,而是融汇于主体资格之中或者主要体现为一种人格。对特定人格权的侵犯,所受损害并非仅仅表现为特定的人格,而是表现为使人的尊严、自由遭受整体性损害。这是对人格权侵权者施加精神损害赔偿的根本原因。

二、人格权保护的重心:确立权利救济规则

人格权之享有既然不表现为对人格利益的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而主要表现在防御他人侵害。合乎逻辑的结论是:根本无需在侵害前明确其内容,或者说,在受侵害之前对其内容予以明确区分的意义相对有限,尤其是,无需对权利人的行为自由范围作出清楚明确的界定(直接界定)。人格权保护的核心是,通过侵权救济确定其内容和范围(间接界定)。因此,人格权制度与侵权责任法之间天然地具有亲和性。从另一方面看,即使对人格权进行了详细的正面确认,但缺乏权利救济规则的人格权也只能是“水中月、镜中花”,看起来似乎很美,实际上无法发挥作用。苏永钦教授对此有如下精辟论断:“人格权可能形成的规范主要大概都在权利的内涵和类型,除了类似物上请求权的妨害排除请求权,不会有什么人格权特有的规则,其结果就是勉强把一堆为数可能不太多的、配合侵权行为责任的‘不完全法条’凑起来变成独立的一编。这样的体例不符合蜂窝原则,人格权编有点像没有消化的事物,称之为‘特色’固无不可,但显然无法制造实质的养分。”[5]

由于民法规范主要以权利为基点予以构造或表达(权利本位的法规范构造),人格权的救济规则主要表现为两类民事权利:第一,人格权请求权,即当人格权益遭受侵害或存在被侵权的危险时,权利人可以直接请求侵害人除去侵害、消除危险。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8条第1款对之作了明确规定,德国民法无明文规定,通说认为可准用《德国民法典》第1004条规定的妨害除去请求权。[6]第二,损害赔偿请求,即当人格权益遭受损害时,受害人可以请求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在内的赔偿金。

三、现行人格权保护立法模式:完全行之有效

《民法总则》不仅于第109、110条采取“一般人格权+特别人格权”的立法技术对人格权进行了周全确认,而且其第179条列举规定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消除影响、赔偿损失、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为人格权保护提供了相当充分的救济模式。《侵权责任法》第2条同样以列举与概括相结合的立法技术对应受保护的人格权益及人身权益进行了详细规定。《侵权责任法》第21条对于危及人身安全的侵权行为赋予被侵权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请求权;第16、18、22条为人格权遭受侵害时的损害赔偿及精神损害赔偿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第20条对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损失赔偿作出了明确规定。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第20号)也确立了诸多关于人格权保护的具体规定。

总体而言,对于人格权保护,我国现行法实际上已经确立了比较完善的“权利确认+权益救济”的立法模式。由司法实践看,这种立法模式完全可以实现为人格权提供充分保护的政策目的。由《民法侵权责任编(草案)》(2017年10月31日民法室室内稿)看,立法者在整合《侵权责任法》的基础上增补了关于人格权保护的规定,如将《民法总则》第109条规定的身体权纳入了受侵权责任法保护的人身、财产权益之中,对如何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作出明确规定。这实际上强化了“权利确认+权益救济”的人格权保护模式。

在此情况下,民法典各分编的编纂不应再将人格权法作为独立一编,否则,必然造成大量的重复性规定,并与通过编纂民法典完善民事法律体系的初衷背道而驰。

四、《民法人格权编(草案)》:条文错位、重复

注:本部分关于相关草案条文的具体分析,根据要求已全部删除,在此仅保留结论部分。

……

总之,依据人格权与人格权保护的独特性、现行人格权保护立法状况的适当性及《民法人格权编(草案)》的不合理性,应当坚决反对人格权独立成编!

【注释】:

[1]王泽鉴教授认为:“人格权的内容随着社会变迁、个人人格觉醒及不法侵害态样,具体化于不同的保护范围,形成个别人格权益,保持一种持续开展及实践的动态发展过程。”王泽鉴:《人格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3页。

[2]谢怀栻认为,“人格权是一种原始的权利,是与生俱来的。在这一点,人格权与权利能力一样,始于出生、终于死亡。就人格权来说,无所谓权利的取得。”谢怀栻:《民法总则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9-60页。德国学者施瓦布认为,人格权与财产权的区别在于,民法不会鉴于人的出生而把经济财产分配给任何人;而人格权则与此相反,它以相同方式为任何一个以人格人身份存在的人所享有。参见[德]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07页。

[3]像土地之类的极其稀缺的资源,对于权利的享有者(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法律确立了不得空置或闲置土地的权利强制使用制度。

[4]王泽鉴教授认为,“人格权系在维护人的价值,要求他人予以尊重,体现于精神利益(ideelles Interesse)的保护,而具有防御权(Abwehrrecht)的性质。”王泽鉴:《人格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7页。

[5]苏永钦:《成熟民法典不在于太多烟火式亮点》,载财新网(http://opinion.caixin.com/2016-11-09/101005649.html)。

[6]参见王泽鉴:《人格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