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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自认效力的辩论主义回归

【中文关键词】 自认效力;虚假自认;辩论主义;协同主义;诚信原则

【摘要】 为防止虚假自认侵害案外第三人的利益,《民诉法解释》第92条不惜违反辩论主义的基本要求,规定“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虚假自认侵害案外第三人的利益,是以自认对案外人具有拘束力为前提的。而当事人在某一案件中作出的裁判上的自认,对于其他案件而言仅仅属于证据资料,本不应发生自认的效力。但在我国,通过前案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对于后案具有免证效力这一通道,变相赋予了自认对案外人的拘束力。所以,问题的根源在于自认效力向案外人的不当扩张,若因此而否认自认对法院的拘束力,无异于头痛医脚。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虚假自认的防范问题,应回归辩论主义,明确未参与辩论过程的案外人不受辩论结果的约束,而不是回到职权主义的老路上去。

【全文】

民事诉讼中的自认,以辩论主义为基础,具有简化诉讼程序、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等功能,被世界多数国家民事诉讼法和证据法所吸纳。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首次将自认作为免予证明的事由加以规定。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92条在《证据规定》的基础上,对自认制度予以完善。其中“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规定,明确了自认的基本规则与效力;“涉及身份关系、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应当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的事实,不适用前款自认的规定”明确了自认规则的例外,对此均无异议。但关于“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的规定,突破了大陆法系关于自认的传统理论与立法,造成了自认在适用和解释中的诸多困扰。按照传统理论,一方当事人对于己不利的事实予以承认,就意味着该事实不具有争议,该自认对当事人和法院均产生约束力,法院不得依职权进行调查。

通常认为,我国《民诉法解释》如此规定的原因在于防范当前大量存在的虚假诉讼。实践中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侵害第三人利益的虚假诉讼中,往往存在一方当事人虚假自认的情形,如果任由这种自认发生拘束法院的效力,等于对虚假诉讼的纵容,也不利于保护案外第三人的利益。据此,当法院查明的事实与自认事实不符时,法院以查明的事实为准,不受自认的拘束,以此来净化诉讼环境,维护司法权威。但需要讨论的是,虚假自认何以具有了侵害案外人的超能力?因此而否认自认对法院的拘束力是否必要和可行?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以虚假自认的效力为主要问题点,寻找规则解释的源头。

一、否认虚假自认效力的制度原因

虚假诉讼中双方恶意串通,通过诉讼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这种状况的愈演愈烈,成为2012年民事诉讼法将诚实信用列入基本原则的重要动因,也直接催生了第三人撤销之诉这一制度,并因此导致了既判力和司法终局性受到案外人的频繁挑战。基于同样的思路,为了遏制虚假自认,《民诉法解释》第92条规定,“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从而否定了自认对法院的拘束力。虚假诉讼并非我国所独有,但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并未因此而否认自认的效力。究其原因,是因为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虚假自认并不具有拘束案外第三人的效力,也就不会轻易损害到案外第三人的利益。而在我国,自认却被赋予了拘束案外第三人的效力,从而使得一方当事人的虚假自认得以轻而易举地侵害案外人的权益。需要重点讨论的是,自认是否应当具有拘束第三人的效力?又何以在我国具有了这一效力?

(一)自认应否对案外第三人产生拘束力

要辨析自认得否对案外第三人产生拘束力,首先需要讨论自认何以对双方当事人产生拘束力,其效力基础是什么。

首先,作出自认的当事人必须受到该自认的约束,无正当理由不得撤回自认。[1]质言之,自认对本方当事人产生的拘束力表现在,该当事人一旦作出自认即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只有在法定条件下经法定程序才可以撤销。一般认为,自认的这一效力系基于“禁反言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2]具体而言,依照禁反言原则,只要无正当理由,当事人不得实施否定前诉讼行为的行为,或作出与前行为相矛盾的诉讼行为。同样,依照诚实信用原则,自认也不得任意撤销。在自认成立后,对方当事人因信赖自认人而不再费力收集对其有利的证据资料,如果在这种证据资料可能遗失的情况下允许自认人随意撤销自认,难免对对方当事人造成突袭,其实质利益将因此失去保护。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所实施的诉讼行为不能违背诚信,不能出尔反尔。因此,当事人在对案件事实作出自认后就必须受其自认的约束,否则将导致审理的混乱和延迟,在武器平等、程序公平乃至实体公正意义上都不具有正当性。

其次,对于自认的事实,对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证据规定》第8条第1款和《民诉法解释》第92条第1款均规定,一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这意味着,一旦自认成立,即使随着诉讼的发展,关于该自认的利弊关系发生了变化,也不允许对方当事人撤回之前已为自认当事人所确定的事实主张或撤销自认。对方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免除作为自认的效力之一,主要是基于一种诉讼经济的价值考量。究其原因主要包括:在多数情况下,当事人的自认符合案件事实的真实情况;有利于法院集中力量查明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从而有助于提高诉讼效率等。而自认在免除对方当事人举证义务的同时,相应地也必然产生对对方当事人的拘束力。随着审理过程中新证据的出现,可能给诉讼的发展带来难以预测的影响,先前对对方当事人有利的事实到后来却变成对其不利的因素。在发生这种状况时,法律必须承认自认对对方当事人的拘束力,平等地约束双方当事人,这样才不会破坏法的和平,才能保障诉讼有序地进行。

最后,自认对案外第三人无拘束力。自认对于案外第三人是否产生拘束力,对于这一问题,在民诉法理论以及域外立法实践中,都采取理所当然的否定态度,以至于成为毫无争议的问题根本不必要讨论或加以明确规定。这是因为,在时间维度上,所谓的自认均限定于诉讼中的自认,而裁判外的自认不发生自认的效力。比如,日本学界的主流观点即认为,自认仅限于当事人在口头辩论或辩论程序中作出的陈述(辩论之陈述)。[3]在除这两种程序以外的其他场合承认的于己不利事实只能视为“裁判外的自认”,不属于“裁判上的自认”之范畴。[4]而裁判外的自认仅仅属于一种证据资料,因此只能作为法官自由心证的对象,并不产生自认的效力。区分裁判上的自认与裁判外的自认并规定不同的效力,是基于程序保障的要求。所谓裁判上(诉讼上)的自认,当然是在诉讼主体参与下,基于对本案当事人的审理和裁判之目标,由本案当事人在辩论主义范围内进行的自认。因而,自认的效力范围,不言而喻应限定在本案中的诉讼主体。而裁判外的自认因不具有这一程序保障,故而不能发生自认的效力。当事人在某一案件中作出的裁判上的自认,对于其他案件而言也仅仅是一种裁判外的自认,属于证据资料。[5]因此,自认对于案外第三人无从产生拘束力。

(二)自认何以在我国对案外第三人具有了拘束力

前已阐明,当事人在某一案件中作出的裁判上的自认,对于其他案件而言也仅仅是一种裁判外的自认,属于证据资料,而不会发生自认的效力。但在我国,自认何以具有了拘束案外第三人的效力呢?究其原因,在于相关司法解释对预决效力的规定,通过前案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对于后案具有免证效力这一通道,变相地赋予了自认对案外第三人的拘束力。

《证据规定》第9条第1款和《民诉法解释》第93条第1款均规定,法院生效裁判或者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定的事实,当事人无需证明。然而,这既没有限定“预决事实”的范围——刑事裁判、行政裁判和民事裁判的证明主体和证明标准都不相同,刑事裁判肯定的事实和否定的事实是否对在后的民事诉讼具有预决效力,应区别对待;也没有限定援引“预决事实”而免予证明的当事人的范围,使前案当事人得以援引其欺诈诉讼获取的生效裁判认定的事实,在后案中来对抗作为前案“案外人”的后案“当事人”。而且前案裁判对于事实的认定基础,包括了证明的事实和由于自认而免予证明的事实。于是乎,恶意串通的虚假自认,经由“法院查明”和“事实认定”的渠道,得以在后案中成为免予证明的事实。而前案裁判的效力范围,也借由事实认定的预决效力,在主体上由当事人扩张到了案外人,在客体上由前案的争议扩张到了任何争议。

虽然这一规定预留了后案“当事人”推翻“预决事实”的权利和机会,但是,案外第三人既未参与前案当事人交易过程,又不知悉其纠纷发生和解决过程,却被事后绑架到前案当事人争议裁判的战车上并被要求推翻它,从技术上看难度巨大,从情理上看则近乎荒谬。这在法律上违反了未经听审和辩论不受裁判约束的基本程序保障权,在理论上违反了既判力范围的相对性。而其根源,恰恰在于违反了辩论主义的基点,突破了基于辩论主义而产生的对当事人双方的限定和对裁判者的制约。

而基于大陆法系国家的既判力理论和程序保障理论,本不应生产出“预决事实”这样的概念或制度。既判力主体范围的扩张必须是基于法律特别规定而仅仅扩张到特定案外人。即使在美国,基于禁反言规则而严格奉行强制合并制度(同一交易或同一事件产生的纠纷,原则上应当同案解决),从而借助争点排除规则可能导致前案对事实争点的认定对案外人产生影响,但是前案事实认定适用于案外人仅限于一种情况——案外人在后案中可以援引前案裁判认定的事实,甚至可以援引该当事人在前案中的事实陈述,作为对抗对方当事人的抗辩手段。因此,其依据仍然是禁反言规则,即同一当事人不能在两次审判中做出相互矛盾的陈述,与自认规则是一脉相承的。相反,如果前案当事人援引前案裁判来对抗未参与前案的后案当事人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这违反了正当程序保障的基本原理。

(三)头痛医脚的制度处方

“预决事实的免证效力”,包括以自认为基础认定的事实也构成对后案事实的免证效力,这种实质上违反了辩论主义基础的规则,为恶意串通和虚假自认提供了制度温床。而《民诉法解释》第92条第3款正是为了弥补这一规则造成的问题打上的一块制度补丁,可是这个补丁打得太大了,以至于覆盖了自认的本义及其对法院的约束力。

因为预决事实的免证效力这个巨大的制度漏洞,《民诉法》和《民诉法解释》一前一后去缝制补丁。于前,裁判做出并生效后赋予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的机会;于后,直接限定自认的效力,当自认的事实与查明的事实冲突时自认不被确认。一个看似多么完美的法网,却在织补制度补丁时将制度的本原一起覆盖了。第三人撤销之诉给裁判效力理论和程序保障机制这个严密的体系撕开一个裂缝,它制造的新问题比解决的旧问题还要多,而且每一个问题都是民事诉讼制度严重的不可回避的制度问题和理论问题。[6]而《民诉法解释》第92条第3款又完全违背了自认的基本法理,破坏了自认的制度功能。

那么源于辩论主义框架下的自认,与我国这种特殊的诚信状况之间的紧张关系究竟如何协调呢?答案很简单:既然是生效裁判的免证效力这个“问题制度”对诚信诉讼造成了损害,为诈欺行为和虚假自认制造了机会,为什么不是从解决这个制度本身入手去解决问题制度本身呢?由于违背辩论主义和程序保障而造成的问题,却要通过职权主义对自认的干预,以及破坏司法终局性的第三人撤销之诉来解决,这种思路恐怕连头痛医头的级别都没有达到,而是更像头痛医脚。

二、辩论主义与协同主义下的自认效力之争

从制度层面看,之所以一定情形下否认自认对法院的拘束力,是为了弥补预决效力这一制度漏洞可能对案外第三人造成的损害。但在制度背后,更应当警惕的是协同主义对我国民事诉讼的影响。自认作为辩论主义的三大命题之一,其本旨在于限定当事人与法院在事实层面的权限分配,即以当事人自认的事实来拘束法院的判断,并以此倡导和体现当事人的主导权。我国曾经长期处于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在当事人主义尤其是辩论主义尚未完全确立的当前,尤其需要警惕协同主义的趁虚而入。

(一)辩论主义下自认对法院的约束力

辩论主义认为,当事人自认的事实,法院应直接作为裁判的根据,以此明确法院与当事人在事实层面的权限分配。在辩论主义框架下,对于自认拘束法院的理论基础尚有不同的认识,体现了不同的理念支撑和价值偏重。例如,在日本,兼子一强调与对方主张事实的一致性[7];新堂幸司则认为自认是事实主张的一种,强调“当事人意思要素”[8]。日本的通说倾向于事实的一致性方面。[9]在我国,学术界对于“自认的定义”的侧重点也各有不同,主要分歧在于到底是应该强调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还是应当重视当事人事实认识的表明。张卫平教授认为自认是一种意思表示,是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在辩论陈述中所主张的于己不利事实所表示的一种认可,称之为“不利事实承认说”。[10]以上分歧,无论侧重于强调自认方的意思表示还是强调与对方事实主张的一致性,都是立足于当事人的“主张事实”,都没有偏离以当事人主张为前提的辩论主义框架,因而自认蕴含的效力不仅对当事人发生拘束力,而且也约束法官。

《民诉法解释》第92条第1款对自认的定义似乎也采纳“不利事实承认说”,但该条第3款却又将“法院的查明”凌驾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之上,不仅使得我国自认制度脱离了辩论主义的框架,还在以下问题上制造了混乱:法官依据什么来获得“查明的事实”?如果我们仍然使用自认这一概念并接受其基本内涵的话,那么法官查明事实的权限是否应受包括自认在内的当事人事实主张的范围之约束?即使承认该第3款旨在使恶意串通的自认无效的特定目的和语境,那么法官查明事实的权限是以受当事人事实主张约束为原则、以不受其约束为例外,还是相反?以及以怎样的条件或标准来设定例外?

根据日本学说的概括,辩论主义主要有以下内容:当事人的辩论中须出现(直接决定法律效果的)主要事实,当事人没有主张的事实不能作为法院裁判的基础;双方当事人均无争议的事实应当成为法院裁判的基础,即法院应受当事人自认的约束;原则上法院只能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进行调查,而不能对当事人未提出的证据依职权主动调查。[11]依据该理论,尤其是第二部分关于自认对法院之约束力的观点,坚持古典辩论主义的学者认为,为了限制法院职权调查的权力,应当容忍自认事实的非真实性,即法院也应认定虚伪自认的事实。

进而言之,自认行为可以被视为对立双方就事实之认定达成了一项证据契约,其中一方对某一事实的主张可以视为要约,而对方的自认则构成了承诺。[12]作为证据契约,自认对于当事人的效力应视为契约约束力的体现。根据私法领域的意思自治原则,当事人以自治方式解决民事纠纷具有合法性,并且,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在国家审判权介入之后也仍须被尊重。而民事诉讼程序中的处分原则可以认为是私权自治在程序法上的延伸,民事诉讼契约即意味着当事人程序处分权的行使。[13]从这一意义上讲,要尊重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就应当对属于当事人程序选择权范围内的民事诉讼契约效力予以肯定。

另一方面,作为证据契约,自认也须对法院产生约束力才可能对事实认定及纠纷解决产生实质影响,否则将丧失应有的价值。有观点认为,当事人对于案件事实作出自认,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对法院裁判中关于案件事实的认定产生影响。而自认产生约束法院的效力则可解读为民事诉讼辩论原则的要求。[14]辩论原则的机理即法院在诉讼中应当受到当事人主张的约束。[15]具言之,假设法院可以在不受当事人自认之事实主张约束的条件下行使审判权,甚至另行认定当事人并未主张的与自认内容相反的事实,那么法院就有可能成为争端的挑起者,而非纠纷的解决者。总之,如果对已经自认的事实不分情况地进行“查明”,难免损及司法效率等设计初衷。

(二)协同主义下自认对法院的效力

随着“社会的诉讼观”出现,有学者指出,古典的辩论主义发生了修正,强调法院、当事人三方的协同关系。[16]在从“自由主义的”民事诉讼向“社会的”民事诉讼转变的过程中,从要求法官严格恪守不干预的态度到提倡法官也应从自身层面发现真实,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质言之,古典辩论主义强调案件事实的探知是当事人的责任,而协同主义则强化了法院的职权作用。[17]其突出表现之一即对辩论主义第二命题的限制。

根据辩论主义的原则,当事人在诉讼中自认的事实,法院无需审查,应直接作为裁判的根据。但如果当事人双方一致的陈述明显违背客观真实时,法院依然将其作为裁判依据的话,将可能变成对自认之滥用的一种放任,在这种情况下自认所产生的约束力有悖于诉讼的社会性目的追求。如果法官不履行发现真实的协同义务,则裁判结果将不能够满足纠纷解决所应当带来的社会效果,反而会导致被社会大众质疑的尴尬局面。对此,协同主义认为民事诉讼应以追求客观真实作为其制度理念,应当在民事诉讼中适用诚信原则,主张真实与完全陈述义务。[18]虽然德国的立法者起初采用了古典辩论主义,是基于自由主义诉讼观的基本理解,但其后《德国民事诉讼法》经多次修改,增加了对当事人完全陈述义务与真实义务的规定,体现了民事诉讼在发现实体真实方面所做的努力。[19]

面对当事人恶意串通、虚假自认骗取法院作出于己有利的裁判,甚至严重侵害他人权益的行为,协同主义的支持者主张,虚假自认是对诚信原则的严重违反与背离,此种情况下的辩论原则应该受到限制,法院应当承担起发现真实、维护司法正义的职责。[20]还有观点进一步认为,这种情况下即使法官进行干预也应当视为对滥用自由的防范,而不应被当作对当事人处分权的否定,因为自由的前提是“别人也能够享有同等的自由”和“一个人的行为不能伤害到别人”。[21]于是出现了否定自认对法院无条件具有约束力的主张,并从协同主义的角度为之辩护。

相比之下,辩论主义之所以成为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正是因为其在事实提出层面对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权限配置作出了明确划分,据此维护和保障了当事人的主体性和主导性地位,防范了法院职权的不当扩张。而协同主义的最大问题则在于模糊了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权限分配,其重点不在于作为裁判资料的事实与证据是从法官还是当事人处获得,而是要求法官在收集诉讼资料的过程中应有更积极的作为,这将导致当事人在事实提出方面的支配性与主导性消退。而且,即便在德国,协同主义也从未取代辩论主义的地位。当代德国民事诉讼的基本走向就事实探知而言依旧坚持辩论主义,对于民事诉讼普通程序而言,案件事实的重构一如既往是当事人的事情。法官不能主动依职权进行真实性审查,当事人的事实主张和在此基础上的证据调查是法官认知的唯一来源。[22]在辩论主义仍处于成长期的我国,重点不是对辩论主义的反思而应当是坚持。对于虚假自认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制度的完善加以技术性解决。

三、自认效力向辩论主义的回归

从制度层面看,即使《民诉法解释》第92条第3款的规定是为了防免虚假诉讼对案外人的侵害,也不应因此否认自认对法院的约束力,因为这并不是解决虚假诉讼的根本办法,只有发现并改正制度背后的缺陷才是上策。否则,为了通过法律规避某一社会现象带来的弊害,就任意背离这一法律所依存的基础理论,不仅有头痛医脚之嫌,且会造成更大的制度混乱。对于这一问题,有彻底解决与保守解决两种方案:将自认的效力范围限定于该案件当事人,堵却向案外人的扩张,可彻底解决这一问题;而作为保守方案,可通过对《民诉法解释》的善意解释,缓和制度间的冲突。

(一)彻底疗法:明确自认的效力范围限于该案当事人

解决自认的辩论主义基础与虚假自认的防范问题,其出路是回归辩论主义,将自认的效力置于辩论主义的范围内进行考量,而不是回到职权主义的老路上去。基于辩论主义,借助对抗力量,自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包括自认效力之否认。因此,未参与辩论过程的案外人不应受辩论结果的任何约束。除了在《民诉法解释》第92条第2款规定的特定情况下法院不受当事人自认的限制之外,若出现涉及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法院固然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供有关证据,但法官的这种知觉和判断往往只是理论上的假定(如虚假诉讼的审理过程通常会呈现出缺乏争点、庭审对抗弱化等特点),在真实受害的第三人出现之前往往只是一个隐性的存在。所以,保护案外人不受恶意诉讼和虚假自认侵害的根本出路是,未参与辩论过程的案外人根本就不受辩论结果的任何约束或影响。

此外,通过对《民诉法解释》第92条规定的相关解读[23]可以发现,即使暂且不论其对于辩论主义的违反,至多也只能作为倡导性规范,因为其中对于法官行为的适当性是无法进行评估或监督的。由此可见,为了防范虚假自认而否定自认对法院的约束力这一基本立场,恐有因噎废食之弊害。

因此,要想彻底解决《民诉法解释》第92条所规定的自认条款的内在矛盾,最终的出路还是限定一案诉讼中事实认定的效力范围:其对象应仅限于该案件当事人本身,而对于案外人(第三人)的影响则应限于对抗前案当事人之抗辩;绝不可相反为之,即不可允许当事人援引本案裁判认定的事实在另案中对抗他人。借此足以防范虚假自认的隐患,而不再是通过限制自认对于法院的约束力以求自保,从而使自认制度得以真正正确地发挥其功用。

(二)保守疗法:根据虚假自认是否违反强制性规定而区别对待

在《民诉法解释》既已规定的情况下,可用作权宜之计的解决办法是,对于虚假自认可以根据是否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作相应的差别对待。依照民事领域意思自治原则,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未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即使是虚假自认也应当认为具有自认的效力,该事实也应当成为法院裁判的基础;但对于另一种情况,即当虚假自认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侵犯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时,则法院应否认虚假自认的效力,即该自认对法院不具有约束力。[24]

同时,针对《民诉法解释》第92条第3款规定所涉及的法院在自认中的角色问题,还须通过以下辨识方法区别对待:(1)依照辩论主义(当事人自治)原则,法院不主动进行职权调查去“查明”,以免对自认干涉过多。(2)经法定诉讼程序,法官在其职权范围内(已掌握的证据基础上)不能认定为虚假事实的,则不得否定该自认的事实,即使客观真伪不明,也应承认其具有自认效力。(3)经法定诉讼程序,如果法官在其职权范围内能够认定自认事实与真实情况不符的,可以认定为虚假自认,但并不因此而必然否认该虚假自认对法院的约束力。

结 语

我国自认规则的立法正经历着一个从无到有、从不完善逐渐趋于完善的过程,理论界对于自认的认识和研究也逐步深化、细化,这与近年来辩论主义在我国立法、司法的理论与实践中逐渐扎根、发展是不可分的。但在我国目前缺乏诚实信用的法律环境下,因虚假自认对第三人造成难以容忍的后果与伤害而出现了主张辩论原则应受到限制的观点。针对这种局面,我们不应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应该从根本上寻找问题的源头,重新审视自认规则的相关规定,探索可能的解决办法。

(责任编辑:杨会新)

【注释】 作者简介:傅向宇,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唐力教授、段文波教授和傅郁林教授的悉心指导,特致感谢!当然,文责自负。

[1]依《证据规定》第8条第4款,只有在对方当事人同意、或能证明其自认的作出是由于受胁迫或基于重大误解、且与事实不符时,才能撤回自认。

[2]有人认为禁反言原则实质上是依诚实信用原则所形成的法则。参见林诚二:《民法理论与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但是,二者分属于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并且内涵不同。

[3]就我国而言,对“辩论陈述”这一表达在解读时须略作扩张理解。从《民诉法解释》第92条第1款的规定来看,将自认限定在诉讼程序中,在时间维度上是合理的。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当事人一方在诉讼调解或和解中所作的陈述不能被认为是自认,即使是在法院或物理意义的法庭上作出的这种陈述也不是自认。这是因为,在调解与和解过程中,当事人双方为了协商达成合意,难免涉及对事实的陈述,如果这种陈述被当作自认则有可能损害自身利益,从而导致当事人不愿进行调解或和解。所以,为了消除当事人的顾虑,不能将诉讼调解、和解中当事人的事实陈述视为自认,即使这种事实陈述具有较高的真实盖然性,裁判者在认定事实时也不应受此陈述影响。我国民事诉讼法、仲裁法和国际商事仲裁规则中也都有类似规定。

[4][日]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85页。

[5]同上注,第385-386页。

[6]比如案外人对前案生效裁判频繁挑战增加的司法终局性危机;案外人频繁地凭空受到制度性的侵害,即使撤销之诉成功也不能恢复原状或得到充分补偿而恶化的司法信任危机;以及案外人与前案当事人一方恶意串通挑战正常的生效裁判,等等。

[7][日]兼子一:《民事诉讼法体系》,酒井书店1954年版,第245页。

[8][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弘文堂1998年版,第464页。

[9]同前注[4],第384页。

[10]张卫平:《诉讼构架与程式——民事诉讼的法理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6页。不过在时间维度上,这一定义将自认局限于辩论陈述中,似乎有些狭窄,当然这一问题也可以通过扩张解读“辩论”和“辩论陈述”得以解决。

[11][日]兼子一、竹下守夫:《民事诉讼法》,白绿铉译,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

[12]参见李德恩:《论自认效力否认之依据——基于“诚”与“信”的法理展开》,《时代法学》2013年第5期。

[13]民事诉讼契约反映了私法自治的特性和私法的精神,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在民事诉讼领域的延伸和直接体现,是在民事诉讼中贯彻私法自治的逻辑性归结。参见张嘉军:《民事诉讼契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81页。

[14]这是因为,辩论原则的根据也在于私权自治,是私权自治在诉讼请求原因事实以及抗辩层面上的体现。同前注[12]。

[15]张卫平:《我国民事诉讼辩论原则重述》,《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

[16]张卫平:《转换的逻辑——民事诉讼体制转型分析》,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17]唐力:《辩论主义的嬗变与协同主义的兴起》,《现代法学》2005年第6期。有日本学者认为,“在民事诉讼中关于对案件事实的探知,法官也负有从自己的侧面出发来发现真实的责任。诉讼中既不是绝对由法官一方来发现案件事实,也不是由当事人一方来支配诉讼,协同主义所强调的是两者的相互协同的作用关系。”参见[日]三月章:《辩论主义的动向》,《法学协会杂志》第72卷2号。

[18]牟逍媛、刘江:《两种诉讼观下虚伪自认的效力》,《法学》2007年第4期。

[19]依据德国通说的解释,真实义务的设定并不是要求当事人做出客观真实的陈述,而仅为要求其立足于主观的诚实,禁止虚假陈述。换言之,在自己提出主张并否认相对方主张之前,当事人不负调查义务。只要当事人不主张明知是虚假的事实或否认对方提出的已知为真实的事实即可。

[20]同前注[12],第52页。

[21]参见石元康:《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6页以下。

[22]任重:《民事诉讼协同主义的风险及批评——兼论当代德国民事诉讼基本走向》,《当代法学》2014年第4期。

[23]参见熊跃敏:《辩论主义:溯源与变迁——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与法院作用分担的再思考》,《现代法学》2007年第2期。如果依据此前的证据调查法院能够证明自认不成立的,或者当事人的自认与众所周知的事实、自然规律及定理相违背的,法官可以对自认的事实不予认定;针对当事人自认的事实有疑问时,在不违背公平的前提下,法官还可以通过释明启发当事人,从而确保当事人充分行使反驳权。

[24]因为,如果任由虚假自认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那么将极大地损害法律的权威,自认制度也可能沦为自认者损人利己、实施诉讼诈害的工具。 

【期刊名称】《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