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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解除与诚实信用
 
——以庄胜公司与信达公司合同纠纷案为例
刘家安

【学科类别】民法

【作者简介】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民法研究所所长,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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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民法基本原则的“诚实信用”,绝不仅仅意味着“重合同,守信用”。诚实信用是无数具体民法规则的价值基础。“契约严守”是合同法的基本逻辑,即便一方发生了违约,他方原则上也不得以此“非诚信”之违约行为而主张废止合同,除非该违约行为导致了合同目的不可实现。在此意义上,对于一个可补救的合同违约状况而言,以对方违约在先为由执意要求解除合同的,这样的行为才是真正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作为当事人须遵循的一项行为规则,不仅在履行义务时须恪守诚信,而且,权利的行使也须遵守诚实信用,顾及他人的正当利益,否则将构成权利滥用。作为合同的解释规则,当合同条款存在模糊需要加以解释时,解释者应遵循诚信解释规则,取向交易目的和公平原则,合理认定各方的权利义务。作为法官在具体适用法律时重要的裁量手段,诚实信用原则要求法官特别注重寻求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乃至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就庄胜与信达合同纠纷案而言,从诚实信用原则视角分析,最高法院的二审判决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

【关键词】诚实信用原则 合同解释 庄胜公司 信达公司


2017年3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就北京庄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庄胜公司”)与信达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信达投资”或“信达公司”)、北京信达置业有限公司(下称“项目公司”或“信达置业”)合同纠纷一案作出二审判决,撤销了北京市高级人民的一审判决并作出改判。二审判决确认解除《庄胜二期A-G地块项目转让合作框架协议书》及相关补充协议,并援引《合同法》第97条,在“恢复原状”意义上判令信达置业向庄胜公司返还“庄胜二期A、C、D、E、F、G地块项目权益,并移交项目资料”,同时,二审判决还判令信达投资向庄胜公司支付违约金10亿元。

本案终审判决一经作出,由于所涉利益巨大、牵涉面广,且二审判决在完全认可一审判决所确认事实的情况下,完全推翻了一审判决结果,其中所涉法律问题甚有争议,所以立刻引起媒体和法律界、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本案涉及股权取得时间之认定、公司章程的效力及合同解除权的发生与行使等诸多法律问题,本文不拟全面对该案件判决作出评论,而仅准备从诚实信用原则角度分析二审法院支持庄胜公司主张的合同解除权是否妥当。

诚实信用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其规范构成所谓“帝王条款”。该原则在内涵界定、适用规则等方面具有相当强的技术性,其具体运用需要法学理论的支撑,但是,就该原则所体现的内在精神而言,它又与每个普通人朴素的法意识相吻合。毋宁说,正是后者才使其高居民法价值位阶的最顶层,俯身审视着诸多民事规范的解释适用。就本案而言,无论是否专业人士,在了解了二审判决结果的实际意义时,恐怕都会惊呼一句:“这合适吗?”!

一、“诚实信用”不仅意味着“重合同、守信用”

即将于2017年10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下称“《民法总则》”)继续将“诚实信用”确定为我国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该法第7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该条的措辞似乎强调了“恪守承诺”,仿佛其内涵也就是“重合同,守信用”。“秉持诚实,恪守承诺”的表述是在通过《民法总则》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对该法草案做最后审议时才添加上去的,可以说体现了人大代表们对该原则的朴素理解。事实上,截止到2016年12月12日的《民法总则》草案三审稿,该条基本原则规范仍被简明扼要地表述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

如果仅将“诚实信用”理解为“重合同,守信用”,则其将沦为纯粹的道德说教,丧失其应有的法律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下称“《合同法》”)第8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对合同的拘束力有明确的规定;《民法总则》第136条也在更为一般意义上,对法律行为的效力做出了规定(“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时生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未经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民事法律行为”)。可见,合同乃至一切法律行为的拘束力均已有具体的规范支撑,无须由诚实信用原则来重申或加强。

在庄胜公司与信达公司合同纠纷案中,最高法院二审判决书在说理部分也提及了“诚实信用”,但它似乎也仅仅将“诚实信用”理解为“重合同,守信用”,于是,违反合同的行为当然也就构成了违背诚实信用。法院查明的事实是:信达公司(乙方)在与庄胜公司(甲方)订立的《庄胜二期A-G地块项目转让合作框架协议书》(下称“《框架协议书》”)第9.2条规定,“甲方参股项目公司之前,项目公司应为信达公司全资附属子公司”;而后信达方面不顾庄胜反对,将项目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中信国安公司。二审判决据此认为,“……在庄胜公司尚未入股信达置业的情况下,信达投资违背诚实信用(着重号为作者所加),恶意违反承诺,不顾庄胜公司明确反对,执意对外转让信达置业100%股权,导致庄胜公司无法按照约定的前提条件向信达置业增资入股”。信达方面转让100%股权的行为确有违反《框架协议书》第9.2规定之嫌,但就在此违约行为意义上指称信达公司“违背诚实信用”,这一判断恰恰体现了法院对诚实信用原则的理解不到位。

二、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内涵与功能

(一)诚实信用原则的地位

从民法史的角度看,“诚实信用”的重要性在历史上呈不断上升的态势,直至取得所谓“帝王条款”的地位。

古代罗马法逐渐发展出了诚信(bona fides)诉讼,在此种类型的诉讼中,法官有权按照他认为最公正和最佳的标准作出裁判。在被称为“诚信契约”的契约类型中(包括买卖、租赁等),债务人不仅要依据契约条件,而且也需要履行依诚信观念所产生的给付。近代以来,诚信原则更为各国民法所强调。早期的民法典继承罗马法的传统,特别强调义务履行须遵循诚实信用原则。1804年《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契约应依诚信方法履行”。1896年《德国民法典》于第157条将诚实信用作为了合同解释的标准(第157条:“契约应斟酌交易上之习惯,遵从诚实信用以解释之”),并于第242条将该原则作为了债务履行的标准(第242条:“债务人负有斟酌交易上之习惯,遵从诚实信用,以为给付之义务”)。

进入20世纪,诚实信用原则在民法上的适用范围和功能进一步扩张。诚实信用不仅是义务的来源及履行规则,而且,它也成为了权利行使的基本规则。1907年通过的《瑞士民法典》于第2条(紧跟在有关法源的第1条之后)明确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依诚实及信用为之。显属滥用权利者,不受法律保护”。《日本民法典》第1条第2款规定,“权利行使及义务履行必须遵守信义,以诚实为之”。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也于第148条第2款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依诚实及信用方法”。

我国民法历来重视诚实信用原则。1986年《民法通则》第4条将诚实信用列为我国民法的基础原则。1999年《合同法》第6条也明确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此外,大量的民商事单行法都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其基本原则,包括且不限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条);《劳动合同法》(第3条);《个人独资企业法》(第4条);《合伙企业法》(第5条);《证券法》(第4条);《保险法》(第5条);《票据法》(第10条);《商业银行法》(第5条);《信托法》(第5条);《证券投资基金法》(第4条);《担保法》(第3条);《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拍卖法》(第4条);《招标投标法》(第5条)。诚实信用原则的作用甚至也不仅限于民事实体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条的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在《民法总则》起草过程中,人们普遍赞同将诚实信用原则继续规定为民法的基本原则,于是就有了该法的第7条。

(二)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与功能

民法的基本原则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这也产生了其内涵和外延具有模糊性的问题,诚实信用原则当然也不例外。诚如前文所言,内涵极其丰富的诚实信用原则绝不仅仅意味着“重合同,守信用”。自1980年代以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已对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做出了大量的研究,产生了丰硕的成果。本文选择从《民法总则》出台后有关权威著作对该法第7条的解读对该原则的法律意义做出讨论。

在直接承担《民法总则》立法任务的全国人大法工委的专家看来(可参见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张荣顺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4月版,第23-24页),诚实信用原则要求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讲诚实、守信用,以善意的方式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具体而言,民事主体应当从以下方面遵循诚信原则:民事主体在着手与他人开展民事活动时即应当讲诚实,如实告知交易相对方相关信息;民事主体与他人建立民事法律关系后,应当信守诺言、恪守信用;民事主体应当本着善意的原则,相互配合,保护对方的合理期待与信赖;民事主体应当尊重他人的合法权益,尊重社会公共利益;民事主体应当善意行使权利,不得滥用权利。

《民法总则》出台后,最高人民法院以杜万华大法官为主编,组织编写了800余页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实务指南》(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5月版)。在谈及《民法总则》第7条说确立的诚实信用原则的本质时,该书援引著名民法学者梁慧星教授的观点,认为诚实信用体现为三个层次:一是诚实信用原则是市场经济活动的道德准则。诚实信用不仅要求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还要求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二是诚实信用原则是道德准则的法律化,因而具有道德调节与法律调节的双重功能,使法律获得更大的弹性;三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实质在于授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

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功能,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编写的这部民法释义书认为,该原则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功能:(1)确立行为规则的功能,即指导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功能。(2)填补法律和合同漏洞的功能,即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承认司法活动演进法律的功能。(3)利益衡平的功能,贯彻实质正义精神的诚实信用原则,在客观上为当事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平衡提供了依据和法理。例如,一方履行合同有轻微瑕疵,不影响对方的合同权利,另一方请求解除合同的,原则上不予支持。(4)解释法律的功能。诚信原则可以作为法官解释民法规则的重要指导。

以上所引述全国人大法工委及最高人民法院专家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解读,实际上与民法学的通说相吻合。由此可知,作为民法的“帝王条款”,诚实信用原则主要发挥着衡平法的功能。在立法的层面上,诚信原则将引领具体民事规范的生成,以使后者经得起衡平理念的检视。在司法层面上,法官可以而且也应当将诚信原则作为指引其自由裁量的工具,透过将衡平的精神贯彻到法律解释和合同解释等环节中,实现个案正义。

三、从诚实信用看“契约严守”与合同解除

严格来说,契约的拘束力并不需要由诚实信用原则提供支撑。合同,乃至一切法律行为,其法律拘束力直接来自于民事主体自由意志的运用——在私法自治的理念之下,民事主体既然刻意追求某种私法效果的发生,法秩序当然就认可此种效果在法律上的发生。合同双方当事人通过无瑕疵的意思表示追求特定的合同法律效果,该效果在法律上的实现即可被视为符合当事人双方的合同目的和利益。正是基于此种逻辑,《合同法》第8条才特别强调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正是因为此种逻辑,《合同法》才通过第94条等规定在合同解除方面确立了如下规则:即便当事人一方存在违约行为,但如果该违约行为并未影响对方当事人合同目的的实现,尤其是,违约方可通过后续补正给付使对方当事人实现合同目的的,对方当事人不得单方解除合同。

解除合同将从根本上推翻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这不仅使得交易的预期目的完全不可能再达成,而且,在合同订立与履行过程中,当事人也可能已经付出了交易成本。如果在合同的不完全履行尚可补救从而使双方均可实现合同目的时,一方轻易地以对方存有违约行为为由主张合同解除,要求回复到双方缔约前的状态,并要求违约一方承受所有损失,则此解约主张不仅将严重破坏双方之间利益的均衡,而且也会造成无谓的资源浪费,从而使公益受到损害。由此可见,正是诚实信用原则所包含的衡平理念,使得合同法对合同解除权的发生与行使做出了严格的限制。在合同履行虽有瑕疵但可补正的情况下,双方均恪守合同条款,尽可能达致合同目的,这才是与诚实信用原则相吻合的救济方式。同理,在一方的严重违约(所谓“根本违约”)已经使得对方当事人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或者完全不能期待合同目的之实现时,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所做的利益权衡将允许守约方解除合同。

四、庄胜与信达合同纠纷案终审判决是否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

(一)案件审理情况

在庄胜与信达合同纠纷案中,庄胜公司的基本主张是:根据签署于2009年10月的《框架协议书》第9.2条的规定,在庄胜参股之前,项目公司应为信达公司全资子公司;但信达公司却于2012年11月擅自将项目公司100%股权全部转让给中信国安公司,从而构成了《框架协议书》第13.4.4条意义上的“恶意违约”;庄胜公司据此主张约定解除权,要求信达方面返还地块项目权益,并支付违约金10亿元。

对于庄胜公司的上述主张,一审法院认为,信达公司虽向中信国安公司转让了项目公司100%的股权,但股权受让方中信国安公司同意接受庄胜公司入股并持有项目公司20%,因此,信达公司向中信国安转让股权并不影响庄胜公司合同目的的实现,也不构成《框架协议书》第13.4.4条约定的恶意违约行为。一审法院据此判定庄胜公司不享有约定解除权或法定解除权,判决驳回了庄胜公司的诉讼请求。

庄胜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于最高人民法院。二审法院确认了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但是,在案件两个关键点上却做出了与一审法院完全相反的判定。首先,二审法院认为,信达公司向中信国安转让项目公司100%股权导致了庄胜公司无法向项目公司增资入股,构成了《框架协议书》第13.4.4条意义上的恶意违约(二审法院完全未提及中信国安同意继续承受此义务的事实)。其次,二审法院认为,庄胜公司既享有约定解除权,也享有法定解除权。庄胜公司享有约定解除权,是因为信达方面构成了第13.4.4条意义上的恶意违约,而该条赋予了庄胜公司解除权。为论证庄胜公司享有法定解除权,二审判决迂回到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理论上,称信达公司转让股权破坏了此种人合性,从而导致了庄胜公司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基于以上认定,二审法院做出了前文所述的判决。

(二)从结果的失衡看二审判决的问题

关于本案判决是否妥当的问题,我们可以先抛开裁判过程,从判决结果本身做出点分析评价。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的一审判决驳回了庄胜公司所有的诉讼请求。庄胜公司当然未实现诉讼目的,但是,该判决也确认了以下基本事实:庄胜公司实际上已完成了出资义务,只是由于技术原因未完成股权的登记变更;中信国安公司愿意承受信达方面在《框架协议书》项下的义务,无论是在诉讼前还是在诉讼进行中,中信国安都表示愿意配合庄胜公司方面完成其在项目公司中20%股权的确认工作。照此逻辑,庄胜公司在项目公司中20%的股权应可最终获得确认(笔者注意到,有评论本案的文章指出,根据公司法原理,庄胜公司在完成增资后,已经事实上具有了项目公司股东身份。笔者认为此种分析意见具有一定道理,但本文不拟在此方面做出评述)。众所周知,中信国安具有很强的地产开发能力,尤其擅长处理棘手的拆迁问题。事实证明,正是中信国安从信达公司接手项目公司后,涉案地产项目才取得了实质性进展,项目公司预计将取得客观的商业利润,庄胜公司手中20%的股权价值自然也水涨船高,足以证明庄胜当年在债务重组时坚持保留在项目公司一定份额的股权实乃明智之举。因此,依一审判决,可预见的结果是:信达公司通过将项目公司转让给开发能力强大的中信国安,顺利退出一个在它看来棘手的项目,并最终完成了整个庄胜债务重组计划;中信国安通过公开透明的交易方式受让项目公司股权的交易不再有任何法律上的障碍和隐患,其过去几年在拆迁、建设、预售等方面做出的所有安排皆可得到维持,且可实现可观的商业利益;庄胜公司亦可通过20%的股权份额享受中信国安运作该项目公司所获得的商业利益;该地产项目所有相关的交易,包括且不限于商品房买受人的合同利益,均不会受到影响;与该地块开发建设相关的一切行政程序、手续均无需推倒重来,可节约大量交易成本和政府行政成本。

最高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结果则提供了另一套“剧本”。众所周知,本案所涉重大商业利益源自近年来房地产价值的巨幅攀升。从2009年几近“烂尾”的项目到今日的高档住宅小区,庄胜公司若能在2009年时预见到该地产价值在未来几年的走势,则决然不能同意将涉案土地开发权转让给信达方面作为债务重组的代价(尽管还明智地保留了20%的权益)。或许正在对当年的商业决定万般后悔时,庄胜方面突然获得了一次“天赐良机”——信达方面违反《框架协议书》的约定,在完成庄胜的增资入股手续前将项目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中信国安。在二审判决的支持下,庄胜公司终于实现了大翻盘,几乎夺回了当年自愿转让出去的全部权益。一纸判决将让庄胜公司赚得盆满钵满,但其余各方的利益状况又如何呢?信达方面除了赔付10亿违约金,还可能在未来卷入与中信国安的法律纠纷,面临极大的法律风险。中信国安接手项目公司后付出了巨大努力,完成了艰巨的拆迁任务,协调了各方关系,顺利进行了涉案地块的开发,到头来却发现项目公司丢了“地块项目权益”,落了个“竹篮打水一场空”。中信国安运作的项目公司已经部分完成了开发地块上的商品房预售,售楼的开发商突然失去了“地块项目权益”,众多商品房买受人的合同权益如何得到保障?二审判决以庄胜方面处分自身权益为由,单独保留了B地块项目权益不返还,但一体设计、一体开发的住宅小区如何做到清晰分拆?房地产开发涉及千头万绪的行政许可、手续,一句轻巧的“返还地块项目权益”,是否意味着这一切均要推倒重来?谁能保障这中间不存在执行障碍?如此反复需要耗费多少交易成本与政府行政成本?别的不说,如果需要将本案终审判决交付执行,有一点笔者就很好奇:执行法院将如何解释“返还地块权益”?“权益”所指究竟为何?如何“返还”?举例来说,对于房地产开发中涉及的众多行政许可,如果被许可人为项目公司(信达置业),那么,“返还”的效力是否意味着该判决执行的效力要达致这样的结果,即相关行政机关必须配合庄胜取得相应行政许可?如果该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在相关行政机关不给庄胜重新授予行政许可时,涉案地块后续开发如何善后?庄胜能否以该案二审判决为主要理由对不给予许可的行政机关提起行政诉讼?……就房地产开发这类极其复杂、牵涉面极广的商业类型来说,如果开发已接近尾声,在一定意义上,开发结果就具有了不可逆性。如果出现问题,则解决方案应是修补性的。实难想象,对一个可能价值上百亿的地产项目,突然宣告原开发商丧失了“地块项目权益”会意味着什么!

在笔者看来,二审判决不仅造成了纠纷当事人之间利益的严重失衡——“失衡”不仅表现在各方最终利益状态之上,也表现在这整体结果与促发这种结果的原因方面(也即二审法院所称的信达公司转股破坏了项目公司的人合性)——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二审判决也将使由涉案房产项目众多买房人、所有相关政府部门等所代表的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另外,考虑到庄胜的外资和民营背景以及信达、中信国安的国有性质——尽管笔者不赞同动辄以颇具政治性的“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论调作为法律问题的解决方案——如果二审判决在法律上的确站不住脚,则其客观上确实会导致巨额国有资产的流失。

如前文所述,诚实信用原则的运用,旨在寻求利益的平衡。很难想象,一个结果极其失衡的民事判决是由一个完全正确的法律推理过程得出的。行文至此,我们有理由怀疑,二审判决的法律推理也是存在问题的。

(三)二审法律推理在诸多方面均不符合诚实信用原则

本案在法律上的争议点其实只有一个,即庄胜公司是否拥有合同解除权。对此问题,一审判决认为,信达方面不存在《框架协议书》第13.4.4条意义上的恶意违约,故庄胜方面不享有约定解除权,同时,信达转让项目公司股份并未导致庄胜公司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因此,后者也不享有法定解除权。相反,二审法院在论证庄胜公司享有合同解除权时使用了“双保险”——它原本仅须论证庄胜公司享有一种类型的解除权即可,或者约定解除权,或者法定解除权——即,庄胜同时享有两种类型的解除权。言外之意或许是,如果在拥有双重解除权情形下仍不允许庄胜解除合同,那就是天底下最不公平之事了。

1.约定解除权不存在。

约定解除权既然产生自合同约定,自然就须仔细斟酌合同词句,并运用合同解释规则得出结论。关于合同的解释方法,《合同法》第124条设有如下规定,“ 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该条指明了合同解释中须遵循的整体解释、目的解释与诚信解释的规则。在本案中,《框架协议书》第9.2条明确规定,“甲方参股项目公司之前,项目公司应为信达公司全资附属子公司”。前文已提及,有观点认为,在信达公司向中信国安转让股权时,项目公司已完成了增资扩股,庄胜已成为项目公司事实上的股东。照此说法,信达向中信国安转让股份是否构成对9.2条的违反本身也是有疑问的。本文不讨论这种可能性,仍以信达公司违反了第9.2条作为讨论解除权问题的出发点。

信达公司虽违反了《框架协议书》第9.2条的规定,但该条仅体现为信达方面的一项承诺,它本身并未规定违反该承诺的后果,更未直接规定庄胜方面相应地产生解除权。真正规定庄胜公司约定解除权的条款是13.4.4条,但应注意第13.4.4条与第9.2条之间表述上的重要差异:根据13.4.4条,“乙方不按本协定及相关附件约定同意庄胜公司或者庄胜公司指定的民事主体向项目公司增资”的,将构成信达方面的恶意违约,庄胜公司有权即时解除本协议。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信达公司确有不顾庄胜公司反对向中信国安公司转让项目公司全部股权的事实,从而涉嫌违反《框架协议书》第9.2条。但一切证据均表明,即便是在完成股权受让之后的中信国安公司也一再表示,愿意承受使庄胜公司或其指定的民事主体向项目公司增资的合同义务。因此,即便信达公司转让项目公司股权违反了第9.2条,该行为也并不带来违反第13.4.4的后果,庄胜公司也就无从主张约定解除权。在笔者看来,遵循整体解释规则,前述结论是清晰的。即使有人觉得通过文义与整体解释,仍然无法获得确切意义,那么再取向合同目的解释与诚信解释时,结论也完全相同。因为,庄胜公司在项目公司20%的股权完全可以获得保障从而其交易目的完全可实现的情况下,目的解释与诚信解释均指向否认庄胜公司享有推翻整个交易的合同解除权。遗憾的是,对此本应明显的结论,二审判决选择了熟视无睹,其法律推理由第9.2条的违反直接跳跃到第13.4.4条合同解除权的满足之上,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2.法定解除权不发生。

要想论证庄胜公司享有法定解除权,仅证明信达方面有违约行为显然是不够的,这是因为,根据《合同法》第94条的规定,违约行为只有在导致对方“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时,对方当事人才产生法定解除权。前文已述,即便项目公司的控股股东由信达变为了中信国安,庄胜公司在项目公司中20%的股权还是有保障的,因此似乎很难论证信达的转股导致了庄胜公司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为解决此难题,二审判决可谓是煞费苦心。二审法院的说理转向了公司法上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理论,强调有限公司股东之间的相互信赖。其逻辑大体如下:在涉案地块开发方面,庄胜公司看上的就是信达,必须与信达成立合资公司,并持续与信达合作才能实现庄胜公司的合同目的;信达公司背信弃义,将股权转让给中信国安,导致庄胜公司被迫面对其他股东,因此,合同目的就不能实现了,法定解除权也就发生了。

在笔者看来,二审法院前述论证可谓是“神逻辑”!

首先,信达置业本身就是一个项目公司,专为纳入整个资产重组计划中的特定地块的开发而设立,预期也将随着目标地块的开发完毕而终止。打个未必贴切的比方:人家本来就是对露水夫妻,你法官偏要人百年好合、忠贞不渝。

其次,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信达公司的主营业务和专长是金融业,地产开发绝非其特长,庄胜之所以与信达合作开发涉案地块,只是因为这是一个庞大的债务重组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庄胜在签订框架协议书时认定了该项目离开信达就不能成功。因此,在取向当事人的合同目的解释时,完全无法得出二审法院的结论。

最后,案件事实本身表明,由于信达在地产开发方面的能力有限,项目公司一直无法完成拆迁等工作,恰恰是在信达将股权转让给中信国安之后,项目公司对涉案地块的商业开发才迅速推进,最终使得涉案地产项目成为令人瞩目的明星项目。应该说,信达向中信国安转让股权的事实,表面上看是违反了对庄胜公司的承诺,但实质上恰恰维护了后者的利益,使后者对项目公司20%的股权具有了极高的市场价值。因此,完全可以说,信达向中信国安转让股权,不仅没有导致庄胜公司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而且这一行为恰恰促成了庄胜公司合同目的的实现。

庄胜公司不满足于在此项成功的地产开发项目中仅占20%的权益,或许是因为整个项目的权益曾经归其独享,因此执意要寻找信达方面的破绽,希望借助合同解除的手段,回到昔日权益独享的状态,而不顾各利益相关方乃至社会公共利益需要为此付出多少代价。应该说,庄胜公司此种行为恰恰是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二审法院的判决在解释合同与解释法律时,均未遵守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在解释“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这样高度抽象的规则时,二审法院相当独特地取向公司人合性这样的理论,体现了自由裁量权的运用,遗憾的是,这种自由裁量完全偏离了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导致了严重的利益失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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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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