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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案件证明标准探析
徐建新

【中文关键词】 死刑案件;证明标准;合理根据;充分确信;确定无疑

【摘要】 我国没有规定独立的死刑案件证明标准,长期以来我国刑事案件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均以“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作为证明标准。遵循人的认识活动规律和刑事诉讼证明活动规律,我国应当建立起递进型的死刑案件证明标准,将“合理根据”作为侦查阶段的死刑证明标准“,充分确信”作为审查起诉阶段的死刑证明标准“,确定无疑”作为审判阶段的死刑证明标准。

【全文】

如何有效防范死刑冤假错案、确保死刑正确适用是刑事司法界亟待解决而又悬而未决的问题。查清案件事实是适用死刑的前提,而判断案件事实是否查清的标准就是证明标准。只有适用最严格的证明标准,才能确保死刑案件质量,从根本上防范死刑冤假错案的发生,从而更好地贯彻“少杀、慎杀”政策。

一、我国现行死刑证明标准的评析

死刑能否正确适用,取决于死刑证明标准,死刑证明标准是刑事证明标准的一部分。国外对于刑事证明标准大致分为两种不同的表述:英美法系通常以“排除合理怀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作为刑事证明标准,大陆法系通常以“内心确信”(Inner conviction)作为刑事证明标准。我国没有规定独立的死刑证明标准,长期以来我国刑事案件都是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作为证明标准,而且从侦查阶段到审查起诉阶段,再到审判阶段都同样适用这一标准。

(一)我国近年来死刑案件的审理概况

笔者首先以2010年—2016年W市法院审理的全部一审刑事案件为样本,从死刑核准率、死刑案件发改率及发改原因等方面进行了实证考察和分析,发现如下特点。

基本上能严控死刑适用,死刑总数大幅下降。在重刑[1]人数逐年下降的基数上,虽2010年至2014年[2]死刑(包括死缓)核准率呈平稳趋势,但死刑适用总量下降明显。具体核准率如下:2010年为85.5%、2011年为75.4%、2012年为78%、2013年为83%、2014年为88.7%。

死刑案件质量较好,但对死刑政策的把握有待进一步磨合、衔接。近年来,W市死刑案件的发改比例较低,未出现重大死刑冤假错案。1.从改判原因分析,死刑案件被改判的主要原因有:第一,基于当事人双方达成民事赔偿调解;第二,二审法院基于对死刑政策的把握;第三,二审法院基于对同案犯量刑平衡的考虑。2010年,全市刑事改判案件46件,其中一审判处死刑后二审改判非死刑的共2件,占全年改判案件的4.34%;2011年,全市刑事改判案件48件,其中一审判处死刑后二审改判非死刑的为0件;2012年,全市刑事改判案件58件,其中一审判处死刑后二审改判非死刑的为0件;2013年,全市刑事改判案件84件,其中一审判处死刑后二审改判非死刑的共1件,占全年改判案件的9.52%;2014年,全市刑事改判案件84件,其中一审判处死刑后二审改判非死刑的共8件,占全年改判案件的1.19%;2015年01—06月,全市刑事改判案件39件,其中一审判处死刑后二审改判非死刑的为0件。2.死刑案件被发回重审的主要原因有:第一,原判认定的事实不清;第二,出现新的事实和证据。2010年和2011年,全市发回重审刑事案件均为12件,其中死刑案件发回重审后改判非死刑的均为1件,均占全部发回重审案件数的8.33%;2012年、2013年、2014年和2015年01—06月,全市发回重审刑事案件分别为10件、11件、20件、7件,其中死刑案件发回重审后改判非死刑的均为0件。

其次,笔者经过梳理相关公开报道,发现一些死刑冤假错案存在共通点,即作案手段及其残忍,情节及其严重,群众反映大,破案压力大,且几乎都有限期破案或命案必破的要求,这也导致了刑讯逼供的普遍存在。根据平反的原因,我们可以将审判机关改判无罪的情况分为两类:1.一类是事实上的无罪导致的冤案、假案,此类案件的改判依赖的是真凶或被害人的出现,主要是基于一种机缘巧合,并不能反映司法机关的工作成果,这种冤案、假案反映出以往司法机关在办理死刑案件中存在根本错误,这也是引起社会公众质疑司法公正的主要原因;2.另一类是法律上的无罪导致的错误,主要是指审判机关以“证据不足”为由改判无罪,是审判机关通过司法程序保护无罪的公民免受追诉,不仅体现了司法机关的勇气,也是刑事司法的一种进步。无论是“事实上的无罪”还是“法律上的无罪”,其本质反映的都是案件尚未达到死刑证明标准。如最高院在(2016)最高法刑再3号聂树斌案的再审判决书中指出:“原审认定原审被告人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的主要依据是聂树斌的有罪供述,以及聂树斌的有罪供述与在案其他证据印证一致。但综观全案,本案缺乏能够锁定聂树斌作案的客观证据,聂树斌作案时间不能确认,作案工具花上衣的来源不能确认,被害人死亡时间和死亡原因不能确认;聂树斌被抓获之后前5日讯问笔录缺失,案发之后前50天内多名重要证人询问笔录缺失,重要原始书证考勤表缺失;聂树斌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合法性存疑,本案是否另有他人作案存疑;原判据以定案的证据没有形成证据锁链,没有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也没有达到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的定罪要求。原审认定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不能认定聂树斌有罪。”

(二)我国现行刑事证明标准在司法实务中的具体运用

1.推行“印证主义”证明模式。在司法实务中,证据间能够相互印证是认定证据确实、充分的关键要素,也是进一步认定案件事实清楚的重要指标。“相互印证”不仅要求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数量在两个以上,而且要求各证据在证明内容上具有同一性,排除自相矛盾及相互间矛盾。我国推行印证主义证明模式,而非自由心证主义的证明模式,是由我国的非直接、非言词的审理方式决定的。近年来,我国开始推行以审判为中心的庭审实质化改革,但在现行“庭审中心主义”尚未完全确立的情形下,“相互印证”证明模式能够确保案件事实在书面上经得起验证。

2.强调事实认定的客观性。“证据印证,重在证据的‘外部性’(证据间的相互支持),而非证据的‘内省性’。”[3]“证据的内省性”是指在内心对证据产生确信。“印证主义”要求裁判者在审理的过程中,运用客观的证据来认定客观真实,即在审理案件时强调着眼于分析客观事实状况,而非仅仅停留在寻求主观内心的确信。我国的司法实务通常以“客观真实”为衡量标准,追求还原案件事实。然而,人的认识是有限的,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往往难以还原案件全部事实,于是有学者提出应以“法律真实”代替“客观真实”。“刑事诉讼证明应当符合刑事实体法和程序的规定,应当达到从法律的角度认为是真实的程度。”[4]以“法律真实”作为事实清楚的标准,确实能够保证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然而,在目前审判人员素质普遍不高,证据运用和判断能力普遍不足的现状下,一味追究“法律真实”容易导致审判的主观臆断,从而产生冤假错案。尤其是死刑案件,生命权的至高性和结果的不可逆转性更要求审判人员应努力还原事实真相。因此,笔者认为按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要求,在审判实务中裁判者应当以“客观真实”为追求目标,以“法律真实”为标准底线。正如陈光中先生指出:“犯罪实施者是谁必须确证无误,而不可能是其他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罪认定必须是绝对真实的。但是,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能力是无限与有限的统一,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因此,在刑事诉讼中我们应当追求也可能实现客观真实,在一定条件下又必须辅之以法律真实,如果在刑事诉讼中普遍适用法律真实而否定客观真实,不仅不符合认识论的规律,而且容易导致出现错案、冤案。”[5]也就是说,对于是谁作案的认定必须做到客观真实,但对于动机、量刑情节轻微及一些细节问题,则可以法律真实为标准。

(三)我国现行死刑证明标准的缺陷

1.可操作性不强。任何一种以理性为基础的刑事诉讼活动都是力求案件事实清楚,确保证据确实、充分,因此,“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质上是一种证明要求,或者是诉讼活动所追求的证明程度,而非证明标准。因为作为证明标准,在本质上应当是一种刻度、标尺,能够给人直观的感觉,据此可以消除裁判者讨论案件事实、分析证据时所产生的分歧。由于现行刑事证明标准缺乏可操作性,且没有配套证据规则,法官裁判案件的难度就会加大,在合议庭对一些疑难复杂案件或重大死刑案件意见出现分歧时,就会出现反复向上一级法院请示的不正常现象。“现行证明标准的要求过于单一,由于没有操作规则反而变得缺乏确定性,不同案件、不同地区法院法官掌握标准呈现混乱状态。”[6]

2.适用的机械性。为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现行刑事证明标准在司法实务中往往被转化为证据数量和证据类型的要求,这也导致了证明标准适用的机械性。比如,被害人死亡的死刑案件,目前司法实务中普遍要求提取被害人的DNA,这对防止死刑错案的发生有积极作用,但是若被害人的尸体找不到,一味机械强调必须经过DNA检测才能定案,就会使得某些能够形成完整证据锁链的案子也成为悬案。我们强调防止死刑冤假错案,不仅是强调防止将不应适用死刑的人适用死刑,也要尽可能地避免将应当适用死刑的人适用较轻的刑罚,甚至无罪释放。此外,司法实务中经常出现被告人拒不认罪的情况,若机械地要求定案必须具备被告人的供述,就会导致刑讯逼供的产生。“刑事案件的定罪,特别是死刑案件定罪应当极为慎重,需要有确实的证据,但是对于什么是‘证据充分’,应当有明确的解释。‘充分’不应当取决于证据数量多少和种类是否齐全,而应当取决于证明程度的充分。”[7]

3.缺乏细分。刑诉法第160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第17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第195条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可见我国刑诉法不分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不同阶段,均适用同一证明标准,而且在审判阶段也是不分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不分案件是否复杂,甚至是死刑案件,均适用同一证明标准。然而,根据刑事诉讼活动的规律,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个不同阶段,司法实务中对证明标准的把握实际上是有所区别的。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主要是单方面地对案件事实进行取证和审查,证据体系尚处于一种可变状态,行为人尚未被定罪,只是犯罪嫌疑人,因此该两阶段只需做到基本事实清楚,证据基本确实、充分即可。不少国家也以“很大的定罪可能”、“存在起诉的合理根据”等概念来区别于审判阶段的证明标准。

二、构建递进型死刑证明标准的可行性分析

所谓递进型的死刑案件证明标准,是指根据各个诉讼阶段任务和目的的不同,遵循刑事诉讼规律,在侦查、起诉、审判阶段分别适用不同的死刑证明标准,而不是三个阶段都是同一证明标准的传统思维模式。

(一)构建递进型死刑证明标准符合认识活动规律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的,需要经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刑事诉讼活动是围绕“确定行为人刑事责任”这一中心的活动,案件事实作为已发生的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侦查人员通过收集证据来查清这一事实,司法人员通过分析证据来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因此,刑事诉讼活动在本质上是一种认识活动,是一个对案件事实反复实践、反复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必然遵循由浅入深的认识规律。侦查、起诉、审判分别处于不同的诉讼阶段,不应适用同一证明标准,否则就违背了认识活动规律。“刑事证明标准的设立必须符合人类认识论的规律,设置为一种符合人类思维渐进过程不同层次的标准。”[8]

(二)构建递进型死刑证明标准符合我国的刑事诉讼构造

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是公、检、法三家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职权主义模式的刑事诉讼构造。侦查机关依职权主动追诉犯罪,其主要任务就是查明案件事实;检察机关依职权对侦查终结的案件进行审查,从而决定是否提起公诉,也就是说审查起诉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对侦查机关查明的案件事实再进行审查;审判阶段再由审判机关对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案件事实进行进一步审查,从而对行为人作出是否定罪量刑的裁判。这种层层递进的刑事诉讼构造决定了证明标准的层次性存在于每个相对独立的诉讼阶段。一种理想的证明标准结构是侦查、起诉、审判各阶段的证明标准呈金字塔形状向顶端趋严,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应当高于侦查终结的证明标准,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应当高于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而处于金字塔顶端适用最高证明标准的则应当是死刑判决。抛开公、检、法内部考核的影响,遵循刑事诉讼规律的必然结果就是存在一定的不诉率和无罪率(包含撤诉率)。若侦查、公诉、审判的证明标准处于同一层次,实务中必然会出现“不诉不立、不判不诉”的现象,不仅会冤枉无辜,也会导致对犯罪的放纵。笔者通过对W市近5年刑事案件的不起诉率、无罪率进行统计分析,可以进一步说明虽然我国在立法层面规定了统一的证明标准,但受刑事诉讼活动规律的制约,在司法层面实行的却是递进型的证明标准。

(三)构建递进型死刑证明标准是对两大法系先进做法的借鉴

两大法系均承认证明标准的层次性存在于不同诉讼阶段。大陆法系将心证分为四个层次,即“第一层次为微弱的心证,亦称不完全的心证;第二层次为盖然的心证;第三层次为盖然的确实心证;第四层次为必然的确实心证。其中,前两种心证属于弱势心证,而后两种则属于强式心证”。[9]在英美法系,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甚至被划分为九个层次:“(1)绝对的确定性——任何法律目的均不作此要求;(2)排除合理怀疑——刑事案件中为有罪认定所必需;(3)明晰且有说服力的证明——适用于某些民事案件以及某些管辖法院对死刑案件中保释请求的驳回;(4)优势证明——适用于多数民事案件以及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肯定性抗辩;(5)可成立的理由——适用于逮捕令状的签发、无证逮捕、搜查及扣留、控诉书和起诉书的发布、缓刑及假释的撤销,以及对公民逮捕的执行;(6)合理相信——适用于‘阻截和搜身’;(7)有合理怀疑——无罪释放被告人的充足理由;(8)怀疑——适用于调查的开始;(9)没有信息——不能采取任何措施。”[10]在英美法系,不同的诉讼阶段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从侦查、审查起诉到审判,证明标准在确定性程度上是呈递进趋势。

三、构建递进型死刑证明标准的具体做法

(一)侦查阶段的死刑案件证明标准:合理根据

这里所说的的侦查阶段的死刑证明标准是指侦查终结的死刑证明标准,也就是侦查机关收集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达到何种程度,才能移送审查起诉的标准。根据我国刑诉法规定,侦查终结的结果有两种:一种是移送审查起诉,另一种是撤销案件。由于该阶段只是诉讼认识的初级阶段,是对案件事实的初步查明,行为人在该阶段也只是作为犯罪嫌疑人,是否能够提起公诉还需检察机关的检验。过高的移送审查标准固然能够督促侦查机关提高办案质量,但在实践中并不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考察西方国家,我们发现美国在预审阶段(类似我国的侦查终结阶段)存在“合理根据”

┌───────┬───────────────┬─────────────┐

│ │W市法院  │W市检察院 │

├───────┼───────────────┼─────────────┤

│年份 │无罪率│不起诉率 │

├───────┼───────────────┼─────────────┤

│2012年│0.215%│0.579%│

├───────┼───────────────┼─────────────┤

│2013年│0.268%│1.397%│

├───────┼───────────────┼─────────────┤

│2014年│0.269%│1.132%│

├───────┼───────────────┼─────────────┤

│2015年│0.323%│0.911%│

├───────┼───────────────┼─────────────┤

│2016年│0.038%│0.898%│

└───────┴───────────────┴─────────────┘

的概念。在美国联邦刑事诉讼中,“预审的主要目的是审查是否存在合理的根据以支持对被告人提出的指控,以确定是否交付审判。‘合理根据’(Probable Cause)就是控方履行举证责任所要达到的标准,其含义是指谨慎且理智的人认为事实存在的可能性大于不存在的可能性。”[11]英美法系学者认为,预审的证明标准无须达到控方履行说服责任时(类似我国的公诉阶段)所要达到的标准,因为此时对控方的证据审查还没完成,质证、认证等任务只有经过庭审环节才能完成。笔者认为,根据人的认识规律和刑事诉讼证明活动规律,再借鉴西方国家先进立法,应将“合理根据”作为侦查阶段的死刑证明标准,即侦查机关有充分合理根据认为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犯罪行为,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即可以移送审查起诉。而“合理根据”证明标准的内容应包括主客观两方面。

1.客观方面:要求据以定罪量刑的基本事实已经查清,证据锁链基本能够形成,得出的结论能够排除合理怀疑。所谓“基本事实”是指作为定罪量刑根据的事实和情节,包括时间、地点、工具、过程、结果、目的、动机等,对于无关案件基本事实的细节,并不包括在内。所谓“证据锁链基本能够形成”是指每个基本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佐证,且这些证据均是客观真实,并具有关联性,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这里的“必要证据”并不局限于直接证据,实务中会出现直接证据灭失的情况,若能够通过间接证据或推定的方式来认定事实,也可认为已形成证据锁链。

2.主观方面:要求侦查人员在内心能够确信犯罪嫌疑人有罪及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侦查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收集证据,查明事实,侦查人员主要就是根据线索来收集证据,从而勾画出案情,因此,侦查阶段对案件事实的认定离不开侦查人员的主观判断。当然,侦查人员的“内心确信”并非一种臆断,而是建立在客观证据之上的。

(二)审查起诉阶段的死刑案件证明标准:充分确信

审查起诉阶段的证明标准是指:“控诉机关决定提起公诉或者维护已经提起的公诉时,控诉证据必须达到的法定标准。”[12]审查起诉是连接侦查和审判的纽带,通过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可以对侦查机关的工作成果进行质量上的检验和把关,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但受检察职能的影响,此阶段的审查仍不可避免地带有单方性和偏向性。两大法系都不要求控方在决定起诉时的控诉证据必须达到最后定罪所必要的标准,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检察官在审查起诉时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在法治国家,证人原则上都要出庭作证,若出庭证人在庭审中所作的陈述发生重大变化则会影响侦查阶段已经取得的证人证言的证明力;此外,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的有力辩护证据也可能会影响控方证据的证明力。二是在西方国家,起诉并不等同于侦查终结,控方在起诉后仍可以继续收集相关证据。因为起诉的及时性决定控方在起诉时不可能拥有太多的证据,可以在起诉后通过补充收集证据来加强控方证据的证明力。就我国司法实务而言,在审查起诉阶段,若设置过高的证明标准,会使公诉机关在审查案件时过于保守,从而会导致某些罪犯逃脱法律的制裁,因此审查起诉阶段的证明标准应当低于审判阶段的证明标准,但应高于侦查阶段的证明标准。笔者认为,应将“充分确信”作为审查起诉阶段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

所谓“充分确信”是指有充分的证据确信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犯罪,足以作出有罪判决。这一证明标准包含以下几方面要求。

1.客观方面:公诉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必须有充分的证据证实被告人实施了犯罪,且证据的充分程度已达到“现实的定罪预期”的程度,而不是随心所欲地提起公诉。现实的定罪预期是指审判人员通过分析全案证据体系,根据法律规定对被告人定罪的高度可能性。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第一,起诉时所依据的每一项证据都具有证据能力,对于已确认的非法证据不得作为起诉的根据;第二,起诉时所依据的每一项证据均已查证属实,证据不仅与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相关,而且是真实可靠的;第三,每一要件事实,尤其是被告人即是犯罪行为人这一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作证;第四,起诉所依据的证据之间及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是协调一致的,矛盾能够得到排除或合理解释。

2.主观方面:公诉机关通过分析全部证据对被告人预期定罪在内心达到了确信的程度,这种“确信程度”是指从公诉人的角度能够得出被告人犯罪的确定结论。“通常情况下,只有在有可采的证据表明被告人有罪达到‘高度的盖然性’(high probability of guilt)时,即有充分的证据相信能够获得有罪判决时,检察官才会决定提起公诉。”[13]

(三)审判阶段的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确定无疑

“‘确定无疑’即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其他可能性,这应当是我国作出有罪判决的最高标准。”[14]根据司法审判经验,在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中,适用的证明标准越高,死刑适用的准确性就越高。笔者认为,应当将“确定无疑”作为独立的死刑案件证明标准。同时,鉴于死刑案件的特殊性,不应再区分定罪标准和量刑标准,而是定罪量刑均适用“确定无疑”这一证明标准。

“确定无疑”包含了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确定’不仅包含‘确信’,而且包含‘实实在在’的客观性,‘确定无疑’就是要求证据之间能相互印证,证据间的矛盾能完全排除,得出的结论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15]也许会有声音质疑在司法实务中很难达到这一标准,但“确定无疑”的死刑证明标准与联合国关于死刑证明标准的规定是具有高度一致性的。“‘惟一性’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案件细节都是惟一的,每个案件都有很多情节,即使犯罪嫌疑人的回忆也不一定客观。因此只要重要的、关键性的、涉及到定罪和量刑的事实达到‘惟一’即可。”[16]在以往的司法实务中,对于证据未达到确定无疑标准或得出的结论无法满足排他性要求的案件,通常会从轻处理,“疑罪从无”在实践中往往变相为“疑罪从轻”,如云南杜培武案、辽宁李化伟案,这种留有余地的做法固然能够防止错杀,但难以防止错判。“排他性是一个具有刚性的证明标准,要求对主要犯罪事实的认定达到惟一性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这将有力地保障不冤枉无辜。”[17]具体而言,“确定无疑”死刑证明标准包括以下几方面的要求。

1.犯罪构成要件事实和量刑情节事实均已查清。对于犯罪构成要件事实,是指对于被告人的主体身份和刑事责任能力,犯罪行为的实施过程及造成的后果,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共同犯罪中被告人的作用和地位等事实均已查清。对于量刑情节事实,是指被告人的法定从重、从轻情节和酌情从重、从轻情节均已查清。

2.所有案件事实均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充分的证据”并不是对证据数量的要求,也不意味着各种形式的证据都存在,而是指每一案件事实、量刑情节均能得到证据的印证,且每个证据均具备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并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3.据以定案的全部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能够排除合理怀疑。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证据与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是最理想的司法证明结果,但在司法实务中经常出现证据之间、证据与事实之间矛盾或不一致的情形,对此只有给出合理的说明,能够排除合理怀疑,才能认定已达到法定证明标准。

4.得出的结论是确定的、唯一的,排除了一切合理怀疑。“即从证据的调查和运用上要排除一切矛盾,从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所得出的结论上,本结论必须是排除其它一切可能,而是本案唯一的结论,这一结论在事实和证据两个方面,还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18]

死刑作为最严厉的刑罚,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生命权一旦被剥夺具有不可逆转性。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的死刑观念会发生变化,在我国废除死刑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形下,只有在司法实务中适用最严格的死刑证明标准,才能严格限制死刑适用,促进司法公正,顺应国际死刑制度发展趋势。

(责任编辑:郑未媚)

【注释】 *徐建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1]这里所谓的“重刑”是指无期徒刑及以上刑罚。

[2]鉴于2015年、2016年的死刑(包括死缓)案件尚在复核或核准中,故相关数据无法统计。

[3]龙宗智:“中国法语境中的‘排除合理怀疑’”,载《中外法学》2012年第6期。

[4]樊崇义:“客观真实管见——兼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1期。

[5]陈光中:“诉讼中的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载《检察日报》2000年7月13日第4版。

[6]李刚:“关于我国刑事诉讼有罪判决证明标准适用情况的实证研究——兼谈我国有罪判决证明标准的重构设想”,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7]杨宇冠:“论死刑案件证明标准之完善——新《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思考”,载《清华法学》2012年第3期。

[8]聂文峰、田艳晖:“我国刑事证明标准层次性探讨和重构”,载《河北法学》2009年第11期。

[9]张卫平:《程序公正实现中的冲突与衡平——外国民事诉讼研究引论》,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第241页。

[10]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1页。

[11]汪海燕、范培根:“论刑事证明标准层次性——从证明责任角度的思考”,载《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12]孙长永:《探索正当程序——比较刑事诉讼法专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263页。

[13]Yale Kamisar , Wayne R . LaFave and Jerold H . Israel , Modern Criminal Procedure ,8th ed .,1994,p.896.转引自孙长永:《探索正当程度——比较刑事诉讼法专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269页。

[14]陈光中:“构建层次性的刑事证明标准”,载《诉讼法论丛》第七卷,第4页。

[15]同注[8]。

[16]陈光中:“死刑案件证据必须达到‘唯一性’标准”,载《中国改革》2010年第7期。

[17]同注[14]。

[18]同注[4]。

【期刊名称】《法律适用》【期刊年份】 2017年 【期号】 9

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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