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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与甄别:经济法权利辨析

【中文关键词】 经济法;市场主体权利;特殊权利;利益优先权

【摘要】 立法是考量、分配特定权利、利益的行动和过程,通过立法赋予处于不利地位的市场主体以特殊权利,是经济法追求实质平等的表现。因此,以经济法视野判断经济法制度中市场主体的权利特质,发现经济法中市场主体权利是为实现市场主体基本权利而存在的特殊权利,是经济法基于弱者倾斜救济原则而设计的利益优先权制度安排。

【全文】

在市场机制中因“差异性”而在资源配置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市场主体,通过赋予其专有的特殊权利和利益优先权而被“认真对待”,解决弱势主体“权利贫困”问题,这就是经济法意义上市场主体权利的制度安排。合理判断、甄别出“与众不同”的具有经济法属性的市场主体权利,对于经济法及其部门法价值的认知具有重要意义。

一、实现市场主体基本权利而赋予的特殊权利

所谓基本权利,它与人们自己设定法律关系时明确权利的个别承认不同。基本权利具有“对人的不可缺乏性、不可取代性、不可转让性、稳定性、母体性和各国的共似性特点。”[1]基本权利主体范围广泛,涵盖了自然人(包括外国人)、法人、社会团体以及一切可能成为权利义务主体的“拟制人”。确认基本权利平等是一项不容质疑的宪法原则,但基本权利主体之间因特定资格(能力)的差异,在具体享有和行使基本权利时大相径庭。

自由、安全、生存与发展是市场主体参与市场活动共同拥有的基本权利,但是,基于市场主体差异性的客观现实,一些主体较之其他主体更为脆弱,其基本权利往往遭到漠视乃至践踏,他们拥有比其他主体更少的机会、收入、财富或自尊等社会的“基本善”(primary goods),[2]这使得他们虽然与其他主体一样拥有平等的基本权利,但基本权利实现起来并不充分甚至更为困难,如果他们的基本权利得不到应有保障,其逐步累积的结果必然导致社会不公,加剧社会矛盾,法律只有对这些主体作出特别的扶持或保护,才能实现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

特殊权利是人类权利历史演进中出现的权利分化、异化,它或因主体的特殊要求而产生,或为了达到某种利益平衡而设计,或由某一类主体自由创设得到普遍认可、甚至由法律的保护而存在。从经济法角度看,特殊权利实际上是一种利益分配的倾斜,经济法承认主体差异性并追求实质平等,认为“尽管人们在事实上存在着差异,但他们却应当得到平等的待遇”{1}(P.103),并以此为考量并设计经济法上的权利。经济法赋予市场主体某些专有的特殊权利,其实就是以制度干预的方式弥补自然状况的差异,避免这些主体基本权利遭受掠夺并促进其充分实现。

通过立法赋予处于不利地位的市场主体以特殊权利,是经济法追求实质平等特质的表现。经济法上的弱者,属于国外学者研究的“社会不利群体”(Social Disadvantaged Group)范畴。[3]“社会不利群体”是一个与“有利群体”(advantaged group)相对的概念,指的是长期、普遍地处于社会经济各领域不利环境的群体,而这种不利环境是由结构性因素和制度性安排造成的。经济法上的“社会不利群体”,以市场经济的语境加以认识,即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市场主体。[4]

以区域主体为例,赋予经济落后区域财政税收优惠权是维护区域主体发展权的体现。[5]发展权作为主体平等参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进程并享有发展成果的一项综合性、动态性基本权利,是基于对全球相互依存现象的回应而产生的第三代人权,[6]“发展权是每一个个人的权利,也是社会集合体即民族、区域、国家的权利,它是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相结合而成的一项‘社会连带权’”,即发展权的权利主体为“一切人”,包括个人、集体(团体)、区域和国家等{2}。发展权因其主体不同而被划分为国家发展权、区域发展权和个人发展权[7],发展权的平等保障原则要求赋予所有主体以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对发展成果的公平分享。其中,发展机会的平等是实现发展权的首位内容和基本前提,而发展成果的公平享有则是实现发展权的根本归宿和核心所在。没有参与发展的行为自由与机会均等,就没有发展的动力和依据,而不能享受发展进程的利益结果的发展是有违发展权的本性的{3}。

现代化的进程直接推动了区域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对立,由此形成不均衡的区域经济发展结果,区域经济主体之间的发展差异实际上是“公正权益赤字”的表现。“公正权益赤字”是美国著名法理学家德沃金提出的一个概念,指主体“能在自己社会中的所得低于他在理想的平等主义分配中应得的程度和水平,或他的处境比他应当得到的更差的程度”{4}(P.159)。当代区域主体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除了历史原因和自然禀赋之外,主要是“市场失灵”和政策导向造成的发展能力差异及利益分配不平等,德沃金认为,与别人的要求相比能力较弱的人并不具有平等机会,也就是说会有一个“实体性少数派”的存在,由这些不平等造成的差异是不可原谅的,政府应该通过财政、税收等方式进行资源的再分配,致力于补贴或保护这些少数人。欠发达区域实际上就是“实体性少数派”在区域经济结构中的表现,对其赋予更多的权利和利益,就是法律思维基于主体差异性的社会现实的一种进化,正如罗尔斯所言: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一种客观现实,但如果法律对这些先天性不平等的情况视而不见,依然对所有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就只能使“不平等变得天经地义,甚至加深这种不平等”{5}(P.71)。

从“包容性增长”理念出发,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防止累积因果循环造成地区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8],营造不同区域合理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政策和法律环境,确保不同区域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实现机会均等是缓解不同区域利益冲突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关键所在。国家是保护弱者发展权的主要义务主体,国家维护欠发达地区发展权的义务表现为:(1)保护,既要排除自身对欠发达地区发展权的侵害,又要排除他者对欠发达地区发展权的侵害;(2)提供资源,直接提供资源,扶持欠发达地区的发展;

(3)促进参与,为欠发达地区创造平等参与发展的机会,改善其经济状况,提升其发展能力;(4)促进发展成果共享,采取措施使欠发达地区在发展成果的分配中分得一杯羹,避免经济状况差异过于悬殊。由于发展机会的不均等和发展差异的扩大,如果对所有区域经济主体施予普遍的、同质性的平行保护,那么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权就难以实现。只有承认差别、区别对待,以非对称性权利保障的方式,从法律上赋予欠发达地区更多的专有权利,如财政税收优惠等特别保护的权利,补救弱势区域在市场竞争中所处的不利地位,使处于弱势地位的特定区域由弱变强,实现他们作为平等主体的共同发展需求是国家应履行的义务,是实质法治的内在需求,也是符合保护基本权利旨意的。

在国家平衡区域发展战略中不断成熟的生态补偿机制,实际上也是经济法视野中市场主体权利义务的重新分配机制。生态补偿是经济法为保障特定区域生存权和发展权而设计的专有请求权。无论是国内的流域生态补偿、跨流域生态补偿还是区域性的生态补偿,[9]都是一种动态的利益协调机制,对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生存利益和发展利益的利益协调,生态资本受益者对受损生态具有恢复或补偿的义务,实际上强调的是对生态资本的权益拥有者或权益受损者的补偿,即生态受损者、生态权益贡献者拥有生态补偿权。生态补偿的本质是保护人类基本生存和区域发展的权利,例如,为了保持“一库清水”的可持续供应,保障京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严格的环境管制措施使丹江口库区的工业、种植业、养殖业尤其是水产业等受到限制,汉江上游地区和居民不得不牺牲一些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为此,为了生存和共同发展,这些区域有权向国家或生态受益区域提出给予因环境保护而丧失发展机会的补偿,如对口支援或者财政转移支付等。

区域优先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汕头、珠海、厦门经济特区,到沿海、沿边、沿江的梯次开发,无不折射出区域非均衡发展的轨迹,特定区域经济的优先发展,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以牺牲另外区域的环境资源、发展机会、环境享受为代价,换言之,欠发达区域最大可能支持这些经济特区、沿海、沿江、沿边区域经济优先发展的同时,也牺牲了自己的发展机会、物质资源和生态环境。因此,以“先增长后分配”[10]为发展理念实施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弱分化,从生存权益和发展权益角度考量,必须以法律的方法赋予弱势区域某些特殊权利,以抚平生存与发展的条件差异,这就是经济法权利的基本功能,为弱势市场主体以法律的形式创设特殊权利,以矫正其逐步弱化或丧失的发展能力,它只能由经济法完成,因为“私法自治”的自由与平等原则以“主体无差别”为前提,强调权利义务的一致性,忽视主体之间发展利益的不对称性,无法满足所有区域主体共同发展的诉求,必须以经济法调节手段(强制性干预)给予弱势区域非对称的权利特别授权和倾斜保护,对经济利益的再次调节和分配是经济法的重要属性。

二、以弱者倾斜救济为原则的利益优先权

卢梭指出:“当我们用冷静的和客观的眼光来观察人类社会时,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种恃强凌弱的情形。”{6}(P.98-99)功利主义者宣称: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应把权利分配给最有效率的使用者,这种以效率优先为价值追求的结果是财富最大者利益优先{7}(P.78)。但是,根据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社会是一个结构的有机整体,社会贫富差距和弱势群体是社会结构系统的必需。为保持社会整体结构的合理性和完整性,要求社会既要有“强”结构,又要有“弱”结构。这样整个社会系统才能保持稳定的发展,社会强弱差异的存在有效地保证了社会结构的动态均衡{8}(P.52)。然而,社会强弱差异的存在必须以社会秩序的安全为前提,如果差异性导致无序与混乱,导致极端任意的强力与极端受限制的弱势之间冲突,则法律必须加以介入与调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萨米说社会立法的设立,绝不是为了弱者更弱,强者更强,恰恰相反,而是为了保护弱者以抵御强者,以保障他们获得全部权利。当然,进入权利倾斜视野的弱者,必须是自然与社会剥夺下所产生的弱者,而不是游手好闲的懒汉,即由于能力、机遇、境遇等问题而处于弱势的人。从经济法整体性看,纳入经济法保护范畴的弱者,并不是每一个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而是居于弱势地位的整体,如反垄断法对居于优势市场地位的经营者垄断进行限制,目的在于促进市场竞争,其结果是强者优势地位在整体上受到法律控制,弱小企业的地位和利益得到整体性恢复。

立法是对人们的权利和利益予以考量和分配的行动和过程。在市场交换活动中,利益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千差万别的市场主体被一同推向市场并置于形式平等的同一规则下活动,每一个市场主体均在同一种规则中谋求自身的利益,其相互间利益关系的对立和冲突则是一种社会常态,尤其是存在市场强势与弱势差异的时候。法律的目标在于使市场主体各方利益在一定秩序中达到均衡,进而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为达成法律目标,必要时应该采取适当的利益倾斜法律强制。经济法权利所弘扬的对弱者的倾斜性保护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提供专有的优惠措施以保护某些基本权利的实现,如上述赋予欠发达区域税收优惠权利;二是在特定经济结构中赋予弱者相对于强势主体的利益优先权,以权利的倾斜配置和利益无条件的优先考量促进弱者基本权利的实现。

经济法权利的倾斜保护在消费者利益保护领域获得最充分的诠释。消费者知情权作为一项典型的经济法权利,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创设。从民事交易制度看,消费者作为交易的相对人,平等保护交易双方当事人利益是民商法的基本精神。然而,形式上平等的交易当事人,他们的地位在实质上并不平等,消费者处于整体性的弱势状态,为矫正消费者的弱势地位,保障消费者权益免受侵害,法律赋予消费者以知情权。知情权是消费者专有的特殊权利,是行使自主选择权及其他权利的前提。消费者只有充分掌握有关的消费信息,才能自主决定是否进行交易以及是否会受到损害。但是,消费信息不对称是消费领域普遍存在的问题,经营者基于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千方百计地隐匿有关信息、转嫁本应由自己承担的成本或风险,谋取不正当利益。信息不对称现象破坏了交易双方的平等地位,消费者的基本权利——安全权往往因信息不对称而处于不安状态,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也因虚假信息的误导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设定,正是以弱者权利倾斜规则来确保信息配置的公平和效率,改变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状态,使消费者与经营者处于实质平等的交易状态,实现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均衡。

反悔权是继消费者知情权之后,经济法赋予消费者在网络消费关系中的又一项利益优先权利。[11]消费者在网络消费时,只能凭借经营者提供的有关商品信息做出自己的判断,既无实物商品可资鉴别,也无法判断经营者提供的图片、画面或者文字等选择商品,难以辨别商品信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相对于传统的现场交易,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利器的知情权,在网络交易领域却根本不能达成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目标。

反悔权制度可以有效地克服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不利影响,一方面消费者可以在合同成立后的一定时间内,通过对商品的进一步认知,了解商品更多信息和知识,充分享有自主选择权,自由地决定在信息不对称或信息诱导条件下所购买商品的保留或退还问题,在制度层面上让理性消费和绿色消费成为一种可能;另一方面反悔权制度使不正当利用信息优势的经营者一无所获,反而会因消费者在明白真相后的频繁退货而受到损失,因此,在利益最大化的目标驱使下,经营者可能更倾向于向消费者提供客观、真实、有效的商品信息,积极地减少虚假的不实信息,通过货真价实的商品信息博取消费者的好感,提高交易的成功率。从权利配置看,反悔权是法律基于信息不对称而消费者整体弱势条件下优先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特殊行动,这是因为根据私法意思自治原则,合同当事人只能基于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或者法律设定的解除事由,否则,任何一方交易当事人擅自单方解除合同的行为均属于违约行为,必须依法承担违约责任,如果违约行为造成对方损失的,还必须承担赔偿责任。反悔权的创设目的是给消费者一个冷静思考、重新选择的机会,是法律对消费者和经营者的整体利益平衡的结果。反悔权有效地落实了新型消费关系中的消费者知情权,满足了消费者自主选择权保护的需求。因此,反悔权制度的创设,是对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校正,是对消费者整体性弱势地位的校正,也是对以民法为代表的私法过于强调意思自治、平等保护的校正。[12]

三、权利的实现以法律强制责任的承担为保障

社会变迁引发社会分化,利益的相对稀缺和利益主体的差别不可避免地形成社会分层及其利益冲突。然而,任何人都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各种社会成员只有在相互依存与合作中才能获得生存与发展,否则,“强者和弱者都将把他们的‘势力’和‘贫困’当作占有他人财富的权利,在他们看来,这种权利和所有权是等同的,由此而来的是强者与弱者之间发生的无止无休的冲突,最后以战斗和屠杀告终。”{6}(P.98-99)秩序和安全是任何人——不管是自然人还是拟制人普遍的权利和永恒的追求,只有以共生原则取代冲突原则,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就像韦伯所言:“谁要是不以他人的利益为自己行为的取向——没有‘预计’到别人——,惹起他们的反对,或者得到一种他本来不想得到的和没有遇见到的效果,因而就有损害自己利益的危险。”{9}(P.61)为维护社会结构均衡,创造安全与和谐的生存环境,必须对在初次分配中处于明显不利境地的社会成员进行必要的权益调剂,以推动社会的整体性发展。这种利益调剂既要求对弱势群体做出一定程度的权利倾斜,也依赖于强势主体利益的适当让渡,即为更好地实现自身利益而勇于承担社会责任,这种责任既可能来自伦理上的道德责任,也可能来自法律上的强制责任。

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尤其是结构性的强势主体和弱势主体之间进行必要的权益调剂并不是任意的行动,也不是对部分社会成员利益的随意剥夺和自由权利的肆意践踏,而是分配正义和公平正义交叉作用下的利益平衡,它“作用于社会基本结构,并调节其主要制度,使其联结为一个体系”{10}(P.217),因此,权益调剂的本质是在市场决定性条件下,对结构性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利益进行法律干预和控制。经济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归根结底是一种结构利益关系,当不同的市场主体之间如经营者和消费者、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发生结构性利益失衡时,经济法根据特定领域的基本结构状况实施权益调剂,对处于弱势地位的特定群体施以倾斜性特殊保护{11}。这种倾斜性特殊保护既表现为对处于不利地位的市场主体以授权规范的形式授予其专有的特殊权利,如前述分析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等,也表现为在结构利益关系中,当强势主体与弱势主体利益发生冲突时施以利益优先权如反悔权等,因此,经济法权利的实质是以法律的方式支持社会弱势群体对经济强权的反抗,从而实现对社会弱势群体救济和结构性利益失衡矫正的目的。

经济法中市场主体权利的实现除依赖弱势群体积极行使其权利外,还借助义务性或禁止性规范强制市场主体履行特殊义务得以巩固。为使利益“天平”归于平衡,经济法在“天平”一边增加“筹码”的同时从另一边撤掉一些“筹码”,而撤掉权利表现为增加义务{12},因此,经济法享有“抑强济弱”之美誉,通过经济法规范强制强势群体履行特别的法律义务,以保障弱势群体经济法权利的实现,例如,为保护消费者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的实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课以经营者告知义务,该法规定,要求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对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当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和标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经营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应当作出真实、明确的答复。同样,为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以及从事证券、保险、银行业务的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经营地址、联系方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真实、必要的信息”。从总体上看,上述义务性规范并没有像私法那样强调对称或对等,而是典型的单向配置,经营者必须客观、全面地告知消费者有关商品或服务的真实信息,任何违反告知义务的行为都是对消费者知情权、自主选择权的侵犯,均依法承担法律强制责任。

经济法中市场主体的权利实现以法律强制责任为保障,还表现为大量的禁止性规范。我国反垄断法第13条规定:“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下列垄断协议:(一)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二)限制商品的生存数量或者销售数量;(三)分割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四)限制购买新技术、新设备或者限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五)联合抵制交易;(六)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其他类似的条文还有第14条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垄断协议、第17条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第33条禁止行政机关或者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等。

大量的义务性和禁止性规范为经济法市场主体权利的实现提供了强制性保障,这些禁止性规范和强制性义务体现了公权对私权的限制。公权对私权的限制的目的是多元的,其中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提供实质的公平。诚如罗尔斯差异原则所意涵的,“要求那些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人们必须放弃自己的一部分钱财和利益为那些迫切需要的弱势群体提供福利,这不是对强势群体的权利的侵犯,而是这些强势群体应尽的责任和义务。”{13}(P.181)从理论上看,权利有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之分,消极权利指的是不通过他人或国家的干预而实现的权利,如生命、安全与自由等,而积极权利则是通过他人或国家的干预和努力作为才能拥有并实现的权利,如受教育权、社会保障和福利的权利等。积极权利为消极权利的实现提供保障,只有积极权利得到彰显,平等的基本生命、自由、发展等消极权利才可能实现。经济法权利是一种积极权利,为防止经济结构利益失调或者利益分化,当代经济法突破传统私法主体平等性与互换性的形式基础,注意到市场经济运行中由于主体能力、社会资源占有以及资讯信息不对称等而产生的经济主体等级裂变的现实,建构了自己具有强弱相对立特质的主体结构及其权义安排。通过积极权利的设定,帮助处于不利地位的主体进一步实现其消极权利,通过积极权利提出的责任要求,为那些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主体施加他们所不愿意接受的法律义务,进而反哺不利地位的市场主体的消极权利的实现,这就是经济法权利制度安排的真谛。

(责任编辑 鄢梦萱)

【注释】 作者简介:陈婉玲,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系上海市高校一流学科法学(经济法)建设的阶段性成果。

[1]徐显明:“‘基本权利’析”,载《中国法学》1991年第6期。基本权利与宪法权利的概念并非完全等同。宪法权利是实证化、宪法化的基本权利,是宪法明确规定的权利,宪法权利首先必须是基本权利,但在复杂的现实中,基本权利不一定写进宪法,一些宪法上未列的权利,只要符合基本权利属性,即为基本权利。

[2]“正义与善”是一个哲学范畴的概念,罗尔斯认为基本善是每一个理性的人都会向往的东西,无论一个人的合理生活计划是什么,这些善都是有用的。“这些基本的社会善在广泛的意义上说就是权利、自由、机会、收入和财富”,基本善“是与社会基本结构相联系的,它们是社会的善:自由和机会是由主要制度的规范确定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也是由它们调节的”。从罗尔斯反复强调的内容看,由社会来支配的基本善是权利和自由、权力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也是一种基本善。参阅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修订版),何怀宏、何包刚、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1页。

[3] 国外文献中与“社会弱势群体”有关的概念有两个,一是“社会脆弱群体”(Social Vulnerable Group),二是“社会不利群体”(Social Disadvantaged Group),前者特指由于缺乏生活机会而造成依赖性的人群,包括身体或精神残疾、年老体弱、丧亲、父母丧失资格的儿童以及艾滋病人、无家可归者、家庭暴力牺牲者等,他们由于身体健康或体能方面的缺陷,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受到严重影响,生活困难。

[4] 经济法上的弱者,实际上不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群体”特征,而只是一个虚拟的“群体”,即同类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成员的集合。因为社会学中的“群体”,是由那些在对彼此行为有着共同期待的基础上有组织地在一起发生相互作用的人组成的集团,其基本特征是共同目标性、互动性、聚拢性和组织化。经济法保护的弱势群体,例如消费者群体,彼此之间并没有组织的认同,也无彼此的互动和联系,他们散落在市场各个领域,结构复杂,分布广泛,法律为了对这些主体进行整体性的保护,将这类人的集合体虚拟为一个“群体”。

[5] 区域管理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一般均有立法意义的标准经济区与问题区域划分体系。标准区域是指名称被标准化并被编码的、范围相对固定的、作为区域政策与规划制定基础的多级规划区域体系;问题区域是由中央政府区域管理机构依据一定的规则和程序确定的受援对象,是患有一种多种区域病,且若无中央政府援助难以靠自身力量医治这些病症的区域,问题区域的划分往往以一定层次的标准经济区为基础,以一定的指标体系为衡量,分为萧条区域、落后区域和膨胀区域。我国的问题区域主要包括发展落后的贫困地区、结构单一的资源型城市、处于衰退中的老工业基地、财政包袱沉重地粮食主产区和各种矛盾交融的边境地区。

[6]1986年12月4日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确认发展权为基本人权,旨在推动、促进和实现社会福利、进步和发展。

[7] 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明确表达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相互依赖性和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性,提出了国内区域平衡发展的问题。该《宣言》第8条规定:“每个国家的政府的首要任务和根本的责任在于确保其人民的社会进步和福利,拟定作为全面发展规划的一部分的各种社会发展措施,鼓励、调整或集结全国的力量以达到此目的,以及引导社会结构中的必要的改变。在拟定社会发展措施中,每个国家内部发展中地区和发展地区之间以及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之间需要的不同,应受到适当的注意。”因此,发展权主体形式具有多元性和层次性,在国际社会一级,发展权的主体主要是国家,有时甚至包括一些国家联盟;在国家一级,发展权的主体主要是个人,有时也应该包括一些特定区域及特定团体、群体。团体、群体往往是处于弱势的种族、民族乃至残疾人、妇女、儿童、老人等维护其人权的载体,而区域成为发展权主体有利于保障一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平衡和协调。参见汪习根:“发展权及中国发展法治化的三维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07年第4期。

[8] 美国学者罗伯特•达尔在《现代政治分析》一书中将政治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分为累积性不平等和弥散性不平等。累积性不平等指“个人拥有的某一资源越多,他拥有的其他资源也就越多”,弥散性不平等则指“一个人在某一等级序列中的地位与另一等级序列无 关(没有相互关联),缺少某种资源的人可以通过对其他资源的控制来补偿”。详见[美]罗伯特•A •达尔著:《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陈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95-96页。

[9] 在我国,流域补偿主要发生在对长江、黄河、珠江等中上游地区在生态建设中付出的成本和丧失的机会成本的补偿,其权利主张者为中上游的生态资本付出区域,义务者为国家和下游生态资本收益地区;跨流域生态补偿主要是由于跨流域调水所引起的受益地区对受损保护地区的补偿,其目的是保障所调之水的可持续供应;区域生态补偿是基于不同区域在生态开发利用中不同地位和作用,在受益地区与受损地区、开发地区与保护地区之间进行的生态补偿。

[10] 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M yrdal, G.)在其《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一书中提出“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应当采用不平衡发展战略,通过发展计划和投资,优先发展那些具有较强发展势头的地区,以求得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区域发展“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理论,对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产生过影响。

[11]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第1款、第2款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但下列商品除外:(一)消费者定作的;(二)鲜活易腐的;(三)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四)交付的报纸、期刊。除前款所列商品外,其他根据商品性质并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商品,不适用无理由退货。

[12] 关于反悔权的权利性质,学界有不同的认识。杨立新教授认为“《消保法》第25条规定的是消费者对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可以无理由退货,即行使反悔权,尽管这个反悔权也属于法定的合同解除权,但以前的法律对此没有规定过,其应当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4条第5项‘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参阅杨立新“非传统销售方式购买商品的消费者反悔权及其适用”,载《法学》2014年第2期。)但杨立新教授将反悔权界定为“一种民事权利”并不准确,反悔权创设的根本理由是解决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强调对消费者权益整体性保护,应当属于经济法权利。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另行讨论。

【参考文献】 {1}[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2}汪习根:“发展权及中国发展法治化的三维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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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周安平:“优胜劣汰与优胜劣不汰——人类社会生存竞争规则的道德底线”,载胡玉鸿:《法律的人道关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8}余少祥:《弱者的权利——社会弱势群体保护的法理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9}[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10}[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修订版),何怀宏、何包刚、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11}陈婉玲:“经济结构调整对传统行为控制理论的超越”,载《法学论坛》2014年第2期。

{12}陈婉玲:“经济法责任‘定性定量归责原则’解析”,载《政法论坛》2010年第6期。

{13}何霜梅:“正义与社群——社群主义对以罗尔斯为首的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期刊名称】《现代法学》【期刊年份】 2017年 【期号】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