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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审判为中心”视角下的非法证据排查疑难问题研究
谢永强

学科类别】刑事诉讼

中文关键字】司法改革 以审判为中心 非法证据排查

作者简介】贵州省罗甸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首批员额制法官(三级法官)

版权声明】作者授权本网首发,转载请注明“中国法学网首发”

【全文】

【摘 要】《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颁布,被广泛认为是人权保障的护身符。于是有观点认为,《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昭示从源头上防范冤假错案发生。目前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确实较之以往有所进步,但未能真正解决取证过程的监督,未建立系统的侦查监督机制,无法标本兼治。要彻底解决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实现以审判为中心,必须建立强制侦查的司法审查制度,以司法令状的形式制约侦查。以司法规律为导向,重新配置公安、检察、审判、监狱机关的职能,建立侦检一体化制度及侦查与羁押、鉴定机构相分离制度,实现侦查全程留痕留迹。

【关键词】司法体制 以审判为中心 非法证据 排除 司法规律

一、非法证据排查疑难问题之现状

继杜培武、王树红、佘祥林、聂树斌、呼格吉勒图等冤者之后,2010年5月赵作海以11年的冤狱再次唤起人们对刑事司法程序的极大关注。像以往的案件一样,该案秉承了冤假错案的一贯特征:刑讯逼供,以口供为中心的证据片断,司法机关协调配合。[2]无论杜培武、佘祥林、聂树斌系列冤案还是赵作海案的死人复活,都离不开刑讯逼供、非法证据排除难的身影。2010年6月24日,最高法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了特定情况下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扩大了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初步建立了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以及相应的证据责任制度。2017年6月27日最高法等五部门又出台了《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更加细化了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加之之前“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提出,足以证明高层已认识到刑事司法体制存在问题,正在下大力气根治。当前,上述的系列改革制度或措施,依然无法解决问题的症结,无法对症下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鞋穿了之后,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

笔者在司法实践中发现,当下的非法证据排除都是事后进行排查,仅流于形式。从现有的制度上无法甄别其证据系非法取得的证据,突出表现在当被告人在法庭上称自己在侦查机关时被刑讯逼供,其证据是非法证据时,审判机关无所适从,只有去看守所调取相关的出入所体检表、审讯时的视频录音录像。在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虽然有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但侦查监督也只是形式上的审查,况且检察机关还在履行追诉职能。负责关押的看守机关也隶属公安机关,自己监督自己,取证过程监督几乎失衡,有些案件因提讯的时间太长了,找不到审讯视频。因此,法官很难判断其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是否是非法取得,是否存在刑讯逼供,能否排除等问题。这一系列现实与问题值得我们学界、业界深刻反思与探讨。

二、非法证据排查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之剖析

中国刑事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是历史遗留的问题,其改革也是长期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从这个层面而言,今天探讨的非法证据排查是旧题新说,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全面落实依法治国,中央已经发出司改强音,并在持续推进。宪法与刑诉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现实中,三机关配合有余,制约不足,笔者认为非法证据排查难主要表现在侦查、检察、审判等环节,具体如下:

(一)侦查监督制度存在缺陷

纵观世界各国,侦查权的扩张尤其警察权的扩张在所难免,这需要分权,需要制约,需要监督。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权力滥用,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3]这说明现代法治国家侦查权的行使,需要有切实可循的侦查监督制度。而侦查监督恰恰是我国刑事司法的一块软肋,这给审判机关在行使非法证据排查时,造成不少困难,形同虚设,也据此成为冤假错案的温床。

1.侦查措施监督失衡。

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在行使刑事侦查时,从立案到移送审查起诉,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只有批准逮捕需要报检察机关批准,其余均由侦查机关内部自行审批。对刑事拘留、搜查、扣押、查封、技术侦查、窃听等外部监督一片空白,缺乏强制侦查的司法审查制度,这是目前我们在制度上的最大缺陷。在审讯犯罪嫌疑人时,除未成年人外,一般律师都不在场也不能在场,侦查机关一般都是通过审讯获得口供之后再去收集证据,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很难保证取得证据的合法性与真实性。但有学者认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于刑事诉讼的始终,这是我国司法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运作优势,《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也规定了排除非法证据的及时性。[4]笔者认为,法律确实有这样的规定,但不是制度优势,反而是制度不足,这一点从司法实践效果可以佐证。实践中,公安机关一般不会主动去排除非法证据,检察机关因其更多的履行追诉犯罪职能,其进行非法证据排查也只是流于形式,收效甚微。真正切实履行非法证据排查活动的只有法院,因为法院是裁判机关,但在侦查环节却没有法院的司法审查,待案件到法院后,法官再进行非法证据排查纯属亡羊补牢,这是以审判为中心难以发挥作用之所在。

2.侦查与羁押、鉴定机构不分离。

看守所是指审判前暂时羁押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的场所。我国的看守所隶属于公安机关的预审部门,预审部门对看守所进行监管。因此看守所就是预审部门的办公场所。这种看守所隶属侦查机关的体制,虽然有利于提高侦查效率,但同时也造成一种弊端,这就为刑讯逼供提供了便利条件。[5]目前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审讯,一般都是在看守所进行,但也有在侦查机关的刑侦部门进行。在审讯、调查取证等进行侦查时,未全程留迹,未做到自从被告人被抓获归案起,其侦查行为都留痕,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因此,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很难杜绝冤假错案的发生。虽然检察机关有对监所进行检察监督的职能,但现实中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难以发挥作用。关于关押场所的中立性,是各国在刑事诉讼中都遇到的问题。例如,日本将关押犯罪嫌疑人设在监狱,监狱包括警察的看守所。对此,在日本刑事诉讼法学界有两种观点:一是代用监狱存置论,主张保留代用监狱。二是代用监狱废纸论,羁押场所原则上应定在拘留所,代用监狱作为例外。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学者田口守认为,这与讯问犯罪嫌疑人有关。如果能消除讯问的封闭性,保障讯问的任意性,就会降低羁押场所问题的重要程度。[6]在英国,为了改变警察将犯罪嫌疑人置于一种帮助警察侦查的不利境地,在《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创立了看守官,属于新的警官类型。看守官的职责极其重要,它在承担着保障犯罪嫌疑人职责。因而看守官在履行看守职责时,不得参与从犯罪嫌疑人那里收集证据的调查活动,也不得参与针对犯罪嫌疑人的证据收集活动。[7]在羁押场所不中立的情况下,侦查所得的证据法庭将如何采信,且当前我国的刑事证据鉴定部门还设在侦查机关,这也无法保持证据鉴定意见的中立性。有些案件因鉴定机构的不同,居然作出完全相反的鉴定意见,这不利于人权保障。

(二)法律监督、提起公诉、职务犯罪侦查,合三为一。

我国的检察职能是世界独一无二的,检察机关既当他人的法官又当自己的法官。关于法律监督与检察职能,在我国目前理论上争议较大: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将检察职能与法律监督权并列,二者都属于检察权,其包括侦查权、公诉权、刑事诉讼专门监督权。[8]第二种观点认为,反对将公诉职能与法律监督职能视为两个彼此独立的职权,二者属于一种职能的两面,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9]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在履行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职权时,似乎带有司法中立的职能。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更多的是履行控诉与职务犯罪侦查职能(未来将移交监察委员会),其侦查监督是因为控诉职能的需要。因此严格说,我国的检察机关不属于司法机关,其不具有中立性。就算它具有中立性,也不能对自己的自侦案件进行侦查,自己进行公诉,还依法对审判机关进行法律监督,这不符合现代法治国家的司法规律,这也是我国刑事司法的制度缺陷,应进行体制上的改革。检察机关在履行侦查监督时,只是形式审查侦查机关的书面材料,缺乏亲历性,且还与侦查机关一道履行追诉职能,监督审判机关的审判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控辩失衡审判中立,不利于非法证据的排除与甄别,不符合司法中立的属性,动摇了“以审判为中心”审判的独立和司法裁判的权威。

(三)审判机关的非法证据排查制度形同虚设。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非法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将非法证据排除延伸到审前的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并赋予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以排除的职权。赋予侦检机关非法排除证据的职权,其制度不足在上述已阐述,不再赘述。在英美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听审程序,在被告人作出无罪辩护之后,法庭审理之前进行。其原理是事实的审理者不能听到或看到非法证据,以免对判断被告人有罪产生影响。[10]而保持中立性的审判机关,由于权力配置的原因,在进行非法证据排查时,很难立竿见影取得实效,现实中也只是流于形式。因为从侦查、审查起诉、到审判的流水线上,虽然相互制约、相互监督,从形式上好像也在相互制约,但实质审判机关并没有制约侦查机关的权力,只有检察机关对其进行侦查监督,这也是导致被告人权利得不到保障,滋生冤案的原因之一。侦查程序无法保障,就会动摇实体正义根基,这就犹如毒树之果,树本身有问题,长出的果子当然会有问题。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只注重实体轻程序的老观念,未发生实质的改变,侦查程序缺乏真正中立的机关进行监督,使审判制约侦查缺位。当然非法证据排除的启动,实践中一般是辩方进行申请。据某课题组对检察机关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申请一般由谁提起”问题进行调查,12%的人选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10%的人选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家属或非律师辩护人”;44%的人选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律师”;15%的人选择“公检法机关主动排除”;其他人选择“以上情况都有”。可见,由辩方提起的占70%以上。[11]

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进行非法证据排除时遇到的困难有:(1)非法证据范围和标准不明确,法官不会排除。例如对刑讯逼供方法的理解问题。(2)排除非法证据的责任重大,法官不敢排除。犯罪的人为了逃避刑事责任,往往不会如实供述。这就要求侦查机关使用某些侦查策略、侦查技巧,而这些侦查策略、技巧不清晰,有时会突破一般的界限。法官左右为难,特别是非法证据排除影响有罪认定的情况下,更是不轻易排除相关证据。排除非法证据面临政治风险,法官不愿排除。被害人上访闹访、舆论压力、检察机关控诉、上级法院审查等等,都是法官在排除非法证据时不得不考虑的潜规则。[12]因此,建立审判对侦查进行监督的制度,未雨绸缪,确保侦查取得的证据合法、客观真实,使侦查取证过程受法院审判监督与制药。在英美国家,只要侦查取得的证据是非法的,哪怕真是被告人所为也得宣告无罪。虽然我们现在也在实行这样的理念,法律也明确规定疑罪从无,但实践中要切实落实,还会面临不少压力。另外,现实中,在刑事卷宗的移送上,我国实行的职权主义下的“卷宗移送主义”,法官只凭对侦查卷宗材料进行审查,就径行开庭审判,很难发现侦查证据的程序瑕疵,且容易导致法官未审先判,容易陷入有罪推定,使庭审流于形式,不利于被告人的权利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很难落到实处。

三、问题之对策

综上所述,在侦查监督缺失、侦检共同履行追诉职能、审判对侦查监督缺位、检察机关既当自己法官又当他人法官的情况下,导致审判不中立,控辩失衡。在这样的司法流水线下,审判机关很难把守最后一道防线正义关,因为法官是人不是神。因此,为确保“以审判为中心”的切实落实取得实效,提高司法公信力和威慑力,进行体制机制上的配套改革,加强和改进制度设计,修改宪法,改变过去的司法体制制度设计格局,早已势在必行。

(一)建立制约侦查机关的司法体制制度。

1.建立强制侦查的司法审查制度。

当前,我国亟需建立强制侦查的司法审查制度,尽管检察机关内设有侦查监督科,但只是强制侦查的其中之一,不足以监督强大的侦查权。侦查程序中的司法审查是指在侦查程序中,由中立的司法机关通过审查案卷、讯问(询问)当事人、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等居中审查的方式,对侦查行为能否实施以及如何实施予以制裁,以实现对侦查行为的监督方式。[13] “法院审判说”认为,由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包括搜查、扣押、批准羁押、监听、通缉等强制侦查措施,其事前应接受司法审查,如果情况紧急事后侦查机关必须经过法院的审查确认。根据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和法治国家的经验,我国检察机关不具有司法审查所必要的中立性。[14]国外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实际是司法审查,由中立的法官通过听证作出是否羁押的判断。但在我国却由检察机关行使这项权力,在行使这项权力时,检察官需要将自己改变为法官,因为羁押审查需要坚持客观性和中立性,不能站在追诉方的立场去审查。[15]将羁押必要性审查权交给法院,未必就会降低羁押率,可以预见的是,羁押绑架定罪量刑可能更加突出,因为我国的法院体制不同于俄罗斯和台湾地区,实践中不少法院要求移送案件时被告人必须在押。[16]

笔者认为,法院才是最终的中立裁判者,应当把检察机关的批准逮捕权交由法院,因为检察机关在行使审查批捕时,很难扮演中立客观的裁判者。笔者在司法实践中发现,只有将批准逮捕权交由法院行使才能真正杜绝羁押绑架定罪量刑,因为法院是最终的裁决者,是否需要羁押法官比较清楚且客观中立。实务中,许多案件该批捕未批,而不该批捕的却批捕,有些案件可以宣判缓刑或者更较低的刑期,当案件到法院时,被告人的羁押时间都已超过应判的刑期,法官骑虎难下。因此,建立司法审查法官,由司法审查法官对侦查机关进行搜查、逮捕、技术侦查、拘留等强制侦查措施进行侦查监督。司法审查法官与刑事审判法官相分离,互不隶属。

根据国际通行的司法审查制度及现代刑事司法规律,未来监察委员会的侦查行为应受法院的司法审查,否则,监察委员会的侦查也会丧失监督,这动摇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走上侦查中心主义的老路。陈瑞华教授认为,监督体制的试点改革在整合权力资源、加大惩治反腐败力度方面,无疑有着积极作用,也属于我国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但是,从摆脱侦查中心主义诉讼构造,成功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角度看,国家反腐机制的调整也伴随着对国家监察权力的有效制衡,如此才能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监察机构对嫌疑人采取的强制措施,可否考虑建立司法审查及令状式主义机制,确保法院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刑事追究乃是逮捕的审批权,避免监察机构自行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17]

建立由法院行使的令状式强制侦查监督制度,侦查机关在行使强制侦查时,应以令状的形式向法院汇报,得到法院同意后方可采取强制侦查措施,情况紧急除外,但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向司法审查法官汇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审判对侦查的有效制约,才能从源头上监督侦查取得的证据合法有效,才能畅通非法证据排查活动,从制度层面上解决非法证据的有效排除,切实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填补过去审判机关无法直接制约侦查机关的制度缺陷。

2.建立侦查与羁押、鉴定机构相分离制度。

关于侦查羁押机构制度,一直是令不少国家头疼的问题,我国也不例外。目前我国关押犯罪嫌疑人的地方设在看守所,且看守所隶属于公安机关,这给刑讯逼供和非法证据取得留下了空间。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可以借鉴英国的看守官制度,将看守所交由监狱机关进行管理,监狱的看守官不能参与任何形式的侦查取证活动,同时将发生在监狱的犯罪行为交由公安机关统一进行侦查。侦查机关在行使刑事侦查时,凡是与犯罪嫌疑人进行接触的都要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审讯犯罪嫌疑人的地方必须在就近的看守所,确有特殊情况需要在其他的地方进行审讯,应事先得到侦查监督的法官同意,否则侦查取得的证据无效,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应一一予以排除,使侦查留痕有迹,有据可查。建立独立的司法鉴定机构。[18]我国目前的司法鉴定机构设在侦查机关内部隶属侦查机关,这很难保持鉴定的中立性,有悖于程序正当原则,也不利非法证据排除,因此应将司法鉴定机构从侦查机关独立出去。

(二)重新梳理检察职能,建立侦检一体化。

我国宪法虽然明确规定,检察院属于司法机关。但从检察院的工作性质层面来看,检察机关更多的是履行控诉和国家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的侦查职能,检察工作不具备中立性。检察机关不仅是职务犯罪的侦查机关、控诉机关,还是审判的监督机关,即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不符合现代法治国家的要求。在法官职业豁免权不完善,检察机关还有侦查权的情况下,不要说被告人的权利难以保障,连法官自身的权利都难以保障,这动摇了审判中立性。因此,笔者建议把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交由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在县级以上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建立司法监督委员会,代表人大专门监督司法机关的工作,履行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能,这也符合宪法规定的人大代表人民履行监督职责,监督国家机关的宪法性。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交由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后,才能使控辩平等,审判中立。在这种诉讼构造下,才实现检察机关的抗诉权与辩方的上诉权真正平等,检察机关不应具备超然的审判监督。

建立侦检一体化的司法体制模式。关于侦检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种[19]:(1)主导型,这种类型的国家非常强调刑事司法的高度集中统一,在调查追诉的过程中偏重对诉讼效率的追求,因而为防止侦查机关可能出现的离心倾向,往往将侦查指挥权、侦查监督权集中赋予检察机关,并在检察机关的统一指挥下,由双方共同行使侦查权。在侦查过程中,检察机关处于主导地位。(2)指导参与型。采取这种模式的典型国家就是美国。虽然表面上看,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是一种比较松散的关系,但检察官对警察的取证活动是不容忽视的。(3)协助型。采用这种模式的典型国家就是日本。在日本侦查的目的是为了起诉作准备,而提起公诉和维持公诉的责任是检察官,这就是需要检察官与警察在侦查上相互协助,也需要检察官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进行制约,故日本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官一定的侦查指挥权。这三种模式,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检警一体化,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有一定的指挥权,形成对侦查活动的有效监督,有利于审查起诉活动。笔者认为,在我国可以建立侦检一体化模式的刑事司法制度,结合我国的司法实际,可采用“协助型”模式。因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之后,按照改革的要求,侦检机关应以法庭审判所需要的证据标准去展开侦查与审查起诉活动。检察机关应在这种理念指导下,指导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这符合现代司法规律,同时也与国际刑事司法制度接轨,实现了侦查、检察、审判三机关的相互制约,破除了过去畸形流水线的司法模式。

(三)破除制度藩篱,提升审判人员的司法能力。

1.建立健全的法官职业豁免制度,保障法官职业豁免权。

法官在履行审判职权时,非因主观原因不受追责,这是国际通行的法官职业豁免权。法官因理解和认识上的偏差而导致裁判错误,不承担责任。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玩忽职守的要追究刑事责任。2016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的规定,《规定》从排除阻力干扰、规范考评考核和责任追究、加强人身安全保护、落实职业保障四个方面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细化了司法人员各类权益保障机制、拓展了司法职业保障范围,是首个全面加强法官检察官保护的纲领性文件。但笔者认为,一是可在此基础上,建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司法人员惩戒与豁免法》,在立法上明确界定法官在行使审判职权时,非主观故意事由,不受法律追究,使党的意志上升为法律。二是建立专门的惩戒机构。在该法中增加专门的司法人员职业惩戒机构。该机构直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惩戒机构的工作人员应由公道正派、道德高尚、社会威望极高、综合能力强的人员来担任。非经惩戒机构的调查与移送,法官不被追责与刑事侦查。这样才能从源头上,打消法官在履行非法证据排查活动时,保持客观中立。一旦发现非法证据一一予以排除,也不用顾虑自己所面临的政治风险、被害人上访闹访、舆论压力、检察机关侦查等问题。

2.加强法官惩戒的教育和培训,提升审判人员的司法能力。

以司法行为以及惩戒为内容的法律职业伦理道德课程,是美国法学院学生的必修课。法学院学生毕业后在律师事务所或者担任法官之后,还继续接受司法行为和惩戒教育培训。[20]笔者认为,可借鉴美国的教育与培训制度,加强对法官惩戒的教育和培训,切实提升法官的司法能力。只有提高法官的司法水平,建立一支政治绝对忠诚业务水平高,专业化、知识化、精英化的法官队伍,才能改变法官审案时过度依赖侦查卷宗、先入为主的司法现状,防止庭审虚化。因此,员额制法官,应以更高的标准和更严的纪律去要求自己,培养终身学习的精神,切实提升自己的业务素养及职业道德水平。

(四)完善辩护权制度机制。

辩护权是被告人的基础权也是核心权利,程序正当是辩护权得以保障的基石。有学者认为“辩护权是被追诉人的所有诉讼权利的总和。”[21]近年来,我国在保障辩护权方面做了诸多努力,尤其是律师的辩护权。中央高层及地方的侦查、检察、审判机关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关于保障辩护权的制度措施,被告人的辩护权及律师的执业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这是法治的进步。笔者认为,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如果行为人作无罪辩护或可能被判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讯问时应有律师在场。审判机关在开庭之前,发现被告人作无罪辩护的,应在开庭之前对被告人进行提审,充分听取被告人的无罪辩护意见且要有律师在场,并给被告人充分的辩护时间,以寻求律师援助为其辩护。必要时召开庭前证据交换会议,以便进行非法证据排除。

四、结语

综上所述,“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必须破除制度藩篱,重新对刑事司法体制机制进行梳理,建立符合现代司法规律的司法体制制度。通过对侦查、检察、审判、监狱机关的权力重配,建立强制侦查的司法审查制度、侦检一体化制度、侦查机关与羁押、鉴定机构相分离制度,加强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立法,使审判活动有效制约侦查行为,填补审判制约侦查缺失的制度机制。只有借鉴他人的先进司法制度,并结合我国的司法实际,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才能使司法活动留痕有迹,确保程序正当,才能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使控辩平等审判中立。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在履行职权时不受无辜追责,才能使审判机关在进行非法证据排除时毫无顾虑畅通无阻,“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才能真正取得实效,聂树斌、赵作海等冤案的悲剧才不再重演。

Research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illegal evidence investig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ial centered"

Xie yong qiang

[Abstract] the provisions on the strict elimination of illegalevidence are widely regarded as the talisman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Thus,the view that the "strict exclusion of illegal evidence provisions"shows that from the source to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miscarriages ofjustice. At present, the illegal evidence exclusion system is indeed a big stepforward, but it can not really solve the supervision of the evidence collectionprocess, and has not set up a system of investigation supervision mechanism,which can not be taken as evidenc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illegal evidenceexclusion, the trial centered, must establish the system of judicial review ofthe compulsory investigation, investigation to restrict judicial writ form. thejudicial rule oriented, re allocation of public security, procuratorial andjudicial organs, prison functions, establish the system of inspection andinvestigation integration investigation and custody, identification of phaseseparation mechanism the system realizes the whole investigation traces leavetraces.

[Keywords] Judicial system;The central task of judgment;Illegal evidence;Eliminated;The judicial regulation

【注释】

[1]谢永强,男,1985年6月出生, 布依族,贵州省罗甸县人,贵州省罗甸县人民法院第三人民法庭负责人、二级法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2016级刑法学硕士研究生)

通讯地址:贵州省罗甸县龙坪镇城东新区法院新审判大楼

邮 编:550199

联系电话:18008542955

常用邮箱:592349699@qq.com xl880181@126.com

[2] 赵秉志主编:《中国疑难刑事案件名案法理研究》第五卷(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5页。

[3][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4] 卞建林,谢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大发展》—以《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之颁布为视角,《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5] 陈兴良:《刑事法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第182¬¬—183页。

[6] 陈兴良:《刑事法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第183页。

[7] [英]安祝•桑达斯,瑞查德•扬:《英国警察权力与犯罪嫌疑人权利的立法平衡与实践》,载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页。

[8]张智辉:《“法律监督”辨析》,载《人民检察院》2000年版第5期,第43页。

[9]张穹主编:《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

[10] 孙振:《非法证据排除的司法困境及对策》,《淮阴工学院学报》2013年4月第22卷第2期。

[11] 陈光中,郭志媛:《非法证据实施若干问题研究》—以实证研究为视角,《法学杂志》2014年第9期。

[12] 杨凯:《论审判中心主义视角下刑事冤错案防范机制建构》—以某省高院六年175件刑事再审发改案件为样本的实证分析,《法学评论(双月刊)》2016年第2期。

[13] 樊崇义,刘辰:《侦查权属性与侦查监督展望》,《法学专论》2016年第12-13期。

[14] 孙长永:《通过中立的司法权力制约侦查权力》—建立侦查行为司法审查制度之管见,《环球法律评论》2006年第5期。

[15] 陈卫东:《主题研讨—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理论与实践》,《国家检察官学报》2012年12月第20卷第6期。

[16] 宋英辉:《主题研讨—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理论与实践》,《国家检察官学报》2012年12月第20卷第6期。

[17] 陈瑞华:《审判中心主义改革的理论反思》,《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18] 黄瑞平:《侦查部门司法鉴定机构体制改革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13年3月。

[19]陈卫东,郝银钟:《侦、检一体化模式研究—兼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必要性》,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

[20] 葛云松:《法学教育的理想》,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2期。

[21] 吴俊霞:《被追诉人自主性辩护权研究》,华东政法大学,2015年4月。

【参考文献】

[1]赵秉志主编:《中国疑难刑事案件名案法理研究》第五卷(第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3]陈兴良著:《刑事法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

[4][英]安祝•桑达斯,瑞查德•扬:《英国警察权力与犯罪嫌疑人权利的立法平衡与实践》,载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第5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5] 张穹主编:《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6]卞建林,谢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大发展》—以《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之颁布为视角,《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7]张智辉:《“法律监督”辨析》,载《人民检察院》2000年版第5期。

[8]孙振:《非法证据排除的司法困境及对策》,《淮阴工学院学报》2013年4月第22卷第2期。

[9]陈光中,郭志媛:《非法证据实施若干问题研究》—以实证研究为视角,《法学杂志》2014年第9期。

[10]杨凯:《论审判中心主义视角下刑事冤错案防范机制建构》—以某省高院六年175件刑事再审发改案件为样本的实证分析,《法学评论(双月刊)》2016年第2期。

[11] 樊崇义,刘辰:《侦查权属性与侦查监督展望》,《法学专论》2016年第12-13期。

[12]孙长永:《通过中立的司法权力制约侦查权力》—建立侦查行为司法审查制度之管见,《环球法律评论》2006年第5期。

[13] 陈卫东:《主题研讨—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理论与实践》,《国家检察官学报》2012年12月第20卷第6期。

[14]宋英辉:《主题研讨—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理论与实践》,《国家检察官学报》2012年12月第20卷第6期。

[15]陈瑞华:《审判中心主义改革的理论反思》,《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16]陈卫东,郝银钟:《侦、检一体化模式研究—兼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必要性》,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

[17]葛云松:《法学教育的理想》,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2期。

[18]吴俊霞:《被追诉人自主性辩护权研究》,华东政法大学,2015年4月。

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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