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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社会治理体制[①]构建的法治实践与思考
 ——以京津冀食品安全社会协同治理为例证

【学科类别】社会治理

【中文关键字】食品安全;社会治理;体制运行;多元共治

【写作时间】2016年

【作者简介】钟泉,天津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稽查总队,南开大学法律硕士,国家质检总局法律专家

【版权声明】作者授权本网首发,转载请注明“中国法学网首发”

【全文】

内容提要:近年来,在中央统一部署下,以深入贯彻、落实食品安全法为中心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正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开展。食品安全社会化治理(下称治理)以其党政主导、多元参与、协调一致、互动联动、全程覆盖的先进理念和鲜明特色,成为此次改革的主流。本文结合实际,借鉴当前理论界与实务界的部分研究成果,综合运用实证分析与价值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初步探讨了体制运行的前提基础、主体构成和基本模式等若干重要问题。围绕建立、健全党政主导下的多元共治新体制,从各参与主体在其运行中的地位、作用,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的方向等方面展开探讨,并就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推进体制建设的相关问题,提出了构建“政策目标协同一致、考核评价协同一致、法治建设协同一致、体制、机制改革协同一致”的对策、建议,为今后进一步健全体制,有效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提供一点实践性思考。

引言

2015年食品安全曝光问题大幅减少。“……但是现状却不容乐观,食品中毒事件频频发生,工业盐中毒、细菌中毒、农残中毒等防不胜防,据统计2015年因为各种食品安全事件经济损失至少500亿元,死伤人数上万人,光上半年比较典型且死伤人数较多的食品中毒事件就68起,平均每3天就一起食品中毒事故。”[②]看了上述资料,人们不禁要问,在史上最严食品安全法出台的大背景下,在中央领导一再做出相关重要指示的关切下,为什么食品安全事件仍时有发生?采取的举措为什么犹如重症猛药,却不见药到病除呢?应当承认,食品安全治理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事,而是一个必须长期面对的复杂社会问题。政府监管职能部门确实尽到了他们的努力。收效不如人意的主要原因是,治理思路仍需进一步调整到位,就是要逐步从政府管理为主的一元化监管体制,向着党政主导,多元共治的社会化治理体制转变,打一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攻坚战!

正 文

社会治理是指在社会领域中,从个人到公共或私人机构等各种多元主体,对与其利益攸关的社会事务,通过互动和协调而采取一致行动的过程,其目标是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行和满足个人和社会的基本需要。[③]治理,就是以维护食品安全为目的,将社会治理的方式引入食品安全领域,建立起以党政为主导,多元主体互动、协调,共同参与的涵盖食品安全监管全程的治理方式。此种方式是否真是一剂能治愈食品安全事件频发这个顽疾的良方?下面,试从体制运行的角度,做一个初步分析。

一、体制运行的基础前提

相较于体制的建立,体制运行是否能达成制度设计的目标,取得预期成果,是检验其成败的最重要标尺。而能否顺利运行,则有赖于内外部环境的影响。从其外部环境分析,就是体制运行的基础。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八个方面:一是共同的价值观,是参与治理的思想基础;二是合法获取的财富,是参与治理的物质基础;三是多元的利益诉求,是参与治理的动力基础;四是充分的法治保障,是参与治理的行为基础;五是完备的民主制度,是参与治理的制度基础;六是普及的互联网,是参与治理的时空基础;七是适度的政府治理,是参与治理的结构基础;八是良好的舆论环境,是参与治理的民意基础。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逐步树立,人们有序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意识还须进一步提升;因利益分配而导致的社会矛盾、冲突亟须有效化解;民主、法治建设正在全面推进,一些地区、行业违法犯罪的诱因未能完全消除;政府职能尚在转变,社会自治的幅度、水平也在稳步提升,多元共治格局只是初步形成;舆论传播有欠规范;网络安全亟待加强等。如此局面表明:体制运行的基础并不牢靠。只有伴随着小康社会建设的全面推进,在筑牢基础的前提下,治理工作的效果才能充分彰显出来。因此,只能说:良方见效尚需时日,体制建设任重道远!那么,如何让这一良方充分发挥效用,治好顽疾呢?就要进一步研究其内部环境。先来分析一下体制运行的主体构成。

二、体制运行的主体构成

构成体制运行的主体有哪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下称食安法)和国务院《质量发展纲要(2011年—2020年)》(下称纲要)等有关规定和要求。主要由以下六个方面组成:现将其主体作用和存在的问题简述如下,见下图:(主体构成图)

(一)、党政部门。[④]主要包括各级党委、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和各相关职能部门等。社会治理体制的核心和主导是各级党委、政府。从相关的政策法规看,他们均对本区域食品安全管理工作负领导、组织、协调之责,各相关职能部门应依法行使职权,不出现监管失职,还要密切配合,不出现监管漏洞。目前,各部门的职能定位,有关法律、政策文件均做了详细规定,关键在如何落实,还应对一些重要环节(如各部门之间履职衔接、配合等环节)做出周密、细致的制度性安排。

(二)、立法部门。主要包括各级人大立法机关和政府有关法制部门。立法部门对于建立体制,推动落实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极具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当前改革的攻坚期,地方立法部门要及时将治理工作中好经验、好作法总结、升华,转化为可操作性的制度、规定,在充分试行的基础上加以提高、完善,最终转化为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部门规章,为体制的建立、完善提供坚实的法制保障。

(三)、司法部门。主要包括各级法院、检察院等部门。根据司法最终原则,司法部门对于构成犯罪的食品经营者;对于造成食品安全事故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相关单位和人员;对于履行食品监管职责的失渎人员追究刑事责任,给予严厉制裁,以震慑违法犯罪分子,是保障监管效果,维护体制权威性、有效性的有力法律手段。现在关键是如何更有效的加强监管职能部门与刑事司法部门之间的沟通、联系。即建立更为顺畅、有效的日常监管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议题。重点要解决行政案件移送标准与刑事案件追查取证标准掌握不一致的问题,以提升案件移送的针对性、有效性。

(四)、公民。主要包括自然人和相关群众性自治组织,如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社区业主委员会等。公民既是体制保护的主要对象,也是重要支持力量。公民对食品安全的关注程度和参与热情不言而喻。问题是目前公民参与治理的路径和效果并不理想。主要表现在:对食品安全状况的知情权存在局限;对相关申诉、举报顾虑重重,对维权方式、效果缺乏信心;建言献策的渠道、方式不够畅通;立法、执法过程难以适度参与;对开展舆论监督的正当渠道和正确方式不甚了解;群众性自治组织参与观念不强,动力不足等。公民参与的形式、作用,仍是今后完善、发展体制的重点研究对象。

(五)、社会组织。主要包括社会中介组织、新闻媒体、公司、学校等企事业单位。社会中介组织包括有关检验检测机构、法律服务机构和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等。其本身是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合理界定、理顺利益关系,公正履职是其亟待进一步解决的中心问题;各类新闻媒体负有宣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形成良好舆论氛围的重要作用。其舆论导向和监督尺度对体制的运转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互联网传播产生的冲击能量更不应小视,是体制构建时必须高度重视,明确规制的重点领域;公司、学校等企事业单位是重要保障对象,也是加强舆论宣传,增强法治意识和监管防控环节的重要阵地。要从小教育、培养公民法治意识,严格企事业单位监管责任,形成全社会注重食品安全的良好氛围,在对其功用、责任给予明确界定的同时,更要建立健全配套制度运行机制,抓好推动、落实。

(六)、食品经营者。主要包括企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等相关从业者。食品经营者是多元主体中的第一责任人,是自律的主体。作为体制主要的监管对象,必须履行食安法及其配套法律、法规规定的全部相应义务,并接受监管职能部门为主的社会各方面监督,是体制中最重要的一环。鉴于其既有合理的利益需求,又受法律、道德的严格约束,应尊重、保护其合法权益,恰当课以责任。

体制运行主体构成的多元化,造成了其运行机制的多样性。政府管控、社会协商、公民参与、社区自治等多种多样的社会治理机制形成了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相结合的多元共治模式。[⑤]问题在于如何合理界定多元主体各自的地位、作用,实现其权利、义务的恰当分配,使之在此模式的运行中和谐合力,从而提升体制运行的效能?这是接下来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即:体制运行的基本模式。

三、体制运行的基本模式

请看下图:

图示说明:1、中竖列:食品安全监管的一般流程。从党政机关提出治理方略开始,包含了体制运行的七个主要环节。即:提出治理方略(如政策、目标、任务、措施等);开展监管体制调整;确定重点治理对象和领域(确定议题);制定具体治理方案、工作计划等;推动、落实计划、方案;对治理情况进行阶段性评估,提出改进措施;最终形成防治工作的长效机制等。

2、左竖列:政府管理体系。立法部门将治理方略转化为法律规定,确认体制调整成果,明确职能部门职责、权限,督促、检查落实,为建立长效机制提供法制保障;职能部门根据权限从确定议题开始全程主导,取得社会支持,以其全部监管手段推进治理;司法部门则根据职能部门移送、公、检机关侦办及有关诉讼,对运行中出现的犯罪行为进行刑事追究。

3、右竖列:社会自治体系。在体制调整过程中,确立社会各自治主体的地位、作用。公民及其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和食品经营者共同参与从确定议题开始的全部治理进程。为确定议题、制定方案提供建议、信息;通过协助建立风险预警、防范体系,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做好舆论监督、建立自律、协查、调解机制等多种方式广泛参与治理方案的推动落实;协助监管职能部门深入评估,改进治理工作;共建上下一体、官民一致、沟通顺畅,协同有力的日常监管长效机制。

4、列关系:两个体系之间通过密切信息交流,达成前者指导、规范、服务后者;而后者监督、协助、支持前者的互动关系,从而在党政统一领导下,构建体制运行模式。

这一运行模式有以下突出特点:

—党政主导是体制运行的核心。体制运行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以各级党政机关为核心,提出治理政策、目标、任务、措施,给予宏观上的指导,并由具体监管职能部门负责推动落实。根据有限政府,简政放权、放管结合等行政体制改革要求,政府监管职能部门应当及时转变观念,从加强政府管理的思路向强化社会治理的方向转变。其主要监管着力点在于:完善网格化日常监管体系,强化风险预警排查机制、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调整行政许可范围、严格证照监管、简化办事程序、坚持依法办案、深入普法宣传,坚决查究违法违纪行为等方面,树立公正、廉洁、高效、便民的执法服务形象。

-立法支持是体制运行的保障。体制的正常运行离不开法制保障。目前相关食品安全立法,已形成了以食安法等专门法为核心的完整法律体系。其中,就体制建设已从各主体权责划分着手给予了原则性的规定,初步确立起了党政主导下的多元共治格局。当前主要问题是,在进一步深化改革,落实“四个全面”战略部署的宏观背景下,通过各地不断探索,积累经验,创造条件,构建以市(区)县各级监管体系为基础,以省(自治区、直辖市)级体制为依托,以区域协同发展为进路,最终形成宏观统一又各具特色的全国性体制。因此,需要地方立法在维护法制统一的前提下,结合实际,将相关法律的精神转化为地方体制建设的制度性安排,从而保障体制建设的顺利进行。

-司法追究是体制运行的后盾。食品安全属于公共安全领域,对于保障人民健康、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信誉具有重要作用,必须以强有力的司法权为体制运转的坚强后盾。唯此,司法部门责无旁贷的肩负起了依法追刑的重任。其主要任务是:严格执行司法追究标准,广泛开展普法宣传,建立高效的刑事追责机制,畅通司法机关与其它主体的沟通渠道,有效打击食品安全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等。主要问题是,司法应积极介入,还是依申请介入?首先,司法部门不是治理职能部门,而仅是对其中犯罪行为进行追究的保障部门,应保持必要的独立性;其次,司法追究是国家行为中最严厉的方式,不宜轻易、广泛的使用;最后,司法介入必须准确、公平、适时,保持常态化,以维护法律的权威。

-多元共治是体制运行的特征。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正经历着从以政府部门监管为主的一元化管理体制向以党政主导,多元共治的社会化治理体制的历史性转变。其主要标志就是食安法和纲要的出台。一元化管理体制的主要弊病是政府职能部门承担了过度的责任和压力,而监管效果从三聚氰胺等系列恶性食品安全事件就可见一斑。[⑥]汲取世界各国社会管理体制转型的先进经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党政主导下的多元共治监管体制,动员全社会力量,扩大覆盖面,形成遍及各地,深入城乡每个角落的治理体系,不仅是改革宏观决策的产物,更是各地深化改革的成果。其主要特征为:在党政领导下,以相关职能部门为核心的政府管理与以公民及其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团体、食品经营者为主体的社会自治相结合的“一核双体多元共治”结构(见左

图)。 其中,党政领导是核心,政府管理体系是主导,社会自治体系是基础,多元共治是表现形式。这一新体制较诸旧体制无疑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但就社会治理体制现代化的长期目标而言,仍有值得研讨、改进之处。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建立在高物质、高素质、高诉求基础上的社会自治体系必将不断发展、完善。政府强、社会强的双强局面也终将形成。在政府管理主导不变的前提下,社会自治能力的增强、提升,也将逐步改变目前该结构失衡的局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治理作用。从降低监管成本,提升监管效能,形成以预防为主、全民参与,有效化解矛盾的社会调节机制的角度看,在党政主导下,逐步提升社会自治的能力和水平将是今后完善这一体制的努力方向。其核心在于适度预留社会自治的空间和幅度。应以健全法律、科技普及体系为基础,以建设社会诚信体系为抓手,以完善信息预警体系为依托,以建设社会化检验体系为桥梁,以规范社会舆论监督体系为保障,以优化社会调解机制为渠道,通过采取普法三进(即进社区、学校、企事业单位等)、契约公示(如经营承诺、行业公约、社区规约、风险担保等)、深度预警(如建立、完善遍布基层的风险预警系统等)、便宜服务(如提升检验水平、扩大业务范围等)、设定尺度(如把握监督报道界限,防止不良信息传播等)、拓展渠道(如开拓多种调解渠道,及时化解矛盾纠纷等)等制度、措施,逐步扩大社会自治的广度和深度,提升治理效果。

-网络监管是体制运行的方式。当前各地实行的网格化监管体系,在党政统一领导下,以遍及城乡每个街镇、社区、市场的基层监管网点为支点;以快捷、严密的互联网系统为联结;以明确的区域监管责任制为手段,将食品安全全程有效地纳入了监管范围。这一体系有两个网络,即互联网信息化监管网络和多元主体共建的人工监管网络。前者是后者的技术支持,后者是前者的信息来源。两个网络必须紧密衔接,才能有效提升监管效能。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部分地方、部门信息收集的不完整、不准确、不严密;信息分析的不系统、不科学、不深入;信息流转的不畅通、不及时、不规范;信息公示的不到位、不严谨、不统一等。特别是由于社会自治体系存在的不足,使本应源于其中的一些重要信息无法及时、准确、全面的反馈给相关职能部门,信息化网络运行不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监管的效果。今后要进一步完善网格化监管体系,关键是明确分工,严格责任,做好信息收集、分析、流转、公示等方面的工作,为有针对性的制定政策、采取措施,构建科学、可靠的大数据支撑系统。

-互动联动是体制运行的特色。互动联动是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在党政主导下,于监管过程中,形成的各司其职、相互合作,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一种行动机制。在党政职能部门组织的大规模食品安全执法行动中,在专项整治工作中,在阶段性的普法宣传活动中,各职能部门与其它主体一起按照职能分工,协同行动,造成声势,确实可以起到震慑、警示的效用。问题在于:互动联动不只是运动式执法的有效手段,更是日常预防式监管的常用之道。如何使互动联动机制通畅运行,形成日常化运行机制则更为关键。今后要进一步总结经验,畅通各方联络渠道,相互交流、合作推广治理经验,全面建成对食品安全风险高效预警、防范、排除的社会化快速反应机制,形成互动联动的长效机制。

-立体全面是体制运行的追求。就是要通过各主体各司其职、通力合作,建成全方位、满覆盖,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立体化监管网络,将事前、事中、事后监管的全过程纳入统一的社会治理体系,有效降低食品安全风险、消除食品安全隐患、及时查处违法行为,创造安全、健康的食品生产经营环境,维护人民健康、社会稳定和国家形象。目前,制度层面的体制构建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在一部分地区已初步定型,问题是如何使之向着确定的目标有效运转,尚需实践层面的进一步磨合、完善。

以上是从应然层面,对体制运行的基本模式给予理论化阐述。而在当前,体制运行在各地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具有浓厚的试验性、过渡性色彩,在基本模式相同的基础上派生出多种形态。下面将结合地方的具体实践,通过典型剖析的方法,对推进体制建设提供一些对策、建议。

四、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体制建设的对策、建议

体制运行的多元共治模式,是相互联系、紧密衔接的一个完整体系。这一体系应是从上至下遍及全国的统一治理体系。[⑦]当前的政策、法规也是如此设计的。然而,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各地发展水平差别较大,形成了明显的区域性特征;而法律体系在中央层面高度统一,在地方层面则多层多级,各具特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正在不断深化;新的社会治理运行机制还在进一步探索、形成之中,建成全国性体制,受多重因素制约,一时还难以完全实现。从实际出发,根据相关政策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在发展水平相近,关联程度较高的区域率先实现食品安全监管社会协同治理(下称协同治理),不失为一条便宜可行之策。如京津冀协同治理即是如此。目前三地已组织了多次研讨。[⑧]尤其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出台的《北京市食品药品安全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年)》提出:[⑨]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监管,探索区域协同监管模式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共同搭建综合平台,实时归集和共享信息,提高区域协同监管能力。同时,要整合三地检验检测资源,推动资质互认,构建完备的技术保障体系。还将建立联动协作机制,共同打击跨区域食品药品违法犯罪行为等。这是目前推进三地协同治理最具权威性的文件。然而,就其相关内容看,仍主要侧重于政府治理方面,且仅有原则性表述,非制度性安排,协同程度有限,仍有进一步深化、提升的空间。现略陈如下:

(一)、政策目标协同一致。施行协同治理,首要的任务是:制定、完善统一的《京津冀食品安全监管社会化治理总体方案(纲要)》(下称方案)。以此作为体制运行的核心目标和基本动力。要明确三地食品安全治理的总体目标、要求和阶段性工作任务,在与相关科研单位密切配合的基础上,制定切合实际的科学化指标设定、考评体系,对目标任务实施全面量化管理,将相关多元治理的主体责任予以明确分解,对责任落实情况定期给予考评,奖优罚劣,大力推动落实。要根据方案的要求,制定阶段性评估报告,总结前一阶段治理工作的经验、教训,明确整改方向,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评议,不断推动方案的深入贯彻、落实,维护协同治理的顺畅运转。

(二)、考核评价协同一致。建立科学的考评体系对于推动体制顺利运行,落实食品安全监管的总体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制定方案后,接下来就是要抓落实、推动。核心是要建立严密、科学的统一考核、评价体系。重点在指标设置、过程评定和效果评估方面。在指标设置方面,应组织全面、细致的科学论证,展开深入调研,合理设定指标体系,并适时进行动态调整;在过程评定方面,要严格程序规定,制定行为准则,逐条对照检查;在效果评估方面:要统筹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兼顾公平与效率,综合各方面意见,客观、审慎的评估协同治理效果,从而形成指标、过程、效果相统一的完整考评体系。考评要做到同时间、同依据、同标准、同结果。通过自查、互查、评比、创优等方式,开展多种形式的协同考评工作,并结合考评结果,相互交流,共同制定整改方案,一体推动落实。

(三)、法治建设协同一致。当前京津冀经济社会协同发展进程正朝着深度融合,加快发展的方向快速前行。在此大环境下,实现法治建设协同一致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三地法治部门就食品安全相关立法、执法、司法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实现“三同步”,已非唯可行且为必行之策了。三同步,即立法同步:在制订、修改食品安全法规(章)时,三地立法机关应综合考虑区域协同发展进程和三地食品监管的关联关系,统一协调立法安排,就建构体制;完善法规、规章;安排立法检查等方面做出规划,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既保持各自特色,又相互对接,形成区域性法规制度体系;执法同步:三地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应充分发动社会力量,共同规划、研究,统一部署区域性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相互协作、互动联动,集中整治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形成协同监管,联合惩戒的高压态势,携手维护区域食品安全秩序;司法同步:三地司法部门应加强沟通、联系,与政府职能部门密切配合,畅通刑事追究渠道,统一司法判罚尺度,加大司法协助力度,为体制顺利运行提供充分的司法保障等。

(四)、体制、机制改革协同一致。当前全国范围内建立市场监管新体制的改革正如火如荼的深入开展。各地主要围绕工商、质监、食药监等部门并整合其他部门相关职能的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形成了诸多不同的模式[⑩]。实现三地协同治理,有必要建立结构相同或近似的食品安全市场监管体制。因此,三地监管体制应可对口衔接,顺畅联络、协同运转。为此,要建设协同发展的信息共享,联合惩戒、协同检验、司法协作、应急联动、执法交流、舆情传播、风险防范、公众参与、企业自律、区域评估,跨地问责等12项机制,打通可能阻碍体制衔接、联络、运转的关键环节,从而建成协同一致,高效运转的三地食品安全区域大监管工作格局。

以上四点可用下图说明其结构、关系。(图示中的“一体化”,应为“协同”。)

结 束 语

综上所述,就理论价值分析:此种治理方式应是一剂良方。主要因其是针对既往治理方式的局限,顺应社会管理发展大势而做出的积极调整:将一元化管理所形成的“政府 食品经营者”的单相治理结构,转变为党政主导下的多元共治格局,将其他社会主体重新规制、定位,由主要是旁观者的角色转变为共同参与的治理者角色,特别是将食品经营者由单纯的监管对象,转化为同时兼具参与治理功能的一方主体,使食品安全成为全社会长期关注的公共事务议题,从而调动起全社会的治理积极性,扩大了监管的广度、深度,实现了满覆盖、全过程的全面立体化治理,既是管理理念的一次飞跃,也是体制建设的一次飞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从实证应用分析:此种治理方式尚未充分展现出成效。主要是由于基础不牢、体制初成、机制不顺、尚需磨合等因素造成的。其功用的充分体现在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体制建设、完善的过程中。可以预见:未来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状况必然会得到有效治理;良好的食品安全秩序必然会得以牢固确立,尽管可能因为某些因素的影响,治理效果会偶有反复,但在不远的将来,伴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这一预期必将实现!

以上就是本文探讨的全部内容。因笔者对社会治理理论的学习尚不深入,于食品安全监管领域也涉猎不深,加之站位局限,文中难免偏颇、疏漏之处,一些观点、结论有待商榷,敬请批评指正。愿与广大有志于食品安全监管理论与实务研究的同仁一道,为早日建成体制,造福民生略尽绵薄之力。

2016年6月17日

注释:

[①]、下称体制。

[②]、引自《盘点2015年9大食品安全事件》2015年12月28日 来源:科学网(北京) 作者:杨国力。

[③]、摘自《社会治理的四个特征》2015年3月2日来源:《北京日报》作者:唐钧。

[④]、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释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编写 信春鹰主编法律出版社P232015年5月第1版。

[⑤]、参考《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五种基本构成》2015年9月14日来源:《江汉论坛》作者:杨述明。

[⑥]、参考《食品安全:从政府监管走向公共治理》2015年11月23日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作者:范柏乃金洁 闫伟。

[⑦]、参考《食品安全治理的对策研究》2015年4月27日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作者:张林。

[⑧]、参考《京津冀研讨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法治体系建设》(2015年7月8日来源:《天津日报》作者:赵荣君)等新闻报道。

[⑨]、参考《京津冀将实现食品药品监管一体化》2016年3月29日来源:首都之窗-《北京日报》记者:刘欢。

[⑩]、参考《比对深圳、浙江和天津统一市场监管体制改革模式》2014-08-11 14:07:36来源: 财新网作者:胡颖廉责任编辑:杜珂

2014年8月11日来源:财新网作者:胡颖廉。

参考文献资料(非文内引注)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2013年11月15日发布

[2]、《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修订 国家主席令第二十一号 2015年4月24日发布

[3]、《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国务院第42次常务会议通过 国务院令第310号 2001年7月9日发布

[4]、《国务院质量发展纲要(2011年—2020年)》国发〔2012〕9号 国务院 2012年2月6日发布

[5]、《国务院关于地方改革完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18号 国务院 2013年4月10日发布

[6]、《北京市食品药品安全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年)》京政办发[2016]7号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6年1月18日发布

[7]、《对我国食品安全社会治理的探讨》《理论与改革》 2015年第2期P185-188作者:廖卫东 汪亚峰

[8]、《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2012年10月22日 来源:《学习时报》作者:陈家刚

[9]、《论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2014年3月25日 来源:论文网 作者:彭亚拉

[10]、《实施协同监管、联合惩戒措施暂行规定》津市场监管委[2016]9号 来源:天津市市场监管委 2016年2月23日发布

[11]、《食品安全“两法衔接”调研报告》2015年10月18日 来源:天津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稽查总队 内部资料 未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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