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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史学综述(2014)——基于期刊论文的分析
张升月

【学科分类】法律史学

【关 键 词】法律史学;学科综述

【作者简介】张升月,复旦大学法学院14级法律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版权声明】作者授权本网首发,转载请注明“中国法学网首发”


引言

报告所选择评论的文章来自于《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中外法学》等16类在国内有较大影响的期刊在2014年所刊发的约87篇法史类论文,其中,中国法律史论文占66篇,外国法律史论文占16篇,比较法学论文占5篇。通过对这87篇文章的总结、归纳与类型化,本报告试图为读者提供一些便利的索引或偶尔的启发。以有限的字数关注更多的文章,必然导致对每一篇论文全方面分析与评价的缺失,对于被本报告“忽视”的文章,笔者并不是没有看到其丰富的价值,而是由于能力有限,在这里只能尽量做到梳理之余有所矜持的展开。因此,报告大致分为中法史、外法史、比较法研究三大部分,每部分由简要分类梳理和少数个别论文评价组成。

一、中国法律史

(一)分类梳理

1.明清之前法律史研究

唐律的研究依然吸引着较多学者的关注,王立民对三十年来唐律研究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总体回顾与前瞻,[1]国外学者杰罗姆•布尔贡以唐玄宗废除死刑的敕令为例对中国历史上“死刑废除主义运动”进行考察,并认为此运动的观念基础与边沁的功利主义具有一定相似性。[2]唐律中的立法技术、[3]量刑制度[4]及“请托罪”、[5]“别籍异财法”[6]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

《岳麓书院藏秦简(三)》的出版为秦统一前期社会生活与司法实践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真实鲜活的案例史料,[7]其中,记录相对完整的“癸、琐相移谋够案”引发了学者们对于当时悬购制度、[8]法律适用、[9]共犯处罚[10]等诸多问题的热情考证。

此外,钟盛通过对汉代地方长官下行公文在实际运作中的法律效力与执行力度,分析西汉政权下,中央与地方关系所面临的困境。[11]陈景良认为唐宋时期出现了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司法职业化”趋向,并将其归因于最高统治者治国方略司法理念等方面的转变。[12]

2.明清以后法律史研究

对于明清以后的学术研究来说史料相对丰富,苏亦工通过运用清代档案、文集与实录,深入剖析清初四十年间法制确立过程中立法与守法层面的满汉之争。[13]王志林通过《大清律辑注》、《驳案新编》、《读例存疑》等经典清代注释律学文本观察中国传统法律解释技术方法与其背后所隐含的价值观念,[14]刘盈皎通过对清代司法档案的分析试图对清代生员在司法活动中的告呈资格进行重新界定。[15]俞江、陈云朝对现存的清代徽州定型合同与不定型合同进行了整理与分析,试图寻找其间演进、替代和转化之轨迹,[16]杜正贞、王云婷围绕龙泉司法档案,对在相关法律不断更迭情况下民国司法实务中的招赘婚进行考察。[17]李富鹏通过对天坛宪草制宪记录中论辩双方共识与争议的分析,反思作为功能性的“教”本身与近代中国历史语境和时代问题的内在关联。[18]张勤通过民国初期北洋政府印铸局编印的修订法律馆的《职员录》考察当时的法律精英群体和修律中的法律移植问题。[19]

关于这一时期法律史的观察角度相对来说也更为多样,胡祥雨从独特的清代满族人视角对“家长奸下人有夫之妇”例的法律渊源和演化进行重新考论,[20]李栋在其文章中更侧重对于鸦片战争前后英美两国法律制度与法律观念在中国传播状况的描述,[21]刘鄂对新刑律中的“发掘坟墓罪”进行分析,欲以此揭示中国近代法治转型过程之纠结。[22]徐祖澜的论文“清末民初国家权力与绅权关系的历史嬗变——以乡村自治为背景的考察”[23]反思绅权治理模式在清末民初乡村自治的推行与实践为何最终异化为“乡绅统治格局”。

当然,关于明清以后法律史研究的主题也较多集中于晚清至民国初年的立宪问题,部分学者对“宪法”概念的出现与内涵的演变、[24]晚清司法权概念的宪法学内涵、[25]以及民元以来立宪背后的法律文化[26]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与研究。

3.法律文化研究

范忠信在其文章中将起源时期中国法制和秩序的基本旨趣和特征大致概括为天人调和、敦睦亲族、庶人参政、顺俗重礼,兵戎延伸五方面,不过,正如作者自己所言,可能目前对这五个方面特征的描述,更多是在形式意义上的,其实质意义还较为淡薄,[27]张中秋试图寻找内生于传统中国且直到现在还具有广泛影响的某种“国家观”,[28]马小红专注中国古代礼律的研究,认为中华法系的核心价值观与根本制度是礼而不是律,[29]范忠信也从法律渊源角度归纳律令体制的演进阶段,探索其与“礼刑结合”法文化之间的关系。[30]武树臣通过甲骨文的研究,对“仁”字的原型和本意及发展进行了较为详密的追溯。[31]陈新宇以比(附)为中心,强调通过“史实考证”、“观念建构”、“案例深描”、“学理阐释”四个步骤,尝试分别从“情理之法”和“权力分配之法”两方面进行分析。[32]

某些更为边缘的问题似乎也很受学者青睐,邵方对中国古代法制中的“一统与自治相结合”的民族秩序进行探究,[33]孙旭在对请托罪的研究中强调古代白话小说对于法律文化的反映,[34]陈欣认为窦娥冤案的成因不是古代司法科技不发达或程序正义的缺失,而是源于儒家礼法与蒙古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造成的司法冲突。[35]方潇对中国古代替身代刑现象进行了分类分析[36],其对中国历法在西方因素推动下的法律命运的现代性问题[37]及其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二元格局”[38]似乎也有诸多感悟。还有学者关注了包公成神的内在动因,[39]佛教观念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定与法律实践的影响,[40]中国古代对执法公信力的制度保障,[41]刑讯与五听背后的身体思维模式[42]等问题。

4.法律思想研究

对于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研究更集中于先秦思想特别是儒家法律思想的探讨,何永军对法律儒家化内涵进行重新的厘定,[43]张薇薇对比西方哲学家尼采的理论,试图解构普世主义法则的固有思维,对儒家理论作出新的解读。[44]此外,马腾、马作武对先秦时期墨家平等思想进行分析,[45]李平认为战国中后期以“法”为中心的治术之学的兴起与墨子之术具有密切联系。[46]

关于近代法律思想,梁启超一直较受关注,程燎原对梁启超的“政体思维”最终转入“政道思维”的观点提出质疑,[47]喻中对出任中华民国司法总长时期的梁启超的司法独立理论与实践进行研究。[48]

5.法律史学研究

许章润对“法学历史主义”的含义与理论进行阐释与说明,[49]汪雄涛在“迈向生活的法律史”[50]中认为“问题意识”要从生活中来,学者的使命不是编织无关痛痒的理论而是解决现实中的困惑。

(二)个别论文评价

徐忠明的论文“内结与外结:清代司法场域的权力游戏”[51]延续了其在“台前与幕后——一起清代命案的真相”[52]中所擅长的分析风格,通过对微观司法场域中权力实践的观察,描绘出一个动态的清代中国法律秩序图景。正如广东南海知县杜凤治的《重莅首邑日记》中的描述:“如事已达部,则挽回无术;尚未出省,何事不可通融”,内结与外结程序的设计意图,本在于通过“抓大放小”的司法运作,实现对全国案件有效又不失集中的管控。然而,外结程序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地方官员在司法制度空间中谋求自身的利益的策略与技术。同样,在其另一篇论文“晚清河南王树汶案的黑幕与平反”[53]中,作者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收集,试图还原以巡抚李鹤年为中心的河南地方官员与中央刑部官员围绕王树汶案的复审过程的“艰苦”斗争。从初审知县马翥之“自顾考成”到复审知府王兆兰与马永修等人之“保全宦局”,可以看出,由于过于严苛的连带司法责任的存在,终将导致“原审以荒谬始,以捏饰终;复审以弥缝始,以周内终”的无奈结局。此外,作者还通过清代盛行的“狱贵初情”这种貌似积极有效的司法经验的分析,证明其实际上反而可能成为冤狱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比徐忠明的观点(州县、督抚与皇帝分别构成清代中国司法程序的三个关键环节),汪雄涛则更加突出知府与臬司在“司法金字塔的中层角色”,他们上面是督抚、刑部与皇帝,下面是包括地方官、幕友、属吏、差役及讼师在内的庞大群体。在“清代司法的中层影像:一个官员的知府与臬司”[54]一文中,作者从张集馨的自撰年谱《道咸宦海见闻录》中提供的多个真实案例中发掘知府与臬司在司法实践中所承担的功能——下层地方司法一旦突破底线,就会引起知府和臬司的干预以整饬州县司法的失职与脱序。作者认为在积弊甚多的官僚体制中,中层结构之所以基本有效的原因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与基层司法的同质化构造,使监督成为首务,同时对渎职行为的严格追责,使以循吏为主的官僚体制能够依然不失自洁的功能。有意思的是,对于有可能被上司驳回复审的案件,失职与将受牵连之官员有没有可能乖乖地束手就擒?在某种程度上作者的结论与“如事已达部,则挽回无术;尚未出省,何事不可通融”的描述又恰恰相反。可以理解的是,虽然个别日记或年谱等原始资料能够带来以主人公的视角观察周遭环境的便利,相对于司法档案判牍文书来说,可以触摸到更加鲜活的案例与更为生动的细节,但普遍性的缺乏也往往成为这种研究方式的一个致命缺陷。

王志强的“清代刑事司法事实判定中的程序规则——比较视角下的功能分析”[55]一文,以西欧制度为参照系,综合了律例与刑案史料,通过对清代命盗重案中调查和判定事实之程序规则与实践的分析,试图阐释其制度设计深层的结构性机理。可以发现,由于全权全责的政府模式的存在,上级政府对以严格实质审查(审转复核与错案追究)——而非更具形式性的监督机制(诸证一致的证明标准、疏防查参、扣限制度)——控制下级官员的倚重难以避免。而在这种政治权力模式之下的司法活动中,政府又必然会千方百计维护官方行为的正确性,这反而导致对事实判定中错误的纠正功能难以有效发挥。作者对于清代具体程序规则与政治权力结构之相关性的分析值得我们深思,也正如文中所暗示的,对于现代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现象,“如不能深入揭示其背后的机理和原因,仅从政治正确的论断出发,恐怕并不能根除其弊”。

二、外国法律史

中法史部分的讨论还算热烈,但毕竟“热闹是他们的”。

外国法律史的论文多集中于对英美国家的讨论(如果能够将某些宪法研究为主题的文章勉强纳入外法史研究的话),田飞龙对英国议会主权的思想史演变进行了梳理,[56]何永红试图对英国以格里菲斯为代表的政治宪法论进行客观的审视。[57]刘晗借助宪法民族志的方法,从特殊的历史问题与文化背景观察美国宪法信仰神话,[58]田雷试图以新的宪法史叙事结构重述美国早期宪政史,[59]白龙试图通过分析美国1787年宪法对《独立宣言》的一系列“创造性转化”,寻找美国宪政发展的动力所在,[60]《反联邦党人文集》在对美国宪法历史的理解与研究中的作用也逐渐引起中国学者的重视。[61]

徐国栋以罗马人的公共卫生措施及法律,[62]罗马法中的信用委任[63]以及罗马破产法[64]为主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何勤华对的宗教法的本质[65]及变迁[66]作了简要分析,魏琼对古西亚地区的法律教育进行探索,并试图在其中寻找其中国法学教育的“有益启发”。[67]

许小亮“从欧洲普通法到共同法——中世纪法律史的另一种叙事”[68]一文,认为当下对于中世纪欧洲法律史的研究受制于套用民族国家的法律思维定式,易将不列颠岛与欧洲大陆割裂开来,导致近代意义上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分野,从而丧失了对欧洲法律史的整体把握。作者在文中试图描绘出欧洲法律史发展的另一种叙事模式——英国普通法在某种程度上只不过是世俗化了的中世纪欧洲普通法,11世纪之后欧洲普通法到欧洲共同法的发展历程不过是理性的统一性取代传教行为的意志的统一性历程。当然,本文观点具有一定新意但似乎也有过于片面之嫌。

孟广林的论文“‘王在法下’的浪漫想象:中世纪英国‘法治传统’再认识”[69]对“王在法下”这种限制王权的“法治传统”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提出质疑,作者通过历史资料的考证,试图证明17世纪英国思想界之理想“法治传统”的建构,是在政治大变革的冲突与论战中以特定的政治语境而发生和展开的。他认为在与保皇党人的论战中,辉格派将封建制重新阐发为具有平等互动的封建契约精神,并将之化为“自由权利”的一个重要历史来源。之后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满怀“盎格鲁文明优越”论的心态的英国史学家又“自然地”将辉格派所构建的政治思想史的理想“法治传统”,转化为史学研究的理想“法治传统”而视为圭臬。而所谓的“1399年革命”在真实历史上只不过是亨利四世挟持议会的篡权阴谋而并非议会权威乃至所谓“议会主权”的显现,于是,“一个至多由晦暗的和有偏袒的当代记载所证明的事件”被建构成一个为当代“宪政主义”史学家们所钟情的“官方的革命故事”。不过,就本文而言,尚有许多地方需要商榷,清醒的读者也并不会轻易丧失各自的判断力,一方面我们当然可以怀疑辉格史学的“客观”性,但解构一切的新鲜感与炫耀欲离“偏狭”似乎也并不遥远。

三、比较法

关于比较法的文章在2014年的16类期刊中似乎只有5篇,柴荣对中西历史情境中的“民法思想”进行比较研究,[70]夏新华的“从‘非洲法系’到‘非洲混合法系’——再论非洲法研究中的法系问题”[71]一文针对非洲法系是否独立存在及如何划分的困境,引入“混合法系”的概念。章彦英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比较法:历史、困境与前路”[72]简要回顾了国内外比较法学的兴衰起落、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比较法所面临的困境以及之后可能的出路。托马斯•杜福在“欧洲法律史——全球化的视野”一文中对以往欧洲法律史研究的概念框架与方法论问题进行反思,强调法律史研究更需要的是跨领域跨学科的全球化视角而非“智识孤立主义”。[73]

龙庆兰的“公司还是宗祠:比较法背后的故事——读《公司与宗祠制度的概念化》”[74]对于《将公司与宗祠制度概念化:从中国的角度看比较法的发展》一文中从经济角度分析将中国宗祠制度的内部组织结构和经营活动看作是以家族形式作掩盖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实体的观点进行了批驳。作者指出,虽然该文对于宗祠的经济关系和金钱利益有一定深度的剖析,但西方的公司制度与其宗教传统密不可分,而中国宗祠制度的精神渊源在于儒教的“个体自身价值的实现和升华”。作者还花费了更多篇幅强调,对法律制度的比较不能只局限于事后功能的比较,而应该去关注事前法律是如何形成的,即对法律制度背后文化背景的探求,认为“比较法学的使命”更在于对各种法文化的特质进行研究,以还原事物以本来面目。作者苦口婆心强调的对异质文化的尊重和敏锐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因为人类的现实生活永远要比理论复杂,“社会总有其有形的一面,包括它的语言文字,法律制度、它的纪念碑,但更有其深藏于无形的一面,它的信仰、渴望、恐惧和梦想”。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学界中也存在少数过于宏大与抽象的法律文化研究,往往因缺乏实证性的支撑而易流于空泛。

四、总结

单从数量的对比上就可以明显看出,目前我国法史学者们更偏爱中法史研究。

笔者相信,外法史的研究是颇为必要的,退一万步说,即便不往更深层次发展,我国外法史研究仍徘徊在谦卑无闻的初始阶段(虽然也不缺少尚无基本理解却时常相当自信的自由发挥),对外国法的深入了解和系统关注实在是远远不够。目前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就是某些部门法对于国外程序与规则的引入往往偏向于盲目的断章取义,忽视程序与规则自身所处的制度背景及其背后的社会力量与制约。正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提到的,法国对伪证处死刑而英国不处死刑,不一定意味着英国法律就比法国好,法律的比较更应该是深入而系统的“整体的比较”而不应在以管窥天以蠡测海的狭隘中沾沾自喜而不自知。对于众多误解和需求,外法史学者们明明可以挺身而出,却意外羞涩地无人响应。面对66篇中法史论文,在感叹“热闹是他们的”之余,外法史学者似乎也需要认真地反观自己。

时至今日,在法律史研究中事实描述与理论阐释的问题已不算新鲜,一方面这里还有一堆史料等待我们去整理,扎实的史料考证是法律史研究的基础,“认真的考实研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75]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任何一件史实,或是一份判牍,或是一件刑具,都可以成为皓首穷经的解说对象,如果没有理论的支持,所有这些事实会成为琐碎的碎片而多得无法收拾,[76]而且,再有价值的史料也终究敌不过解释框架的陈旧与方法论的错误。当然,这里也从不缺乏各种情怀与腔调的泛滥——对历史或文化横向的无边无际的感悟与体会而缺乏纵向深入的推理与论证,或是漫无目的的纯粹自娱之作以及远离法律生活实践的不经意的跑偏。更有甚者,虽然同样是把人弄迷糊,但最基本的常识感往往比不过江湖郎中。因此,中国法律史研究中历史哲学层面的思考与“问题意识”尤为重要,作为一个处在边缘位置的交叉学科,能够尽力更多地以历史的眼光去分析法律、社会与文化的互动及其内在的关联性,探究制度规则与历史现实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制约,进而更深入地理解当今社会中的法律规则及其背后的现实状况与现实问题,才算是真正的“在边缘处思考”。众多关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文章与思考之贡献应在于理解历史以求对现实的洞悉,否则无异于将满腔热血尴尬地涂在地上,浪费思想,也浪费纸张。

但就目前中法史的研究来说,似乎还没有做到这点。虽相对外法史显得更加“热闹”,但却是夹杂着悲凉的热闹,或者说,正在热闹地走向一个惨淡的未来。在面对“我们为什么要研习中国法律史”这种问题的时候,许多中法史学者似乎也只能朦胧地辩护为继承传统或本土资源,这有一定道理,不过有些话连我们自己也未必会真的相信。种种利益的纠葛使中国法律史目前勉强在法学核心课程中占有一席之地,但现实是残酷的,如果中法史一味固执地坚守过去的领域与方法,不断重复做着看起来悲壮实则无意义的研究,那么,未来也是可以预见的。

没有永远的“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法史学者也不应偏安于暂时的温馨而止步不前,否则到日落西山那天,一旦“就此别过”,可能真的就是“后会无期”了。

(责任编辑:张鹏)

注释:

[1]王立民:“中国唐律研究三十年”,《法学研究》2014年第5期。其另一篇论文也主要围绕与唐律与近代刑法法条解释的比较展开,见王立民:“中国古代的律文解释与近代的刑法法条解释之比较——以《唐律疏议》与《中华民国新刑法判解汇编》为例”,《现代法学》2014年第5期。此外,作者还有一篇涉及近代化主题的文章在此年度发表,见王立民:“论上海法制近代化中的区域治理”,《法学》2014年第1期。

[2] [法]杰罗姆•布尔贡著李滨译:“中国古代废除死刑论的得与失”,《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6期。

[3]张田田:“《唐律疏议》中的‘及’字例析—传统中国的立法技术一瞥”,《法学家》2014年第5期。

[4]姜涛:“唐律中的量刑制度及其历史贡献”,《法学家》2014年第3期。

[5]谢红星:“唐代的请托及其法律治理困境”,《法学家》2014年第6期。

[6]尹成波:“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及整合—唐代‘别籍异财法’研究”,《法学家》2014年第2期。

[7]张伯元:“《岳麓简(三)》的内容及法律史价值”,《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8]陈松长:“《岳麓简(三)》‘癸、琐相移谋够案’相关问题琐议”,《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9]邬勖:“《岳麓简(三)》‘癸、琐相移谋够案’中的法律适用”,《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10][日]水间大辅:“《岳麓简(三)》所见的共犯处罚”,《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11]钟盛:“汉代下行文书‘教’的法效力分析”,《法学评论》2014年第3期。

[12]陈景良:“唐宋州县治理的本土经验:从宋代司法职业化的趋向说起”,《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1期。

[13]苏亦工:“因革与依违—清初法制上的满汉分歧一瞥”,《清华法学》2014年第1期。

[14]王志林:“中国传统法律解释的技术与意蕴—以清代典型的注释律学文本为视域”《法学家》2014年第3期。

[15]刘盈皎:“清代生员告呈资格新探”,《政法论坛》2014年第2期。

[16]俞江陈云朝:“论清代合同的类型—基于徽州合同文书的实证分析”,《法学》2014年第6期。

[17]杜正贞王云婷:“民国的招赘婚书与招赘诉讼—以龙泉司法档案为中心的研究”,《政法论坛》2014年第3期。

[18]李富鹏:“共识与争议—天坛宪草之孔教入宪的发生机制与规范结构”,《中外法学》2014年第4期。

[19]张勤:“法律精英、法律移植和本土化:以民国初期的修订法律馆为例”,《法学家》2014年第4期。

[20]胡祥雨:“清代家长奸下人有夫之妇例考论—满汉法律融合的一个例证”,《法学家》2014年第3期。

[21]李栋:“鸦片战争前后英美法知识在中国的输入与影响”,《政法论坛》2014年第1期。

[22]刘鄂:“依违于礼教与宗教之间—《钦定大清刑律》‘发掘坟墓罪’研究”,《清华法学》2014年第6期。

[23]徐祖澜:“清末民初国家权力与绅权关系的历史嬗变—以乡村自治为背景的考察”,《中外法学》2014年第3期。

[24]赵小波:“从‘边角料’到‘救国良方’—‘宪法’诞生及其实用主义倾向”,《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1期。

[25]杨小敏:“晚清司法权概念考—以宪法学为视角”,《政法论坛》2014年第5期。

[26]陈胜强:“政治决断掩盖了权力决断—民元以来立宪的文化分析”,《法学评论》2014年第4期。

[27]范忠信:“起源时期中国法制和秩序的基本旨趣与特征”,《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6期。

[28]张中秋:“传统中国国家观新探—兼及对当代中国政治法律的意义”,《法学》2014年第5期。在其另一篇论文中他还以法文化的视角对传统中国法进行重新审视,认为传统中国法的精神是道德人文,见张中秋:“传统中国法的精神极其哲学”,《中国法学》2014年第2期。

[29]马小红:“中华法系中‘礼’‘律’关系之辩证—质疑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某些定论”,《法学研究》2014年第1期。

[30]范忠信:“律令关系、礼刑关系与律令制法律体系演进”,《法律科学》2014年第4期。

[31]武树臣:“寻找最初的‘仁’—对先秦‘仁’观念形成过程的文化考察”,《中外法学》2014年第1期。

[32]陈新宇:“帝制中国的法源与适用论纲—以比(附)为中心的展开”,《中外法学》2014年第3期。

[33]邵方:“中国古代一统与自治相结合的民族秩序浅析”,《政法论坛》2014年第3期。

[34]孙旭:“明代白话小说的法律文献价值—以对请托罪法的反映为例”,《政法论坛》2014年第4期。

[35]陈欣:“司法冤案与儒家礼法—以《窦娥冤》为例”,《中外法学》2014年第5期。

[36]方潇:“遭遇替身:代人受刑现象的历史分析论”,《法学家》2014年第3期。

[37]方潇:“现代性抑或中国性—历法在明末以来的法律命运”,《中外法学》2014年第5期。

[38]方潇:“革命与承袭:中国传统历法的近代转型”,《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39]陈景良吴欢:“清明时节说包公:包公司法之神形象的形成动因与观念基础”,《法学评论》2014年第3期。

[40]陈义和:“佛教观念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影响”,《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4期。

[41]张先昌魏辰:“中国传统社会对执法公信力的追求”,《法学》2014年第4期。

[42]郑智:“刑讯与五听:情实背后的身体思维模式”,《法律科学》2014年第3期。

[43]何永军:“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商兑”,《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2期。

[44]张薇薇:“尼采的‘大地’与中国的天命观:法则展开之源叙事”,《政法论坛》2014年第6期。

[45]马腾马作武:“墨家平等思想探析”,《法学评论》2014年第3期。

[46]李平:“论墨子与先秦法学兴起”,《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2期。

[47]程燎原:“梁启超的‘政体思维’是怎样被误解的—评王绍光的《政体与政道:中西政治分析的异同》”《政法论坛》2014年第2期。

[48]喻中:“民国初年的司法独立—司法总长梁启超的理论与实践”,《清华法学》2014年第6期。

[49]许章润:“法学历史主义论纲:命题、理论与抱负,《中外法学》2014年第5期。

[50]汪雄涛:“迈向生活的法律史”,《中外法学》第2期。

[51]徐忠明:“内结与外结:清代司法场域的权力游戏”,《政法论坛》2014年第1期。

[52]徐忠明:“台前与幕后—一起清代命案的真相”,《法学家》2013年第1期。

[53]徐忠明:“晚清河南王树汶案的黑幕与平反”,《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2期。

[54]汪雄涛:“清代司法的中层影像:一个官员的知府与臬司”,《政法论坛》2014年第6期。

[55]王志强:“清代刑事司法事实判定中的程序规则—比较视角下的功能分析”,《中外法学》2014年第3期。

[56]田飞龙:“英国议会主权的思想史演变”,《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3期。

[57]何永红:“政治宪法论的英国渊源及其误读”,《清华法学》2014年第3期。

[58]刘晗:“美国宪法民族志初论:宪制文化及其意义结构”,《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6期。

[59]田雷:“第二代宪法问题—如何讲述美国早期宪政史”,《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6期。

[60]白龙:“走出《独立宣言》—1787年美国宪法与美利坚共和国的构建”,《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6期。

[61]王丹丹:“目光投向失败者—读斯托林《反联邦党人赞成什么》”,《政法论坛》2014年第2期。

[62]徐国栋:“罗马公共卫生法初探”,《清华法学》2014年第1期。

[63]徐国栋:“罗马法中的信用委任及其在现代法中的继受—兼论罗马法中的信用证问题”,《法学家》2014年第5期。

[64]徐国栋:“罗马破产法研究”,《现代法学》2014年第1期。

[65]何勤华:“宗教法本质考”,《法学》第11期。

[66]何勤华:“宗教法变迁考”,《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年第6期。

[67]魏琼:“法律教育的起源:兼议对当下中国法律教育改革的启示”,《中国法学》2014年第2期。

[68]许小亮:“从欧洲普通法到共同法—中世纪法律史的另一种叙事”,《法学》2014年第5期。

[69]孟广林:“‘王在法下’的浪漫想象:中世纪英国‘法治传统’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

[70]柴荣:“中西历史情境中‘民法’之共同核心研究—以功能性比较为路径”,《法学家》2014年第2期。

[71]夏新华:“从‘非洲法系’到‘非洲混合法系’—再论非洲法研究中的法系问题”,《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6期。

[72]章彦英:“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比较法:历史、困境与前路”,《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5期。

[73] [德]托马斯•杜福著李明倩译:“欧洲法律史—全球化的视野”,《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74]龙庆兰:“公司还是宗祠:比较法背后的故事—读《公司与宗祠制度的概念化》”,《政法论坛》第2期。

[75]汪雄涛:“迈向生活的法律史”,《中外法学》2014年第2期。

[76]王志强:“中国法律史学研究取向的回顾与前瞻”,《中西法律传统》第二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页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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