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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理论,中国的情怀
 ——读《中国的近代性》与《法的中国性》
贾朋举

【作者简介】贾朋举: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4级法律硕士,郑州大学2009级法学学士,文学学士;研究方向:法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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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人博老师是一位令人十分尊敬的宪法学者。深厚渊博的学识,严谨而不失优雅的妙语连珠,对语言文字娴熟的驾驭能力,对学术和国家持久而坚定的热忱,都令后学晚辈深感钦服。王老师一直在为如何实现民主宪制与国家富强稳定的双向互动共赢而苦苦提灯夜寻。对历史的深切体察,对现实的真诚关怀,加上王老师低调沉潜的性格,都注定了他是一个专业而纯粹的理论的阅读者和思想者,而不太会是一个改革的规划者或政策的建议者,更很难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活动家。但这并不构成没有什么妨碍,社会本来就需要分工。各尽所能,各司其职的社会本来就是国家兴盛的条件也是法律学人长久以来的期待。

之所以选择这两本书,在于它们比较集中的体现了王老师宪法学的主要观点和书写上的王氏风格。

一、宪制与富强的双重期待

《中国的近代性》一书系统梳理了1840年以来先进的中国人面对危难的时局而提出的解决方案,从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到提出“君民共主”的王韬、郑观应再到主张“君主立宪”的康梁、严复继而到倡导“共和革命”的中山先生再到推动“新文化”的陈独秀、胡适。通过历时性的分析王老师发现,这些先进的中国人提出的方案虽然千差万别,但都是以谋求国家的独立与富强为终极目的的。无论是学习西方的工商技术还是社会制度抑或是文化思想,它们都被当成了实现国家富强的手段,甚至学习西方的民权、自由、议会、宪制、法治、科学等等都是因为人们把这些内容和国家富强的实现勾连在了一起,而被国人所接纳的。甚至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所有的西方理论、制度、器物都必须放在“国家富强”的场域才具有讨论和引进的必要。长期生活在和平强盛时期的人们或许很难体会一个历史悠久的泱泱大国所积累起来的文化心理上的豪迈尊贵气概,曾经的“中华上邦”突然被一帮实力强大的“西洋人”鲸吞蚕食、瓜分豆剖、任意欺凌而产生的羞耻和焦灼情绪,特别是被自己长期轻视的“蕞尔小国”日本所打败而产生的震惊、不安、紧张和愤怒,这更是今天的国人难以想象的。“鸦片战争”的惨败,引发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构想学习西方以图国家振兴。1860—1894年的“洋务运动”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理论的落实,这场大兴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运动更是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甲午战争”的羞耻、愤怒情绪引燃了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戊戌变法”运动,以期仿效日本尽快建成君主立宪,迅速实现富国强兵。1905年在中国东北发生的“日俄战争”以日本战胜而结束,这场战争被国人定性为了“立宪战胜专制”的胜利。此后无论清廷高官还是地方绅士、知识分子吁请“速开国会”“定宪法”的活动再次高涨,清廷也认为行君主立宪可以达到“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的目的而宣布“仿行立宪”,颁布了《清廷宪法大纲》。而中山先生则认为正是清廷的腐败、颟顸、无能、专横才使中国遭遇到了许多无法容忍的耻辱,清廷必须对此承担完全的责任,满清已经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了,必须推翻。终生以“振兴中华”为己任的中山先生不断推动着“共和革命”,并且寄予民权革命与民族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似乎只要将腐朽的清廷“一枪撂倒”,共和且强大的国家就会到来。辛亥革命后时局的混乱、军阀的混战,使陈独秀、胡适等人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以图改造国民的文化心理而为强盛国家的建立培育具有民主、科学精神,具有独立人格和健全理智的现代国民。此时儒家被认为对中国的失败、落后、贫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需要在文化上被“整肃”。一帮热情的爱国者为了寻求国家的强盛不惜对自己的文化挥泪告别并猛烈开火。五四新文化运动显得有些过激的“打倒孔家店”的“彻底反传统”思潮也只有放在“救民族于危亡之际”紧急关头才能解释的十分合理。

无论是王韬、郑观应提出的“君民共主”还是康梁、严复的“君主立宪”抑或是中山先生的“共和宪制”,还是陈独秀、胡适先生对民主宪制的推崇和实践,都因为它们与国家富强有勾连,都被当成了实现富强的手段。王老师认为“中国近代宪制思潮中所关涉的实质性问题就是宪制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关系”[1]。在面对国家复兴和救亡图存的危难时刻,“先进的中国人相信了这种强大与其宪制之间有着必然联系”[2]。由此在近代中国的宪制思潮中就形成了“宪制—富强”这一范式。而“西方的宪制是基于西方的文化传统所内生的一种现象,是西方社会、文化自然演进的结果”[3]。宪制本身具有独立的价值,在西方它并“不是预期而设用来解决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一种工具”[4]。同时,“在很多情况下宪制与富强是有冲突的”[5],“宪制与国家的强弱、国民的贫富没有直接关系”[6]。宪制也许是西方富强的原因之一,但可能并不具有必然性联系。在西方,宪制设计出来主要是为了防范专断权力以保护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它并不是为了国家富强而创设。实现国家富强的方式有很多并非一定要通过宪制,建立宪制的直接目的也不是为了国家的富强但它可能通过良好的制度装置最大限度的实现个人的自由并在客观效果上实现国家的富强,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通过非宪制方式也可以建成强大的国家。这样的结论和表述也许会令人沮丧,但这是事实。理论研究的目的就是去发现真实的状况是什么,了解了真实的状况才可能对目标的达成具有持久的动力,这或许比单纯的热情洋溢的理论“蛊惑”更具价值。通过非宪制方式固然可以实现国家的强盛,但鉴于前面的分析,宪制无疑是国家强盛后更重要的价值追求。重要的是如何求得国家强盛与宪制下个人自由的两全。今天的宪法学人有责任也应当有能力探究出强盛与宪制目标有效互动的两全其美的方案。在此之前,了解和梳理前辈学人的思考自然是十分重要。

二、西方理论与本土实践的对接

《法的中国性》一书梳理了近代先进中国人如何将西方的宪制、议会、民权等概念以及“为什么要学习西方”和“学习西方如何可能”等问题在借助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情况下进行了可能有意“歪曲”的但尽可能有效的对接和解释。“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始终是近世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主旋律,一切问题都必须受它规约”[7]。既然近代的宪制研究和实践被当成了“救亡图存”和“富国强兵”的手段,令人好奇的是近代先进中国人是如何将宪制、民主等概念与富强联系在一起的又是如何进行捆绑的。对这一问题的探究意义将十分重大,因为鉴于理论研究和历史发展的路径依赖,分析前辈学人的心路历程对更好的认识发生过的历史同时也对当下及今后的研究和实践大有裨益。“中国人有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也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和吸纳别人的东西,但倾听和吸纳的方式又是自己的;他们可以接受西方,但强加的不行”[8]。正如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其本土后形成了中国的“禅宗”,麦当劳、肯德基加盟中国后也会在薯条、炸鸡的传统业务外也卖豆浆、油条。“西方传教士特别爱抱怨中国人迷信,但他们没有能力区分:‘迷信’是中国老百姓的日常信仰还是喜欢那些多少带有些想入非非的故事?实际上,中国人既对狐狸成精的故事津津乐道,也对有狐狸皮毛的衣服乐此不疲”[9]。对西方理论首先在西方世界的语境下做出西方式的理解然后再在中国的语境下做中国式解释,这显然符合对待异质文化的一般性心理。“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是中国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可以赞同西方的某个理论,但赞同的理由确是中国的”[10]。

战争的失败而导致的丧权辱国的羞怒情绪,自然使得关心国事的人们去分析中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军事力量的对比,两军对垒时外国以西洋火炮为代表的先进军事装备、强大的火力和精准的打击能力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魏源会率先发出“向西方学习”的号召。而另一些精通西洋事务的王韬、郑观应则认为西洋的强盛在于其优良的议会、宪制和民主制度,并分析了西洋“君民共主”制度的优势。家国大事不诉诸独断而有君民共议,群策群力、集思广益,自然可以得到更加稳妥合理的方案。将处于奴隶状态的臣民变为国家有独立地位的国民,国家的安危不再是君主一人的事情而由亿万国民共同负责,这样将君主与国人紧密联系起来最大限度的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与向心力,自然指日即可国富兵强。而欲使蒙昧的臣民成为可以对国家负起责任的国民,则不可不“开民智”、“兴民德”、“与民利”,这些概念被打包装进了中国式的“民权”概念之中。民权是一个并不完全等同于民主的词汇,而是由西方的民主概念与中国语境下的“民本”概念汇合而成。这种特别的概念构成充分体现了国人对外来词汇的独特接纳方式。“中国无论怎样挪用西方,自始至终都有一个中国立场的存在,既包括对西方价值的取舍,也包括对自己古老智慧的化用”[11]。“民权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扣结,它紧系着政治的振兴、国家的强盛”[12]。民权在谋求国家富强的大背景下也成了一个被利用的概念,先进中国人认为需要通过兴民权而让亿万国人为国家富强卖命。而议院则是“由民权通向国家强盛路途中的接引者,同时也是民权落实的最佳场域”[13],欲兴民权则必须开议院,让国民表达意愿并拥有相应的决策权力。“甲午战争”后随着国事的日益倾颓,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开启的“戊戌变法”运动,更是让“兴民权”“开国会”成为了最大的呼声。1901—1911,“清末新政”也一定程度落实了“兴民权”“开国会”的要求。中山先生更是以“共和革命”相号召,自然对“兴民权”“开国会”倍加推崇。他们的共同逻辑是西方是先进的、强大的,而中国是落后的、衰弱的,中国需要学习西方,刚开始学习浅显的器物因“甲午战争”的失败被证明是不够的,继而要深入学习西方的社会制度。而经过中西方的对比,他们发现西方的议会和民主制度非常抢眼,它们是中国所不具备的。因此中国需要引入西方的制度以实现国家的复兴。他们认为国家的强盛在于众人共议和团结协作,而议院是绝妙的场所,欲开议院则不能不有具备一定文化程度和相当政治参与能力与参与热情的国民,而中国有大量的臣民而无国民,故不得不“开民智”,“养民德”,以培养现代的国民。这样的逻辑是很清晰的,“富强—议院—民权—民智”。中国近代宪制思潮基本上延续了这样的逻辑,关于宪制的所有争议在这里都已经出现了。第一个问题。“开民智”则意味着中国人的“国民资格”似乎存在着问题,似乎中国还不具备宪制的条件,他们仍然需要“被启蒙”为了国家的富强。第二个问题。民众经过“被启蒙”继而“开国会”“兴民权”竟然是为了国家的富强,依据前文的分析宪制和国家富强并没有直接的关联,西方“开国会”最初是各个社会阶层争夺利益而并非为了国家的富强而开设。王老师也认为议院“未必能成为民权与国家强盛目标之间联系的桥梁”[14]。西方“兴民权”的理论基础是个人主义,是为了捍卫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也非为了国家的富强。这样中国的“民权”言说者就会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将宪制坚持到底,坚决捍卫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则有违国家富强的最高追求,而要实现国家的富强则需要借助民权、议院、宪制。近代先进中国人的底色已经十分清楚表明他们首先是国家主义者,其次才是宪制主义者。这样就不难理解梁启超先生为什么会在经历“戊戌政变”、流亡日本的惨痛经历后因现实环境的刺激让他产生了中国需要的是“开明专制”以便迅速建立安定有序的秩序。提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思想的严复面对中国混乱的局势也会参与“帝制复辟”。衷心共和的中山先生在历次运动失败后也会提出“训政”建国思想。五四与新文化运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人们喜欢将其连在一起使用,可能也导源于五四的爱国图存的性质揭示了新文化运动的底色。

为了国家强盛的需要,从王韬、郑观应到康梁、严复到中山先生再到陈独秀、胡适,民众对于国家富强的作用不断被重新评估并不断被看重和提升。无论借助传统的“民心向背”理论,还是现代的民主宪制理论,民众都被寄予了厚望。从传统的“民本主义”过渡到近代的民权主义,再到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平民主义、唯民主义。“既然君主已经被证明像个酗酒的船长,无法指挥驾驭国家这艘航船,那就应该让人民来试试。人民犹如水,既能载浮船只安全航行,也能一个浪头打翻正在航行的船只”[15]。也由于近代君主(清廷的腐败、立宪的虚伪)、官僚阶层(洋务的失败、立宪的投机)、知识阶层(热情有余、力量不足)、军人阶层(军阀混战、争权夺利)一次次不能将国家牵引到正确的轨道,而令人倍感失望。此时,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看到了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底层劳动阶级,他们被认为蕴藏着改变国家命运,实现国家富强的能量。一场新的运动正在酝酿并不断升温。至此,该结束的已经结束了,不该结束的永远不会结束。

理论的深入探究常常会让人感到苦恼,如果意图将逻辑化的理论对非逻辑甚至反逻辑的现实进行强行关照更是在自寻烦恼。富强无疑是近代中国及至现代中国的追求目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将国家富强视为了第一项价值追求。人类本身具有多元化的价值理想,同时国家富强也并不具备一个明确的标准,国家富强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是否永远将国家富强视为最优甚至唯一的价值而轻视甚至损害其他价值。自然,没有人可以保证中国实现宪制后可以实现富强稳定,也没有人可以保证宪制与富强一定会双向共赢。作为“无用”而热忱的阅读者和思考者,自然希望国家的繁荣昌盛,当然也希望每一个公民建基于独立、自由、高贵、理性、科学的主体性人格的发展和完善。

注释:

[1]王人博:《中国的近代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94页。

[2]同上,第294页。这种表述贯穿于全书,类似表述在书中多次出现,也可参见第2页、第34页、57页、73页、90页、209页等等。

[3]同上,第286页。

[4]同上,第286页。

[5]同上,第296页。

[6]同上,第296页。

[7]同上,第229页。

[8]王人博:《法的中国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序言,第2页。

[9]同上,第3页。

[10]王人博:《中国的近代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6页。

[11]同上,第243页。

[12]同上,第30页。

[13]同上,第31页。

[14]同上,第33页。

[15]同上,第69页。

参考文献:

[1]王人博:《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2]王人博:《中国近代的宪政思潮》,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3]王人博:《宪政的中国之道》,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王人博;《法的中国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5]王人博:《中国的近代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6]王人博程燎原:《法治论》(增订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7]程燎原王人博:《权利论》(增订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8][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 刘昶 译,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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