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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志于道,乐山乐水
 ——庆祝王家福老师八十大寿
2000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书。那时研究生院地狭人稀,城市的忙碌、拥挤和浮躁遗忘了这个地方。北边农村的小路上,偶有面有菜色的同学,孤独如康德般散步。在这样的生活环境,学生往来自然频繁一些,民商法学的博士生们尤其如此。博士三年,同学间往来最深刻的印象之一,是我们都称华侨大学来的杨峰为“师叔”。每次听到师兄弟尊称其师叔,他都憨厚地一笑,坦然受之;但当我们在梁慧星老师和孙宪忠老师面前如此称呼时,他就忙不迭地推脱,好似我们强要认他做师叔。

杨峰之为师叔,是因为他是王家福老师的学生;我们则是梁慧星老师和孙宪忠老师的学生——而王老师又是梁老师和孙老师的老师。我不知道现在的博士生是否会这样称呼,也不知道杨教授现在是否还记得,在我,这确实是一个温暖的记忆。

这个简单的称呼,体现的却是法学所民法室的学术传承关系。在这个序列中,王老师无疑是开山祖师之一。

我第一次知道王老师,是通过《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在川大读本科时,班里喜欢民法学的同学,案头几乎都放着这本书——那时买这本书得花两个月的助学金。2009年夏天,我在撰写陈甦老师主持的“新中国法学六十年”课题的民法学部分时,再次翻看这本书,感慨系之,其体系之博大、论证之充分、引证之翔实,不成为一本洛阳纸贵的书确实很难。

第一次见到王老师,是在法学所新生开学典礼上。那时王老师年事已高,他说过什么,现在已经完全不记得了,只觉得老先生从容闲适,慈眉善目,颇有长者之风。

真正理解王老师和法学所的民法学传统,是1999年,尤其是博士毕业留在法学所工作后。

2009年,王老师荣膺中央电视台“十大法治人物”奖。获奖词如此评价他:“他用50年时间做了两件事: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构想;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样一个国家治理的基本模式。法学泰斗王家福,以法兴邦,推动中国法治理念进步;桃李天下,奠基法治中国稳健前行。”这一评价确实精当,但多少忽视了一点,那就是王老师不仅仅提出了“构想”,更始终践行法治之道。

1949年后中国的法制(法治)发达史,留下了王老师浓墨重彩的痕迹。

1949年2月,中共中央明令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后,旧法统随之烟消云散,社会主义土壤要诞生新法统,必然要寻求新的种子。今天我们可以想象,王老师这一代留苏学子是怀揣怎样让“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梦想,在异国他乡艰苦的学习环境中燃烧青春岁月的。

然而,1949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法治理想并没有太多存活空间。法治事业的任何一个进步,哪怕是常识的回归,都颇具悲壮感。今天再看《法学界右派谬论集》,难免让人觉得“人间正道是沧桑”!在那种政治环境,王老师这代法学家的任何点滴努力,都可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在1978年以前,王老师组织民法室的先贤翻译了很多前苏联民法作品。这些作品今天虽然已经被束之高阁,但在当时,却使民法学在意识形态的高压中获得了承认,也让鹑衣百结、千疮百孔的民法学有了光亮。

如何让法治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驯服不受约束的权力,让个体活得更有人的感觉和尊严,是王老师始终关注的问题。早在中国社会开始回春之际,1979年9月,他参与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就使用了“法治”的概念;1995年,他提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1996年2月,他第一次进中南海宣讲“依法治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1996年他参加十五大报告起草,提出将“法制国家”改为“法治国家”,“依法治国”第一次在党的历史上被确定为治国基本方略;1999年修改宪法时,他又推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使之成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宪法原则和制度。

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突破国家管制的重围,为私人自治获取更多的空间,是王老师关注的另一大问题。我在写作“中国民法学60年”一文时,感概最深的是我们竟然有一段“为民法生存而斗争”的历史!1979年8月7-8日,法学所邀请北京法律院系的学者召开了著名的“民法与经济法问题学术座谈会”,长达7年之久的民法学与经济法学大论战的序幕就此拉开。王老师始终坚持民法为私法,反对将民法说成是公法的流行观点,认为严格划分公法和私法,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和保障民事权利有其重大意义。在该次会议上,王老师做了题为《一定要制定民法》的发言,将民法定位于调整与所有制和商品交换紧密相连的经济关系的财产法,调整方法以平等、有偿、等价为原则。王老师主编的一系列著作,如《经济建设中的法律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合同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经济法》(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法律制度研究》(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等,也都体现了他这种一以贯之的思想。

来法学所10年,我才真正理解到王老师等先贤创立的法学所的一个优良传统,那就是如何处理“道”与“势”的关系。或许从有知识分子这个职业开始,中国的“士”就面临这样的一个难题。孟子说:“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然而,“道尊于势”往往是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而已。1949年后,中国知识分子多蹇多舛的命运也印证了这个理想在现实中是多么脆弱和不堪一击。在处理“道”与“势”的关系时,法学所是通过与权力进行最有效的沟通,让“势”最终认识到“道”所坚守的价值、主张的合理性,在此理性平台上,促使“势”尽可能深入、快捷地推动中国推进民主、法治、宪政建设。以1980年代沸沸扬扬的国有企业财产权问题为例。王老师认为,应采用双重所有权形式处理国营企业的财产关系,使企业享有法人所有权,但企业法人所有权具有相对性,并不排斥国家对国营企业财产的所有权。现在任何一个法科学生从理论推演出发,都会认为这种观点在法理上是不成立的,然而这根本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为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解决问题的一种理论上不得已而为之的变通。单纯的理论推演并不需要智慧,而这样的变通则需要理论胆识与策略。

我到法学所后,王老师年事已高,我和他交往并不多。印象特别深刻的一次,是在《物权法》起草时,我拜望他家。他专门提到,希望年轻人能够写一些介绍什么是物权的通俗文章,能够让大众明白什么是物权,为什么需要物权法。很遗憾,我最终也没有写出这样的文章。

愚钝如我,直到现在才逐渐体会到“道统”与“政统”关系的复杂,也才体会到我们这代学人与前辈学者的差异。 伯林在其著名的小品文《刺猬与狐狸》中,把人分为刺猬和狐狸两种。狐狸知道很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这或许就是前辈和我们的区别。从学术风格上看,王老师那一代人因为特定的社会环境,大多数是“问题中人”,而不是纯粹的“学术中人”。因为需要在特定的政治高压中为学科发展和自尊、为国家与社会的命运斗争,发展细密学问的机会不多;年轻的学术人凭借相对良好和完整的专业训练、大量的域外材料,对德国法、英美法、日本法等的研究已经达到“乱花迷眼”的程度。这种知识积累大多是依靠书本来完成的,只是各人依据的域外材料有所不同。知识的细密固然重要,但若因专业化或世俗化而忽视了我们社会的疼痛,则多少缺乏了知识分子之所以为知识分子的社会关切。

无论是中国的“士”,还是近代德国和法国的知识分子,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关切都是一致的。余英时就说:“一个知识从业人员不必然是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他的兴趣始终不出乎职业范围以外的话。”(《历史与思想》序言)在法学所建所五十周年大庆典上,王老师在发言中说:“法学所一贯倡导发扬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自觉承担历史使命的优良传统。始终心系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关切民众的疾苦和现实的需求。正直真诚,将推进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增进人民福祉、报效祖国作为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和终极使命。”这未尝不是他本人的夫子之道。王老师对中国法治事业的贡献,应了孔子的一句话,“士志于道”。在风雨如晦,万马齐喑的年代,他和其他先贤“鸡鸣不已”;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又为推动法治“孔席不暖,墨突不黔”。他们无论穷达,对法治事业的眷顾都没有任何改变,可谓“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这或许就是法学所的民法学传统,这样的传统一直弦歌不辍,它隐隐闪耀于在陈汉章老师对《古拉格群岛》的翻译,谢怀拭老师的“右派言论”中,在梁慧星老师深情回忆“沙滩北街15号”的文章中,在孙宪忠老师的“尊重财产进取心”的宏文中……

在每年的新生开学典礼和各种大型会议的开幕式中,几乎都能看到王老师的身影。在耄耋之年,他还在为这个他深爱的单位和法治事业奔走。

子曰:“知者乐,仁者寿”。在王老师80大寿之际,衷心祝愿王老师和师母健康长寿!

谢鸿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