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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学术研讨会综述
6月26日,由北京市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主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三楼会议室召开。来自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办公室、北京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北京市法学会、北京市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及科研院校的六十余名专家参加了研讨。 会议由北京市立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助理莫纪宏研究员主持。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办副主任王德林、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理研究室主任胡水君、北京市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翟国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刑法研究室主任刘仁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法研究室主任常纪文分别做了精彩的报告。

王德林副主任在题为“北京市人大地方性法规制定情况的总结及说明”的报告中总结了北京三十年地方立法的经验。他报告中用比较翔实的数据说明了北京市人大在过去三十年中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情况。王德林副主任指出,北京市人大是在1979年12月成立人大常委会的。三十几年来,市人大在市委的指导下,根据北京市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特点,先后制定了303部地方性法规,目前仍然生效的有137部。北京市地方性法规的内涵体现了地方和北京市的特色。以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为例,北京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先后制定了18部针对奥运会的地方性法规,这些地方性法规比较好保障了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行。为了加强地方性法规立法的规范性,北京市人大曾经颁布了制定地方性法规的11项基本要求,正是基于上述各项立法要求,北京市地方性法规的立法步伐走上快速和健康发展的轨道。三十几年来,北京市人大还注重不断对地方性法规进废、改、立工作,先后对地方性法规进行了6次大规模的清理。通过法规清理,废止了一批已经过时的地方性法规,制定了一批新的地方性法规,健全和完善了地方性法规的立法结构和体系。王德林副主任在总结北京市人大既往制定地方性法规的经验上,以此为基础介绍和分析了未来北京地方立法面临的新形式。他指出奥运会后北京地方立法面临着一个“四新”的形势:一是新的任务,即北京的地方立法如何体现和实现“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世界城市”的需要是一个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二是新的要求,就是指北京的地方立法要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加强社会领域的立法,兼顾各方面的利益、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等新的时代要求作为今后立法的一个重点;三是新的课题,即如何在如期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体现地方立法的特色;四是新的期待,即当今人民群众民主法治意识越来越增强,他们对立法水平和立法工作质量有了更高的期待,这种期待使立法工作者感到责任重大。最后,王德林副主任表示,在确立北京地方立法工作格局,加强立法工作机制,改进工作方法,完善工作制度等方面,目前的理论研究支撑还不够,有很多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的领域。诸如,在工作格局上,一是加强市委对地方立法工作的领导,二是加强市人大常委会在地方立法中的主导作用。在工作机制上,如何逐步建立和完善一个长效机制尚需理论方面的研究;在工作方法上,如何有效地反映民意,采纳民意,加强科技立法和民主立法,如何通过立法为北京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等有待深入地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理研究室主任胡水君研究员报告的题为“浅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现的形成”。他在报告中从历史意义、当代特点和未来发展三个方面谈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个人认识。首先,就历史意义而言,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立法成就应从民族国家建设的高度来认识。因为,法律体系与国家之间具有一致性,构建法律体系是建设民族国家这一政治努力的外在表现,由此可以说,30年的立法进程,其实是使社会经济政治生活法治化和国家化的一个过程。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这样一个历史过程有着双重的历史作用:一方面,法律体系在改革进程中,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起到了很强的推动和变革作用;另一方面,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过程表现出一个很明显的地方经验和时代特点。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时代特点和目前处境可以概括为四点。一是,立法与司法。在我国只有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才有可能成为立法的主体,而司法机关虽然可以做出司法解释,但是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中都不可能成为法律体系的形成主体,这种强规定式的立法模式,使得我国法律实践中逻辑的成分明显地要重于经验的成分。二是,国家与社会。由于我国采取强规定式的立法模式,改革开放30年间社会共同体成员通过活动而自发形成规则非常不充分,导致法律规则与社会的实际需要之间存在某种不一致,甚至是脱节,与此对应,法律为适应实践的发展亦被频繁而快速地修改。三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