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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债务转让与侵占罪界定探析
《人民检察》在1997年第3期上组织了一起案例讨论,案情大致如下:被告人王某原系某冶炼厂(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在代表本厂向李某发送价值3万余元的货物后,私自与李某约定,用该批货物抵偿王某个人欠李某的债务。同时,王某出具了一张该3万余元货款由第三人甲企业负责偿还的“证明条”交本厂财会科入帐。后查实,虽然甲企业与王某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王某打证明条事先未取得甲企业同意,事后也未经其追认。冶炼厂在长期不见货款到位的情况下,按证明条向甲企业追索,被甲企业以与冶炼厂不存在经济关系为由拒绝。冶炼厂只得向李某索要货款。李某称:他已经和王某谈好用此货款冲抵王某欠他的私人债务,他个人没有错,货款只能向王某去要,与他本人没有关系。
    
    对本案王某的行为应当如何定性,《人民检察》自第5期以来已相继发表了多篇讨论意见。归纳起来,大致有下述5种不同主张:一说王某构成侵占罪;二说侵占罪未遂;三说王某的行为成立贪污罪(挪用公款不退还);四说王某的行为应定性为诈骗罪;五说王某的行为属无效民事行为,不构成犯罪。这当中,以赞成对王某的行为直接定性为侵占罪者相对较多。上述学者同仁们的意见,各从不同角度对王某的行为作了定性分析,对笔者颇有启发。鉴于本案本由民事行为引起,因而下面拟从民事到刑事角度,谈谈个人对本案的定性意见:
    
    (一)对本案行为性质的民事分析。首先,为要分析说明本案,有必要对民事行为的基本概念及其分类有一概括说明。民法上的民事行为分为民事法律行为与欠缺生效要件的民事行为。对欠缺生效要件的民事行为,“民法基于立法政策考虑,依所欠生效要件的性质而区别对待。其所欠缺的要件属于有关社会公益的,则使之当然无效;如仅关系当事人之间利益的,则使之可撤销;如仅属于程序上的欠缺,则使之效力未定,使有补正之余地” [1] 此即通常人们所说的无效民事行为、可撤销民事行为和效力未定的民事行为。效力未定的民事行为又包括:(1) 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行为;(2) 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的民事行为;(3) 无代理权人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行为。此类民事行为所以被称之为效力未定,是因为其既存在转变为无效的民事行为的可能性,也存在转变为完全有效民事行为的可能性。[2] 例如就一般意义看,对无权代理行为,即可因被代理人的追认而转变成完全有效的民事行为。
    
    结合本案情况看,本案冶炼厂、王某、李某三方当事人中,冶炼厂与李某属于购销合同关系的双方当事人:冶炼厂为合同售卖人;李某为买受人;王某在法律身份上属于本厂的委托代理人。即受冶炼厂委托代该厂办理发送货物给李某、并从李某处收回货款的民事法律行为的代理人。作为委托代理人,王某只能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又称本人,我们以下使用本厂)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冶炼厂对代理人王某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从本案案情可见,王某已经代本厂实施了将特定物权——货物所有权转移给该厂货物的买受人——李某这一法律行为。根据民事法律的基本规定,此种情况下,冶炼厂方面不再享有该批货物的所有权,而仅仅享有因其所有权的处分引起的债权。而王某作为本厂的代理人,本当接续实施第二个行为:代本厂行使其债权请求权——即要求该厂的债务人李某清偿货款。但王某没有这样作。王与李二人出于利己的动机考虑,私自约定,用该批货物抵偿王某个人所欠李某的债务。与此同时,王某又出具了一张该3万余元货款由第三人即甲企业负责偿还的证明条交本厂财会科入帐。王某此种行为,从代理角度看显然属于我国《民法通则》第66条第一款所规定的超越代理权的无权代理行为。而且,王某与李某这种恶意串通行为,在性质上还属于《民法通则》第66条第三款所规定的“代理人和第三人串通,损害被代理人利益的”不法行为。因而,虽然就一般意义看,无权代理行为属于因程序要件的欠缺而致效力未定的民事行为、且其行为效力本来可依被代理人的追认而产生。然而,就本案而言,由于王、李二人的行为又符合我国《民法通则》第58条第(四) 项所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危及“社会公益”的行为,且本案被代理人——冶炼厂方面又并没有对其无权代理行为予以完全彻底的“追认”,因而对于本案王某的滥用代理权与第三人串通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原则上应当定性为无效民事行为。
    
    然而,值得强调的是,王某的行为从代理角度讲,虽然属于滥用代理权的不法行为,但滥用代理权的行为人,往往同时与其民事法律关系的相对人缔结另一民事行为并有其特定的权利义务内容。本案行为人王某即与其相对人李某缔结了另一民事行为;而该另一民事行为,从权利义务角度看,实属欠缺生效要件的“债务转移”行为。
    
    民法上的债务转移又称债务承担,指债务在不同主体之间的流转。债务转移的合法成立,须具备下述三要件:(1) 必须有原债务人与新债务人之间的债务转移协议;(2) 必须经原债权人同意;(3) 在债务转移发生法律效力时,必须有合法的债务存在。将此三要件用于分析本案可见,王某与李某为要冲销二人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商定用冶炼厂的货款抵偿王某个人欠李某的债务。与此同时,王某出具了一张该3万余元货款由第三人甲企业负责偿还的证明条交本厂财会科入帐。此行为的实质正在于,王某与李某私自约定:李某对冶炼厂的债务由王某承担,以此冲抵王某对李某的私债。即李某的债务转移给王某,由王某负责清偿其本厂债务。这里,认定王某的行为属于“债务承担”的根据在于:王某并非用工厂的货款抵销了对李某的债务就此了事,而是同时开具了一张由甲企业偿还债务的证明条交付本厂。这样,王某也就在事实上表明了由自己承担本厂债务的意思表示:即王某以将自己所拥有的对甲企业的债权转让给本厂的行为,表明了自己与李某间的债务转移意思。
    
    然而债务转移过程中,由于不同债务人的资格、信用、履约能力等因素将直接影响到债权人的债权实现,因而仅有原债务人李某与新债务人王某的协议显然不够,债务转让要合法成立,还有待债权人即冶炼厂的同意。而本案之王某的债务转移行为显然欠缺此要件,因而王某与李某间的债务转移行为,从性质上来讲,仍属无效民事行为。
    
    这里,还有必要进一步分析说明的说是,本案之王某在与李某单方面缔结了债务转移(口头)协议的同时,还开具了一张由甲企业承担债务的证明条交付本厂,此行为的法律性质如何,也是认定本案行为性质的关键。应当说,王某的这第三个行为,实质是其单方面地实施的“债权转移”的行为。债权转移又称债权让与。指债权在不同主体间的流转。按照我国民事法律的规定,债权的转移可因债权人与第三人(即新债权人)达成债权转让协议而成立;而且债权转移通常不须经债务人同意,只要通知债务人即可。[3] 如果债务人对债权让与不同意,他可以仍向原债权人清偿债务。对此,结合本案分析可见,王某要实现其债权转移,本应与新债权人冶炼厂协议并通知甲企业。而本案中,李某原是冶炼厂的债务人;经其双方债务“转移”后,王某转而成为冶炼厂的债务人;另一方面,王某又是甲企业的债权人,为要清偿其对本厂的债务,王某以其开具证明条的“行为”表明了他决定将自己对甲企业的债权让与本厂的民事意思。但王某的债权转移却不能成立。因为王某未与新债权人即本案中的冶炼厂达成协议,而是一厢情愿地开具一张由甲企业承担债务的证明条交付本厂了事;另一方面他也未按规定通知债务人甲企业。因而王某的这一行为欠缺生效要件,仍然不能成立。
    
    对本案,还值得一提的是,有关本案的被代理人冶炼厂的系列行为性质。冶炼厂在收到王某开具的证明条以后,应当说其已经查觉到了王某的无权代理行为,按照《民法通则》第66条的规定,“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可本案的冶炼厂不但未作否认表示,还将其证明条在厂财务上入上帐,而后甚至确实按此证明条向甲企业追索债务。可见,冶炼厂对王某的无权代理行为也有其一定程度的“追认”。然而,我们之所以仍然认定王某的行为系无效民事行为,除了因其行为有其特定的公益危害性以外,还因其债权转让行为本身也是有瑕疵的、不能成立的。由于其未予通知债务人甲企业,导致了冶炼厂即便追认王某的无权代理行为、直接向甲企业追索债权,也不能达致债权的实现。因而归根结底冶炼厂不得不重新否定自己的“追认”,转而向其原债务人李某追索货款;为此从根本上看,应当说,冶炼厂无法、因而最终也没有追认王某的无权代理行为。因而王某的后两个行为:债务承担与债权让与行为最终均归无效。
    
    (二)王某的民事不法行为能否转化成刑事犯罪行为。王某的民事不法能否转化成刑事犯罪,关键并不在其行为是否民法上的无效行为,而在于其行为本身是否符合刑法分则特殊犯罪构成要件的法定规格。
    
    在分析王某的行为的刑事性质之前,有必要率先清正一系列罪与罪的界定问题。首先,本案虽没有明确道明行为时间,但由于其刊登于《人民检察》1997年第3期上,因而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行为肯定发生于新刑法施行以前。为此,我们不妨就假定行为发生于新刑法施行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施行以后,在此法律背景下,我们有必要特别说明以下诸点:(1) 《决定》第10条所规定的侵占罪所谓的“侵占”,从语义学上看,本应为行为人出于非法攫取目的而不法取得自己持有的他人财物的意思。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这里所谓的侵占是指行为人以侵吞、盗窃、骗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占用本公司、本企业财物的行为。因而本条所谓侵占,就其行为特征看,与刑法上的贪污罪的客观行为规定性无异,所不同的仅仅是犯罪主体规定性和直接客体上的差异性。也就是说,同样的“贪污”行为,凡属国家工作人员或其他贪污法定主体作案者,应定性为贪污罪,否则应定性为侵占罪;(2) 由于本案行为人为企业人员,因而凡此类人等以侵吞、盗窃(监守自盗)、骗取(诈骗)手段侵占单位财产者,因其主体不合格或犯罪对象的不同而一概不能定性为贪污罪、诈骗罪,只能认定为侵占罪。据此分析可见,上述对本罪定性为贪污罪、诈骗罪的各种不同意见,都应当纳入侵占罪意见之中。从而在对本案的罪与非罪之争论,也就在事实上简化为不法民事行为与侵占罪之争。那末本案行为人王某的不法民事行为能否转化成刑事侵占罪行为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理由是:
    
    第一、从犯罪客体上看,王某并没有侵犯冶炼厂的财物所有权。侵犯公司、企业的合法财产所有权利,是侵占罪的重要特征。讨论中,不少意见认为王某侵犯了本厂的财物所有权,对此意见,我们认为值得商榷。如前所述,冶炼厂在将其货物发售于李某后,已不再享有财物所有权,有的只是期待可能实现的债权。且其债权究否能够实现,还有待于债务人的积极履行。本案债务人李某既为自己的私利而与代理人恶意串通,显然没有积极履行其债务的主观意向。因而,本案受到侵犯者,乃因王、李二人的串通导致的冶炼厂债权的实现及其由此产生的利息和孳息。但此乃民事侵权行为,不属于侵占罪法定要件所要求的侵犯公司、企业财物所有权的行为,所以本案王某的行为并没有构成对冶炼厂财物所有权的侵犯。
    
    第二,从罪过上看,王某显然没有侵占本厂公共财物的主观目的。侵占本单位财物,无论是侵吞、监守自盗还是骗取,都必须具有非法攫取其本单位财物以肥自己腰包的主观目的。本案行为人的行为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通过自己的一系列单方面行为,将自己的债权尽快地由期待可能性变为现实性,与此同时又将自己的期待可能实现的债权让与本厂;从而等于将债权能否实现的风险转嫁给了冶炼厂。此动机显然极其自私自利;然而它与非法攫取公共财物入自己私囊之罪恶,又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显而易见的是,侵占公共财物者,其个人“拥有的”财物总量会随非法攫取量的多少而相应增加,为此才称其为财产型罪恶;本案行为人的财物总量却未尝增加:其清偿了一笔私债又减少了一项债权。因而他自始未得到任何物、更甭说物权了。
    
    第三、从客观行为要件上看,王某是否实施了侵吞、盗窃、骗取本单位财物的行为,是认定本案行为人是否构成侵占罪的关键。有一种意见认为,王某的行为属于中途截留了本厂的货物或货款,所以构成侵占罪;另一种意见认为,王某是以假证明条来骗取本厂财务,所以应定性为诈骗罪。我们认为,这里,第一说不能自圆其说之处在于:如果王某真要侵占本厂货物或货款,就不会同时交出自己的债权。反过来说,交出债权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两相抵销的行为,因而只见其“截留”不见其同时的“交出”行为者,在分析问题的方法论上恐有失全面之嫌。第二说称王某的证明条是假证明的说法也欠妥当。诚然,王某的证明条确属欠缺效力的债权转移,但这只是手续上的不齐备,因而只是事物的表象。而王某对甲企业拥有债权却是确有其实,这才是事物的本质。正是这一本质昭明:王某确实是以交出自己债权的行为证明了自己够不上侵吞、盗窃、骗取公共财物的侵占罪行为。反之,假定王某没有同时交出自己对甲企业的债权证明,则王某的第二行为,即其与李某私下约定的肮脏行为,就不再是债务转移行为而是赤裸裸的以“侵吞”方式完成的侵占罪行为了;同理,假定王某交出的证明果真是假证明,即甲企业其实根本不是王某的什么债务人,这种情况下,王某的行为也就真的成立为以诈骗的手法完成的侵占罪行为了。
    
    (三)结论和处理意见。冶炼厂、李某、王某间的纠纷实属因王某的无权代理及其与李某的不法串通行为引起的债权、债务转移纠纷。王某的行为虽有相当公益危害性,但尚属民事不法行为;还没有严重到需要动用刑事法律来调控的程度。这是因为,王某的行为既不符合刑法分则某一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性,也没有可用于比照类推定罪的分则条文规定(根据原刑法第79条的规定,尚可以类推定罪),因而王某的行为不构成刑事犯罪。
    
    由于王某与李某共同约定实施的第二行为及至王某自己单独实施的第三行为,在事实上均无法律拘束力,因而冶炼厂的债务人仍然是李某;王某的债务人仍属甲企业。冶炼厂仍应向李某追索债务。对于冶炼厂由于迟迟未能收回货款在经济上所遭受的重大损失,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第66条第三款的规定:“代理人和第三人串通,损害被代理人利益的,由代理人和第三人负连带责任”。据此,冶炼厂对自己的未予及时获得清偿的货款及其银行利息、孳息等损失,可以(且本来应当及时)通过与王某、李某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以向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提起以王某、李某二人为被诉人或被告人的仲裁或诉讼。此外,王某所在工厂还可以对王某予以一定行政处理,以儆效尤。
    
    
    
     屈学武
    
     原载:《人民检察》199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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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梁彗星:《民法总论》1996年版,第190页。
    
    [2] 梁彗星:《民法总论》1996年版,第196~197页。
    
    [3] 本文所分析的债务承担与债权转移不属于《民法通则》第91条所规定的情形。该条是针对权利、义务的全部或部分转让而言。即一方当事人不仅将自己的全部或部分权利转让他人;也将其相应的义务转让他人者。而本文所分析的是仅享有权利或仅负有义务的一方当事人仅仅将自己的权利或自己义务转让他人。例如仅转移债权或仅转移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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