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页 >> 阅读文章
    

作者授权  本网首发

阅读次数:  16264
新世纪婚姻家庭领域犯罪预测与控制
    当前,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层次发展,我国正疾步迈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开放型社会。据国家计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最新报告,目前我国经济总体市场化程度已达65%左右,从经济资源配置来看,已接近“准市场经济”水平。[1] 据此,到未来21世纪,我国将更进一步地迈向物质、精神文明大发展的新时代。而今,在此新旧体制与新旧世纪交替之际,新与旧体制之间的碰撞火花及其新旧世纪之间在物器文化、观念文化上的摩擦以及外来异质文化的干扰等,势必肇致新世纪时代的我国婚姻家庭在情爱内容、组合方式、生活方式、离异方式等多方面的日益复杂、多样化;在此诸种冲突关系交相对立并共存的条件下,显然,新世纪时代,我国婚姻家庭领域的犯罪类型及其案发方式,既将保留现行多种犯罪类型、特征,又将在此基础上呈现出一定不同类型特征来。为此,根据我国现有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走势,适度超前预测此类婚姻家庭领域犯罪的生成特点及其控制,是摆在犯罪学家、社会学家面前的重大课题之一,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探,并以此就正于各位专家学者。
        
     一、婚姻家庭领域犯罪概念及其生成
        
    
    本文所谓婚姻家庭领域犯罪,绝不仅仅局促于现行《刑法》分则第七章的内容,它还包括:(1)因婚姻家庭矛盾、纠纷引发的各种刑事犯罪,如各类姻亲、血亲、法律拟制亲亲人间的凶杀、伤害案;(2)因婚姻家庭关系异常引发的各种刑事犯罪,如家庭乱伦、拐卖亲属、亲属相盗等;(3)因婚姻家庭畸形需要引发的各种刑事犯罪,如为家庭恶性物欲需要而全家贩毒、或妻子为丈夫的恶性物欲需要而去贪污,等等。(4)因其他婚姻家庭因素引发的婚姻家庭领域犯罪。
    
    显然,此类婚姻家庭领域犯罪,作为一种病态的社会现象,3年多之后----在人类迎来崭新的21世纪之际,将依然存在。而新世纪时代,是愈来愈高科技、高信息时代。在此宏观社会环境之下,随着社会人机环境、人文环境的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大步提高,社会对各类犯罪的遏制水平也将相应改善。
    
    然而,在此背景之下,我们还应当看到,历史是渐进性与非渐进性的统一,未来的高科技、高信息不是平地而起,而是建立在现今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基础之上。特别在实行渐进性经济体制改革的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届时将依然存在----局部地区可能依然贫困;新旧体制并存、新旧观念并存、新旧生活方式并存的现象依然存在。这种并存,难免肇致一些负面社会效应或影响。在婚姻家庭领域,主要反映在:
    
    (一)社会分配方式对婚姻家庭领域犯罪的影响。新世纪时代的分配方式,将部分淘汰当前的单一的按劳分配方式;而将在更大层面范围内实行按资分配或二者相结合的分配方式,从而,将在贫与富的轨道上倍加拉开档次并导致在同一社区中共同生活的各类家庭生活水平上的更大反差。-----由此反差而致的心理落差,可能酿发新型的婚姻家庭领域犯罪。例如举家贩毒犯罪、阖家共同卖淫犯罪,等等。
    
    (二)社会消费方式对婚姻家庭领域犯罪的影响。未来新世纪,我国人民在消费需求上将比而今更加注重人类的第二需求。[1] 此外,在人的自然需求问题上,如若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滞后,就可能肇致一些外来异质文化更进一步地异化我国一些亚文化群体或个体的原本不太正常的生物需求,使之渐次形成一种有相当社会张力和危害性的畸形生物需求。在此情况下,如果家庭成员需求畸形或双方需求二致并长期得不到及时矫正调适,其结局往往是或双双违法犯罪;抑或家庭关系日趋沙化甚或解体。
    
    (三)社会伦理文化环境不良对婚姻家庭领域犯罪的影响。包括不良的传统伦理文化和不良的外来异质文化两方面。
    
    1、不良传统伦理文化的影响。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21世纪初叶至中叶,当今的落后意识形态的大部或相当部分,仍会在社会观念文化中占据相当影响。
    
    第一、不良婚嫁习俗对婚姻家庭领域犯罪的影响。包括:(1)买卖婚姻。据预测,至少在21世纪初叶,我国社会局部地区还会相对贫困。故此,此种买卖婚姻,还有继续残存于我国一些贫穷落后山区的经济基础。(2)门当户对婚。主要表现为双方在政治地位、经济实力上的门当户对。也不排斥“男才女貌”这种非显性的门当户对。这种婚嫁习俗已经、正在且将继续潜沉于人的深层意识之中;虽然许多人并不承认或者说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一点。(3)换亲回头婚。这种封建落后的婚姻习俗,在我国一些地势偏僻、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的大山区、民族地区还有相当市场,很可能延续到21世纪初叶。然而,换亲本质上是对自由婚姻的悖反;是家长们只图眼下平衡的包办婚。因而,归根结底,就一般意义看,换亲不仅是男女青年间的盲目婚、而且多是短命婚、悲剧婚。(4)事实婚姻。此类非法婚,随着我国婚姻家庭法律、法规的逐年完善,正呈日趋下降之势,但不能指望其完全销声匿迹,特别在我国部分天高皇帝远的偏远农村,或一些打工族群居处更甚。如国家不出台有力法律措施掣肘,将难以遏止。
    
    ----上述不良婚嫁习俗,无论是买卖婚、门当户对婚、回头婚还是事实婚姻,都在婚姻家庭关系建立之先,预为埋下了肇致婚姻家庭争端的隐患。从而,循此习俗建立的婚姻家庭,往往在两大需求结构上发生摩擦,从而易致家庭不和、家庭解体甚或引发违法犯罪行为。
    
    第二、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不良传统文化对婚姻家庭领域犯罪的影响。此种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的封建主义思想,近期正随封建迷信思想的抬头而在一些地区相对盛行。此种思潮已形成数千年,21世纪也不可能一刀斩断过去。因而它将一如既往地残存于我国农村及至城市不少家庭成员的观念之中。这种旧思想不惟与我国人口政策相悖逆,发展下去,还可能与我国刑事法律相冲突,从而可能犯下溺婴罪、伤害罪等等犯行。
    
    第三、封建贞操习俗对婚姻家庭领域犯罪的影响。我国社会在传统伦理文化上,始终盛行一种女性婚前婚后失身于他人为不贞、对男人却无任何限制的封建贞操文化。在此封建贞操观的影响下,不少女性、男性因为自己或自己的妻子、未婚妻“失贞”而杀人、伤害;也有的男性因之伤害、暴虐自己的妻子或恋人。这种历经数千年形成的封建贞操观,也不可能在数年、数十年间悉数改观,虽然现今比之过去略有改进。
    
    2、不良外来伦理文化对婚姻家庭领域犯罪的影响:
    
    第一、失身试婚、草结草离对婚姻家庭领域犯罪的影响。国门开发以来,国外的婚前先行试婚、轻率结婚、离婚的时尚逐渐染指、影响到我国青年一代。特别在我国大中城市,这种时尚已呈日趋泛化之势。如不及时采取有效遏止措施,到未来新世纪,将更加泛滥成灾。事实上,婚前试婚的结局,除部分尚好外,相当部分呈现出要末恋情告吹、双方反目成仇;要末因某一方认为“生米已经煮成熟饭”、被逼无奈结婚。其结果往往是草结草离或者双方貌合神离、同床异梦。
    
    除此而外,轻结轻离婚的潮流对我国男女青少年的影响,也已经并将继续致使我国一些青年男女年纪青青的由早婚、二婚、三婚到家破人亡甚或因婚姻家庭的不顺走向违法犯罪道路。
    
    第二、性解放、情夫情妇“时尚”对我国婚姻家庭领域犯罪的影响。就目前的走势看,我国如不采取积极措施,到21世纪,对此性解放时尚的推崇,可能呈现以下两点特征:(1)推崇者将由现今的多由年轻人构成而演变为由更多的有职业、有身份的中年人构成;甚或有相当多的有地位、有成就的壮、老年人构成。(2)其推崇者的比幅将比而今更大。然而,这种性解放的结果,无论是未婚相奸还是婚外相奸,都与我国法律制度、道德文化相悖逆,也为每一个正常家庭所不齿不容。因而事发后,任何一方处理方式不当,都可能激发恶性事故,因而应及时防范。
    
    第三、一夫“多妻”制对婚姻家庭领域犯罪的影响。迄今至21世纪,随着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个人的腰包也将益发程度不同的鼓胀起来。在少数暴富阶层的穷奢极欲背后,一夫“多妻”制也在“富人”群中暗里流行起来。重婚罪、捉奸后导致的奸情杀人、伤害罪案等均由此发生。
    
    (四)新型家居文化-----两代乃至一代两口小家庭制对我国婚姻家庭领域犯罪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及至下世纪,随着我国工业化、都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世代相沿的三代、四代同堂的大家庭制将由现在的日趋萎缩到最终大面积地解体。两代三口之家乃至一代两口之小家将愈来愈盛行。小家庭制比之大家庭制减少了不少隔代矛盾,确有其进步性一面。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引发了一些社会来不及解决的问题。如住房问题、老无所养问题、双职工子女教育问题、无子女夫妻各行其是、家庭关系松散等问题。实践中,作为这些问题解决不当、不力的直接代价是,一些本不该发生的老年诈骗、杀人犯罪、少年盗窃抢夺犯罪、或少壮夫妇对老人的虐待、遗弃犯罪等均时有发生。
       
    
     二、新世纪婚姻家庭领域犯罪类型及特征
    
         
    (一)新世纪婚姻家庭领域犯罪类型。大致可分类如下:
    
    1、凶杀、伤害犯。包括:失恋杀人伤害、奸情杀人伤害、婚挫杀人伤害、不堪(昔日恋人)纠缠杀人伤害、不堪乱伦杀人伤害、不堪受虐杀人伤害、图财杀人伤害、家庭(族)纠纷杀人伤害、重男轻女杀人或溺婴、家人不肖杀人伤害等。
    
    2、其他暴力犯。包括恋人间的强奸罪、家庭(族)成员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虐待罪等。
    
    3、道德风化犯。包括举家共同卖淫、[1] 乱伦强奸、乱伦和奸、[2] 乱伦猥亵、遗弃罪、重婚罪等。
    
    4、财产犯。包括故意毁坏亲属财产、亲属相盗;乃至家族财产犯罪如举家为盗、阖家贩毒犯罪等。
    
    (二)新世纪婚姻家庭领域犯罪的特征。
    
    1、性别特征:女犯比例扩大。21世纪,随着女性就业、交际、消费、游乐界面的不断扩大,女性的视界将更加开阔:这一方面可能刺激一些女性潜在的畸形生物需求或社会需求;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缩短了男女之间在犯罪胆力、智力和体力上的差距;加之新旧制度冲撞导致的较大的社会管理和规范管理真空,也将致使女性与男性之间在恋爱、结婚、离婚、子女生育、抚养、教育、老人赡养、家庭开支、双方职业选择、第三者插足等等问题上,易于发生分歧直至纠纷,当其矛盾预积到一定程度时,这种外在环境和犯罪实现场的变化和影响就会直接反馈于上述内潜心理上已有犯罪意念的一些女性内心,从而引发更多的女性犯罪。
    
    2、年龄特征:中年犯比例可能增大。未来社会将是社会信息化、信息社会化的时代。国内国际通讯、电信、计算机网络及其交通工业的突飞猛进的发展,使得人们在相同的有限的时间里,交往的频率越来越高;人们交往的空间既扩大了又缩小了。鉴于游弋往来于不同时空乃至网友之间的企业中坚、女强人等大都人到中年,各方面主客观原因,使其更容易发生婚变、情变,因而其生发婚姻家庭领域犯罪的机率较现今更大。
    
    3、主体特征:白领犯罪比幅可能增大。所谓白领,在此是就其广义而言。包括一切有一定知识、从事脑力劳动的从业人员。基于上述相同原因,知识阶层的犯案作科者的比例可能扩大。
    
    4、案由特征:因婚外恋生发的案件比幅增大。性解放、性自由风可以说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付产品之一。如不有效遏止致其泛化,则未来21世纪,婚外恋情比例将相对增大,从而引发更多的婚姻家庭领域犯罪。
    
     5、案型特征:全家共同作案趋多。主要表现为举家毒品犯罪或举家共同卖淫案件的比幅增多。据了解,现今两口之家的小家中,夫妇俩均吸毒者比幅愈来愈大,现金不够,即双双参与贩毒犯罪活动。另一方面,随着我国云南民族地区与国外毒枭集结地----“金三角”附近的-----边贸的逐年扩大,我国云南瑞丽地区的一些边民的“毒瘾”也愈来愈大:有的夫妻小家甚或从祖父、父亲到孙子女的大家总动员参与贩毒活动。
    
    6、案质特征:风化犯比例增大。风化犯罪在婚姻家庭领域犯罪中,本身所占比重即较大,在未来新世纪中,如不加紧社会的情操、道德教化,表现为举家共同卖淫、 乱伦、 遗弃、重婚等犯罪形式的风化犯比例将呈更大涨幅攀升。
        
    
     三、婚姻家庭领域犯罪控制
        
    
    控制婚姻家庭领域犯罪的途径多种多样。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可将其分型为多种模式。例如,根据控制主体的不同,可将其分型为社会控制、社区控制、单位控制、学校控制和家庭控制;以控制措施的不同又可分类为经济控制、行政控制、法制控制。本文拟以控制手段的不同,将控制本类犯罪的方式分型为疏导性控制、预防性控制、救治性控制和惩戒性控制四种模式。
    
    (一)疏导性性控制。指以正面宣传、正面工作、全面化解各类可能引发此类犯罪疾患的方法来遏制犯罪。其控制对象为全社会潜在的可能肇发婚姻家庭领域犯罪的任何消极因素。其可行性办法主要有:
    
    1、社会媒介对正确婚恋观、家庭观的强化宣传和正面鼓励、引导。在婚姻家庭领域中,要深入宣传各类保护妇女、儿童、老人的婚姻家庭法规:要晓之人民依法、守法的途径特别是妇女、老人、儿童寻求法律武器解救自己、摆脱困境的方法。此外,社会还可通过五好家庭、模范夫妻活动的开展,来达到使社会的细胞----“家庭”平和安宁的目的。家庭具有亲合性,社会才有凝聚力、国家也才有内聚力、发展力;反过来,家家户户的人民生活也才能获得更加充分的物质和精神保障。
    
    2、切实从事实上而不仅从法律规定上提高妇女、老人的社会地位。妇女是家庭的妻子、母亲;老人是家庭、家族的长辈,对家庭关系的稳定至关重要。但在社会观念上,对妇女、老人的尊重很不够。因而,社会应从方方面面的用工、用人、提干、分房、离退待遇等政策和教育内容方法上入手,以在事实上亦即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提高妇女、老人的社会地位。
    
    3、清除不良伦理文化的影响。首先需要逐步清正封建传统伦理文化的不良影响。例如上文述及的多种封建腐毒,对我国社会的婚姻家庭贻害无穷。因而各部门及其全社会应当通过多媒介、多渠道、多方位力量,以正面宣传、实害案例、社会前景、道德素养及其法律责任等多种手段来启迪人们革除旧风习、重塑新观念、开辟新生活。与此同时,社会还需要认真清除外来性解放、性自由文化的不良影响并在破旧的同时注意立新。
    
    4、大面积地遏止婚外婚前性行为。此类性行为不仅违法,而且在轻率交欢的背后,往往隐伏着重重杀机:因失身“失贞”导致的杀人、伤害;因婚前性交导致的无奈婚、以致婚后感情恶化酿成的凶杀、重伤案,其案件肇发的主凶,一定视角看,均在婚前或婚外性行为。因而社会应通过多种手段,来普遍遏止社会日益泛化甚至“正当化”的婚前或婚外性行为,以控制婚姻家庭领域凶杀、伤害案件的发生。
    
    5、为不同年龄层的单身男女提供更多更好的学习、深造以及相识相恋的机会。对此,应着重在提高文化素质和思想修养上下功夫,从而为其择偶主观条件的提高、创造条件;同时也为其而后稳定婚姻家庭关系打下一定思想文化基础。
    
    6、强化犯罪代值设施的犯罪疏导功能。犯罪代值设施,指在客观上对犯罪动机的萌发起着化解、疏导作用的种种社会措施及其活动的总和。例如职业培训中心、计算机辅导站、青少年文化宫、有奖征文、夜大、婚姻介绍所、自然博物馆、人才市场、妇女联谊会等。现实生活中,充分发挥这种犯罪代值律(Regularity of Criminal Substitution)的效用,对于婚姻家庭领域犯罪的遏制,看来更为重要。因为,虽然我们极力主张和倡扬家庭的亲和融处,但现实生活中,千千万万不同家庭组成结构、家庭需求结构的成员间,在事实上不可能尽皆和美融洽:总免不了有的家庭成员间意趣各异、格格不入。矛盾激化者,甚至可能生发各种刑事犯罪。因而,对这些家庭生活不称心、不遂意、不和美的“游民”而言,社会不仅需要赋予一般的精神上的帮助、教育、安慰,还需要辅以相当规模的物质转化措施和活动机构,才能以现代的社会共存效应的全新观念和前景,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的填补这些“游客”们的物质失落和心理失落。从而,激发其自律神经的正常反映:有效地自制其情绪激惹或因心灵空虚去实施违法犯罪;进而,也才有适度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凭借种种双向的、多方的、民间的、组织的甚或法律的途径,逐渐调适或解决自己与家庭的矛盾,最终,重新建立起和美的家庭生活和正常的社会生活;使自己真正成为服务、受益并交融于现代社会大家庭的一员。
    
    (二)预防性控制。指对特定人或物施以特定预防措施的方法来遏制犯罪。其预防主体包括预防组织者、参加者、预防机构、预防团体乃至整个预防防线;在组织形式上,宜采官办与民办相结合的方法----更要特别注重公众预防的参与。预防对象包括预防标的所指向的被预防的人、物或环境因素等。
    
    1、被预防的人。包括:
    
    第一、有实施婚姻家庭领域犯罪前科的人。包括已经被判刑收监的人、判刑而因缓刑、监外执行未予收监的人、被判管制刑、财产刑、资格刑的人、有罪免罚的人以及犯罪而未被查觉或未被自诉人提起控诉的犯罪人,等等。对此类人等,预防主体应当采取严密措施、着意特别预防。
    
    第二、正在着手进行婚姻家庭领域犯罪预备或实行行为的人。例如为实施奸情杀人而准备犯罪工具、创造犯罪条件者。有关机关,一旦发现此种动向,应迅即采取措施,及时予以逮捕以遏止其犯罪于尚未着手实行或实行未遂阶段。
    
    第三、有婚姻家庭领域犯罪意向的人,即已有此类犯罪意思表示的人。例如已经威胁被害人行将加害之;或者已经向第三人或自己的亲友、故旧、邻里、同事吐露过有关犯意者。对此类人等,单位、亲友等宜采疏导、防范双管齐下的预防方针。
    
    第四、有实施婚姻家庭领域犯罪倾向的人。所谓犯罪倾向,在此指尚未明确表露犯意,但有可能实施此类犯罪的人。对此,应当通过婚姻家庭各方的内在感情和外在行为动向以及被预防人的一贯德性来审定。实践中,可掌握为:
    
    ⑴ 家庭关系僵化、紧张甚至矛盾激烈,且其中某方、双方甚或多方家庭成员易冲动或心胸狭隘者。对此类人等,单位、居委会等应注意多作调解疏导工作。
    
    ⑵ 个人或家庭成员生物需求畸形者。如个人或家庭成员有窥阴、露阴、纵欲、暴虐性交或反自然性交畸形需求者,对此类人等,应策定为有婚姻家庭领域犯罪倾向的人,予以特别预防。必要的时候,可以辅以强制治疗、强制监护处分等方式以防范犯罪。
    
    2、应予预防的物。
    
    (1)黄色精神刺激物。包括露骨宣扬淫欲、色情黄色文化的淫秽影视、音乐音像制品、CD或VCD光盘、书刊、图片、工艺品等等。对此类污染正常人特别是青少年心灵的黄色物品,预防主管部门,应一律追缴、焚毁、禁绝之。
    
    (2)淫秽低下的物质刺激物。如不利人们身心健康的刺激人们纵欲的性交器具、赌博器具、麻涣药品等等。对此物质刺激物,预防机构,务必全盘禁绝,以免后患。
    
    3、应予预防的环境因素。这里主要指自然环境因素。由于自然环境,系指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各种自然条件、物质基础的总和,包括地理位置、季节、气候、和各种自然资源。[1] 故此这里“应予预防的环境因素”包括:
    
    (1)不利婚姻家庭安宁或便于犯罪人作案的原始自然环境,如暗道古井、古朴森林、古墓废墟、严寒酷暑、雾天雪夜、淋漓雨季等。
    
    (2)不利婚姻家庭安宁或便于犯罪人作案的人工自然环境,如城市空间死角、建筑工地、现代交通工具等。
    
    (3)不利婚姻家庭安宁或便于犯罪人作案的人文自然环境,如黄色书画流行区、黄色音像厅、餐馆色情包间等地。
    
    对上述诸环境,社会均应采取得力措施,作为婚姻家庭领域犯罪的高发区、高发点来重点预防。对此原始自然环境,要注意加强防范力量;对不良人工自然环境,要注意改造改建;对一些不利青少年身心成长的色情餐饮、娱乐业、黄色书店构成的人文自然环境,应及时强制取缔。
    
    (三)救治性控制。指通过对一些身处困境、绝境、因而可能犯罪或可能成为被害对象的人的适时救治帮助,以遏止犯罪的犯罪控制方式。
    
    1、对“问题家庭”、“重点对象”的经常性探访、救助。单位、学校、居委会、村委会、妇联、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等应经常性地救助此类人等。特别对各类中止恋情的未婚男女、矛盾激化家庭成员,更应有所针对性地与其交心、谈心,探访其思想动向、了解、解决其实际困难、矫治其异常的意识倾向、调解其激化的矛盾。例如对一个单亲家庭,其家长由于既要工作、养家糊口又要料理家务,关爱、照顾孩子的机会自然不多;加之孩子缺父少母,这种机会间隙和至亲空档,易致孩子身心受到伤害,也易使其转向社会寻求温暖,这种情况下,社会适时而健康的关爱,对孩子身心健康发展,至为关键和重要。如其不然,孩子会在不知不觉的争夺战中,成为社会边缘团体或反社会团体的俘虏。
    
    2、单位对单位职工家属或被该职工纠缠不休的第三人等通过信函或亲自来访形式的“投诉”领导应高度重视。主管领导应亲自率领相关工作人员,通过宣传教育方式、另行提供男女相识相恋的机会等方式,来解决其投诉问题、妥善化解其恋爱纠纷、家庭矛盾;另一方面,对确已感情破裂甚至关系恶化的家庭,不宜硬性撮合,而宜作好夫妻双方的工作,好说好散,以防恶性案件的发生。
    
    3、对潜在被害人的救治、教育。潜在被害人,指社会通过犯罪动态调查了解到的、很可能成为犯罪分子情杀、奸杀、伤害或因家庭矛盾激化愤杀、伤害目标的人。对此类人,有关组织在平日里应当重点关爱。遇有急难时,才能及时发觉并救护。与此同时,应注意加强教育。特别要晓之以当其家庭成员间矛盾激化时、要善于化解矛盾而不能得理不饶人地去激化矛盾之理。另一方面,还要劝导被害人在面临被害实现场时,要着意缓解作案现场氛围、努力淡化对方犯意或推迟作案可能,以求矛盾缓解或救援人员的到来。
    
    4、治安机关对“准犯罪分子”的遏止。有关公安派出所、街道联防组织等,对已经查觉的杀伤犯罪威胁,无论是自己发觉的、群众举报的还是受威胁人自行揭发的,都应严肃查处,而不能让报案者失望而归:回去后不是被杀遭伤,就是自己超前“防卫”-----径直杀伤、杀死危及自己安全的威胁者,而自己也因之犯罪。因而公安机关对那些已有杀人、重伤犯罪威胁、尚无杀人预备行为者,可先行治安拘留,再会同有关部门,边拘留边教育,直到被拘人真心悔过、不至挺而走险为止。如其我国刑法上增设了恐吓罪的话,[1] 其行为构成恐吓罪者,则应及时绳以刑罚,以避免更加恶劣的婚姻家庭领域犯罪发生。
    
    (四)惩戒性控制。其实质为法治控制。指通过刑事法律惩处手段,来有效遏止婚姻家庭领域犯罪的控制模式。其控制对象包括已经实施婚姻家庭领域犯罪的人、行将实施婚姻家庭领域犯罪的人及其边缘人士。法治控制包括立法控制、司法控制和执法控制三环节。要求立法完善、司法公正、执法严明。就目前状况及我国现行发展趋势看,在此三环节中,最为紧迫和至需改进的还是刑事立法完善问题。其完善要点在于:
    
    1、宜在刑法典中增设保安处分。近现代以来,特别是1926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刑法协会会议通过了“将来的刑法典中须有保安处分的实体规定”的希望性条款以来,保安处分不仅为西方国家刑法普遍纳入,也为东亚不少国家诸如韩国、泰国刑法以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如前苏俄、前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古巴等国家的刑法所借鉴和延用,并在相当程度上被视为刑法规范化、现代化的标志。保安处分的主要积极意义在于,刑罚注重事后补救;而保安处分注重事前预防;同时它既注重社会防卫、也注重对犯罪人病态人格的矫治。因而,如在我国刑法中增设保安处分的话,例如对吸毒、酗酒犯的强制禁戒处分、对卖淫妇女的妇女辅导处分、对少年犯的少年保护处分等,均将有利于对吸毒、酗酒、卖淫、赌博等行为的公正统一裁决和矫治,从而将更有利于对婚姻家庭领域犯罪的刑事遏止。而况事实上,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已有不少保安性措施。[2] 为此,值此刑法典全面修改之间,立法上似有必要在进一步完善充实各类保安性措施的基础上,将其逐步纳入刑法典。
    
    2、对婚姻家庭领域内的暴力犯罪立法完善。其完善途径在于:(1)增设“恐吓罪”。由于现行《刑法》未于设定“恐吓罪”,实践中,每每发生家中妻子或老父或其他弱者去公安机关报案,声称自己受到暴虐的丈夫或儿子的恫吓,请求救援时,我司法机关却爱莫能助,抓之、罚之均无据,事后往往果真酿成报案者的生命牺牲。作案者也将因杀人而付出生命代价。从这一意义看,此种情况下,作案人和被害人双方,岂不都成了法律不健全的牺牲品。(2)增设“溺婴罪”。溺婴犯罪在犯罪对象、动机、情节、连锁反映上均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杀人罪,宜对其专设罪名予以惩治,以免司法上因难于操作而致实践中对此类案件提起公诉的寥寥无几。(3)专设杀害尊亲属的犯罪。对此,《刑法》可在杀人罪法条以外专设法条加以规定;抑或,在该法条第一款以下设专款规定。无论是专条还是专款规定,其立法要旨均在于以将杀害尊亲属作为杀人罪的加重类型的方法来告诫社会:残害尊长老人,本身即属加重情节,理当从严惩治。
    
    3、家庭乱伦犯罪的立法完善。家庭乱伦犯罪,主要指父亲(包括生父、继父、养父)奸污女儿案件,也不排斥兄妹、姐弟相奸(包括同胞兄弟姊妹、同父异母、同母异父或堂兄弟姊妹等)的情况。此类案件,目前在我国现行刑法中亦无专门规定。惟有被害一方向司法机关提起控告时,才得以按强奸罪处理。实际上,家庭乱伦包括乱伦强奸和乱伦和奸。前者指一方利用其亲权或其他强有力地位强奸对方亲人者。后者指相奸双方同意者。显然,乱伦不仅有碍于受害人一方的身心健康;而且即便是和奸,如此乱伦,也有伤社会风化并危及社会的人口生殖政策;还可能危及人类遗传环境的优化;同时,乱伦的结果,还会给乱伦双方及其家庭带来难以治愈的生理、心理及其家庭结构方面的创伤,乃至更加恶性的婚姻家庭领域犯罪发生。因而宜专设法条、新设立家庭乱伦罪:将上述家庭成员乱伦的情况,通作犯罪规定,不问其是强奸还是和奸。虽然二者在犯罪主体和处断刑上应区别对待。即,强奸的场合,被害人想当然地无罪;和奸的场合,务须证明女方同意,否则女方无罪。
    
    4、家庭内部财产犯罪的立法完善。家庭内部的财产犯罪,主要指同家共居的亲属相盗及其大家庭成员之一或其中部分人故意毁坏亲属财产的犯罪案件。此类犯罪,现行刑法上,也无专门规定。我们认为:
    
    (1)对家庭内盗、家庭成员故意毁坏家庭财产的案件,情节严重者,可设定为刑事犯罪。但宜将其从一般财产类犯罪中分立出来,归置于妨害婚姻家庭类犯罪中去,以便于司法上操作、也便于民众知法、守法。(2)在起刑点上,此类犯罪应较一般盗窃罪、故意毁坏公私财产罪数额标准更高、情节要求更重。因为家庭成员之间的盗窃、毁坏毕竟较外人之间的犯罪,在作案动机、手段、情节上有其特殊性,或者说有可恕性的场合较多,因而在罪与非罪标准上,宜更加宽缓。(3)对此类犯罪,刑法上宜设定为亲告罪:非经被害人亲自去法院告诉,人民法院不开庭审理。从而,一方面在法律上保证了家庭亲人间的财产权利;另方面,确实尊重了被害人对加害人的“亲属”亲情和家庭关系考虑。
    
    5、妨害婚姻家庭类犯罪的立法完善。我国现行《刑法》第七章“妨害婚姻家庭类犯罪”的立法缺陷在于:其一,罪种、法条相对较少;其二,个罪量刑单位单一,普遍仅仅一个量刑单位;其三,法定刑偏轻。
    
    第一、可增加此类犯罪的罪种、法条。其中,(1)可将我国现行《刑法》第七章以外的其他章节中与婚姻家庭有关的犯罪移至妨害婚姻家庭类犯罪中,例如上文述及的家庭内盗、家庭成员间的故意毁坏财产、乱伦强奸,等等。(2)将我国现行单行事立法中的有关婚姻家庭犯行,归置到妨害婚姻家庭类犯罪中去。例如拐卖妇女儿童罪、盗卖婴幼儿罪、收买妇女儿童罪、聚众阻碍解救被卖妇女儿童罪,等等。(3)增设新罪名。除了上文述及的家庭乱伦罪、家庭内盗罪外,刑法上还可增设以下几种犯罪:① 诱婚罪。指已婚者,隐瞒自己已婚的真相,以许婚或花言巧语地使对方误以为许婚的方法,玩弄异性、使之失身后逃之夭夭,致令被害方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的情况。实践中,这类罪犯,由于没有真的与被骗者再婚,不构成重婚罪;如其诱骗人次不多,也够不上流氓罪。如有的港商,诱婚使女青年失身后,一去不复返,我国刑法罚之无据。但却给被骗者带来无尽的精神上、生理上的伤害。② 常年酗酒罪。这类犯情在我国北方某些民族地区发案较多。它与恐吓罪有相似之处。即,立法上所以有必要预先设定此类行为为犯罪行为,是因为待到此类人等因酗酒酿成重大事故或犯案之后才处罚的话,对社会对他本人都可能太晚了。例如,与其待其酒后口角之争即杀死、杀伤家人才正以刑罚,不如及早设定为犯罪,从而反确保了家庭、社会平安也挽救了酗酒人自己。惟其如此,国外有不少国家有此立法例。
    
    第二、对妨害婚姻家庭类犯罪,宜适度提高法定刑,并设置多个量刑单位。现行刑法上,本类犯罪除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虐待罪有结果加重犯规定外,其他各罪均是单一量刑单位,法官选择余地不大,宜于改进。例如,对妨害婚姻家庭类犯罪中的个罪,除结果加重犯规定外,还可在同一法条中分款设置情节加重犯、数额加重犯。此外,对同一罪种,还可另以其专门法条设置该种犯罪的加重类型。例如在家庭乱伦罪之后,另设法条规定乱伦强奸罪,并设置不同且更重的量刑单位,以俾有力遏制此类婚姻家庭领域犯罪。
    
    第三,刑法上的婚姻家庭类犯罪,仍宜自成一章,而不宜与妨害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归置一章。这是由两类犯罪的不同性质所决定了的,此似为多数刑法学界同仁的共识,在此不再繁言。
    
     原载:《公共安全研究》
        
    
    --------------------------------------------------------------------------------
    
    [1] 〔1〕见《华商时报》第1187期
    
    [1] 第二需求,是第一需求即人的自然需求的对称。又称社会需求,指作为社会实体的社会人,除自然需求以外的更高层次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总和。
    
    [1]例如私营小酒店老板为自己的妻女拉皮条卖淫者。
    
    [2]乱伦和奸,是指和奸各方均有相奸犯意、共同认可并发生自然性交关系的行为。此类犯情,目前尚未为我国现行《刑法》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因而现今还只能在犯罪学意义上称其为“犯罪”。后文的乱伦猥亵也一样,在我国现行刑法上尚无明文规定,情节严重者,往往按流氓罪处理。
        
    [1]参见曹子丹:《中国犯罪原因研究综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3页
    
    [1] 而今刑法学界对新刑法中增设恐吓罪呼声颇高,笔者也向之。见本文次页。
    
    [2] 如《禁毒决定》第8条第2款关于对吸毒成瘾者的强制戒毒处分、 《关于严禁卖淫嫖娼决定》第4条第4款关于对明知自己有性病而卖淫嫖娼者的强制治疗处分等。参见屈学武:《保安处分与中国刑法改革》,法学研究1996年第5期。
    
相关文章:

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
京ICP备07034807号-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