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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陈早春先生

7月2日上午,我正在参加一个理论界的内部座谈会,收到三联书店原总编李昕先生的短信,告知我人民文学出版社原社长陈早春先生当天早晨离我们而去了。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接到这一消息,心情还是久久不能平静。

我与早春先生是老乡,都来自地处偏僻的湘西南隆回县北部山区。虽然同居北京,且均属知识界,但由于单位、专业不一样,平时联系并不多。而且年龄也相差30多岁,在我有时间去看他时,他忙;等到他有时间甚至生病需要我们去探望时,我却又忙了起来。近年来,他的身体一直很弱,多次住院。大概两年前的一个夜晚,我接到师母电话,告诉我陈老病危,我当即约了同属老乡、也与早春先生私交甚笃的全总原副主席周玉清先生一起赶到北京医院的急救室探望。探望出来,玉清先生沉重地跟我说,以他的经验,估计凶多吉少。我当时也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李昕总编,后来听说李总编曾多次去看望陈老,比我强多了。

所幸这次早春先生竟又奇迹般地活过来了!出院后他身体更虚弱,据说下不了楼了。好几次我跟他通电话,说等空闲一点去看他,他都说你现在忙,来个电话就可以了。后来与师母加了微信,所以能时常通过微信这种简便的方法问候他们。今年春节,我给师母发去微信,向早春老师拜年。虽然没接到回信,但以为是师母微信太多,或用得不太习惯,反正自己心意表达到了,也聊以自慰。

直到一个多月前,师母再次来电,才得知自去年底,早春老师又再次入院抢救,由于怕打扰我的工作,所以春节接到我的微信也不知如何回复。我再次联系周玉清先生并一同前往医院探望,进入病房时看到早春老师戴着呼吸机在艰难喘气,我上前握住他的手,他虽然已经说不出话来,但我能明显感觉到他心情的激动。

我与早春先生交往20余年,心性相投,称得上是忘年交。他早年送我的著作就写“仁文弟惠正”,近年来送的著作更写成“仁文兄惠正”,这使我想起有的台湾长辈学者在赠送著作和书信往来时也对我们这样的晚辈学者用“仁文兄”的称呼,真真感受到传统文化熏陶在他们这一辈学人身上留下的印记。通过与他的交往,增强了我的“法律应与诗书通”的理念,提升了我为人为学的境界。

早春先生虽然是出版家和作家,但他与我们法学界也有过交往。20世纪80年代,他曾应邀作为评审委员,参与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的首次法官高级职称的评定。他也积极促进法学界、法律界与文学界的沟通和融合,多次在他兼任主编的《当代》等著名文学刊物上推出法律人的作品。他在应邀给我的一本随笔集《法律行者》作序时,表达了对法律人的人文情怀的欣赏和鼓励。让我受宠若惊的是,他在序中表达了“读后极为兴奋”的心情,说“这集子中的许多随笔和散文,一般作家不见得能强过他。”许多溢美之辞让我不安的同时,也增添了我的自信。在这篇序中,他还提醒我不要囿于成见、画地为牢地把自己的法学随笔摒除在文学创作之外,他说,文学并不偏狭到只认可专业作家的作品,像他非常喜欢的先秦诸子散文,其实诸子大多是政论家、哲学家和杂家,其中还有不少是我们法律人的前辈法家。这些析理论道、彼此论辩、感情激越、文采飞扬的经典作品,很难归入现代学科所划分的哪一类,正如清代评论家章学诚所惊叹的:“后世之作,其体皆备于战国。”早春先生还指出,虽然每个人的文章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他也很欣赏我语言的自然美和文字的原生态,但他认为,在我的文学散文中,过于控制了自己的感情,很少用煽情的笔墨,也很少有时露机锋、鞭辟入里的议论,这似乎把学术和文学界限得过于严苛了。

因为先生言之有物,我在受到鼓励的同时也受到教益,所以后来我又把自己新创作的几篇散文和随笔通过他儿子转给正在美国探亲的他,请他指正。过了些时日,就收到他从美国转来的手写体信件。信不长,特抄录如下:

仁文兄:

传来的几篇文章我已拜读了,看来你是见多识广,随手拈来就是文章,其中两篇很富哲理。总的感觉是好的,很丰赡,也很平实。当然平实是优点,但文似看山,当有起伏。另外你在《容器之义在其空虚》一文中提到“一日三省吾身”,这是曾子非孔子的话,出自论语。

由于传递麻烦,我已老朽,不谙新科技,故未能及时回复,很抱歉。

我因至此身体不适,究竟年岁大了,可能过不了多久就会回京,届时再面谈。

匆此,即颂

文安!

陈早春

2012年4月4日

这封信中提到的“文似看山,当有起伏”,对我很有启发。另外,他提到的“一日三省吾身”是曾子而非孔子的话,虽然我原文是转述金大中《从死囚到总统》中的话,但至少说明自己当时也是对此缺乏清晰的印象的,否则完全可以在引文之后用括号加个“作者注”来说明一下。对比先生在大洋彼岸的信手拈来,我们的国学功底看来实在是薄弱得很。

如先生所说,“我们是喝同一山溪水长大的老乡”,承蒙他抬爱,“多年交往中对仁文的印象很好”,先生与我可以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的表面安静雅致,但内心却充满激情和正义感。由于我从事的是法律工作,他有时也会就周围的一些人事和我分享他的观点,遇到老家或社会上弱者求助的事,实在万不得已,他甚至还求助过我。我们都来自社会底层,他小时候在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中成长,我小时候的艰难困苦虽不如他,但在我们的下一辈来看,也是难以想象的,正是这种艰苦的甚至是恶劣的环境锻造了我们的硬骨头精神和追求真善美、痛恨假恶丑的价值观,这也成为我们相交相知的基础。

作为著名的出版家、作家、鲁迅和冯雪峰研究专家,先生在专业领域里取得了一流的成就。更打动我的是,他为了公益,干一行爱一行,任劳任怨地甘做党和国家事业的一颗棋子。早在武汉大学读本科时,他就参与了《文艺学概论》教材的编写,并独立完成了难度极大的导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中的马恩列斯论述部分。他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长达3万多字的论文《鲁迅思想及其内在发展》,至今读起来令人击节。他的散文《童子军装——忆母亲》《无情的父爱》《家乡的小桥》篇篇一流,有的已成经典。甚至他的考证文章《杜荃是谁》也轰动“朝野内外”,有大学的考古系还以此文为例让学生学习如何进行推理考证。所以一位国内的著名作家深深地为他惋惜,认为他去从事行政工作是“浪费人才”,他自己却说,“我只是个苦力,叫干哪行就干哪行”。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以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那篇论文为例,那是1981年鲁迅诞辰100周年,北京要举办一个国际研讨会,作为北京“三鲁”之一的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编辑室需要赶写一篇论文,他白天上班,晚上熬夜,连开六个通宵,写完最后一个字,就晕倒在沙发上。后来他被民选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一干就是十五年,再兼任《当代》《新文学史料》主编,连续两届全国政协委员,以及参与编辑、注释1981年版《鲁迅全集》16卷、2005年版《鲁迅全集》18卷,主持编写《冯雪峰全集》12卷,这些繁重劳累的工作使他被迫中断了自己的写作计划,连一部已在刊物上连载了两年的书稿,也不得不拦腰斩断。

一直有个心愿,对于他书中提到的许多文学界、知识界的重大事件,找个机会向他当面求证一些细节。我也暗自庆幸,自己有这么一个难得的知识源。现在,这个心愿要成为永远的遗憾了。

谨以此文缅怀陈早春先生!

(原载《检察日报》“绿海”副刊2018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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