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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贝林的“犯罪论”:因果性犯罪概念在国际层面的复兴?

【摘要】在贝林的《犯罪论》出版百年之际,回顾由该书所奠基的构成要件论和犯罪论百年来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德国,与贝林客观、价值中立的构成要件概念不断的主观化和规范化相对应,犯罪概念也从因果性犯罪概念发展至奠基于目的行为论的(后)目的论犯罪概念。但直到今天,贝林的理论在世界范围一直都流行着:在大陆法传统中,除德国外,可明确归属于(后)目的论犯罪概念阵营的,也只有奥地利、葡萄牙和西班牙;而在英美法传统与国际刑法中采用的依然是因果性的犯罪概念。

【关键词】构成要件;犯罪概念;因果性犯罪概念;目的行为论;(后)目的论犯罪概念

一、贝林之前的保障性、体系性、个人的与二阶的构成要件

将近一百年前,贝林(Beling)出版了其奠基性的著作《犯罪论》[1]。按照通行的看法,是贝林在该书中塑造了构成要件的概念。[2]他通过开发法治国潜力,“自罪刑法定原理推导出体系性结论”[3],从而帮助构成要件理论获得了新生。这些观点是对的,不过也不应忽略,早在贝林之前有两位19世纪的刑法学者,即Christoph Carl Stübel与Heinrich Luden,就已经对构成要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4]被视为是客观构成要件奠基人的Stübel早在1805年左右就开始致力于此,这比贝林早了大约100年,[5]而Luden的研究在1840年前后也已经开始了。[6]

Stübel深受Feuerbach心理强制性一般预防理论[7]的影响,主张设立一个以合法性原则为导向的刑法体系来贯彻罪刑法定原则。所以可以直接认为,他是主张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导向的“保障性构成要件”的(在此Lang-Hinrichsen也反对整体性构成要件与保障性构成要件的区分[8])。对Feuerbach[9]和Stübel所持构成要件的革新工作,源自对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以纠问模式为导向的程序法思维的摆脱。纠问程序(der Inquisitionsproze?)先是通过一般的纠问程序来查明犯罪的体素(corpus delicti)即行为,接下来才是在特殊的纠问程序中决定能否将该行为归属于行为人。[10]纠问制下的审判者既要调查事实,也要作出判决。因而,他们首先是通过有形且看得见的犯罪体素来确定犯罪的举动,然后才转向犯罪的人素(auctor delicti)上来。于此,行为(犯罪的体素)与犯罪人(犯罪的人素)之间所存在的对应,一般情况下也只有通过犯罪嫌疑人的自白解决了;或者是,(除犯罪的体素之外——译者注)至少还需要提供两个证人才能确定责任。[11]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构成要件思想,随着当事人主义诉讼程序(der Akkusationsprozess)的引入而被抛弃。随着控诉与审判功能的分离,(审判的)法官无需再致力于调查犯罪事实和行为人。在主要的审判过程中,由控诉者提供自己所查明的作案人,而委之于法官的任务则是将控诉涵摄于构成要件。先前是需要调查者去发现作案人,现在则是他向法官提供作案人;先前是由调查者从犯罪的体素出发,现在则是由法官将由指控者所控诉的行为涵摄于法律之下,如此一来,法官们所关注的,不(再)是将犯罪的体素归属于潜在的犯罪人,而是如何把被告被指控的行为涵摄于法定的构成要件之下。[12]这不仅凸显了已经提及的构成要件的“保障功能”,同时也体现了构成要件的体系化功能:构成要件包含并且规定——作为“体系构成要件”——客观和主观要素,这些要素形成特定的犯罪类型且可从中获得违法性判断。[13]

此外,Stübel和Feuerbach[14]与很久以前的H.A. Fischer和Hegler发现不能只是纯粹客观性地理解构成要件,构成要件也包含决定构成要件特征的内在的或主观的(与行为人有关的)要素,诸如(彼时)盗窃罪的要件所要求的“图利性意图”(即据为己有的意思)。Stübel将之称作“个人的构成要件”[15],以安置具有超过的内在倾向的构成要件。这就是上文所提及的此后由Lang Hinrichsen[16]率先进行的概念塑造,也即由客观的构成要件和个人的构成要件所构成的“整体的构成要件”。

在上述Heinrich Luden那里,构成要件理论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动力。在黑格尔学派刑事不法乃是对客观、理性权利侵害之观念[17]强烈影响下,Luden分离构成要件行为的概念,并发展出由客观的犯罪表现与主观的构成要件组成的二阶层的构成要件理论。[18]此外,Luden也通过“犯罪意志的形成”将决定论意义下的行为概念主观化。他主张行为的“合目的性”,因而要求行为以特定的意志内容为前提条件。[19]在这一点上,Luden要远远早于由Welzel作为目的性行为概念之根据的目的主义。[20]当然,Welzel的观点并非基于此。

二、从价值中立的构成要件到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

我们再回到贝林,贝林所主张的构成要件是价值中立的、对于违法性判断不存在任何意义的观点,[21]原本就已经因Stübel“个人的构成要件”而存有疑问。一如此后由H. A. Fischer[22]和Hegler[23]所证实的,主观的构成要件或者不法要素的存在,不仅与犯罪论不一致,而且也使得构成要件规范化,也即由其所处理的这些要素(如据为己有的意图、占有的目的)同时就是高度规范化要素。无论如何,从Max Ernst Mayer[24]开始,我们就已经认识到(客观的)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的存在,[25]而且也意识到,即便这些要素不是构成要件要素,也一如Max Ernst Mayer所认为的那样可以为违法性奠定了基础,[26]至少也可推定违法性。[27]如此,构成要件所要求的保障功能,也就扩张到所有的不法条件(即构成要件条件再加上欠缺——消极的——正当化事由)。在不法——整体构成要件的意义上,也可称之为广义上的保障性构成要件。[28]

在财产犯罪中存在具有民法从属性的要素[29],如“他人的”和“财物”,也存在只能借助于法律中的定义方可识别的概念,[30]如“证件”。这些构成要件要素的规范性——在“价值确定”的意义上[31]——都是毫无疑问的。如果进一步观察那些即便是那些表面上看来价值中立的、可以通过感知获取意义的(描述性)要素,如人的概念,它们也是与价值相关的,或者需要法律来补充。在此,可设想的例子是有关人生命之起点与终点的争论,这些争论关涉到(根据产前诊断)对未出生生命的堕胎以及(积极或消极的)帮助自杀行为。所以一直到今天,仍有充分的理由赞同,由Erik Wolf区分“已由价值填充”的要素和“需要价值填充”的要素的主张[32],换句话说,所有的构成要件要素都具有规范性的特质。[33]尽管我们可以同早期的Welzel[34]一道,基于存在论或本体论的刑法理解对此提出质疑,也即,即便法学概念也只是“对本体论之实在的描述”、对前法律的价值之描述,因而在一定范围内仍旧是“描述性”概念。这里的描述性,与所谓的双重的规范性概念是对立着的:广义上的描述性是指,运用法学概念对本体意义上的或前法律的存在之理解;而狭义上的描述性是指,与自然意义上的存在一致。[35]在目前的讨论中,Roxin已令人信服地证明了[36],仅在存在论刑法理解的基础上为描述性要素恢复名誉的努力[37]并不成功。

三、从古典犯罪论到后目的犯罪论

对贝林理论的修正,并不局限于对构成要件的理解,也包括对其建立在因果性行为概念基础上的因果性(古典)犯罪论的把握。众所周知,贝林只是在自然因果性意义下通过外部可感知的身体动静来理解行为概念的:行为尽管必须回溯至人的意志,但它不包括意志要素;故意仅仅属于责任:“为了确定‘行为’的存在,只需要知道行为人是不是具有意志能力,就已经足够了。至于他是怎么想的,则无关紧要;因为意志内容只对责任问题具有意义”[38]。在这点上,贝林所使用的是von Liszt的行为概念。

Liszt同样是仅在自然的因果的冲动或神经刺激下以“可回溯至人类意愿、能对外部世界的变化产生影响”来定义行为的。[39]这一价值中立且不包含意志内容的行为概念,也可以作为体系中的上位概念来理解,从而顺理成章地发展出二阶的客观-主观的犯罪论(objektiv-subjektive Verbrechenslehre),也即将客观的犯罪行为面分配给由行为、构成要件和违法性组成的不法,将主观的犯罪行为面分配给从心理意义上理解的责任。[40]

与此同时,客观的不法与主观的责任的二分法,也与当事人诉讼模式的精神契合。[41]当事人诉讼模式——如上所述——区分客观的行为(犯罪的体素)与主观的行为人(犯罪的人素)。从刑法哲学建构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犯罪理论必然会随着主观构成要件要素的发现以及最终由Luden所推进的[42]和Welzel[43]通过贯彻其目的性行为概念的构想,而引起的行为概念的主观化而崩溃。所以,取代其地位的,先是新古典的犯罪概念,也即意图和动机是主观构成要件和责任的规范化。[44]随后是(后)目的论的犯罪论[45],也即将(自然意义上的)故意从责任前移至构成要件阶层[46]并且完全规范地去理解责任;换句话说,在不法与责任之间因果性客观与主观的二分,被客观的构成要件/违法性、主观的构成要件/违法性和规范的责任之间客观的-主观的-规范的三分法取代。[47]

此外,从诉讼程序的视角来看,(后)目的论相较于因果性的犯罪论也是较优的选择,因为自19世纪开始就已经引入的当事人诉讼程序后,[48]就随之要求法官要专注于行为人,法官要追问行为人的行为动机及其行为的目的,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法官也要探寻行为人的故意。这里所存在的诉讼流程,尤其是法官判断作业的“主观化”,也加速了对因果行为论的超越,这只是或者主要是在纠问式与当事人诉讼程序的精神之下[49],在程序方面的解释。但这方面也不应走得太远了,因为直到今天提到当事人诉讼体系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英美体系,但与之并行的却是因果性犯罪论。因而可以说,倘若刑法哲学没有发展至目的论行为概念,也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犯罪论发展至(后)目的论的犯罪论。

四、境外概览I: 外国刑法

就德国讨论的背景而言,后目的的犯罪论取代因果的犯罪论既是水到渠成的,也是令人信服的。但不应忽略的是,在世界范围内贝林从来都是流行着的。如果我们试着将外国法秩序归类到上述犯罪论之一种,很快就会认识到,这些归类无论如何都存在过分简化的危险[50],也即后目的论模式绝非占据了主导地位[51]。如上所述,英美刑法(所谓的普通法法律圈)尚且信奉因果性犯罪论。直到今天,在那儿仍然适用的是可追溯至教会法的[52]、由Edward Coke(1552—1634)法官[53]所引入的“除非内心邪恶,否则行为无罪(actus non facit reum nisi mens sit rea)”原则。在因果性犯罪论的意义下[54],从中产生的是由犯罪行为(actus reus)和犯罪意图(mens rea)所组成的二阶的客观-主观的犯罪概念;今天尚有争议的只不过是:犯罪意志是仅仅包括故意和过失,抑或也包括其他(规范的)责任要素?[55]

然而,即便是在深受罗马法传统影响的欧陆国家群(所谓的民法法律圈)中,我们也只能明确地将奥地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包括德国[56]——归属于后目的犯罪论的阵营。[57]在其他国家中,因果性犯罪论要么占据支配地位,最起码也是深受因果性犯罪论影响的。首先需要提及的最重要法律秩序之一的是意大利。在意大利,由Carrara[58]创建的fatto(实体因素)和colpevolezza(道德因素)的区分,一直到今天都是主流观点,并且在以法益为导向的客观不法论的护航下,所有的主观要素均被放逐到责任或者应受谴责性的范畴。[59]法国法也是以相似的方式来区分客观的要素与主观的心理或道德要素的;[60]在今天所争论的问题也仅仅是:是否把所有的主观的可罚性前提条件如责任归属能力,都置于主观的心理或道德要素之下?[61]在瑞典,违法的作为或不作为的前提条件与个人负责性的前提条件之间的区分,同样跟古典犯罪概念客观-主观的部分存在着对应。[62]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还有希腊刑法的古典的犯罪构造。在上述国家的学术讨论中,我们终究还是可以发现一些基本的区别:在法国与瑞典古典体系的决定性地位几乎或完全不会遭遇到什么质疑(甚至可以说,在法国,人们根本就不知道目的行为论)。而在深受德国刑法理论影响的意大利和希腊,则正在非常活跃地就所明显趋向的(后)目的论犯罪模式进行着争论;主流理论支持三阶层的犯罪体系,至少是在新古典犯罪论的意义下,要求承认主观的构成要件要素。[63]

同样,即便是与欧陆(尤其是德国、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律传统紧密相关的拉丁美洲,也绝对不能说毫无例外地战胜了因果性犯罪论。[64]20世纪犯罪概念发展的简要概况如下:[65]首先是目的论借助于对Welzel的《德国刑法学》[66]和Graf zu Dohna的《犯罪论的构造》[67]等作品的翻译,在西班牙语世界大获成功。[68]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就已经先有智利的Juan Bustos[69],阿根廷的Enrique Bacigalupo[70],稍后墨西哥的Moises Moreno[71]——这些人都曾在波恩追随Welzel从事研究[72]——再后来是阿根廷的Eugenio Raul Zaffaroni[73],哥伦比亚的Nodier Agudelo Betancur[74]以及巴西的Joao Mestieri[75]、Helen Claudio Fragoso[76]和Luiz Luisi[77]等人将该理论在拉丁美洲传播了。彼时的主流观点中最主要的,依然是受贝林和Liszt影响的(新)古典的——因果的犯罪概念。其主要代表,首先是翻译过Lisz《t德国刑法教科书》第20版的卷二与卷三的西班牙学者Jiménez de Asua[78],[79],但他后来对目的论的行为概念也有一定程度的同情且肯认行为无价值这一范畴。[80]在他之后,则有阿根廷的Sebastian Soler[81]——他翻译了贝林的《刑法的基础(1930年第11版)》和《犯罪论》,智利的Eduardo Novoa Monreal[82],哥伦比亚的Luis Carlos Pérez[83]和Alfonso Reyes Echandia[84],以及巴西的Anibal Bruno[85]; 但Jiménez de Asua则与众不同,他主张极端的实证主义,也即拒绝承认超法规的正当化事由和超法规的免责事由。[86]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直到)当下不同作者的作品就会发现,Roxin[87]现代功能主义与目的理性脉络之下的目的主义或后目的主义占据支配地位,[88]但同样存有拥趸的观点,一面是延续至今的新古典立场[89],另一面则是Jakobs脉络下[90]激进的功能主义——规范性的立场[91]。Roxin理论的支配性,表现在——正是由Roxin[92]复活的——以客观归责理论[93]命名的作品数量的迅速膨胀;借用F.-C. Schroeder的话,客观归责理论之于拉丁美洲,“不论在原则性意义上,还是其关注度上……都已经取代了目的行为论的地位”[94]。

五、境外概览II: 国际刑法

即便都是国际刑法中的犯罪概念,与其说是(后)目的性犯罪论导向的,不如说是以英美犯行/犯意和犯罪/辩护二分法为导向的。[95]在前述历史的——比较性概览背景下,我们根本不会对此感到奇怪;但也不应忽略,国际刑法中的犯罪概念,并非是从犯罪论上百年来的发展中所推导出来的类似于事理逻辑的结论,而是纽伦堡审判以来的国际刑法司法实践以及法典化建议之成果。[96]如此,我们在国际刑法中遇到的就是一个二阶性的犯罪构造。在这个犯罪构造框架里,我们不是照着后目的论的犯罪模式去进行不法(包括行为故意)和责任的基本区分,而是仅仅在个人的负责性与可能的刑罚排除事由(辩护)之间做出区分:

表1国际刑法中的犯罪概念

若忽略具体要素[97],国际刑法中构成要件理论的发展是可以和贝林的构成要件理论相对照的。首先,一如其名字所显示的,保障性构成要件范畴[98]之于国际刑法,跟其之于命途多舛的法治国刑法一样,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所有公民都可能与被政治化了的刑罚权对立;说到底,刑罚权最终都要受法治国中具有特定构成要件的刑法——作为犯罪人的大宪章[99]——的控制。同时,作为体系性构成要件[100]来理解的构成要件中含有具体描述不法类型、发现不法类型的观念,而这些都有助于国际刑法中犯罪构成要件的具体化。

(责任编辑:王俊)

【注释】 *原文《100 Jahre Belings?Lehre vom Verbrechen“:Renaissance des kausalen Verbrechensbegriffs auf internationaler Ebene?》载于《国际刑法教义学(ZIS)》2006年第10期,第464-471页,适逢贝林的名著《犯罪论》出版100周年。本文的翻译已获得作者授权。

**德国哥廷根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译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第60批面上资助项目:“论未遂犯处罚根据的中国立场”(项目编号:2016M60123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Beling, Die Lehre vom Verbrechen, 1906.

[2]Roxin,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and I, 4. Aufl.2006,§7 Rn.12.

[3]Hall, Die Entwicklung des Verbrechensbegriffs aus dem Geist des Prozesses, in: Friedrich Geerds(Hrsg.),Festschrift für Hellmuth Mayer, 1966,S.38;详见Hall, Die Lehre vom Corpus delicti, 1933,S.155 ff.

[4]有关Ludens und Stübels构成要件论的进一步论述见Ebrahim-Nesbat, Die Herausbildung der strafrechtlichen Teilnahmeformen im 19. Jahrhundert, 2006,S.59 ff.,85 ff.

[5]In seiner Monographie? Ueber den Thatbestand der Verbrechen, die Urheber derselben und die zu einem verdammenden Endurtheile erforderliche Gewi?heit des erstern besonders in Rücksicht der T?dtung nach gemeinen in Deutschland geltenden und Churs?chsischen Rechten“,1805.

[6]In seinen ? Abhandlungen aus dem gemeinen teutschenStrafrechte, zweiter Band: Ueber den Thatbestand des Verbrechens nach gemeinem teutschen Rechte“,1840.

[7]Feuerbach, Lehrbuch des gemeinen in Deutschland geltenden Peinlichen Rechts, 14. Aufl.1847,§§8 ff.,13. Stübel公开否定其特殊预防的刑法理论并拥护Feuerbach(参见Ahrendts, Christoph Carl Stübels Straftheorie und ihre Wandlung, 1937,S.62 ff.);同时,他反过来也对Feuerbach具有决定性的影响,Binding则直接把他视为是Feuerbach理论的先驱(参见Binding, Die Normen und ihre übertretung, 1918,Band III, S.96 f. mit Fn.15).

[8]Lang-Hinrichsen, JR 1952,302(307);ders.,JZ 1953,362(363 mit Fn.7).他对“整体构成要件”和“保障性构成要件”做了区分,其中,整体构成要件被理解成为违法性奠定根据的所有要素,而保障性构成要件则是整体构成要件中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关的部分(参见Engisch, Die normativen Tatbestandselemente im Strafrecht, in: Engisch(Hrsg.),Festschrift für Edmund Mezger, 1954,S.120)。

[9]Feuerbach(Fn.7),§§80 ff.;dazu auch Ebrahim-Nesba(t Fn.4),S.31 ff.

[10]参见Hall, Corpus delict(i Fn.3),S.2 ff.;ders.,FS H. Mayer(Fn.3),S.37 f.此处所说的“纠问程序”,是指在整个刑事诉讼进程中,由纠问者(审判者)自始至终以职权负责调查的原则。该模式于13世纪末期在欧洲大陆发展起来,不过该诉讼模式从18世纪开始逐渐受质疑,因为在该模式下,纠问者既充当原告代理人的角色,又兼任裁判者的角色。对于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而言,这样的制度设计很难说是公平的。对此,19世纪的法国引入了检察官起诉制度,由检察官负责案件的控诉,审判者则专司审判职能,即居于中立者的地位做出判决。此后,欧洲大陆的刑事诉讼制度逐渐发展出为我们所熟知的检察官与法官并列、控诉与审判职能分离的诉讼制度。因此,我们今天所说的“纠问诉讼程序”或“职权诉讼程序”,虽然是由“纠问程序”发展而来的,但与后者在诉讼结构上存在截然不同。在当前的语境中,“纠问诉讼程序”或“职权诉讼程序”是与下文提及的“当事人诉讼模式”(der Akkusationsprozess)相并列的诉讼模式。当然,也存在第三种模式,即借鉴了两种诉讼模式的混合诉讼程序或改革的诉讼程序(der reformierte Strafprozess)(参见陈惠馨:《1532年〈卡洛林那法典〉与德国近代刑法史——比较法制史观点》,载《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4期;刘家汝:《从当事人诉讼程序到职权诉讼程序——对德国刑事诉讼程序的历史考察(上篇)》,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34卷,第141页以下;也可见Volk, Wahrheit und Materielles Recht im Strafprozess, 1980,S.18f.)。——译者说明

[11]参见Schmidt, Einführung in di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trafrechtspflege, 3. Aufl.1965,§109 f.,S.127 f.能够查证可信的自白(《加洛林纳刑法典第60条》)或者两个“充分的证人”(《加洛林纳刑法典》),载于Arno Buschmann, Textbuch zur Strafrechtsgeschichte der Neuzeit, 1998)才能作为证据适用。关于通过刑讯获取供词Rüping/Jerouschek, Grundri? der Strafrechtsgeschichte, 4. Aufl.2002,Rn.104,107:根据《加洛林纳刑法典》第57条,对神判制度的废除或拒绝使得刑事诉讼程序获得进步。对此,也参见Maier, Derecho Procesal Penal, Tomo I Fundamentos, 2. Aufl.2004,S.292 f.《加洛林纳刑法典》废除了神判制度,这是重大进步之处,但该法典仍规定有刑讯逼供制度,不过刑讯逼供的适用存在着严格的前提条件,也即只有在“犯罪嫌疑行为”存在并且是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的自白时,才能刑讯逼供。而且“犯罪嫌疑存在”一般需要两个证人的证言证明:如果只有一个证人,则不满足犯罪嫌疑行为存在的前提条件,自然就不能实施刑讯逼供了。所以,正文中会有“至少两个证人”的说法。(参见陈惠馨:《1532年〈卡洛林那法典〉与德国近代刑法史——比较法制史观点》,载《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4期;刘家汝:《从当事人诉讼程序到职权诉讼程序——对德国刑事诉讼程序的历史考察(上篇)》,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34卷,第141页以下;也可见Volk, Wahrheit und Materielles Recht im Strafprozess, 1980,S.18f.)——译者说明

[12]参见Hall, Corpus delict(i Fn.3),S.161 ff.;ders.,FS H. Mayer(Fn.3),S.38 f.

[13]参见Roxin(Fn.2),§10 Rn.1.

[14]Feuerbach(Fn.7),§55 mit Fn. a).

[15]Stübe(l Fn.5),§§4,18;dazu auch Ebrahim-Nesba(t Fn.4),S.59 f.

[16]参见Fn.8.

[17]参见von Bubnoff, Die Entwicklung des strafrechtlichen Handlungsbegriffes von Feuerbach bis Lisz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Hegelschule, 1966,S.88.

[18]Luden(Fn.6),S.110,122,131,346,500 f.;ders.,Handbuch des teutschen gemeinen und particularen Strafrechtes. Erster Band.Erstes Heft, 1847,§7(S.17),§51(S.334 mit Fn.1),§52(S.336 f.)

[19]Luden(Fn.6),S.114;dazu auch von Bubnof(f Fn.17),S.93 f.;Ebrahim-Nesba(t Fn.4),S.87 f.

[20]Dazu unten Fn.43.

[21]Beling(Fn.1),S.206;也见ders.,Grundzüge des Strafrechts, 11. Aufl.,1930,S.30 f.,不管怎样他也做出了让步,也即立法者可在概念中嵌入“法律上的—规范的概念”,不过这尚未处理违法性问题。

[22]Fischer, Die Rechtswidrigkeit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Privatrechts, 1911,S.138 f.

[23]Hegler, ZStW 36(1915),19(31 ff.).

[24]Mayer, Der Allgemeine Teil des Deutschen Strafrechts, 1915,S.182 ff.

[25]也见Engisch(Fn.8),S.133 ff.;Hall, FS H. Mayer(Fn.3),S.40.

[26]Mayer(Fn.24),S.182(“真正的违法性要素”)。

[27]有关争论,见Engisch(Fn.8),S.135 f.;有关推定功能,也见Roxin(Fn.2),§10 Rn.10.

[28]也见Roxin(Fn.2),§10 Rn.15.

[29]A.A. Bruns, Die Befreiung des Strafrechts vom zivilistischen Denken, 1938,S.314 ff.,对此,所谓“法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就恰恰不需要法官填充价值判断,因为人们可以从刑法之外的规范中获取——这有点类似于认知——其意义。

[30]有关卑鄙谋杀罪中特定无罪事由规范化的新近文献,Küper, GA 2006,310(312).

[31]Mayer(Fn.24),S.182.

[32]Wolf, in: Otto Schreiber(Hrsg.),Die Reichsgerichtspraxis im deutschen Rechtsleben, Band V, 1929,S.54 ff.;auch ders.,Die Typen der Tatbestandsm??igkeit, 1931,S.58.已经填充有价值的要素具有“固定的评价标准”,而“需要价值填充”的要素则有待(法官)“主观”的评价。所谓双重的规范性概念源自价值相关性和价值依赖性(so Engisch [Fn.8],S.141.)。

[33]可对照von von Liszt/Schmidt, Lehrbuch des Strafrechts, 26. Aufl.,1932,§32 A II 1 b(S.182 f.);Class, Grenzen des Tatbestandes, 1933,S.166 f.;Hall, FS H. Mayer(Fn.3,S.40;符合此发展趋势的,也有Mezger, Strafrecht, 2. Aufl.1933,S.191,“所有的构成要件要素都具有规范性特征”(但在1960年第9版第99页中删除了这句话,由Blei 1973年所修订第15版第110页中,这句话也同样没有了);新近的文献,可参见Roxin(Fn.2),§10 Rn.11,59 f.;Baumann/Weber/Mitsch,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11. Aufl.2003,§8 Rn.17;Wessels/Beulke,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35. Aufl.2005,Rn.132(§5 III 2);Heinrich,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I, 2005,Rn.127;G?ssel, GA 2006,279(281:“并不存在纯粹描述性的要素”).

[34]Welzel, Naturalismus und Wertphilosophie im Strafrecht, 1935,S.74 f.后来Welzel在其《自然法与实质正义(Naturecht und materiale Gerechtigkeit)》一书1951年第1版中,对严格的存在主义的刑法理解有所偏离,而且他也赞同存在与应当之间的区分,详细的讨论参见Loos, in: Loos(Hrsg.),Rechtswissenschaft in G?ttingen, 1987,S.486(504 ff.).

[35]Engisch(Fn.8),S.141.

[36]Roxin, ZStW 74(1962),515;ders.,Kriminalpolitik und Strafrechtssystem, 2. Aufl.1973,S.5 f.,13 f.;ders.( Fn.2),§7 Rn.24.即便目的论的支持者也抛弃了存在论的根据,参见Bacigalupo, in: J. Arnold etal.( Hrsg.),Menschengerechtes Strafrecht, Festschrift für Albin Eser zum 70. Geburtstag, 2005,S.61(74).Roxin对Welzel建立在存在论基础上的目的论犯罪体系的批判,可简要归结为以下5个方面:(1)目的行为论无法圆满地解释过失犯和不作为犯;(2)有时会过度扩张客观不法的范围;(3)有时忽视不法的社会意义;(4)从行为目的性出发,有时(如严格责任论)无法推导出合乎法律的解决方案;(5)将罪责理解为可责难性(此点不唯独是目的论体系的主张,也是新古典犯罪论体系的观点)导致罪责内容的恣意性等。(仅参见Roxin, Kriminalpolitik und Strafrechtssystem, 2. Aufl.1973,S.13 f.)——译者说明

[37]Engisch(Fn.8),S.141.

[38]Beling, Grundzüge des Strafrechts, 8. Aufl.1925,S.20 f.(§14).

[39]von Liszt, Lehrbuch des deutschen Strafrechts, 4. Aufl.1891,S.128.

[40]这里的表述以及下文的图表参照Gropp,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3. Aufl.2005,§3 Rn.60.可用如下图表说明这种二阶的客观-主观的犯罪论,即建立在因果行为论基础上的古典犯罪概念:

(此表源于Kai Ambos, JA 2007,S.3)——译者说明

[41]Dazu Hall, FS H. Mayer(Fn.3),S.38;ders.,Corpus delict(i Fn.3),S.10 f.

[42]上文Fn.19.——就二者都是从具体的犯罪中抽象出构成要件而言,Luden和Beling之间存在共性。贝林(见上述注释1,第11页)参照Luden论述到:“它(也即构成要件概念——作者注)来自对具体犯罪概念所有要素的抽象;它是概念整体,中间包含了大量具体的构成要件。”

[43]Welzel, ZStW 58(1939),491(505 ff.);ders.,Das neue Bild des Strafrechtssystems, 1961,S.4 ff.;ders.,Das deutsche Strafrecht, 11. Aufl.1969,S.33 ff.

[44]尤其参照Fischer und Hegler(Fn.22 f.)以及Gropp那里的构造模式见Gropp(Fn.40),§3 Rn.62.

[45]有关目的行为论之于刑法教义学和刑法体系发展意义的最新文献,参见Bacigalupo(Fn.37),S.72 ff.;Cerezo, FS Eser 2005(Fn.37),S.101(104 ff.).

[46]在这件事情上,目的论的独特之处并不在于故意的在阶层中的前移——其实早在Welzel之前就已经有Hellmuth v. Weber主张这种观点(Grundri? des tschechoslowakischen Strafrechts, 1929;DJZ 1931,S.663,666 f.;Zum Aufbau des Strafrechtssystems, 1935,S.9 ff.)-,而是在于强调法律所依据的——现实的结构——的前法律的、存在论的价值,详见Loos(Fn.34),S.495 ff.;Hirsch, in: Rechtswissenschaftliche Fakult?t Uni K?ln(Hrsg.),FS K?ln, 1988,S.399(401 f.,415 f.);Bacigalupo(Fn.37),S.62 ff.,73 ff.;Cerezo(Fn.45),S.101 ff.,参照点当然是“对存在的认知”,而不是“现实的或真实的”(第101页)。

[47]如果将构成要件该当性仅仅理解为启发式教育的范畴,那么所有的要素都被提升至不法,如此二阶层的犯罪构造就是多余的了(参见Schünemann, GA 2006,378,381)。

可用如下图表说明这种“客观的-主观的-规范的”犯罪构造,也即

目的行为论之后的(后)目的论犯罪概念:

(此表源于Kai Ambos, JA 2007,S.4)——译者说明

[48]所谓混合的诉讼程序,参见Rüping/Jerouschek(Fn.11),S.98 ff.

[49]So Hall, FS H. Mayer(Fn.3),S.39.

[50]晚近刑法学中有关存在论与规范论的讨论也表明了归类的复杂性,参见Schünemann, in: B. Schünemann et al.(Hrsg.),Festschrift für Claus Roxin zum 70. Geburtstag am 15. Mai 2001,2001,S.1(12 ff.);Moises Moreno, in: UNED(Hrsg.),Modernas tendencias en la ciencia del derecho penal y en lacriminología, 2001,S.579 ff.;Cerezo(Fn.45),S.101 ff.

[51]因而自法律比较的视角,在“教义史”中责难目的行为论(Roxin[Fn.2],§7 Rn.18),难免会过于冒险。

[52]参见Gropp(Fn.40),§3 Rn.2.

[53]参见Vogel, GA 1998,127 ff.(136).

[54]参见Mansd?rfer, in: Mansd?rfer(Hrsg.),Die allgemeine Straftatlehre des common law, 2005,S.10 ff.;Ambos, Maastricht Journal of European and Comparative Law 12(2005),173(179 f.);批判见Zaffaroni/Slokar/Alagia, Derecho Penal, Parte General, 2. Aufl.2004,S.375.

[55]进一步的理解,Mansd?rfer(Fn.54),S.14.

  [56]仅参照Roxin(Fn.2),§7 Rn.4 ff.即便在德国也有一些学者支持因果性犯罪论,尤其是Baumann/Weber/Mitsch(Fn.33),§12 Rn.5;Naucke, Strafrecht, 10. Aufl.2002,§7,insbesondere Rn.151.

[57]Vgl. Ambos(Fn.55),S.181.对此,Bacigalupo认为[in Cuadernos ?Luis Jiménez de Asúa“,Band 23,Madrid 2005(Dykinson),S.XXXV]是西班牙的刑法教义学借助于Jiménez de Asua的《犯罪的法律理论》(见下文注释78),也即始于1931年。

[58]Carrara, Programma del corso di diritto criminale, Partegenerale, Vol.1,5. Aufl 1877,S.9,48 ff.

[59]Mantovani, Diritto penale, Parte generale, 4. Aufl.2001,S.107 ff.;Pagliaro, Principi di diritto penale, Parte generale, 8. Aufl.2003,S.254 ff.;也见Paliero, ZStW 110(1998),428.

[60]Stefani/Levasseur/Bouloc, Droit pénal général, 18. Aufl.2003,S.225,这与区分犯罪行为和犯罪意图的做法也存在明显不同。也参见Manacorda, GA 145(1998),125.

[61]参见Stefani/ Levasseur/ Bouloc(Fn.60),S.225 mit Fn.1;Manacorda(Fn.60),S.125 f.– Merle/Vitu, Traité de droit criminel, 7. Aufl.1997,727 ff.参见Desportes/Le Gunehec, Droit pénal général, 10. Aufl.2003,S.205 ff.他将伦理要素理解为罪责的智识(精神)面,也即故意与过失;然后是对“智识因素”令人信服地论述。

[62]Cfr. Jareborg, Der schwedische Verbrechensbegriff, en Schünemann et al.( eds.),Festschrift für Claus Roxin, 2001,S.1447 ff.;Jareborg, Justification and Excuse in Swedish Criminal Law, en Essays in Criminal Law, 1988,S.11 ff.

[63]Vgl. Padovani, Diritto penale, 7. Aufl.2004,S.95 ff.,101ff.;Fiandaca/Musco, Diritto penale, Parte generale, 4. Aufl.2004,S.156 ff.;Romano, Commentario sistematico del Codice Penale, Bd.1,3. Aufl.2004,Pre-Art.39 Randnummern 22 ff.;也见Morselli, Il ruolo dell’ atteggiamento interiore nella struttura del reato, 1988.在欧洲有关新古典理论的进一步证明,参见Jescheck/Weigend,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5. Aufl.1996,S.207 mit Fn.47.

[64]就此而言,我要首先对Prof. Dr. José Luis Guzmán(Valparaiso, Chile),Prof. Dr. Daniel Pastor(Buenos Aires, Argentinien)和Prof. Dr.Fernando Velasquez V.( Medellin, Kolumbien)富有价值的建议表示感谢,此外需要感谢的还有Prof. Pablo Alflen(Porto Alegre, Brasilien),Prof. Dr. Fabio D’Avila(Porto Alegre, Brasilien),Prof. Dr. Hurtado Pozo(Fribourg, Schweiz),Prof. Dr. Javier Llobet(San José Costa Rica), Prof. Dr. Jean Pierre Matus(Santiago de Chile)以及Herrn wiss. Assistant Luis Greco(München, Deutschland)等。

[65]有关在整个拉丁美洲的简略发展:Carrasquilla, Derecho penal fundamental, 3. Aufl.2004,S.523 f.;krit. Moises Moreno(Fn.50),S.612 ff.在阿根廷的发展:Zaffaroni, Tratado de Derecho Penal, 5 tomos, 1980-83(1998—2001年再版)(Ediar),tomo III(1999年再版),S.39 f.;在巴西:Juarez Tavares, Teorías del delito, 1983,S.103 ff. und Zaffaroni/Pierangeli, Manual de Direito penal brasileiro: parte geral, 4. Aufl.2002,S.399 f.;在哥斯达黎加:Llobet Rodríguez, La teoría del delito en la dogmática penal costarricense, 2002.

[66]Derecho penal, Buenos Aires 1956,由Carlos Fontán Balestra和Eduardo Friker翻译(删去了形容词“德国的”,参见Bacigalupo, Welzely la generación argentina del finalismo, in: Hirsch/Cerezo Mir/Donna(Hrsg.),Hans Welzel en el pensamiento penal de la modernidad, 2005,S.27).1969年的最后一版(即第11版)总论部分由Juan Bustos und Sergio Yá?ez翻译,1976年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出版。——阿根廷学者Fontán Balestra早在1951年就已经翻译了Welzel的论文《论目的行为论(La teoria de la acción finalista)》,但这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参见Bacigalupo, op. cit.,S.17,27.

[67]La estructura de la teoría del delito, 1958,übersetzung von Carlos Fontán Balestra und Eduardo Friker.

[68]Vgl. Bacigalupo(Fn.57),S. XVII; ders.( Fn.66),S.16 f.

[69]Culpa y finalidad(Los delitos culposos y la teoría final de la acción),1967;此前已有其波恩大学的毕业论文:“目的论、过失犯与智利刑法”(Finalit?t, fahrl?ssiges Begehungsdelikt und chilenisches Strafgesetzbuch),1966;该文的西班牙语:El delito culposo, Santiago de Chile 1995.

[70]La noción del autor en el Código Penal, 1965;ders.,Culpabilidad, dolo y participación, 1966;ders.,Lineamientos de la teoría del delito, 1974,2. Aufl.1986.

[71]Der finale Handlungsbegriff und das mexikanische Strafrecht, Dissertation 1977.

[72]Welzel的生平(1904—1977)与作品,详见Loos(Fn.34),S.486 ff.他在哥廷根大学(1936—1952,作为von Hippel的继任者)与波恩大学(1952—1977)执教的情况,也见Loos, JZ 2004,1115.

[73]Teoría del delito, 1973;ders.( Fn.64),S.11 ff.,43 ff.,97 ff.

[74]由他与Velásquez等人创建的期刊Nuevo Foro Penal于1978年发行的第1期就非常推崇目的论,刊载有由Agudelo所翻译的Welzel的论文《当下的目的行为论教义学(La doctrina de la acción finalista, hoy)》。

[75]Curso de Direito Criminal. Parte Especial, 1971,S.18;nun auch ders.,Manual de Direito Penal. Parte Geral. Volume 1,2a tiragem 2002,S.103 ff.

[76] Li??es de Direito Penal, 16. Aufl.2003,S.181 ff.

[77] O tipo penal, a teoria finalista e a nova legisla??o penal, 2. Aufl.1987,S.37 ff.

[78] Vgl. La teoría jurídica del delito, 1931,又原封不动再版Cuadernos ?Luis Jiménez de Asúa“,Band 23,2005,S.28 ff.;ders.,La ley y el delito, 1945,S.207 ff. y passim; ders.,Tratado de Derecho penal, tomo III, 3. Auflage 1965(1972年再版),S.302 ff.,359 ff.

[79]受von Liszt影响的,还有Bacigalupo(Fn.57),S. XIII, XV.

[80]在其作品的第3卷(上引78之Trado)的序言中,就已经涉及目的行为论和Bacigalupo的作品;即便没有连接目的主义,但是也是愿意引用的;见第359页以下详细的争论,他肯定行为无价值的范畴对过失犯、未遂论和共犯论和单纯行为犯的影响。对此也见Bacigalupo(Fn.57),S. XVII f.;ders.( Fn.66),S.29,31 f. (zu Jimenez de Asuasrapport zu T?terschaft und Teilnahme für die AIDP, 1957),34 f.

[81] Derecho penal Argentino, tomos I-V, 1940 ff.,insbesondere tomo I(Parte General, 4. Aufl.1970,aktualisiert 1986 durch Guillermo Fierro),S.313 ff.(372 ff.) und passim.

[82] Curso de Derecho penal Chileno, tomos I y II, 1960/1966,insbesondere Band I, S.222 ff.;也比较与目的主义的基础性争辩(尤其是Zaffaronis),in Causalismo y finalismo en Derecho penal, 2. Aufl.1982,insbesondere S.41 ff.

[83] Tratado de derecho penal, Vol. I-V, 1967-1974;2. Aufl. vol. I-III 1975-1978;稍后是Derecho penal. Partes general yespecial, vol.I-V, 1981-1986.

[84]在意大利技术法学派的意义上(Rocco)首先是极端的实证主义,见Derecho penal colombiano, 1964;此后则是新古典导向,见Derecho penal: parte general, 1972.

[85] Direito penal, tomos I-V, 1956 ff.,insbesondere Band I(3. Aufl.1967),S.281 ff.

[86]在一定程度上可参照Soler Bacigalupo(Fn.66),S.22 ff.;相似的法律实证主义立场有Ricardo Nú?ez和Carlos Fontán Balestra(均为Welzel作品的译者),也见Bacigalupo, a.a.O.,S.25 f.完全不同的是Jiménez de Asúa,既支持从属于法律的教义学,也信奉超越法律的正义,比如参见La Ley y el Delito(Fn.78),S.208 f.

[87]Roxin(Fn.2),§7 Rn.26 ff.,57 ff.

[88]Velásquez, Derecho Penal Parte General, 3. Aufl.1997,S.332 ff.(正在准备工作中的第4版具有更强色彩的温和功能主义);Cury, Derecho penal, 7. Aufl.2005,S.243 ff.,263 ff.;Garrido Montt, Derecho Penal. Parte General, Tomo II, 4. Aufl.2005,S.47 ff.;Mac Iver, Derecho penal chileno: Parte general, tomo III, 1992,S.27 ff.(他在这里修正了此前以因果性犯罪论为导向的看法,对此参见tomo I, S.235 ff.,429 ff.);Régis Prado, Curso de Direito penal Brasileiro, vol. I, 5. Aufl.2005,S.321,338 ff.(关于客观归责);Greco, Curso de Direito Penal. Parte Geral, 2004,S.163 ff.;也有Bitencourt, Tratado de Direito Penal, vol I, 10 Aufl.2006,S.262 ff.,269 ff.;Cirino dos Santos. A moderna teoria do fato punível, 4. Aufl.2005,S.8 f.,30 f.;目前可能持有后目的论观点的有Carrasquilla(Fn.64),S.524 ff.与此此前版本不同!);明显功能性导向的是Bacigalupo, Derecho penal. Parte general, 2. Aufl.1999,S.199 ff.作为“客观归属”的犯罪论;可能是温和功能性体系的也有Hurtado Pozo, Derecho Penal Parte General, 3. Aufl.2005,S.373 ff.,394 ff.;Queiroz, Direito penal. Parte geral, 2. Aufl.2005,S.115 ff. und passim.;另种意义上——即法治国有必要限制国家刑罚权的——(温和的)功能主义,见Zaffaroni/ Slokar/Alagia(Fn.54),S.372 ff.,399 ff.,432 ff.(372:?función correctiva reductora del poder punitivo“;373:?contención …… del estado de policía“);也参见Zaffaroni/Pierangell(i Fn.64),S.383 ff.,395 ff.;主张这一方向上不法论的是Juarez Tavares, Teoria do injusto penal, 3. Aufl.2003, S.159 ff. und passim; 存在矛盾的是,Etcheberry, Derecho Penal, tomo I, 3. Aufl.1998,他一方面赞同目的行为论(第175、290和292页),另一方面却将故意置于责任阶层(第290页:“故意罪过”)且赞同卑劣意志(第295页“行为的法敌对意志”).

[89]Porte Petit, Apuntamientos de la Parte general del Derecho Penal, 20. Aufl.2003,S.255 ff.;Villamor Lucía, Derecho penal boliviano, 2003,Band I(Parte general),S.61 ff.;Reale Júnior, Institui??es de direito penal, Parte Geral, vol.1,2002,S.125 ff.(142,146 f.);Politoff/ Matus/Ramírez, Lecciones de Derecho Penal Chileno, Parte General, 2. Aufl.2004,S.35ff.,164 f. und passim[.在此第39页以下与Welzel之间的争辩,确切地说,是针对与——有关纳粹刑法——刑事政策而不是有关刑法教义学的争论。那种将目的论视为专制性理论并加以拒斥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承认物本逻辑恰恰能够为专制的立法者的恣意设限,同样的观点也见Bacigalupo(Fn.66),S.36;ders.,FS Eser 2005,S.68 ff.(72);Zaffaroni, Prefácio, in: Tavares(Fn.88),S. XXI].

[90]参见Jakobs, Schuld und Pr?vention, 1976,S.1,8 f.,10,14,24,31 ff.;ders.,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2. Aufl.1991,S. VII f.,1 ff.,17,18 ff.,22;对此的批评已经有Ambos, Der Allgemeine Teil des V?lkerstrafrechts, 2. Aufl.2004,S.59 ff.,537 f.;ders.,ZStR 124(2006),1(25 f.) beide m.w.N.;从法社会学角度的角度的批判,见H. Schneider, Kann die Einübung in Normanerkennung die Strafrechtsdogmatik leiten?,2004.他区分了“系统功能主义教义学(=Jakobs)与人格功能主义教义学(=Roxin)(第56页以下),并且都拒绝接受这两种观点,因为这些主张不符合我们宪法的价值决断(第343页)”。

[91]在此需要指出,Jakobs在哥伦比亚(亚伊克斯特纳多大学)和秘鲁的学生中不存在什么全方位的犯罪论(vgl. aber García, Derecho penal económico: parte general, 2003).——Sancinetti则主张一种——建立在Armin Kaufmann, Eberhard Struensee尤其是Diethart Zielinski路径下——极端的主观不法论,Sancinetti, Teoría del delito y disvalor de acción, 1991;ders.,Subjektive Unrechtsbegründung und Rücktritt vom Versuch, et al.1995;西班牙语:Fundamentación subjetiva del ilícito y desistimiento de la tentativa, 1995.

[92]参见Roxin(Fn.2),§7 Rn.28 m.N. in Fn.46.

[93]可参见Reyes A.,Imputación objetiva, 3. Aufl.2005;Chamon, Imputa??o objetiva e risco no direito penal, 2005;Greco, Um panorama da teoria da imputa??o objetiva, 2005;Modolell G.,Bases fundamentales de la teoría de la imputación objetiva, 2001;López D.,Introducción a la imputación objetiva, 2000;Sancinetti, Subjetivismo e imputación objetiva en derecho penal, 1996.

[94]Schroeder, in: A. Karras et al.( Hrsg.),Festschrift für Nikolaos K. Androulakis, 2003,S.651.

[95]参见Ambos, Der Allgemeine Teil des V?lkerstrafrechts(Fn.91),S.513 ff.,539 ff.;ders.,Internationales Strafrecht, 2006,§7 Rn.2.

[96]对司法实践和法典的分析,参见Ambos, AT, o. Fn.95,Teile I und II.

[97]关于国际刑法中犯罪概念的具体要素,参见Ambos, AT, o. Fn.95,S.543 ff.;ders.,Int. Strafrecht, o. Fn.95,§7 Rn.10 ff.

[98]参见上文注释以及正文。

[99]Von Liszt, Strafrechtliche Vortr?ge und Aufs?tze, Band 2(1892-1904),1905(1970再版),S.75 ff.(80).

[100]参见o. Fn.13 und Text.

来源:《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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