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赦免:一项具有双刃性的制度

1月10日,美国伊利诺伊州州长瑞恩在卸任前,下令赦免了4名死刑犯。他经过详细研究案情后认为,这4名囚犯被捕入狱时,芝加哥警察局涉嫌使用暴力威逼犯人认罪甚至采取栽赃陷害手段来破案,因此这4名死囚犯很可能是无辜的。11日,他又下达赦免令,宣布将该州所有尚未处决的死囚犯统统改为无期徒刑,理由是:他发现伊利诺伊州从1977年恢复死刑以来,已经先后有12人被错误执行死刑,而且在正等待处死的囚犯中,也已经发现有无辜的。在下达赦免令的同时,瑞恩还发布了一封致受害者家属的公开信,表示自己虽然对他们的不幸遭遇“非常同情”,但不能因此而“错杀无辜”,并希望他们能理解他的“体现了公正的真正含义的行为”。

瑞恩此举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支持者为之欢呼,反对者严厉斥责。其实,这正是赦免制度命运的写照。从赦免制度诞生的那一天起,对它的争议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赞成者认为:赦免制度对国家的政治气候起调节作用,对重刑起缓和作用,有利于弥补法律的不足和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反对者则认为:赦免制度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和稳定性,会助长受刑者的侥幸心理,且不利于抚慰受害人。由于赦免制度的这种双刃性,现代各国大都持一种折中态度,既认可它是一种政治需要,又在适用时非常慎重。

赦免制度运用得好,确实具有弥补法律的刚性、凝聚人心、节约司法资源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例如,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在越南战争结束后,对战争期间的逃兵和逃避服兵役的犯人实行了大赦,因为政府意识到,对于逃避一场被证明是错误的战争的人,仍让其继续在监狱中受刑罚处罚,是不合适的,但这些人当时都是依法判处的,现在只有通过大赦才能提前出狱。又如,韩国总统金大中在1999年12月30日颁布“千年特赦令”,数千名被认为已经改造好的囚犯得以获释,大大增加了千禧年的喜庆气氛。再如,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00年12月14日通过特赦令赦免了美国间谍波普,体面地化解了一场美俄之间的间谍风波,从而在法律与政治之间找到了平衡。

我国在1959年国庆前夕,毛泽东同志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后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特赦决定,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据此发布了新中国的第一次特赦令。后来,我国又分六次直至1975年对国民党战犯和日本战犯等全部特赦。实践证明,这七次特赦对我们分化瓦解敌对势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不过,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宪法上也明文规定了特赦制度,但实践中没有实行过一次特赦。这可能与近20多年来社会治安压力较大、“严打”的刑事政策一直占主导地位有关。

原载《检察日报》2003年1月23日

RELATED ARTICLES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