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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感:翻译的专业与专业的翻译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对其他的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吸纳,中国历史上昌盛的唐朝、强大的元朝等如此,今天改革开放迎来的大好局面也说明了这一点。

在吸纳他民族和他国文化的过程中,翻译工作至关重要。长期以来,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使翻译本身形成了一个专业性的学科,而在翻译学科的专业中,翻译的专业化,即专业学科的翻译也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由此使人感到,翻译学科的专业与专业学科的翻译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接触外国的人和事乃至学问开启了自由和方便之门。随着这扇门越开越大,进进出出的各类人等不断增多,中国人懂外语的越来越多,而且中国人的整体外语水平不断攀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天,外语专业以外各种学科专业人员的外语水平普遍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以往绝大部分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专业人员只能通过翻译间接地同外国人和外文文献打交道的局面已经完全打破。

伴随着这种变化,一些以往难以想象甚至不可想象的现象出现在人们面前:各种专业人员操持着熟练的外语同外国人直接交流;他/她们在大型国际会议上担当翻译,甚至同声传译;他/她们的译著和译文大量出现;他/她们对专职翻译的水平表示不满;计算机翻译软件的问世;等等。这些现象令人不得不承认:专职翻译一统天下的历史已经结束。由此又令人不得不去思考:今后是否还需要专门从事翻译专业的人才?如果答案是“需要”,那么,今后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翻译专业人才?即翻译专业人才应该具备怎样的水平?与此相对,外语以外学科的专业人员所作的翻译(包括笔译和口译)确实都能完美到让专职翻译不可挑剔和同一学科的专业人员心悦诚服的程度吗?翻译学科的专业和专业学科的翻译之间难道不存在融合互动取长补短的关系吗?如果存在这种关系,那么它们各自需要解决的课题又是什么?

本文正是带着这些问题,从“翻译学科的专业”(即以外语和翻译为专业)与“专业学科的翻译(即以外语以外的特定学科为主要专业,兼做翻译工作)”这两个角度,从未来时代对翻译工作本身的要求出发,通过总结自己以往在翻译工作中的经验体会,以笔译为主提出一些不尽成熟的思考。权做抛砖引玉,以为讨论今后翻译工作应然和必然的趋向提供一些素材。

二、时代变迁中翻译的定位

一个民族和国家由弱转强往往要伴随社会变革,社会变革又大都不可缺少文化的革新,文化革新不可或缺的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与吸纳,而碰撞与吸纳的过程中离不开翻译工作。是如一位学者所云:“大的文化运动往往有一个翻译运动伴随或作为前驱[2]”。

迄今为止,在中国的翻译历史上,可以见到三次可称之为“翻译运动”的大潮,而且今天已经迎来了第四次。

第一次是中国翻译历史的开篇,始于对佛经的翻译,它在唐朝达到了最高潮。数量浩瀚的中文佛经对唐朝的繁荣稳定以至在中国的历史乃至整个东亚历史上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影响深远。作为最早的翻译大家可以举出:南北朝时代的真谛[3],东晋的道安[4],鸠摩罗什[5],唐朝的玄奘等。这些人都是他们所在时代的高僧,而从翻译工作的角度定位,这些翻译大家都属于“专业学科的翻译”。

第二次是在19与20世纪之交,中国因内忧外患以至在亡国危险压力下引发的社会巨变中对以西方思想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翻译,其代表的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时代参与翻译的人数空前,但最有代表性的大家应该首举严复[6]和林纾[7]。然而,这两位大家都不从翻译工作的角度定位为“专业学科的翻译”,而更应定位为以翻译为专业的人。

严复到英国学习的专业是海军,本应该成为一名海军人才。不知是时代造英雄还是时代造笑话,严复之所以弃戎从笔在历史作为翻译大家留名的契机竟然是因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他本人到上海隐居。严复翻译的都是与文化思想关系密切的哲学、法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作品,却没有见到过他关于海军专业的译作(至少可以说在造就他成名的译作中见不到这类作品)。在人生经历上,严复与鲁迅倒可谓是疏路同归。

林纾,不懂外文却能成为历史上的翻译大家,其超凡之术何在,实在令人既敬佩又费解。他采用的翻译方法是,让懂外文的人用汉语说出原作的意思,而他再用熟练的汉语将内容录下,最后出版。林纾的译作为当时的国人了解外国文化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不容否认,但是这种翻译方法是否可以得到提倡或推崇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此应该说林纾的翻译既不属于“翻译学科的专业”,也不属于“专业学科的翻译”而是翻译学科中常提到的“再创作”的专家。

当然历史对两者在翻译作品的数量、通俗性、传播的范围、评价等方面各有不同,但他们作为翻译大家成就的定位,应该属于转行进入“翻译学科专业”的。

这一时代,尤其以思想文学方面的翻译最为引人注目,很多在近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大家都曾参与其中。其翻译作品对当时引进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思想,并用以唤醒民众摒弃封建意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次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中苏蜜月时代。其主要内容,一是对俄文版马列经典著作的翻译;二是对俄罗斯文学作品的翻译;三是以苏联专家轴心,以科技为主要领域的口译、笔译等。它与“蜜月时代”的称谓高度吻合。这一时代的翻译作品对中国的政治、军事、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等领域无所不及,产生过重大影响。这个时期,本来也应该有一批让人耳熟能详的翻译大家流芳于世,但非常遗憾的是,当时在“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高尚情操之下,在个人利益(或荣誉)服从集体利益和集体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大环境下,个人在翻译工作上的业绩乃至荣誉甚至责任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从这时开始,在翻译的定位上呈现出了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对从事翻译的人的政治标准要求越来越高;其二,翻译作品的译者署名大多为集体名称[8];其三,对翻译再创作的价值评价越来越低;其四,翻译工作本身的专业程度越来越高,而翻译与各学科专业之间的结合程度却越来越低;其五,专门从事口译工作的群体不断扩大,并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应该说,这些“特点”直到今天才开始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变化。

第四次是从改革开放到今天出现的翻译大潮。这一次,翻译的文献和著作的数量之大、所涉及领域之广泛、参与口笔译工作的人数之多都为历次“大潮”无以作比;加之随科技进步出现的计算机翻译软件问世更是改变了翻译工作的传统概念。在翻译的质量方面,尽管因数量的巨大而难免出现良莠不齐,但从总体上看,目前不仅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而且还在不断提高,正所谓: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在这次大潮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参与翻译的人数剧增,而且从翻译学科的专业转向专业学科的翻译,专业学科的科研人员对自己专业的文献以及著作的翻译,翻译学科专业的人与专业学科的人之间合作翻译,什么师生搭配,男女搭配,夫妻搭配,老中青三结合,形式各异,不一而足。之所以有这些形式各异的合作,主要是因为社会和各学科专业对翻译的要求随着翻译整体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攀升。整体形势让人感到,今后只有翻译学科的专业而不具备在翻译以外特定学科专业上的一定水平,则很难作为一名专职翻译而生存。

此外需要附言的是,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口译在中国被作为一种特殊职业,在受人羡慕的同时又有行外人难以知晓和理解的很多苦涩。在工作上,翻译可以用政治上把关为由对所译之言“减译”、“增译”甚至“另译”,各学科的专业人员乃至领导与翻译之间形成相互监视的关系

三、翻译的标准与批评

(一)标准

翻译工作,需要通过长期艰苦学习和大量实践。在大学本科外语专业要求掌握的听、说、读、写、译这五项技能中,翻译被排在最后就说明,翻译是本科外语学习中最难掌握,同时也是作为最终学习成果必须掌握技能。

这项技能在我国自2003年开始实施了等级考试制度[9]。这项考试分7个语种,分别是英、日、法、阿拉伯、俄、德、西班牙等语种;四个等级,即:资深翻译;一级口译、笔译翻译;二级口译、笔译翻译;三级口译、笔译翻译;两大类别,即:笔译、口译,口译又分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两个专业类别。

但是,这种被认定的技能等级只是对其所具有能力水平的标示,在就业上会有很大的用处,而并不一定就可以与其所翻译作品所得到的评价完全对接。

作为近代以来的翻译标准,首举严复提出的“信达雅”[10],之后,又有“忠实、通顺和美”、“不增不减”、“神似”、“化”等说法,现代又有“忠实、通顺”等提出。

对此,有人评价说:“主张虽多,又各据其理,然就其可操作性来看,鲜有如‘信达雅’之可触可摸。可施可行者。我甚至有一种近乎愚钝的想法,这种种的说法似乎都还或近或远地在‘信达雅’的树荫下乘凉。当然也有不少人欲破此‘三难’之说,但看来是攻之者众,破之者寡,譬如攻城,打开一、二个缺口,整座城池却依然固苦金汤。何以故?怕是‘信达雅’三难确是搔着了文学翻译的痒处。只要我们与世推移,对‘信达雅’之说给予新的解释,就会给它灌注新的生命力。并非所有的新说法都显示了认识的深入和观念的进步”[11]。

本人赞同此一评价,只是在“信达雅”的“雅”不仅限于“文学翻译”,同样可以适用于各个专业的翻译。因为,对“雅”的解释,在文学翻译中可谓之“古雅”、“优雅”,而在各专业的翻译上即表现为“行业术语及其习惯表述方式”,即所为的“内行话”。

此外,在翻译手法乃至标准上还有“直译”与“意译”之别。所谓“直译”是指:原文有的,不能删掉;原文没有的,不能增加。这与译文的流畅与否无关。所谓“意译”是指对原文可以增删。古代的鸠摩罗什属于这一派,近代的林纾更是属于这一派。而近代以来,主张直译者居多,可谓“通说”。但是,林语堂先生认为翻译的绝对忠实是不可能的,他认为:“译者所能谋达到之忠实,即比较忠实之谓,非绝对忠实之谓,……一百分的忠实只是一种梦想。翻译能达到七八成或八九成忠实,已为人事上之极端”[12]。

(二)批评

值得注意的是,每当一个翻译“运动”迎来高潮之时,也都会出现一个可称之为“翻译批评”的“运动”。最为典型的就是五四时代的“芟臭草”运动[13]。

这种“批评运动”,如果在技术层面上理智地展开,无疑对翻译专业整体水平的提高大有裨益,但像“芟臭草”运动中表现出来的那种以嬉笑怒骂和尖酸苛刻的形式展开,则只能形成相互难以接受的情绪化对抗,其最终结果究竟能对翻译专业整体水平提高以多大助力可能会见仁见智,但至少在形式上应该是不可取的。因为,莠草固然需要刈除,但嘉禾的收获并不是仅靠刈除莠草即可以完成的。因此,除了对于低劣译品批评外,更重要的是对妙笔的赞扬和对新人的善意指导。

鲁迅先生就曾说过:“翻译得不行,大半责任固然该在翻译家,但读书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评家,也应该分负若干责任。要救治这颓运,必须有正确的批评,指出坏的,奖励好的,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14]”。

本人认为,关于包括翻译专业在内的所有学术性批评,既不能一味地褒奖,也不能一味地贬谪,应该是既有“揭短”的能力,也具备“扬长”的热情。特别是对批评应采取的态度应该有所区分。这就是,对明显的笔误过多,属于对工作不够认真(不仅是译者还有编辑)应该给予善意的提醒;对有异议的字句,应该充分的“摆事实讲道理”予以论证;而对于个别整体拙劣,即明显可以看出源于工作不认真且水平低劣到不可救药的,则完全没有必要去“批评”,而是“批判”因为这种作品是不值得品评的,而且就是批评,其对象也不仅仅是译者,还要加上这种译作的载体。

四、几点不成熟的感悟——结语

第一,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翻译作为一种专业乃至职业还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即便是计算机技术高度发达,翻译软件已经大量出现的今天,仍然如此。因为计算机软件仍有无法与人脑相比肩的局限性(这一点应该是在翻译和围棋游戏专件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或许到了美国电影“未来时代”描述的那种,人都难以战胜计算机的时代恐怕才会有可能让翻译这一职业退出历史舞台。

第二,在翻译这一专业和职业中,以往就有文学翻译与科技翻译等下一级专业的区分,而且尤以科技专业的翻译多为不能“上口(所谓哑巴外语)”为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是,像今天这种专业研究人员普遍不同程度地掌握外语的局面,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出现。

第三,目前,经常会听到专业人员对专职翻译的水平表示不满,同时也能听到专职翻译以及专业的人员对特定专业的翻译水平表示出的不满。解决这些问题似乎应该采用以下几种方法。

①从总体上说,建议两参一改三结合。即专业人员积极参与翻译工作;翻译人员积极参与专业研究;改“批评”以交流与合作,口译、笔译、专业之间的结合。由此改变原始的界定,即翻译人员只从事翻译工作,专业人员只从事专业研究。

②翻译专业需要解决的课题是,熟练使用外语;掌握广博的知识和精湛的翻译技巧;具备超凡的临场发挥和冷静思考,以及查阅——并非字典,而是——专业著作以及对网络信息的利用的能力。

③专业翻译需要解决的课题是,提高利用外语的能力。翻译技巧源于对原文理解的准确度和深度,而专业人员往往容易因自己对所从事专业的自信而忽视原文的真意,因而走入臆想的邪路。

④实践中,有需要润色的翻译,也有无需润色的翻译,但两者都需要掌握好一个“度)。既不能让直译“生硬不达”,也不能让意译“过雅离谱”。

⑤人名地名以及成语和概念用语应该尽可能查找到已有的译法,尊重先译、定译。遇到没有把握的应该加“译注”或后缀括弧将原文抄录。

第四,翻译的过程是再创作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比原创更容易。因为这种在创作在遣词造句上受到原作的诸多限制。

第五,翻译的标准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当然,我们应该力求达到理想的最高标准。正所谓,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翻译是一门科学,属于社会科学领域,而社会科学的标准又要比自然科学宽泛,正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因为对于一个翻译作品的评价,首先会有见仁见智,所以可得到所有人赞赏达到尽善尽美的理应不复存在[15]。就翻译的具体评价标准而言,应该改涉及两个层面。一是语法、语义、语源、修辞、文体等语言学层面,另一个是意境、形象、音韵、术语等艺术层面。前者是基本要求,后者是高一层次的要求。因此可以说,翻译是一门横跨语言和艺术两个专业的学科。因此,翻译的标准无疑会随着今天以及今后时代的变化而改变。


参考文献:

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编《译学丛书—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年版。

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编《译学丛书—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年版。

[1] 作为本书的“译后感”,本人理应将全书翻译中的各种翻译问题整理出来,以餐读者。但因翻译和审校过程中有太多的问题,要将其提纲挈领地整理出来一是需要太多的时间,二是需要对问题进行更深入研究后总结出一些有益的见解和建议才有意义,故此割爱。现将一篇以前应邀而没有完成的小稿整理出来,文中主要是自己在翻译工作过程的读书笔记和感悟,权作与各位交流体会,供大家批评指正。

[2] 参见:王佐良“严复的用心”收录于《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转引自: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编《译学丛书—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第479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年版)。

[3] 真谛(Paramartha499—569年)。音译名“波罗末他”,亦名“拘罗那他”(Kulanatha)南朝、梁陈时佛教学者,与鸠摩罗什、玄奘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

[4] 道安(314—385年)年,晋朝·前秦时的僧人。本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人。太元四(公元379)年到长安,在五重寺组织译场,著译甚多。

[5] 鸠摩罗什(Kumarajiva344—413年),略称“罗什”,“童寿”。晋朝·后秦时是佛教学者,与真谛、玄奘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原籍印度,生于西域乌兹国(今新疆库车)。

[6] 严复(1853—1921年),中国近代思想启蒙家、翻译家。初名,曾改名宗光,字几道,又字又陵, 福建侯官(今闽侯),14岁时(1866年)考上沈文肃葆桢所创设的船政学校,光绪二(1876)年被派赴英国海军学校,肄战术和炮台诸学,每试辄冠其曹。最擅长树学,又治伦理学进化论,兼涉社会学法律经济等学。归国后,在北洋海军学堂仁教授;义和拳起义后避居上海7年;民国初,曾任京师大学堂校长。参见:贺麟“严复的翻译”收录于《论严复的翻译名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7] 林纾(1852—1924年),中国文学家,原名群玉,自琴南,号畏庐、冷红生,福建闽县(金福州)人。光绪举人,曾任教于京师大学堂。

[8] 关于这一点,最为典型的是马列经典的译著。

[9] 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China Accreditation Test for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 CATTI)是受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委托,由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China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Administration)负责实施与管理的一项国家级职业资格考试,已纳入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是一项在全国实行的、统一的、面向全社会的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认证,是对参试人员口译或笔译方面双语互译能力和水平的评价与认定。参见: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网http://www.catti.net.cn/2013-06/14/content_549080.htm。

[10] 参见:严复著《天演论》“译例言”:“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信”指意义不背原文,即是译文要准确,不歪曲,不遗漏,也不要随意增减意思;“达”指不拘泥于原文形式,译文通顺明白;“雅”则指译文时选用的词语要得体,追求文章本身的古雅,简明优雅。另据说,关于翻译的标准,两百年前英国的泰特勒曾提出过翻译的三项原则:其一是“应把原作的意思全部转移到译文上来”,其二是“译文必须具备原作的风格和文体”,其三是“译文应当与原作同样地流畅自如”(参见:“何为翻译及翻译的标准”,载翻译百科网http://fanyi.baike.com/article-83030.html)。严复之“信达雅”与此是否有启发及传承关系不得而知。

[11] 参见:《恶之花之跋》郭宏安先生1991 年11 月25 日写于北京。转引自:360百科网http://baike.so.com/doc/5897034.html。

[12] 转引自:“何为翻译及翻译的标准”,载翻译百科网http://fanyi.baike.com/article-83030.html。

[13] 五四时代译坛出现过的所为“芟臭草”运动意指芟除翻译园地里有碍谷蔬的莠草。另外,关于五四时期围绕翻译的争论可参考:李旭“五四前后中国翻译理论论争探讨”载知网http://cdmd.cnki.com.cn/Article/CDMD-10269-2009186425.htm。

[14] 参见:鲁迅《准风月谈·为翻译辩护》。

[15] 当然,个别单词达到善尽美的翻译是可能的,例如,“可口可乐”,“香波”,“润丝”,“摩丝”,“粉底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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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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