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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代民主的价值特征与功能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主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莫纪宏

民主与宪法有着密切的逻辑联系,在传统的宪法学理论中,一种通行的观点视民主为宪法的价值基础,而有些学者甚至将宪法的价值特征概括为“民主法”。宪法究竟是否是民主价值的制度化,民主是宪法价值的一个要素,还是等同于宪法价值,这个问题是宪法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在宪法价值论没有建立之前,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始终无法摆脱由于民主价值与宪法价值相交叉所造成的价值悖论。为此,作为宪法的价值基础,民主价值的基本特征和功能必须进行全面系统地考察。

一、民主价值的内涵及历史演变

美国学者乔?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一书中对民主价值在实际上被人们进行随意的解释曾作了非常生动的描述。他指出:承认民主是政治或社会组织的最高形式,标志着在现代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最高目标上取得了基本一致。但是,事实却是并将仍然是,民主变成了一个广受赞誉的词。因此,我们所尊敬的那些词是令人迷惑的:nomina numina --名称就是诸神。不过,我们必须清楚,民主不能被仅仅归结为一个使人上当的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很难说我们目睹了一个温暖人心的共同理想的形态。相反,我们所看到的,是语言和意识形态的歪曲在空前加剧,它的结果使人感到莫大的困惑1

因此,分析民主价值的内涵以及其价值功能,寻找包含在民主概念中的价值确定性,必须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民主价值曾经被理解的涵义,特别是从“人民”概念的辞源上来考察。

根据乔?萨托利的考察,现代民主的概念并非直接来源于古希腊。但是,古希腊的“民”(demos)并不是完全意味着整体意义上的众人的集合概念。在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中,“民”是由混杂的人群组成的。它包括了具有各种缺点的许多人和穷人。这时的“民”主要是服务于对政治制度进行全面分类的目的。在公元前5世纪,“民”意味着结合为ekklesia(人民大会)的雅典(或类似)社会。“民”既可以被视为整体,也被视为多数人ploeiones, 或退化了的暴民ochlos。古希腊中的“民”在罗马时期被译成populus,并且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产生歧义。到了15世纪,populus与现代民主观中的“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联系在了一起。所以说,现代民主观中的“民”来源于拉丁语族,包括以populus一词延伸出来的的 popolo(意大利语)、 peuple(法语)和 Volk (德语)。而英语中的people是可以存在复数的。在意大利语、法语和德语中,“人民”被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具有整体意志的概念,而在英语中,“人民”则被看成是“众人意志”。所以,在我们今天谈论的“人民”的概念,从理论上来看,至少是可以有以下六种可以进行解释的内涵:(1)人民字面上的含义是每一个人;(2)人民意味着一个不确定的大部分人,一个庞大的许多人;(3)人民意味着较低的阶层;(4)人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个有机整体;(5)人民是绝对多数原则中所指出的大多数人;(6)人民是有限多数原则中所指的大多数人2

乔?萨托利指出,正是由于“人民”在辞源上的不确定性,在实践中,很容易导致在“人民崇拜”的支配下,以人民的名义来作为包裹权力的外衣。特别是自法国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雅各宾派掌握政权之后,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人民”一词在实际上的运用产生的结果与“人民”一词的价值期待是背道而驰的3

在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专制政权以后,由于集权意识形态受到了冲击,为了适应实现资产阶级政治理想的需要,公共意志、集体意志和人民意志等等价值概念都应运而生,成为现代政治制度“不得不”依靠的价值基础。在对相关价值进行选择的过程中,卢梭的“人民主权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且左右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决策。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卢梭指出,理想的民主共和制度是建立在公意(general will)的基础之上的。他说:“如果我们撇开社会公约中的一切非本质的东西,我们会发见社会公约可以简化为如下的词句:‘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下,而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4 。卢梭的“公意”说的最大特点就是在价值形态上将单个的孤立的个人意志整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公意”,并以此来作为现代政治决策过程的正当性的价值基础。当然,卢梭也认识到了“公意”并不等于“众意”,“公意”体现了大多数人的意志,而“众意”中包含了小团体的意志。他认为:“众意和公意之间经常有巨大的差别;公意只考虑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考虑到个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但是,除掉这些个别意志里正负相抵消的部分而外,则其余的部分就是公意” 5 。卢梭的“公意”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民主权说”,在价值论上构建了近代资产阶级政治理想的正当性基础,其创造性的思想“公意”成为现代政治决策正当性的最重要的价值来源。

与卢梭的“公意”思想相反的是,法国的另一位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对卢梭式的“公意”式的推断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托克维尔提醒人们应当注意两种无效的推论。一是合举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一个是分举谬误(fallacy of division)。前者是指以一个单元为真来断定所有单元组成的整体都为真;后者是以所有单元组成的整体为真断定每一个具体单元为真。所以,在逻辑上,很难简单地发现获得共同意志的方法。托克维尔反对法国大革命中所采取的多数人暴政和人民恐怖,对美国式的分权制度和自由思想极为推崇,主张美国式的民主概念,即制度化的平等和自由6

随着自由主义思想对民主价值内涵的渗透,民主价值的内涵在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潮中又不断得到扩展。民主价值不仅停留在政治决策意志的形成阶段,还反映到政治意志的形成、执行等行为的全过程。在这一方面,美国总统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7 的民主思想影响最为深远。

民主思想发展到二十世纪,由于自由主义思想的大量渗透,民主、自由成为两个内涵相互交叉和混合的价值。有关民主的思想也大量出现,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以韦伯(Max Weber)和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为代表的“精英民主”理论和以继承了托克维尔以社会制约权力的民主思想的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的“多元民主”理论。

“精英民主”理论认为,有关精英和民主的关系,至少存在着以下四个方面的:(1)民主不是人民的统治,而是精英的统治,或者至少可以说是政治家的统治;(2)民主意味着多元的精英竞取权力的过程,这一过程往往采取政党竞争的形式;(3)在民主制度中,公民定期选举政治精英成为政治决策者,同时,公民以利益集团形式影响决策,而利益集团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则是政治精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4)精英是开放的,人们有平等的机会成为精英。所以,“精英民主”理论认为,民主并不一定要求权力在公民之间均摊。权力总是由一小部分领导人来行使。但是,只要满足上述第2、3、4项条件,精英的统治仍然是民主的8

与“精英民主”理论相联系,达尔在1956年出版的《民主理论的前言》提出的多元主义民主观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乃至在当代民主思潮中,多元主义民主思想渐占主流地位。达尔认为,“民主”这个词语在现实的政治制度中容易引起麻烦,它往往会使人向往一种不可能达到的理想境界,即以人们的一致同意为基础并由人们来统治的政治制度。达尔主张使用“多元政体”(Polyarchy)这个术语来表达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的、我们通常称之为“民主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达尔所描绘的“多元政体”式的民主,可以被定义为“多重少数人的统治”。民主过程的价值,正在于此,而不在于建立“多数人的主权”,或者是更为空洞的“人民主权”。在他看来,“一个政体的民主性质是由多重的集团或多重的少数人来保障的” 9

二十世纪晚期,民主理论的重心发生了转移,由传统的注重意志形成的正当性逐渐转向过程的正当性。出现了以“参与民主”、“协商民主”为价值核心的后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观”。这种价值观可以说始于罗尔斯的《正义论》。而自从哈贝马斯在1996年出版《事实与规范之间》以来,协商性民主的概念便成为政治学和宪法学研究的一种新的范式。协商式的民主价值理论对传统的民主政治模式提出了结构性的挑战,主张对民主进行一种程序性的理解,认为民主不应该简单地被理解为少数服从多数问题,也不应该被政治集团所垄断。民主应当是讨论型的、商议型的、沟通型的。民主不应该是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也不能用选举者为确保自己的利益而提出的标准衡量民主的意义。民主应该提倡就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政府之间对全社会最为有利的问题进行公开讨论和协商,并以此作为决策的依据10 。不过,协商性民主是否真正地在价值论层面上在政治决策的过程中避免了利益集团的影响,这种理论并没有完全给予清晰的解释。以致有些学者不无善意地对此加以了批评。阿图尔?考夫曼在《后现代法哲学----告别演讲》中不客气地指出:“除非人们真的愚鲁到如此地步,以至于承认只要是形式上正确的合意(如合宪颁布的可耻的法律),其本身就不能够错误、恶意和不公正(想象的出路,即仅仅是所有人的合意才有产生真理的力量,实际上是毫无用处的,因为这样一种全面的合意并不存在,而且也永远不会存在)”。11

综上所述,不论民主价值在何种时代被赋予了何种价值内涵,在概念上被指称为“民主”的东西总是在试图解决政治决策过程中的“正义”问题,反映在逻辑形式就是在试图回答“应该通过什么方式来形成最有效的政治决策,使得这种政治决策具有最大程度的社会认同、合理性和确定性等基本价值”。从价值论角度来看,民主价值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一直在试图解决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是适合于人类社会的最佳的组织形式,通过这种组织形式,单个的个体可以被有效地组织起来,通过最佳组织形式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来充分享受由于人类社会合理的组织行为给个人带来的最大程度的福利。

二、传统民主理论的价值缺陷

从对民主价值的历史考察不难发现,在西方语言中,被称为“民主”的概念始终在寻求人类组织行为的合理性,当然,寻求这种合理性的方法和中心基本上是侧重在源头上的,即对政治决策合理性的高度关注。早期的希腊式的“民主”,乃至后来盛极一时的“人民主权学说”,直至当代的程序化民主思潮,民主价值的核心都是在关注公共组织行为的“合理起点”,或者是说一种政治理性的价值原点。但很少有人试图又将这种政治理性价值延伸到人类组织活动的全过程中。

历史上存在的各种民主价值观,都是在为这种“合理起点”寻找数量上的最大可能性和质量上的最佳的规定性。因此,不论是运用“多数人统治”来规定民主价值的特性,还是通过“全民政治”来表达民主价值的内涵,这些价值设计都没有能够建立在系统的功能分析上,也就是说,这些形形色色的民主理论都没有在构建系统和科学的民主价值功能的理论基础之上,来确定民主价值的价值内涵,所以,从价值论角度来看,传统民主理论所主张的价值是一些零散和非系统化的价值观念,而不是在掌握科学的价值论分析方法基础之上,按照一定的价值目标设计的民主价值理论。引发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在哲学层面的价值理论没有得到很好地展开,特别是自休谟发现“事实”与“价值”之间的鸿沟之后,科学的“价值论”一直没有得到普适地认同。故要解决传统民主理论中所包含的价值缺陷,首先必须以建立科学的价值论和价值分析手段为前提。

笔者曾在《现代宪法的逻辑基础》一书中提出,科学的价值论是以认识论为基础的,也就是说,要解决价值的客观性问题,不能从价值本身去找答案,也不能简单地运用一种价值来解释另一种价值的合理性,这一点在传统的民主理论中是普遍存在的12 。在许多关于民主理论的学说中,民主、人权、法治、自由和宪政等价值往往被混同在一起加以探讨,并且通过彼此来印证各自的正当性基础。结果,在法理上就造成了民主理论的滥用。许多本来属于人权的价值内容被轻易地贴上了民主的标签,而民主价值又通常被用来解释法治、宪政的内涵,不仅造成了这些价值相互内涵不清晰,各自的价值功能没有明确分工,而且还导致了民主理论的庸俗化和简单化,甚至被用来作为贴标签的工具。

从严格的价值论出发,要解释民主的价值内容,必须要从人类的组织行为出发,要从人们认识社会的方法和能力出发。是人们的行为决定了人们的思想,而不是相反。所以,科学的价值分析方法必然是一种相互有机联系的分析系统,它是由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制度论和行为论构成的系统性的科学知识体系。其中,本体论是认识论的基础,认识论是价值论的前提,而制度论的核心是价值构成,行为论则首先受制度的控制,并受到价值的影响。所以,要对民主问题作系统的分析,必须建立起一套系统的关于民主的知识体系,即民主本体论、民主认识论、民主价值论、民主制度论和民主行为论。这些不同的知识体系都在不同层面上可以反映民主的不同的内涵,其中,民主价值论是民主理论的核心。

以传统民主制度中的“多数人统治”为例,由于在民主理论中没有引进系统的价值论分析方法,在实践中导致对“多数人统治”性质不正确的观点的产生。法国执政党议员安得海?莱耐尔在1981年11月审议国有化法之际,对在野党议员约翰?福耶说到:“你们在政治上是少数派,在法律上也是错误的” 13 。很显然,莱耐尔此处的言论至少涉及到两个方面的民主问题:一是在野党作为选举中失败的政党是否在实际中代表着政治决策程序中的“少数人”,如果不代表“少数人”,那么,作为公共意志体现的法律就不可能排斥在选举中失败的在野党。二是民主决策的结果不能简单地定性为对与错。对与错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判断形式,而不是价值论意义上的判断形式。作为体现民主价值的立法制度,只有正当不正当、合理不合理、有效还是无效的价值分别,而不能以对与错来评价立法中的各种不同意见和立法质量的好坏。同样道理,也不能简单地推论民主程序的结果就代表了“善”。

由于民主理念不完全体现在制度层面,因此,那些在实际中出现的,尽管没有制度上的依据,但是,却符合民主价值要求的行为,也应当视为符合民主理念的要求。如根据民主价值的基本原理,参与政治决策的人数越多,越能体现民主价值所弘扬的“多数人统治”理念,所以,当政治决策可以采取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两种形式的情况下,直接民主应当具有价值上的优先适用性。从民主价值的基本目标来看,要确立多数人治理的理念,很显然,直接民主比间接民主更容易反映“多数人”的特征,所以,当这两种价值在同一个程序中发生冲突时,应当选择直接民主优先原则。但是,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作为一个整体,就必须兼顾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它们有各自价值优位的领域,不能简单地套用直接民主优先原则。从这一原理来看四川省遂宁市步云乡1998年直接选举乡长的做法,尽管现行宪法和选举法没有明确加以规定,但是,这种做法应当是符合宪法原理的14 ,在宪法解释学上,可以解释为不违宪。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传统的民主理论比较关注政治决策过程是否反映多数人意志,而没有将注意力放到政治决策的执行以及政治决策的结果是否符合民主价值的要求上。因此,就出现了如法布奥罗指出的:“以前曾将制定法律的完全的自由赋予在总选举中的获胜者,直至下一次选举期间,对选举中的获胜者进行的控制视为反民主主义的” 15 。笔者曾经在《现代宪法的逻辑基础》一书中明确指出:在主体自治的社会,在选举中获胜的政党不能被视为“统治者”,而只能视为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权力行使者。而没有直接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并不意味着他们在选举失败或选举结束之后就丧失了权力主体的身份。因此,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国家权力应当被视为通过多种方式来共同加以行使的。既有在选举中获胜掌握政权的政党依法行使国家权力,同时,没有掌握国家权力的政党或社会公众可以通过行使监督权、参与权等来间接地控制国家权力。这样的解释就可以避免传统的民主理念过分关注政治决策的“正当性”起点,而忽视了政治决策的执行以及政治决策的结果是否具有正当性。笔者认为,要解决传统民主理论的缺陷,应当用社会主体自治理论来代替民主理论,要尽量避免在政治决策过程中保留各种不可调和的冲突性价值判断。事实上,美国2000年总统大选出现的候选人得票数几乎相等的情况,就说明了传统民主理论企图要依靠数量的大小来解决政治决策的正当性的分析方法是存在严重的价值缺陷的。政治权力和国家权力的中心应当进行必要的分解,同时,掌握政治权力和国家权力的权力主体必须保持价值形态上的统一,才能解决民主理论可能引发的“多数人暴政”问题16

三、宪政理念是现代民主制度的价值基础

人类社会从有文明的历史到今天,都是在有组织的状况下生活的。除了单个的人,象鲁滨逊式的英雄之外,不可能脱离社会关系而存在。所以,人类社会的文明状况是以人类社会的组织文明状况来计量的。自古以来,人类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最佳的组织形式,民主理论可以说是这种组织理论的主要代表。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主张“众人的统治”,并且“众人的统治”应当是基于法律的统治。虽然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并没有摆脱“统治观”,但是,亚里士多德在分析统治形式正当性的时候,并没有单一地强调“统治者”的数量大小,而是还注重了“统治方式”的正当性。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统治者构成的正当性与统治方式的正当性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统治者构成的正当性不能当然导致统治方式也具有正当性,因此,不能孤立地来看待统治者的地位和作用。依据现代政治学的观念来看,亚里士多德实际上是强调了作为统治制度的“民主”和“法治”相统一的价值基础,尽管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明确提出象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出现的“人民主权说”和民主理论。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依靠民主的理论来解决统治形式的正当性问题,从古代思想家那里就已经注意避免使用这种单一的分析思路。同样,在中国古代社会,虽然没有提出“多数人统治”的理念,但是,也否定了由单纯的个人或者少数人实行暴政的正当性。在西汉之后成为正统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一方面主张“贤人政治”,另一方面又强调“贤人政治”必须建立在封建的伦理纲常即“三纲五常”的礼法之上。可以说,综合性的“统治观”是近代宪政理念产生之前,人类有关组织理论的最主要的学说。

现代宪法的产生,既有宪政思想家们的理论创造,同时,也与在政治制度的实际运作中废除专制统治形式相关。然而,受长期延续的“统治理论”的影响,宪法的价值基础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统治观,特别是作为宪法正当性基础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价值对立。因此,民主理论在强调“多数人统治”正当性的时候,并没有摆脱统治理论的影响,这样在理论形态上导致了人民主权说与多数人统治之间的价值矛盾;在实践中,又出现了象法国大革命时期,不论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总是以人民的名义将政治上的敌手推上断头台,造成了政权的不断更替,严重地影响了现代宪法的理论基石—人民主权说的制度化。民主理论的另一个制度化问题就是当现代国际法得到发展后,国际法由于其自身的正当性问题受到质疑而又引发了“国际民主原则”之争。民主理念成了人类组织行为中无法摆脱的阴影。然而,现实的国际法制度并没有在国际民主原则的前提下来运作。这就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没有民主价值参与的情况下,是否能够建立一种合理的社会秩序。尽管这个问题迄今为止没有得到充分地讨论,但是,这个问题在理论上的价值会不断得到学者们的青睐的,只不过是时机和条件是否成熟的问题。

从现代宪法的价值基础—人民主权说的本质来看,现代民主观应当是“社会自治观”,即所有的个体都在社会共同体中以某种方式参与政治决策的过程中,对社会共同体的政治决策产生一定意义上的意志影响作用。政治决策的主体应当是所有的人,而不是某一部分人。这就是说,当民主理念中的“多数人”是所有的人的时候,“多数人统治”的价值理念就会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变成所有人的“自治”。因为自己对自己不能实行统治,而是实行自我管理。特别是在民主价值深度发展的今天,多数人的统治理论根本无法适应解决社会问题的需要,近年来恐怖主义的产生表明,如果多数人统治排斥了少数人,而且多数人要对少数人实行专政,那么,当少数人拥有足够力量与多数人统治对抗的时候,多数人统治的正当性就会受到挑战。因此,要从价值层面真正地解决恐怖主义问题,必须要从社会自治的角度来解决问题。

所谓社会自治,实际上就是现代宪政的核心理念。笔者曾经在《社会自治与现代宪政》一文中对社会自治理论的构成及意义进行了详细地分析17 。所谓社会自治,就是承认社会共同体每一个个体意志表达价值的等量性,同时,又要承认每一个个体之间存在的文化需求性的差异。以自治观取代统治观来建立新型的人际关系模式。在笔者看来,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早期人的自治能力是遭到否定的。人是由神产生的,因此人的意志应该服从神的意志,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模式上是神治模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社会的特权阶层,在这种情况下,特权阶层以神的化身出现,因此,作为神的化身的人的意志自由就具有了正当性,神治基础上的人治便成为人与人关系的总法则。随着世俗文明的发展,依附于神治的人治形式独立出来,社会出现了真正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统治关系理论成为人与人关系的主旋律。在统治关系理论中,统治者是完全自治的,而被统治者则无法自治,是受制于人的。这种一部分人自治,而另一部分人非自治的统治关系在实践中越来越走向统治关系的反面,即统治者成为被统治者。这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统治关系的逻辑循环,使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直出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为了克服这种紧张状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协调与同一便成为逻辑上的必然,人的集体自治就是人与人关系上的意志自由可供选择的逻辑形式。

体现人的自由意志和主体自觉性的社会自治理念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最佳选择的生活方式能否在现实中得到有效地运作,超越了逻辑上的合理性后,就必须依靠人类的整体的组织能力的发展和一定特征的需求文化形态的支持。人类整体的组织能力是可以趋同的,但人类社会不同形态的文化却是无法在价值观上作出趋同性判断的。因此,在社会自治理念下,不同共同体之间的价值矛盾主要是文化矛盾,未来社会和世界可能发生的冲突主要是不同文化生命力和合理性之间的较量。道德的内容也将成为文化的道德性。

因此,作为现代民主理论,应当从追求意志表达的自由向实现利益满足的自由过渡。这就需要宪法制度不能仅仅满足于政策决策的过程和形式上满足最大程度的正当性要求,更重要的是应当通过民主的价值构造来最大程度地实现每一个人的最大程度的自由和福利。为此,政治决策的正当性就不仅仅来源于政治决策起点的正当性,而且也来源于政治决策的执行和结果的正当性。多数人统治不能与个人最大限度的自由和人们的整体福利简单地划上等号。只有充分发挥社会共同体中每一个成员的主观能动性,以个人自治和集体自治相结合产生的社会自治理念来代替传统民主理论下的多数人统治的价值观念,民主制度的价值功能才能真正产生质的飞跃。

注:

1 [美]乔?萨托利著《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版,第4页。

2 [美]乔?萨托利著《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版,第24-28页。

3 [美]乔?萨托利著《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版,第28页。

4 卢梭著:《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0页。

5卢梭著:《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6页。

6 参见乔恩?埃尔斯特著《宪法选择的后果:对托克维尔的反思》,潘勤、谢鹏程译《宪政与民主》第95-114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10月第1版。

7 该思想是林肯在1863年11月19日葛底斯堡演讲中提出的,最初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其原文为“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8 参见达尔著:《民主理论的前言》,顾昕、朱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214-215页。

9参见达尔著:《民主理论的前言》,顾昕、朱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215-217页。

10 参见於兴中教授提交2003年10月13日至14日在北京举行的“社团的法律环境”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协商性民主与结社自由”。

11 参见阿图尔-考夫曼著《后现代法哲学—告别演讲》一书第27—第28页,米健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

12 参见莫纪宏《现代宪法的逻辑基础》第二章“反抗应然性—一种宪法逻辑学的视野》,法律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13 参见张庆福主编《宪政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第353页。

14 1998年,步云乡采取公开报名选举乡长的办法。最后有15个人报名。在全区联席会上竞选,选2名候选人到各个村竞选,在12月31日由全体选民投票选举乡长。选举结果表明,代表了步云乡主要姓氏蔡姓候选人落选,而党委推荐的候选人当选。实践结果表明,与间接选举选举乡长一样,只要是有能力的人,群众肯定会拥护。

15参见张庆福主编《宪政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第355页。

16 参见莫纪宏著《现代宪法的逻辑基础》第23章“社会自治与现代宪政”,法律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17参见张庆福主编《宪政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第417-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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