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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情报告——法制篇
注:此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社会科学中心与北京青年报联合组织的为迎接十六大而撰写的系列国情报告之一,文后附有记者与作者的对话。全文载于2002年9月23日的《北京青年报》。
    
    
    前言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究竟以何种方式来治国安邦,曾是无数政治家和思想家苦苦思索的问题。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反复的实践,现在国际社会大都认同法治是最为安全、代价最小、最能保证社会长治久安的治理国家的方式。
    
    新中国诞生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在要不要搞法制、要不要走法治之路的问题上也经历了许多的坎坷。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之后,中国开始了重建法制的征程。短短20多年,中国朝着法治的目标昂首迈进,取得了与经济建设一样令世人惊叹的成绩。以法治源头的立法事业为例,据统计,截至今年4月低,除宪法和3个宪法修正案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了292个法律,通过了121个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制定了920个行政法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7800多个地方性法规;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根据法定权限制定了17000多个规章。
    
    西谚云:“枪炮作响法无声。”近代以来,中国内忧外患,战乱不断,自然无法治之条件。又有学者云:“运动无法治。”新中国建国后,我们曾依靠运动治国,其结果自然也是法制遭破坏。所幸国家走上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大道,法治终于有了空前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
    
    
    焦点一:依法治国成为治国方略
    
    
    
    建国后,在要“人治”还是要“法治”的问题上,应当说我们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路程。1949年刚建国时,新兴的人民政权在彻底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后,曾积极建设人民的新法制。毛泽东同志本人不仅亲自主持了1954年宪法的起草,还在不同场合强调过“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但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这一正确的认识很快就被抛弃了。1958年8月,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法制时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的一套。我们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民法、刑法那么多的条文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参见蔡定剑:《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1页以下)
    经过十年内乱之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痛感法制的重要,他曾深刻地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他还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的改变而改变。”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共领导集体继承和发扬了邓小平同志的法制思想。1996年2月8日,在中共中央举办的中央领导同志法制讲座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王家福研究员根据此前江泽民同志圈定的题目,作了《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讲课。在听完专家的讲课后,江泽民同志发表了讲话,指出:“依法治国,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中外媒体马上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信号,纷纷发电发文:中共最高领导人第一次明白无误地肯定“依法治国”的口号和方针!
    
    在接下来的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又明确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远景目标纲要确定下来。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对依法治国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把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确定下来。指出它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在这个报告中,还把原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提法正式改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法制”到“法治”,虽只一字之改,但意义重大,凸显出彻底与“人治”决裂的决心和信心——法制将真正成为法治之下的法制,而不是人治之下的法制。
    
    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在宪法中庄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至此,“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被正式写进国家的根本大法,“法治国”成为中国坚定不移的制度选择。
    
    焦点二、宪法走近老百姓
    
    
    
    作为规定公民基本权利和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根本大法,宪法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起着统率的作用。人们常把宪法称为“母法”,而把其他法律称为“子法”,其基本含意有二:一是宪法的各项规定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应得到切实贯彻;二是任何其他法律都不能与之相冲突,否则无效。从此出发,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共同趋势就是加强对宪法适用机制和宪法监督机制的建设。毋庸讳言,在我国宪法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宪法被认为是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任何机关、团体、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凌驾于宪法之上;另一方面,宪法又一直不具有可诉性和可审查性,对各种侵犯宪法权利的行为缺乏有效的救济途径,使宪法规定的某些公民权利在实践中始终处于“睡眠”或“半睡眠”状态,而对众多的行政行为和立法行为是否符合宪法的规定,有没有违反宪法的现象,也无从审查。随着依法治国的推进,现在理论界普遍认为,“依法治国”首要的是要“依宪治国”,要使宪法硬起来,使宪法走近老百姓,为此,必须建立起良好的宪法适用机制和违宪审查机制。在这方面,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对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一起冒名顶替上学案适用法律问题的请示的批复中,作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探索。案件的简要情况如下:
    
    齐玉苓原名“齐玉玲”,与被告人之一陈晓琪都是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学生。在1990年的中专考试中,齐玉苓被山东省济宁市商业学校录取,陈晓琪预考被淘汰,但在陈父原村党支部书记陈克政的一手策划下,从滕州市八中领取了济宁市商业学校给齐玉苓的录取通知书,冒名顶替入学就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银行山东省滕州支行工作。1999年1月29日,得知真相的齐玉苓以侵害其姓名权和受教育权为由,将陈晓琪、济宁市商业学校、滕州市第八中学和滕州市教委告上法庭,要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16万元和精神损失40万元。同年,滕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陈晓琪停止对齐玉苓姓名权的侵害、赔偿精神损失费3.5万元,并认定陈晓琪等侵害齐玉苓受教育权不能成立。原告不服,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该案二审期间,围绕陈晓琪等的行为是否侵害了上诉人的受教育权问题,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了《关于齐玉苓与陈晓琪、陈克政、山东省济宁市商业学校、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姓名权纠纷一案的请示》。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作出《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害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认定“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2001年8月24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据此作出二审判决:陈晓琪停止对齐玉苓姓名权的侵害;齐玉苓因受教育权被侵犯而获得经济损失赔偿48045元及精神损害赔偿5万元。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次对公民因宪法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司法解释。该批复一出,立即在法学界、司法界和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虽然对于本案是否要通过适用宪法条款才能解决有不同看法(因为《教育法》已经明确规定侵犯公民受教育权应承担民事责任),但该批复和判决在制度层面上所具有的象征性意义则受到一致的肯定,被认为“创造了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先例”,是“中国宪政史上的里程碑”。
    
    齐玉苓案所引出的“宪法司法化”是一个吸引人和鼓舞人的话题,却也是一个复杂的话题。在中国,如何建立起既符合宪政原理又适合中国国情的宪法适用机制和宪法监督机制,特别是建立起对各种立法、司法和行政行为的违宪审查制度,通过适当的机构(如宪法法院)来裁决“合宪有效”、“违宪无效”,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从这个意义上讲,齐玉苓案为我们深入思考这一问题并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
    
    焦点三、司法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管理方式的变革,司法机关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显重要,人们对司法机关在维护社会公正方面所寄予的希望也越来越大。面对这巨大的社会责任,旧体制下形成的司法机关一时难以适应。公众对司法的不满,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加强执法和司法队伍建设。随后,他又在1997年12月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有领导地加快司法改革的步伐,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司法体制。”几年来,司法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
    
    1999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要求各级法院“必须坚持依法公开审判制度,做到公开开庭,公开举证、质证,公开宣判”。同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全面阐明了法院改革的目标:健全人民法院的组织体系和经费管理体制,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建立独立、公正、公开、高效、廉洁、运行良好的审判工作机制。200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人民法院审判长选任办法》,旨在通过审判长的选任对法院内部的审判权进行一次重新配置,以改善法官队伍的现状,实现法官权利和责任的一致。2001年新年伊始,最高人民法院就旗帜鲜明地宣布:“公正与效率是21世纪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遵循此一主题,最高人民法院在该年度推行了配备法官助理和确定法官名额等方面的试点工作,并在完善诉讼证据制度、推广刑事简易程序的运用等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2002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对建设一支职业化的法官作出全面部署。同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的另一项规定也引起了中外媒体的关注,那就是从该月起,全国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正式使用法槌。小小法槌,作为一种符号、一种仪式,其象征意义同样是不可低估的。
    在检察系统,检察改革随着1998年的检务公开拉开序幕;199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又推出了主诉检察官制度等六项具体改革措施;2000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对检察改革作出全面部署;200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又试行对被告人认罪案件的程序简化方案。
    
    除了司法机关自身的改革,立法机关也在司法改革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最引人注目的要数2001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改《法官法》和《检察官法》,将法官、检察官的任职资格与律师统一起来,确立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2002年3月国家举行了首次统一司法考试,30余万名考生报名参加考试,录取率为7%。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确立,提高了司法机关的门槛,有利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不仅如此,它还将带动司法机关的人员选任机制、升降机制和惩戒机制等一系列深层次的改革。
    
    焦点四、人大监督硬起来
      
    
    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地方各级人大,监督宪法和法律的实施,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是其重要职责。近年来,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在克服监督的“软肋”现象、使监督真正“硬”起来方面创造出了许多好的经验,如由党委书记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增强了人大的权威,有利于对“一府两院”工作的监督;定期不定期地组织政府各部门和司法机关进行述职评议,促进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提高人大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的法律素质和参政议政的能力,等等。
    
    在人大的监督史上,2001年2月14日应该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这天是沈阳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最后一天,闭幕会上爆出惊天新闻: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00年工作报告由于没有获得代表过半数的赞成票,未获通过!据出席会议的代表冯有为教授透露,在投票前,有关人员曾希望代表们从沈阳大局出发,确保一府两院报告顺利通过,但当时的情况是,沈阳中级人民法院6名正副院长就有三人出现严重问题,两名副院长因涉嫌走私、受贿被立案调查,院长贾永祥在 2月9日的开幕式上上午还坐在主席台,下午就被中纪委专案组叫去核实问题,并很快向大会提交了辞呈报告。面对此情此景,代表们普遍认为,再投赞成票,无法向群众交代。
    
    然而,否决结果却给法律出了难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审议“一府两院”的报告,却没有规定不通过怎么办。因此,当表决结果出来的时候,大会主持人立即掉过头问主席团成员,“怎么办?”主席团打破惯例,当着全体代表的面研究解决办法,最后作出责成“市人大常委会对中级法院报告继续审议,并将审议结果向下次人民代表大会报告”的决定。但后来发现,“一府两院”报告不能由人大常委会审议,必须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听取和审查。于是,在请教了有关专家学者,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辽宁省人大常委会汇报后,在 8月9日召开沈阳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专门听取代院长丁仁恕所作的沈阳市中级法院整改情况和2001年工作安排的报告,并最终通过了法院的报告。
    
    沈阳中院事件进一步推动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法》的立法步伐。在2002年8月26日的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上,这部已经调研、起草了17年之久的法律终于被首次交付审议。在该草案中,对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的内容和形式作了具体规定,完善了监督的途径,填补了类似沈阳中院报告未获通过如何处理的法律空白,同时,也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进行监督时所必须遵循的程序和原则进行了规范。可以预见,该法的出台将大大促进人大监督的力度和广度。
    
    焦点五、全民普法:为法治打造基石
    
    
    
    任何一个走上法治的国家,都有一个法律被广泛传播和被人们信仰的过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进入了一个世界立法史上少有的快速立法时代。据统计,五届人大以来,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通过的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就达400多件,这还不包括为数更多的国务院及其部委出台的行政法规和规章以及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或批准的地方性法规。面对如此众多的法律,如何真正让老百姓掌握,使其一方面能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又不致因不知法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显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85年转发了中宣部和司法部的《关于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就此拉开了“一五”普法的帷幕。1990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又批转了中宣部和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二个五年规划》,要求从1991年起在全国开展“二五”普法。1996年5月, “三五”普法又顺利启动。在三次普法的基础上,2001年4月又开始了“四五”普法,并明确宣布:“将我国现行宪法实施日即12月4日,作为每年一次的全国法制宣传日。”2001年12月4日,全国第一个法制宣传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增强宪法观念,推进依法治国”的主题活动。
    
    在全民普法的过程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特别是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带头学法,起到了很好的表率和促进作用。从1994年12月9日中共中央举办第一次法律知识讲座算起,至今已举办了10几次法律知识讲座,每次都是江泽民总书记亲自主持、在京的中央领导同志全部参加。从1998年开始,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李鹏委员长的建议下,根据其工作的实际需要,也有计划地请法律专家向常委会组成人员作有关法律知识的讲座。在中央的带动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委、政府、人大等有关方面的领导人也先后邀请专家讲课,听取法律知识讲座。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提高了法律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增强了全社会的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
    
    持续深入、内容丰富的普法活动,是对中国大地的一场最广泛的法律启蒙教育,法律知识、法治信仰第一次如此空前地被传播、普及,越来越多的普通群众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人们有理由相信:法律被群众掌握之日,就是中国距法治不远之日。
    
    焦点六:阳光照进监狱和劳教所
    
    
    
    司法界有一句名言:“正义不能只存在于监狱之外”。近年来,随着公正执法、文明执法以及政务公开的发展,我国监狱、劳教系统也纷纷推出“狱务公开”、“所务公开”以及创办文明监狱、文明劳教所的活动。
    
    今年4月,南京监狱宣布:对改造表现好的犯人,可准许其配偶持合法证件经过审批,到监狱来享受夫妻同居权,此举被认为是行刑人道化、人性化的重要表现。也是在今年4月,北京市监狱局对所属各监、所参加劳动的犯人开始发放劳动报酬,用于接济犯人的家属和犯人回归社会自谋生路的基金,这是落实我国《劳动法》和《监狱法》有关规定的重要举措。
    
    在劳教方面,北京市劳教局、武汉市河湾劳教所等地方也纷纷推出“夫妻同居室”、劳教人员可按规定拿劳动报酬等“优待措施”。报载武汉市河湾劳教所的一名劳教人员,刚被劳教时,挂念妻儿,情绪很不稳定,感到十分寂寞。“夫妻同居室”让自己体会到了亲情,现在只想好好表现,争取早日出去。很多同队的劳教人员也羡慕自己,都想积极表现,争取入住“夫妻同居室”。
    
    监狱、劳教所的文明执法方兴未艾,一些崭新的理念和做法被相继引入。例如,在劳改、劳教场所开设价格公开的超市,让两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内享受“市民待遇”;为劳改、劳教人员人员过“集体生日”;开通亲情电话、亲情会见室,给予表现好的两劳人员以“奖假”,允许其回家探亲;鼓励、支持劳改、劳教人员参加自考和其他考试,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和生产劳动技能,等等。据统计,近5年仅江苏省监狱系统就有3000名服刑人员参加了自学考试,其中已有33人获得了大专以上的毕业文凭。
    
    在推进文明执法的同时,监狱、劳教部门也加大了“狱务公开”、“所务公开”的力度。例如,监狱的减刑、假释、监外执行和劳教所的减期等工作过去一直处于“暗箱操作”状态,其公正性受到质疑。现在,这方面的情况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人民日报》2001年8月9日报道:河南省平原监狱与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决定对犯人进行减刑、假释时,公开组成由全体犯人旁听的法庭听证会,大大增强了减刑、假释工作的透明度和公正性,服刑人员高兴地说:“过去,减刑、假释往往是‘暗箱操作’,现在公开审理,我们放心了。”《检察日报》今年5月18日也报道:宁夏吴忠市监狱也在当地法院、检察院的配合下,对减刑、假释实行公开审查,所有服刑人员参加旁听并可提出异议。
    
    司法部长张福森近日指出:司法部一方面要狠抓干警队伍的教育整顿,着重解决执法执纪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落实依法治监、依法治所;另一方面要积极推进监狱和劳教体制的改革,努力从源头上治理和防止腐败。针对有的监狱、劳教所借“夫妻同居室”为名、行变相收费之实,司法部近日作出决定:所有监狱、劳教所的“夫妻同居室”都暂停收费,等待司法部就此作出合理规定。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完善,好的制度就是这样逐渐形成的。
    
    焦点七、村民自治:中国大地上的“民主试验”
    
    
    
    1997年年末,德国《南德意志报》在醒目的位置刊发了一篇报道:《中国试验农民民主》,报道以西方记者惯有的笔调记载了一个叫西谷乡(音)的小山村所发生的一场暴风雨:农民们对多年来腐败的村长已忍无可忍,他们聚集到一起,通过投票把腐败的村长罢免掉,从农民中选出了一个新的村长。
    
    这位敏锐的西方记者确实是捕捉到了发生在中国基层农村的一场深刻的政治变革,而这场变革,是与10年前诞生的一部名叫《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试行法律紧密相连的,甚至还要追溯到比这更早的时候。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随着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标志的经济改革的开展,无数农民获得了经济上的解放,一口世界上最大的大锅饭就此打破。作为该大锅饭体制的产物——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也逐渐失去了生命力。于是,一种以城市居民委员会为参照系的农村村民委员会组织形式,在广大农村地区应运而生,并得到迅速发展和壮大。1982年通过的新《宪法》,顺应时势,肯定了中国农民的这种“草根民主”,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在宪法的这一精神指引下,经过反复讨论,几经波折,终于在1987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就村民委员会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等作出全面部署,中华大地由此诞生了彭真委员长所言的“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主训练班’”。该法经过10年的“试行”,有力地消除了当初一些人的顾虑,被证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完善村民自治,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作出修订,将试行法“转正”为正式法。修订后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进一步完善了民主选举的程序,吸收了实践中“海选”的经验,规定村民委员会选举由本村村民直接提名候选人,实行差额选举;健全了民主决策的程序,明确规定对于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乡统筹、村提留的收缴和使用等必须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或由村民会议授权的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强化了民主监督的力度,规定实行村务公开制度,其中涉及财务的事项,至少6个月要公布一次。
     回眸中国历史,农村与城市似乎总是联结着一种内在的政治“姻缘”。半个多世纪前,中国共产党通过“农村包围城市”,取得了革命的胜利;20多年前,由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开始,启动了全国的经济改革;现在,占中国人口80%的中国农民,在经历了天字第1号的“民主试验”后,不仅令人信服地成为广大农村地区的现代民主政治主体,而且还在不知不觉地进行着第三次“农村包围城市”。前不久,中外媒体都在显要位置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8月17日,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街道九道湾社区的2000多名居民通过直接、差额选举的方式产生了新一届社区居委会成员和社区代表。由社区成员直选社区当家人,这在全国还是第一次,它对于提升社区建设整体水平、加强社区民主政治建设的意义,堪与当初的村民委员会选举相媲美。
    
    焦点八、法律援助:让穷人打得起官司
    
    
    
    物质财富的拥有可以有先后之分,司法正义的获得却不能有先后之别。为了使穷人打得起官司,我国从1994年开始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构想。1996年3月,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在我国法律中首次写入了法律援助的内容。该法第34条规定:“公诉人出庭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同年5月,新颁布的《律师法》第六章对法律援助作出专章规定,勾画出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主要原则和基本框架。6月,司法部发出《关于迅速建立法律援助机构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尽快争取地方党政领导及有关部门的支持,建立相应的法律援助工作管理机构;参考有关地方的试点办法,集合本地区实际,迅速开展所辖区域内的法律援助工作。
    
    几年来,法律援助工作获得了奇迹般的发展。现在,全国已建立起国家、省、地、县四级共2300多个法律援助机构。自1996年以来,全国各地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50余万起,受益人数达60多万人,受案范围包括刑事案件的刑事辩护、刑事受害人代理、为刑事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民事案件的婚姻家庭、赡养抚养、劳资纠纷、工伤事故赔偿、医疗、交通事故、妇女儿童权益保障等,行政案件的请求国家赔偿、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等,以及公证法律援助。据统计,光2000年就有231288位贫、弱、残者获得各类法律援助,2001年这一数字又上升到258683人,增幅为11.8%。面对这样的发展速度,美国前任法律援助协会主席道格拉斯.伊克利不无惊讶地赞叹道:“中国法律援助发展速度之快,在世界上闻所未闻!”
    
    狭义上的法律援助仅包括减免律师的法律服务费用,广义上的法律援助却还包括诉讼费的减免。为了进一步推进法律援助工作,200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要求人民法院对于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但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 实行诉讼费用的缓交、减交或免交。
    
    2001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五”计划纲要,首次将法律援助事业纳入社会发展的范畴。虽然我国法律援助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但考虑到我国现在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口还有600多万人,农村贫困人口还有3000多万,应当承认,现有的法律援助资源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人们有理由期待法律援助更加宽广的发展前景。
    
    焦点九、人权保障成为当代法的主旋律
    
    
    
    联合国于1966年通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两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重要人权文献,我国政府于1997、1998年先后签署了这两个国际公约,庄严地向世界承诺:中国政府尊重人权,愿意认真履行公约义务,推动本国人权保障制度的完善。这决不是简单地为了应付国际人权领域的斗争,而是中国法治进程的必然。事实上,在正式签署人权两公约之前,中国立法机关已经进行了许多实质性的工作,通过修订或制定国内法,强化国内的人权保障机制,为加入国际人权两公约创造了条件。
    1989年4月由全国人大通过、1990年10月1日起正式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全面确立了“民告官”制度,被认为是共和国立法史上最重要的经典立法之一。自此,越来越多的行政机关因违法行政而被普通百姓推向被告席并败下阵来。据悉,从1990年到2001年,我国各级法院共受理行政诉讼案件70多万件,1995年突破5万件,2001年突破10万件,达到10.06万件。在这些行政诉讼案件中,行政机关的败诉率达到40%左右。(《中国青年报》2002年9月6日,第3版。)1996年3月全国人大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将行政处罚这一对老百姓影响深广的行政行为纳入法制轨道。该法明确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
    
    1994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对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作出了明文规定。权威赫赫的国家机关,需要为它的错误侵权偿付代价、承担责任,这在过去可以说是一个匪夷所思的问题。曾几何时,冤假错案的受害者被平反后还得回过头去向冤狱制造者感恩戴德,而现在,无辜者不再无奈,他们在强大的国家机关面前不再是任人宰割的弱者,而是享有讨说法、讨尊严的神圣权利。据统计,自1995年1月1日该法正式实施以来,当年上报到国务院法制局的行政赔偿案件就有50多起,1996年又增至100多起。刑事赔偿方面,公安机关截至1996年底,共办理563起刑事赔偿案件,支付781.3万元赔偿金;检察机关自1996年1月至1997年6月,共立案受理397起赔偿请求,其中66件已予以赔偿,共支付赔偿金73万元;全国法院各级赔偿委员会自1995年至1997年年底,共受理1126起国家赔偿案件,已审结870起,其中364起已依法予以赔偿。
    
    1996、1997年,全国人大分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作了重要修订。修订后的两部刑事基本法,除了对追究犯罪、惩治犯罪的机制予以完善外,还把人权保障提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新的刑事诉讼法废止了收容审查等不利于人权保障的措施,吸收了“无罪推定”等先进的思想,确立了“疑罪从无”的处理原则,以及改革庭审方式、防止开庭走过场,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大大提前,新的刑法废止了类推、确立了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将死刑限定在“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范围内,并相应地对盗窃罪等罪名的死刑适用作了严格限制。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我国刑事司法领域正在从偏重社会保护转向偏重人权保障。
    
    人权是现代法治所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随着我国社会的全面进步,我国的人权保障事业也必将得到更大程度的发展。
    
    
    焦点十、WTO:新世纪法治的新平台
    
    
    
    经过长达15年的艰难谈判,我国终于在2001年底加入了有“经济联合国”之称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入世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要表现在:首先,WTO要求建立一个透明的法律制度,使与贸易和投资有关的法律规则可被其他各方很容易地获得;其次,必须公平、公正、合理地执行这些法律规则;第三,必须建立起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
    
    为了适应加入WTO 的新形势,中国政府在入世前对截至2000年底的所有现行行政法规进行了全面清理,宣布其中的221件行政法规废止或失效。与此同时,各地方政府和各部门也进行了相应的清理。中国的立法机关也在入世前对《著作权法》、《商标法》和《专利法》进行了修改,加强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优化了这方面的法制环境。
    
    入世半年多来,我国继续抓紧完善和出台适应世贸组织规则的法律、法规。首先,由立法机关对《中外合资企业法》、《中外合作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等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及其实施细则进行了修订。其次,由国务院以条例的形式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措施条例》等一批行政法规。与此同时,按照透明度的要求,中国政府WTO通报咨询局在外经贸部正式成立并运营,截至今年5月底,该局共收到来自各驻华使馆、中外企业和个人的书面咨询数千件,绝大部分已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作了书面解答。8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就我国法院承担与世贸规则相关的司法审查职责作出部署,要求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树立起我国行政审判的独立性和公信力。
    
    遵照我国承诺的开放市场时间表,我国目前正在对一些行政性垄断行业进行结构调整和政府管制体制的重构,与之相对应的就是要清理不利于打破垄断、实行竞争的法律、法规,建立起符合现代监管理念的法律体系。据悉,国家有关部门正在准备修改和完善《电力法》、《航空法》、《铁路法》等法律,并将加快《电信法》、《石油天然气法》等的立法进程。
    虽然从表面看,WTO涉及的主要是与贸易和投资有关的法律规则,因此并不能说入世将导致整个中国法律体系的推倒重来,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WTO影响中国的将决不仅限于贸易和投资领域,相反,入世所带来的“按国际通行规则办事”的制度理念、“公正、开放、透明”的游戏规则,对我们在新世纪搭建新的法治平台,全面推进我国的依法治国事业,将产生同样深刻的影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特亚.森在谈到中国改革的经验时曾指出:对于社会变化的结果来说,有时不仅是未曾预期的,而且是未曾预见的;很多人都看到中国经济改革带来的社会变迁,却很少有人注意到相反的推论,即正是中国深层的社会变迁导致了经济改革的成功。中国的入世,又何尝不是如此?。
    
    
    主题词:
    
    1、 法制与法治
    
    
    
    法制,简单地讲,就是法律制度,它是相对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而言的;法治,则是“法的统治”,它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实行法治首先要有法制,但有了法制不一定就有法治。封建社会有封建社会的法制,法西斯政权有法西斯政权的法制,但那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
    
    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应具备以下特征:一是法律至上,“法律就是国王”,而不是“国王就是法律。”二是良法之治,“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恶法非法治之法。三是法律得到普遍的尊重和严格的执行。
    
    2、 法律体系
    
    
    
    我国的法律体系主要包括:1、宪法和宪法性法律;2、行政法;3、民法和商法;4、经济法;5、刑事法;6、诉讼及非诉讼程序法;7、旨在保护劳动者权益、提供社会保障以及对社会弱者予以救济的社会法。
    
    3、 法规、规章
    
    
    
    法规包括行政性法规和地方性法规。行政性法规由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地方性法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
    
    国务院各部委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的事项。
    
    
    4、 法律援助
    
    
    
    根据有关规定,目前我国法律援助的范围包括:1、刑事案件的代理和辩护;2、请求给付赡养费、抚育费的事项;3、除责任事故外,因公受伤害请求赔偿的法律事项;4、盲、聋、哑和其他残疾人、未成年人、老年人追索侵权赔偿的法律事项;5、请求国家赔偿的诉讼案件;6、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法律事项;7、需要予以公正的与公民个人人身、财产密切相关的法律事实与法律关系;8、其他确需法律援助的法律事项。
    
    法律援助对象应具备以下条件:1、申请事项属于规定的法律援助范围(需经诉讼或仲裁程序解决的案件应当已经立案);2、有充分理由证明为保障自己合法权益确需获得法律援助;3、因经济困难,无能力或无完全能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4、住所地在本市或持有本市暂住证。
    
    法律援助的申请程序为:向当地法律援助中心咨询领取申请表,递交申请表及相关资料,援助中心对申请人案件和经济条件进行审查,在20天内作出受理或不予受理的决定,对决定受理的签订法律援助合同,指派承办法律援助事项的法律服务机构。
    
    5、 国家赔偿
    
    
    
    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权取得国家赔偿。
    国家赔偿分为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两大类。
    
    6、 司法考试
    
    
    
    自2002年起,国家对初任法官、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每年一次,由司法部组织。参加司法考试的考生必须具有高等院校本科以上学历。
    
    7、 罪刑法定
    
    
    
    什么行为是犯罪,对犯罪科处什么刑罚,都要由法律预先加以规定,亦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它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刑法所公认的一项基本原则。该原则还派生出若干原则,如禁止类推,刑法的效力不能溯及既往,法律必须尽可能的明确,等等。
    
    我国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在第3条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的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并相应地废除了原刑法的类推制度。
    
    8、 无罪推定
    
    
    
    有罪推定的对称,指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未被法院依法确定有罪之前,应当被视为无罪的人。
    
    我国1996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该规定基本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根据该规定,即使是被拘留逮捕的,在法院判决有罪之前,也只能算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
    
    附:本报记者李文与报告撰写人的对话
    
    法制建设:在全球背景下发展
    >
    > 记者:您在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被确立为当代中国
    的基本治国方略,我的问题是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还需不需要政策?政策和法律是一种什么关系?
    
    
    > 刘仁文: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没有遵循按法律办事的思路,在各个领域形成了按政策办事的现象,所以,在人们的印象里,我国是个“政策大国”,那么,提倡“依法治国”以后,是不是政策就要退出它的活动舞台而让位于法律呢?我认为,政策和法律应当是一种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都带有一定的原则性,它不可能把社会中的每一种情况都规定得十分详细,有些东西需要政策予以具体化。还有就是法律总有一定的稳定性,不可能朝令夕改,而政策则可以较好地发挥其灵活性。因此,即使在一个法治社会,政策仍然有很大的活动空间。当然,这里的全部问题就在于政策能否在“法制的篱笆内”活动,也就是说,政策不能突破法律的规定,法律是第一位的,政策只能是第二位的。另一方面,任何一部法律的废、改、立都是在一定的政策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政策甚至是高于法律的。有没有一个科学的立法政策观和司法政策观,将直接影响我们出台的法律质量和执法效果。
    >
    > 记者:从今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一些法律法规让人感觉非常人性化,近几年对其他一些法律法规的修订也体现出了这种“以人为本”的精神,这和法律法规的严肃性、强制性是矛盾的吗?
    
    
    > 刘仁文:不矛盾。实际上,法制除了惩罚、治理等强制性功能外,另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服务和关怀。现代意义上的法制更强调的是后者,它不象封建社会那样把法律看作是治理老百姓的工具,相反,法制主要的是约束公共权力,服务于民,只有这样,法律才会真正走近老百姓,人们才会认同它、尊重它、信任它,对它产生感情。你前面提到的现象,是非常可喜的变化,表明了我国法制建设的进步,说明我们制定法律的政策指导思想正从过去的片面强调法的刀把子功能、镇压功能转向法的服务功能、管理功能,从过去强调法的专政性、无情性转向法的人道主义,这也是我国法制建设未来的发展方向。
    
    
    > 记者: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强调宪法观念,为什么要增强宪法观念?
    
    
    
    > 刘仁文:简单地说,宪法有两个功能,一是宪法涉及到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架构,二是关于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我国法制建设虽然取得了重大的成绩,但我们仍处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初期阶段,不少地方、部门和群众还是习惯于有关部门的会议决定和红头文件的管理,至于这些决定和文件是否和宪法保持一致,有无冲突,则不得而知。有的地方、有的部门随便通过一个规章、规定,就把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的内容塞进去,这样就把依法治国的本意给歪曲了。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其效力和地位应高于一般法律,更不用说有关的会议决定和红头文件了,但现在宪法的地位和重要性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说“依法治国”首要的是要“依宪治国”,增强宪法观念就是增强法治观念。所以,从上到下,从官方到民间要大大强化宪法观念。要通过宪法这个纲,把我们国家的法律体系理顺,一切与宪法相冲突的行为,不论是立法行为、行政行为还是司法行为,都要宣布无效。
    
    
    
    > 记者:我看到过一些资料表明,“民告官”的诉讼案在近几年有大幅度增加,这类案件的增多,您认为都说明了什么问题?
    
    
    
    > 刘仁文:“民告官”的案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行政诉讼案件。这类案件的增加,一方面说明人们的法律意识提高了,过去人们是不敢也不习惯这样做,另一方面,行政机关对做被告也有一个从不接受到接受的过程,现在在很多地方,行政长官代表机关出庭应诉的情况越来越多,行政机关也逐渐习惯了这种情况。这是对的,因为法律只是赋与了行政机关某种执法的权力,这种权力本来就是老百姓通过他们的代表经过一定的法定程序赋予行政机关的,行政机关只能依法行政,不能突破法定的权限,也不能对应该履行的职责不履行,否则,老百姓就有权告你,并通过法院这个第三方来裁决。在现实生活中,老百姓和行政机关的接触是最多的,这类诉讼渠道的打通不仅能有利于提高行政机关的执法质量,增强法律意识,而且,还能促进行政机关和老百姓之间的协调关系,有利于社会稳定。应当看到的是,虽然这类案件有大幅提高,但相对于民事和刑事案件来说,这类案件在整个诉讼案件中所占的比例还是较低的,而且,在我国的发展也很不平衡,一些地方的百姓对于行政机关违反法律或超越职权范围的具体行政行为仍然敢怒而不敢言,还有一些地方的行政诉讼受到当地党委、政府的干扰,法院不能独立审理。另外,对于象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这类抽象行政行为,也很有必要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但目前我们的行政诉讼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所以,我国的行政诉讼仍然处在一个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中。
    
    
    > 记者:而对一些民事案件,人怕打官司的原因是感觉诉讼时间长,举证困难,对于这种情况,今后会什么变化吗?
    
    
    
    > 刘仁文:这种状况今后应该有所改善。最高法院已经提出了“公正与效率”是新世纪法院工作的主题。人们不愿打官司,并不是不想打,而是象你所说的因为时间长、耗神费力,这种局面不改变,法律的严肃性和在老百姓心中应有的地位就会下降,人们甚至在遇到官司时转而求助于黑社会等不正当渠道。因此,提高司法效率是目前必须解决的问题,我认为,除了加强司法机关的自身建设外,还要制度创新,针对不同的案件采取不同的方法,比如,对于一些证据比较明显的小额诉讼可以通过简易程序来速裁速决。又比如,我国民事案件的审理采取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现在不少当事人面临一个取证困难的问题,明明知道你假冒了我的产品,假冒了我的专利、商标,但要我拿出证据来,有时很困难,成本很大,因此,干脆算了。所以我在想,对于这类问题是否也可以通过制度创新的思路来解决。象前不久出台的对于医患纠纷采取举证倒置的原则,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对于其他诉讼案件,如果能由个人提供线索,工商、税务、公安等执法机关协助调查的话,也许个人举证困难的情况就会有所转变。
    
    
    
    > 记者:近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强调个人信用和社会信用问题,许多法律法规当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与建立社会信用有关的,这是为什么?
    
    
    
    > 刘仁文:我认为,关注信用问题是因为信用危机的问题已经到了急需解决和令人忧虑的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必然产物,因为目前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各种新的管理制度还没有完全到位,所以,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给社会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的同时,也使一些唯利是图的人有机可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许多法律的调整牵涉到信用问题,比如:我们在1997年修改《刑法》时,对伪造会计凭证、伪造证件、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信用证诈骗、偷税等不诚实的行为就作了犯罪化处理,体现了要从严惩治这些犯罪的指导思想。其他一些法律,如《公司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也对信用制度的建设给予了关注。但目前总的讲,我们的信用法制建设还不完善,特别是在一些基础制度建设和预防措施方面还缺乏系统性。例如,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有关信用的审查机制和备查体系,对一些企业和个人的信用有个评价标准,对有污点记录和不诚信的行为应有案可查,并有相应的处理手段。据我所知,现在有一些部门已经开始做与这方面有关的工作了。当然,这里也应该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备查资料中肯定会涉及到个人隐私的内容,如何能够让信息披露和保护隐私权之间达到一种平衡,这是有关部门需要系统思考的问题。另外,就是我认为在信用建设问题上应坚持两条腿走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如果一个社会的基本道德沦丧了,再严厉的法律只怕也不管用,任何一个法治社会都是建立在良好的道德基础之上的。
    
    
    
    > 记者:您在报告中说:“人权是现代法治所追求的重要目标”,那么,对于执法部门来说,打击犯罪和人权保障之间能否掌握好尺度就很重要?
    
    
    
    > 刘仁文:对,这就涉及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问题。例如,在199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我们规定了“无罪推定”,就是说一个人在法院认定他犯了罪之前,他是个无罪的人,他在上法院之前叫“犯罪嫌疑人”,上了法院叫“被告人”,即使他最后被判定是罪犯,也除了法律剥夺的他的那部分权力以外,他仍然保留有其他的权利和自由。这也是我们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从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关系来说,我们过去强调的是打击犯罪,而现在我们则更强调保障人权,因为相比起犯罪嫌疑人来说,国家总是强者,如果不注意保障人权,就有可能造成对无辜者的伤害。当然,保障人权也不是没限度的,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要找到一种平衡。
    
    
    
    > 记者:您在报告中提到了我国司法改革方面的进展情况,那么,今后我国司法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刘仁文:近几年,我国司法改革的确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人员素质和办案质量都得到了提高,但是,现在司法改革也存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在有的部门、有的地方还存在随意突破现有法律的规定的现象。我认为,司法改革必须依法进行,在法律没有作出相应的修改之前,司法机关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活动,如果涉及到与法律相冲突,只能通过立法机关修改法律来进行。如果修改法律的条件还不成熟,可以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通过颁布决定之类的途径来使其合法化,因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定也属于法律性文件,这样司法改革就纳入了法制的轨道。有一个例外可以考虑,就是那些对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以及当事人双方(刑事案件中就是被害人和被告人双方)的利益均无损害的,司法机关可以先行作出探索性的改革,但只要对任何一方有损害的,就必须通过法律的途径,司法机关不能擅自决定。
    
    
    
    >关于司法改革,我还有两点基本设想:一是不应只从法院一家或法院、检察院两家来考虑,而应着眼于公、检、法、司以及政法委来通盘考虑,以建立起科学、协调、公平、公正的司法体制;二是建议国家成立统一的司法改革委员会,直属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司法改革进行专门研究和规划,并对各地的司法改革进行统一的管理、指导和监督。
    
    
    
    > 记者:“律考”是这几年的热门,律师队伍的建设在法制建设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今后的发展会怎样?
    
    
    
    > 刘仁文:律师的素质和地位在这些年有了很大的提高,从诉讼的科学规律来说,律师必不可少,它的功能不可替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律师队伍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律师考试也逐步得到了完善,成为公认的一种高质量的考试。全国的律师应当说在促进国家法制的进程中,在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犯罪嫌疑人和犯罪人的权益等方面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由于很多原因,现在律师的作用在诉讼和审判过程中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发挥,还没有形成一个真正靠水平而不是靠关系来在法庭上获胜的机制,这样的局面,影响了人们对高质量法律服务的需求,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再有,做为律师,应该在品质和职业道德水平上有很高的要求,现在,律师私下收费、偷税甚至是坑蒙拐骗等不法的现象在律师队伍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将来,随着法制的不断进步和完善,对律师的业务水平和道德水平都应有配套的措施来规范。
    
    
    
    > 记者:近几年来,惩治腐败的成果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们都从哪些方面做了工作?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的反腐工作是否有利?
    
    
    
    > 刘仁文:近几年,对一些腐败大要案的查处,首先是表明了中国政府惩制腐败的坚定决心,再有,我们在立法、执法方面也加大了力度,比如《刑法》增加了对贪污罪、贿赂罪以及其他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腐败、渎职的行为的罪名,查处了一大批腐败分子。同时,在预防防方面也做了些工作,检察机关还专门成立了职务犯罪预防厅(局)。但目前的反腐败机制总的来说还是偏重于事后惩罚,在如何加强事先防范、建立健全公开、透明的约束和监督机制方面,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加入世贸组织,参与到国际大循环中,这就会使我国政府各部门参照国际贸易规范和国际惯例,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一步转变职能,规范、制约、监督行政权力的行使,防止滥用权力,本着公开、透明、民主的原则办事,这些都对反腐工作有促进作用,甚至会起到治本的作用。
    
    
    
    > 记者: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法制的影响是什么?
    
    
    
    > 刘仁文: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法制来讲,再一次面临“全球化”与“本土化”的问题。
    这同样需要一种平衡,避免两个极端,一是不顾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国情,照搬照抄国外的法律法规,二是强调自己的特色,不顾现在国际公认的一些做法和好的经验。中国和世贸组织签署了投资贸易领域内的国际公约,国际公约的生效和国内法律的接轨工作要通过修改有关的法律内容来做到,所以,我们需要根据世贸组织的规则及时修改国内法,这方面的工作我们正在做。对于我们签署的其他国际公约,也同样必须遵循“国际公约必须信守”的原则,将其内容尽快地与国内法协调起来。这与我们如何对待某些国家的先进做法有所区别,后者对我们并无强制力,我们并不一定要照搬,只是做为一种参考,我认为,中国的大部分法律并不需要因为加入世贸组织而改变,只是涉及经济贸易领域和与之相关行政部门的做法需要做相应的修改。加入世贸组织给中国法制带来的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更新,转变观念的影响才是全方位的,全球化的背景能成为一种动力,对依法行政的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无疑会推动我国的法治进程,要求从立法、执法到司法都要按公开、透明的规则办事。
    
    
    
    > 记者:中国法制建设的明天会怎样?
    
    
    
    > 刘仁文:从我国法制建设二十多年的发展来看,我们看到了中国政府依法治国的坚定信念和管理国家的能力。我坚信,全国人大计划的到2010年要初步建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一定能实现。我也坚信,随着我国法治进程向纵深发展,执法的质量会得到更大的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法治精神会得到更大的张扬。目前我们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为厉行法治提供了很好的外部环境,我们一定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局面,加快推进中国的法治进程,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有力的制度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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