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论联合国专家地位的确定
On the Definition of Status and Position of Experts on Mi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当中,除正式职员外,还有一些为国际组织工作,但不具有职员地位的人员。这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负有使命的专家(experts on mission)。[1]在实践中,联合国经常会任命一些不具有正式职员身份的人员从事研究、起草报告、参与维和行动等等。所有这些人员都被认为是负有使命的专家。国际法院也接受了这种观点。[2]

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实践中,由于组织要求专家担负的使命和职能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因而专家的定义及其具体构成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含混的问题。这常常导致有关国家政府就专家地位的确定和是否授予专家特权与豁免的待遇问题与联合国难以达成一致,以致对联合国职能的履行和目的的实现以及相关国家的司法主权构成威胁和造成损害。由于中国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相互关系日趋积极,国际组织的专家在中国境内从事相关活动日趋频繁,将不可避免地产生有关涉及这些专家的地位和待遇问题的纠纷。有鉴于此,本文将主要考察和论述联合国系统中负有使命的组织专家的具体范围和界定方法,以期厘清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和外延,为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法上这个重要的问题作一些实践上的梳理和理论上的探讨,同时也为中国的实务部门将来在处理有关涉及国际组织特权与豁免的纠纷时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联合国法律文件对专家的界定

联合国宪章第105条第1段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即本组织在其每一成员国内得享有达成其目的和宗旨所必须的特权与豁免。该条第2段规定,成员国代表和组织职员得一体享有为独立履行与组织有关的职能所必要的特权与豁免。该条第3段对有关特权与豁免的具体内容的确定作出原则规定,一是由大会提出建议,或者由大会向各成员国提议协约。大会选择了向各成员国提议协约的作法,诞生了后来的《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和《联合国专门机构特权与豁免公约》。宪章该条对组织及其职员、成员国代表的特权与豁免作出了规定,但未提及负有使命的专家。但有人认为,职员的措辞似乎已经至少在某些人的心目中包含了比职员更广泛的含义,职员似乎不仅仅只是指组织工作人员和职位拥有者。[3]

《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第6条专门规定了为联合国执行使命的专家的特权与豁免问题。该公约第22节规定,为联合国执行使命的专家在其执行使命期间,包括为执行其使命在旅程中所费的时间内,应给予独立执行其职务所必须的特权与豁免,包括在其执行使命期间所发表的口头或书面的言论和他们所实施的行为,免除各种法律诉讼,尽管有关人士已不再为执行联合国使命而受雇用,此项法律诉讼的免除仍继续有效。[4]该公约第7条是有关联合国通行证的规定。该条第25节规定:持有联合国通行证者(并附有他们系为联合国事务而旅行的证明书)申请签证(凡需要签证者)时,应尽速予以办理。此外,此等人员应给予迅速旅行的各种便利。第26节又规定:第25节所规定的类似的便利应给予虽非持有联合国通行证而持有为联合国事务而旅行之证明书的专家和其他人员。[5]

《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定义专家首先采取的是排除法,即职员[6]不可能同时是专家,然后根据职能作出决定,即必须执行联合国使命。这种定义所包括的人员和行为的范围极其宽泛。联合国大会第五和第六委员会联合分委员会曾审查一份文件,该文件是关于职员的定义是否包括提供服务的下列人员:临时基础上的或短期的工作,并且在事实雇用的基础上获取报酬,短期合同或仅仅只获取生活和交通津贴。[7]委员会后来得出结论认为,此类人员,当其以顾问身份服务于秘书处时,当适用于所建议的决议。该文件后来成为了联大76(I)号决议,对职员作出定义。并且,在其他场合,此等人员将享有《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第6条所规定的特权与豁免,视为执行联合国使命的专家。[8]这种分类其实仍然是很模糊的。职员和负有使命的专家两个定义之间的区别对国家来说十分重要,因为要将不同的特权与豁免授予该两类人员,尤其是职员的薪俸免税和负有使命的专家免受逮捕。顾问的地位后来根据其任职条款得以明确,即他们既不是工作人员,也不是职员,而被明确授予负有使命的专家地位。[9]

“专家”一词本身也不是一个很明确的概念。在联合国早期,有派往发展中国家工作的技术援助专家(technical assistance experts),享有类似于组织工作人员的地位。秘书长相应地将其归入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的职员一类看待。但他们的地位引起了普遍怀疑。在1951年,秘书长给各成员国传阅一份文件,解释这些技术援助专家是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因而是职员而非负有使命的专家。[10]在1956年,法律办公室再次试图解释负有使命的专家和职员之间的基本区别。该法律办公室认为,一般地,专家有特定的任务,通常通过签订合同明确其地位,秘书长对专家的管理权力仅限于该专家受聘从事的项目或任务,而不是秘书长对职员通常所具有的一般性管理权力。[11]当然,这个标准不适用于由政治机构任命的专家,而仅适用于由秘书长任命的专家。机构的专家是由机构选举或任命的,其职能也是特定的,仅限于所授予的职能范围。这一点与职员不同,专家不能被指派执行联合国的任何行动。[12]

事实上,在《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等法律文件中,负有使命的专家的概念还远没有得以确定,有待联合国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联合国法律事务办公室(OLA)和国际法院(ICJ)等机构的具体阐述。

二、国际法院咨询意见对联合国专家的定义

在1989年的Mazilu咨询案[13]中,国际法院得以有机会将负有使命的专家作为一个法律问题予以审查。秘书长将大量有关负有使命的专家的联合国实践方面的文件提供给国际法院。[14]该案中,国际法院试图对负有使命的专家的概念作出界定。

国际法院总结其观点认为:1、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没有对负有使命的专家给出定义。它所作的就是分清两点,一是消极的,一是积极的。一是从该公约第22节来看,很清楚,即使组织职员在特定领域以其技术专门知识而被聘用,职员也不属于该条款所规定的专家类别。[15]二是只有为联合国履行使命的专家才属于第22节规定的范畴。[16]但该节对于专家所负的组织使命的性质、工作期间和地点没作任何提示。2、在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有关准备材料中也找不到任何有关此问题的指引。该公约由1945年6月成立于旧金山的筹备委员会起草并提交给大会。初稿并没有包含任何与今天的第6条有关的内容。该条是后来由第六委员会成立的特权与豁免分委员会审查初稿后加进去的。但从当时的官方记录都无法获知加入此内容的理由。3、第22节的目的是很明显的,即:使联合国能够托付使命给个人,但这些人不具有组织职员的地位,但要保障他们享有独立履行其职能所必需的特权与豁免。任命或选举的专家可能获得也可能不获得报酬,可能签订也可能不签订合同,可能授予一个需要长时期工作的任务,也可能是个短期任务。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他们的行政职位,而在于其使命的性质。4、在实践中,根据秘书长提供的信息,联合国有机会将日益具有不同性质的使命授予不具有联合国职员地位的个人。这些人被委托从事调解、准备报告、研究、进行调查或发现事实等工作。他们参与某些维和部队、技术援助工作和众多其他的行动。另外,在组织内成立了许多各类委员会或其他类似的机构,为其服务的成员,不是作为国家的代表,但以个人能力为组织工作。比如国际法委员会、行政与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国际公务员委员会以及为实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而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和其他各种具有相同性质的委员会,比如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或者消除妇女歧视委员会。在所有案件中,联合国的实践表明,任命的这些人员,尤其是这些委员会的成员,都被认为是第22节意义上的负有使命的专家。[17]

根据国际法院的分析,“使命”一词在其拉丁文的词根中,本来就包含了负有使命的专家旅行去执行指派的任务的含义,而在法语和英语中,“使命”则具有更为广泛的含义,现在认为该词一般包含了托付个人的任务,而不问这些任务是否需要旅行才能执行。[18]并且法院提到,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第22节中所规定的享有特权与豁免的行为也只有部分才与旅行有关,其他的与组织职能有关,在任何地方都需要得到保护,尤其是与联合国通讯的便利和档案文书不受侵犯更是如此。因此,第22节适用于每一个负有使命的专家,不论是否需要旅行。[19]

根据第22节的措辞,国际法院总结认为,职员不能同时也是专家。第22节只适用于那些履行联合国使命的专家,[20]当然也包括那些由条约机构选举的专家。法院在负有使命的专家的定义后列举了一个属于专家范围的人员清单。这个清单至少可以扩展至那些所有为联合国履行使命的人员,只要他们不是组织职员。国际法院采取确定专家范畴的这种方法,允许由实践去决定需要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保护的人员。与一个无懈可击的完美定义相比,国际法院这种界定专家的方法对组织是最为有利的,可以确保将来需要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保护的所有人员都具有获得保护的资格。[21]

后来,在1999年的Cumaraswamy咨询案中,国际法院援用Mazilu咨询案中的法理认为,由人权事务委员会任命的特别报告员是负有使命的专家,并且强调将特定的任务托付给了该负有使命的专家。[22]法院特别提到,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联合国已经托付了使命给该负有使命的专家,并且授予了第6条第22节所规定的特权与豁免,以保障其职能的独立履行。[23]有人认为,法院使用“托付”这个词,似乎就意味着,任何由秘书长或联合国机构任命的、负有特定的和可定义的需要专业技术知识的任务的人员,都能获得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的保护。[24]

综上所述,组织职员不能同时额外享有负有使命的专家才能享有的豁免,因为这两类人员的豁免具有排他性。“专家”一词本来就意味着托付给个人的使命必须是需要专业技能的使命。因此,很难说办公室的清洁工是负有使命的专家。[25]联合国的实践也支持此种主张。比如,联合国法律事务办公室曾提及,负有使命的专家地位不能授予那些没有特别专业技术知识的人员,比如在维和使团寻求工作的学生。[26]

三、维和行动中专家地位的确定

1967年秘书处就联合国在特权与豁免方面的实践情况为国际法委员会准备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到1960年代中期为止,维和使团、军事观察员和作为军事指挥部工作人员一部分的职员,根据部队地位协定(SOFAs),都享有负有使命的专家地位。[27]因而在Mazilu咨询案中,国际法院提到负有使命的专家参加过某些维和部队。[28]在秘书长提交给国际法院的有关文件中,参加维和行动的专家主要指军事观察员和为军队指挥官工作的人员,他们根据相应的部队地位协定被授予了负有使命的专家地位。[29]虽然部队地位协定只在联合国与协定当事方之间有效,但如果协定的分类反应的是联合国的实践,那么,这就与国际法院的作法不谋而合,即允许将专家地位扩展至那些从事组织所需要的活动、并为了有效完成这些活动而需要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保护的人员。国际法院明显认为,通过与成员国签订单独的协定授予此类人员以负有使命的专家地位,是符合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的,只要不与国际法院在Mazilu咨询案中对专家所设的限定相冲突。[30]

国际法院在Mazilu咨询案中确定负有使命的专家的范围时,有一个明确的限制,即他们必须是得到联合国托付使命的人员。比如,在联合国保护部队与承包商缔结物资供应协定的情况下,承包商作为法人缔约者,雇用人员为其工作,这些为承包商工作的人员不是联合国雇用的,他们不可能是负有使命的专家。[31]当然,部队地位协定可以为那些不受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保护的人员规定某些特权与豁免。[32]

1990年代以来,联合国维和行动发展迅速,导致可以视为负有使命的专家的各类军事人员大量出现,包括国际法院在Mazilu咨询案中提到的军事观察员和为部队指挥官工作的人员,[33]但不限于这些人员。部队地位协定示范文本也授予联合国民事警察以负有使命的专家地位。[34]每一个具体的部队地位协定都是以部队地位协定示范文本为基础而制定的,安理会也适用该示范文本,除非另外单独谈判部队地位协定。[35]

参与维和的人员可以视为负有使命的专家的情况,其实也是比较复杂的。1994年,由部队派遣国提供的支持联合国保护部队履行使命的军事飞行人员被授予了联合国负有使命的专家地位。[36]在伊拉克北部执行联合国行动的、由成员国提供的警卫也被视为负有使命的专家,在这些警卫与联合国之间甚至都没有签署任何合同。[37]另外,联合国法律事务办公室认为,那些军事运输船舶和飞机的航务和机组人员,支持派驻联合国驻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使团的分遣队的部署,根据联合国与军队派遣国签订的组织示范性谅解备忘录,他们作为国家支援小分队的一部分提供服务。他们作为负有维和使命的成员,根据上述文件享有国家分遣队成员的特权与豁免,视同负有使命的专家。[38]

在Mazilu咨询案中,国际法院确定负有使命的专家地位的方法存在明确限制,即公司和其他类似的法律主体及其雇员,明确不享有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规定的任何特权与豁免。[39]但实践中,联合国的许多职能越来越多地交由承包商来完成。联合国发展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现在为那些在东道国提供服务的承包商寻求特权与豁免。这些特权与豁免规定在与东道国签订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基本国家协定》和联合国发展署的《标准基本援助协议》中。[40]与此相似,在维和行动中,大量后勤职能日益交由商业承包商完成。1990年代中期以来,联合国一直为给维和行动提供服务的承包商在部队地位协定和使团地位协定中寻求特权与豁免。这些特权与免除包括:承包商在行动区域内活动的自由、签证和执照以及许可证的迅速发放、移民限制的免除、供联合国使用的物资进口的迅速许可和免税、为维和行动提供服务获取的收入免除东道国税收。[41]在此情况下,承包商就取得了类似专家的地位。

联合国驻科索沃使团根据1999年6月10日安理会第1244号决议在科索沃行使统治权。该使团相应地颁布有关特权与豁免的规则。[42]该规则规定了驻科索沃使团和驻科索沃安全部队的承包商的特权与免除。[43]事实上,驻科索沃安全部队的承包商的行为与驻科索沃部队的行为具有某些相似性,在驻科索沃部队的坚持下,承包商就其促进部队公务活动所为行为享有法律程序豁免。但联合国驻科索沃使团的承包商则不享有此等豁免。[44]

可见,联合国派驻各地区的军事人员一般以专家的身份享有特权与豁免。根据1992年《构成联合国同科威特之间关于联合国伊拉克—科威特观察团的法律地位、特权和豁免的协定的换函》,军事观察员及行政和后勤支援人员应享受《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第6条规定的执行联合国使命的专家所享有的特权和豁免。[45]1992年《联合国同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之间关于联合国柬埔寨过渡时期权力机构地位的协定》的第24节也规定,军事观察员、民警人员和非联合国职员的文职人员,经特别代表为此将其姓名通报最高委员会者,应被视为《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第6条意义上的执行联合国使命的专家。[46]

四、条约机构成员专家地位的确定

在早期确定负有使命的专家的概念时,主要集中考虑专家的两个特征和一个需要排除的要素。第一个特征是有关人员必须为联合国的秘书处、主要机构或辅助机构执行使命或任务。第二个特征是执行使命或任务需要技术技能或专门知识。需要排除的要素是职员不能同时是负有使命的专家,虽然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对此并无禁止性规定。[47]这些特征从《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第6条第22节“执行联合国使命的专家”的措辞就可以看得出来。[48]由于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仅仅将需要受到保护的人员分为职员和专家两类,从而很难作出更细和更具可操作性的规定。有关专家的定义一直没有得到完全廓清。

《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第22节规定专家必须执行联合国使命,因而相应地授予其特权与豁免以使其不受干涉地独立执行这些使命。从字面的表面逻辑来看,执行联合国使命的专家必须为联合国本身服务,但联合国的实践却表明,也可以将负有使命的专家地位授予有关条约机构的成员。这些条约机构与联合国可以在法律上彼此独立,只要它们依然与联合国维持真实的和可辨识的联系。[49]

前述第一个特征要求专家与联合国具有一定的联系。对《消除各种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50]的审查中涉及专家与联合国的联系问题。虽然该公约并不涉及由该公约设立的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成员的特权与豁免地位问题。该公约在第8条中仅规定,其成员由各成员国选举产生,以个人能力提供服务。但第10(2)条规定,该委员会秘书处由联合国秘书长作出安排。该条的规定可以视作该委员会与联合国的联系的具体表现。1969年,联合国法律事务办公室就该委员会成员的地位问题发表意见时认为,该委员会成员为联合国负有使命的专家。[51]

法律事务办公室得出这个结论是基于以下的分析。首先,根据联合国宪章第22条,联合国大会有权设立辅助机构,[52]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很自然,大会可以设立自己的条约机构。联合国大会将国际联盟时期成立的很多条约机构接纳为自己的机构。比如,1946年11月19日联合国大会第54(I)号决议将1925年根据相关协议成立的前常设中央鸦片理事会和根据1931年相关公约成立的前毒品监督机构接受为联合国机构。[53]另外,根据1950年4月6日联合国会议通过的《失踪人死亡宣告公约》设立的死亡宣告国际局也成为联合国的机构。该公约第15条规定,根据该公约第8条规定设立的国际局得获得联合国大会的批准。大会则在1950年批准其设立。[54]因此,根据联合国大会决议认可设立的该国际局属于联合国的机构应该是没有疑议的,其选举产生的成员可以合理地视为联合国负有使命的专家,只要他们不是作为国家的代表提供服务。[55]

然后,联合国法律事务办公室审查了上诉委员会的地位,该机构是根据1953年6月23日联合国会议通过的《限制和规范罂粟种植、生产和国际大规模贸易以及鸦片的使用议定书》设立的。接着法律事务办公室又审查了国际麻醉品控制理事会,该机构是根据1961年3月30日联合国会议通过的《麻醉毒品单一公约》设立的,该机构所需的费用由联合国大会决定。法律事务办公室的意见认为:只有属于联合国机构的常设中央鸦片理事会和毒品监督机构与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一样具有相同的特点,它们都是通过一个条约,同时也是联合国大会的一个决议而设立的。在其他情况下,联合国大会有必要将职能授予这些机构执行,从而使其获得联合国机构的地位。如果条约本身同时也是大会的一个决议,那么,就不需要另外特别授予其职能和地位了。委员会的设立模式、其职能的性质、与辅助机构的相似性以及与联合国具有持续的行政和财政联系,都使得其作为联合国的机构是毋庸置疑的。委员会的各成员以其个人能力提供服务,并不是政府的代表。因此,他们与那些以个人能力服务的联合国机构成员,即负有使命的专家一样,具有同样的地位、特权与豁免。[56]

就像联合国大会可以指派工作人员去执行条约机构的行政任务一样,大会也可以将联合国机构的地位授予这些根据有关条约建立起来的机构。这些条约机构一旦成为联合国机构,那么,为其服务的人员就具有了联合国负有使命的专家地位。[57]

在没有获得大会决议特别认可的情况下,条约机构是否也可以视为联合国机构的问题,则一般交由秘书长作出安排,并为此类机构提供有关的秘书处服务。也就是说,决定设立该条约机构的母约将该条约的执行交由秘书长负责。那么,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比如在给这些机构的成员支付津贴等问题上,可以将这些条约机构也视作联合国机构。可以说,这应该也是条约起草者的初衷。[58]

在Mazilu咨询案中,对于那些为各类条约机构服务的、联合国授予其负有组织使命的专家地位的人员,国际法院进行了列举。[59]法院确认,联合国负有使命的专家可以由条约机构任命。[60]

可见,一些条约机构作为联合国机构,其成员也可以享有负有使命的专家地位,只要该机构与联合国具有一定的联系或实质上具有一定的联系。只要设立这些条约机构的母约同时也是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或该条约机构接受联合国秘书处的管理。

在国内司法实践中,不乏国际组织专家成功援引豁免的案例。比如,在Tejendrasingh v. Fawcett and Europe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案中,被告成功地援引专家豁免并被英国高等法院所接受。该法院认为应受先前的类似案件[61]所作裁决的拘束。该案的具体情况是:1983年12月9日,Tejendrasingh先生在英国高等法院起诉欧洲人权委员会的英国成员Fawcett先生及欧洲人权委员会。Fawcett先生曾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原告称,被告在处理8231/78号申请时存在“不胜任、疏忽大意、滥用权力和故意诈欺”的情况,其申请被该委员会拒绝。1984年6月13日Fawcett先生援引豁免并被法院所采纳。[62]

五、其他情况下专家地位的确定

国际法院在确定负有使命的专家时还有一个限制,即职员不能同时是负有使命的专家。[63]在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中,职员就是指联合国职员。但联合国法律事务办公室曾提到,一位非洲统一组织[64]的职员,同时也是由联合国为西撒哈拉人民自决建立的投票人登记委员会的成员,那么,联合国负有使命的专家的特权与豁免就不应该扩展至该职员,因为其已经根据非洲统一组织的基本文件享有特权与豁免。[65]应该说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特例。事实上,第三方授予的地位不应该影响联合国负有使命的专家的地位。[66]这就表明,一个已经以国际组织职员身份享有职员的特权与豁免的人,不能同时还享有专家的特权与豁免。

另外,成员国派驻联合国的常驻使团的代表经常被任命为联合国各类机构的成员,或者由秘书长赋予一定的任务,这些人员可能需要离开其作为国家代表登记备案的所在地而作旅行。那么,当这类人员离开联合国总部所在地时能否授予负有使命的专家地位,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对于成员国代表兼具专家身份的问题,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并没有明确加以禁止。联合国联合职员养老基金(UN Joint Staff Pension Fund)则很容易产生这种问题。该基金由联合国大会设立,但其成员来自大约20个政府间国际组织。[67]该基金由理事会管理,每一个国际组织派驻该基金的成员由三方代表组成,在个人基础上选举或任命产生,分别代表该组织的执行首脑、组织管理机构(由该组织管理机构任命)和职员(由该组织职员选举产生)。[68]在联合国方面,一些由大会任命的该基金成员也是派驻联合国的成员国代表,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第4条[69]适用于这些人员。而且,根据联合国与美国的总部协定第15条,具有大使衔的常驻代表和其他使团工作人员授予外交代表的特权与豁免。联合国法律事务办公室认为,当在东道国内为养老基金理事会履行职能时,代表们除了享有他们作为负有使命的专家所应该享有的豁免外,还依然享有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第4条所规定的外交豁免。在所有其他国家,当履行与养老基金有关的职能时,这些成员享有根据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第6条所规定的授予负有使命的专家的特权与豁免。[70]与此相似,联合国法律事务办公室也提到,由联合国大会任命的行政与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71]人员是负有使命的专家,那些同时是常驻使团成员的该咨询委员会成员,依然享有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第4条所规定的成员国代表的特权与豁免。[72]

由秘书处正式聘请的负有使命的专家都会签署一份专门供非正式工作人员使用的联合国标准合同。这份标准合同与顾问和个人承包商的合同是有区别的。[73]顾问是秘书处没有配备的、具有专门技术的人员。个人承包商的职能可能极为广泛,包括一些类似于正式工作人员的职能,只是在短期内提供服务。[74]在标准合同条款里,顾问和个人承包商既不具有工作人员的地位,也不具有专家的地位,而是受当地法律的拘束。[75]也就是说,如果顾问与个人承包商需要享有专家的地位,则必须在标准合同中另外明确作出规定。实际上,如果工作需要,联合国可以在标准合同中授予顾问和个人承包商负有使命的专家地位。[76]秘书处的实践与确定专家的标准是一致的,即专家必须由联合国托付一定的任务,执行该任务需要享有负有使命的专家地位。

其他专家的任命可能是非正式的,比如通过一封信件确定他们的职能和地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或联合国其他机构邀请著名人士担任亲善大使,以帮助促进组织活动。[77]联合国法律事务办公室也建议,此等人员具有负有使命的专家地位,类似于国际公务员,并且受与专家地位相关的行为规则约束。[78]此类人员往往就是通过信件的方式确定其职能与地位的。他们可能没有薪资,仅仅获得工作津贴和旅费补偿以及因提供服务而引起的伤害赔偿。[79]另一个管理机构的行政首长也可能为某机构任命享有专家地位的服务提供人员。[80]但是,不论安排的方式是多么的非正式,但必须托付明确的任务给负有使命的专家。

有些专家可能是由联合国辅助机关或主管官员任命的。[81]专家如果是由辅助机关任命的,那么该机关作出的任命决定中通常规定了该专家需要履行的任务。由立法机关任命的专家不签订标准合同,因为此等任命不是由服务于该机关的秘书处首脑作出的,而是建立在该机关的决定基础之上。联合国立法或政策机关授予某人员以个人能力行事,该任务的性质决定该人员得享有负有使命的专家地位,或由秘书长宣布该人员为负有使命的专家。此种情况下,专家、机关与托付给该专家的特定任务之间依然保持直接的关联。[82]

国际法院的法官及其职员和诉讼程序的参与人员,比照负有使命的专家身份,享有履行其职能所需要的豁免。[83]在1946年6月26日国际法院院长与荷兰外交部长的换文中,规定法院的法官、书记官长、副书记官长及法院的其他官员享有不同等级的豁免,并就其在执行职务范围内的行为,享有诉讼程序豁免。除此之外,法院的襄审官、案件当事国代理人、律师与辅佐人享有独立行使职务所需的特权、豁免与便利。证人、专家享有履行使命所需的豁免和便利。联合国大会第90(I)号决议对上述特权与豁免予以确认和重申。[84]不过,对于由联合国建立的各类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则视同联合国职员,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适用于这些法院及其法官。[85]很多情况下,专家以个人身份服务于国际组织的独立机构,如国际法院,其特权与豁免往往由专门的条约或协定等法律文件另作规定。[86]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联合国而言,秘书长无权放弃专家的特权与豁免,而应该由专家所属机构的首长作出放弃的决定,以便保障该机构的独立性。[87]

六、结语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联合国系统内有关负有使命的专家的内涵实在是异常复杂。担任过联合国法律顾问的副手的Szasz先生曾表示:这种复杂性是职能需要的结果,任何法律分析应该紧紧扣住这些职能的需要。[88]到目前为止,国际法院对有关负有使命的专家的界定应该说是最具权威的观点。概括地说,负有使命的专家不能是组织的职员,专家必须履行组织托付的特定任务,完成这些任务需要专业技术知识,条约机构成员也可以是专家。国际法院对专家定义的有关观点无疑对于以后的实践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但其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先例作用或指导意义还是很难确定的。毕竟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职能在实践中需要不断得到调整和扩展,专家的使命和任务也随着国际组织职能的演进而不断更新和补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负有使命的专家的定义只能是发展法和未来法。如果联合国在将来的改革中,能够进一步明晰专家的范围,或者指定一个机构甚或成立一个机构,专门负责专家地位的确定及相关问题的解决,无疑有助于负有使命的专家更好地履行职能,以实现联合国组织的目的和宗旨。

(《中国国际法年刊2010年》)

[1]《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并未对负有使命的专家作出清晰的界定。一般认为,负有使命的专家是指不具有国际组织正式职员的身份和地位,但被组织赋予了特定使命的人。可参见:(1)Charles H. Brower, II: International Immunities: Some Dissident Views on the Role of Municipal Courts,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41, 2000,p25,footnote 114;(2)A. S. Mull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Host State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5, p8;(3)[英]戈尔—布思主编:《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杨立义、曾寄萍、曾浩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527-528页。

[2] 国际法院在有关案件中认为,《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第22节适用于那些被组织赋予了使命的人,他们在该节中被赋予享有特权与豁免的权利,以便其独立地履行职能。在整个执行使命期间,不论其是否处在旅行中,专家都享有职能性的特权与豁免。参见:(1)Advisory Opinion: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VI, Section 22,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Report of Judgments, Advisory Opinions and Orders, 1989,p196;(2)Difference Relating to Immunity from Legal Process of a Special Rapporteur of the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Cumaraswamy), Advisory Opinion, 29 April 1999, ICJ Reports 62, 1999, paras42-45.

[3] Anthony J. Miller: United Nations Experts on Mission and their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Law Review, 2007,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7, p17.

[4] 该节所规定享有的其他特权与豁免还包括:免受人身拘捕或拘禁,私人行李免受扣押;一切文书和文件不受侵犯;有为同联合国通讯而使用密码和使用信使或密封邮袋收受函件的权利;在通货或汇兑限制方面,享有给予外国政府所派临时公务代表相同的便利;在其私人行李方面,享有给予外交使节相同的豁免和便利。

[5]《联合国专门机构特权与豁免公约》第28节和第29节也有相同规定。

[6] 就联合国而言,职员(officials)是指联合国的各个主要的和辅助的机关所雇用的所有正式工作人员,只要他们全职或实质上全职参加工作,并且在此能力范围内知会各成员国。联合国的法务顾问(legal counsel)曾提到,在某一特定领域提供服务的官员(field service officers),包括当地雇员,都属于《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意义上的职员。但是,联合国大会曾经将国际组织职员(official)定义为组织的所有工作人员(the staff of the Organization),但将按小时计费的当地雇员除外。该定义是以秘书处的建议为基础作出的。组织职员也包括那些由大会选举的或任命的人员,只要他们为全职工作,并且由大会专门授予其职员的地位。关于联合国职员的定义和范围的确定,可参见李赞:《国际组织的司法管辖豁免:制约与平衡》,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6月,第65-68页。

[7] Fifth Committee: Convention on the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Category of officials to which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s V and VII shall apply, Report of the Joint Sub-Committee of the Fifth and Sixth Committees, U. N. Doc.A/C.5/99. 28 November 1946, para.6.

[8] Fifth Committee: Convention on the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Category of officials to which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s V and VII shall apply, Report of the Joint Sub-Committee of the Fifth and Sixth Committees, U. N. Doc.A/C.5/99. 28 November 1946, para.6.

[9] United Nations Juridical Yearbook, 1997, pp440-441.

[10] Circular Letter from the Secretary-General to Governments on the Status of Technical Assistance Experts, U. N. Doc.C.N.46.1951.目前技术援助专家已不复存在,在发展中国家从事技术援助项目的工作人员根据联合国工作人员规则200系列(200 Series of the UN Staff Rules)开展工作。

[11] The Pract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Specialized Agenc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concerning their Status,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Study prepared by the Secretariat, U. N. Doc.A/CN.4/L.118 and Add.1, Year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Vol.II, 1967, Sales No.E. 86. V.9, para.340, p284.

[12] Anthony J. Miller: United Nations Experts on Mission and their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Law Review, 2007,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7, p21.

[13]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VI, Section 22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Mazilu), Advisory Opinion of 15 December 1989, ICJ Reports, 1989.

[14]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VI, Section 22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Pleadings, Oral Arguments, Documents, ICJ Sales No.627, pp125-137(Document Numbers 111 to 144). 这些文件共35份,其中仅有4份在该案中由国际法院引用公布,其他6份由联合国出版公布。

[15] 这是所谓消极的方面。

[16] 这是所谓积极的方面。

[17]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VI, Section 22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dvisory Opinion of 15 December 1989, ICJ Reports, 1989, paras.45-48, pp193-194.从该案中秘书长提交给国际法院的有关文件可以看出,负有使命的专家的任务的范围和类型是五花八门的,包括派遣到联合国国际学校的联合国代表、各国政府提供的参与联合国救济行动的人员、语言协调员(language coordinators)和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军事观察员等等。参见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VI, Section 22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Pleadings, Oral Arguments, Documents, ICJ Sales No.627, Introductory Note, paras.54-76, pp18-21.

[18]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VI, Section 22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dvisory Opinion of 15 December 1989, ICJ Reports, 1989, para.49, p195.

[19]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VI, Section 22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dvisory Opinion of 15 December 1989, ICJ Reports, 1989, para.50, p195.

[20]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VI, Section 22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dvisory Opinion of 15 December 1989, ICJ Reports, 1989, para.45, p193.

[21] Anthony J. Miller: United Nations Experts on Mission and their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Law Review, 2007,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7, p27.

[22] Difference Relating to Immunity from Legal Process of a Special Rapporteur of the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Advisory Opinion, 29 April 1999, ICJ Reports 62, 1999, para.42, p82.

[23] Difference Relating to Immunity from Legal Process of a Special Rapporteur of the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Advisory Opinion, 29 April 1999, ICJ Reports 62, 1999, para.43, p83.

[24] Anthony J. Miller: United Nations Experts on Mission and their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Law Review, 2007,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7, p28.

[25] 当然,也可能存在这种情况,即:某人被授予专家的地位,受命检查联合国的所有馆舍,以确定如何清扫更为高效、便捷和经济。

[26] 法律事务办公室认为,在维和区域内的学生,其地位可以与东道国协商,以便在部队地位协定(Status of Forces Agreement, SOFA)中作出规定。United Nations Juridical Yearbook, 1999, pp9-10.

[27] The Pract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Specialized Agenc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concerning their Status,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Study prepared by the Secretariat, U. N. Doc.A/CN.4/L.118 AND Add.1,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Vol.II, 1967, Sales No.E. 86.V.9, para.341, pp284-285.

[28]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VI, Section 22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dvisory Opinion of 15 December 1989, ICJ Reports, 1989, para.48, p194.

[29]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VI, Section 22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Pleadings, Oral Arguments, Documents, ICJ Sales No.627, Introductory Note, p133, (Document No.144).

[30] Anthony J. Miller: United Nations Experts on Mission and their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Law Review, 2007,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7, p29.

[31] United Nations Juridical Yearbook, 1993, pp400-401.

[32] United Nations Juridical Yearbook, 1995, p408.

[33]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VI, Section 22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Pleadings, Oral Arguments, Documents, ICJ Sales No.627, Introductory Note, paras.54-76, pp18-21.

[34]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Whole Question of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in all Their Aspects: Model Status-of-Forces Agreement for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U.N. Doc.A/45/594 of 9 October 1990, para.26.

[35] Letter dated 24 March 2005 from the Secretary-General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Annex: A comprehensive strategy to eliminate future sexual exploitation and abuse in UN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prepared by Prince Zeid Ra’ad Zeid Al-Hussein,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Hashemite Kingdom of Jordan to the UN, para.A.2, U.N. Doc.A/59/710, 24 March 2005.

[36] Stephen J. Lepper: The Legal Status of Military Personnel in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One Delegate’s Analysis, Houst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8, 1995-1996, p368.

[37] 警卫人员服务条件由《联合国警卫团成员任务一般条件》(General Conditions Governing Assignment of Memb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Guards Contingent)予以规范,该文件提交给那些意欲为此目的提供人员的成员国。参见United Nations Juridical Yearbook, 1994, pp438-439.

[38] United Nations Juridical Yearbook, 2000, pp6-8.示范备忘录文本可参见Note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Administrative and Budgetary Aspects of the Financing of the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Reform of the Procedures for Determining Reimbursement in Member States for Contingent-Owned Equipment, Annex, U. N. Doc.A/51/967, 27 August 1997.亦可参见Note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Revised draft model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participating state) contributing resources to (the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Operation), U. N. Doc.A/61/494, 3 October 2006.

[39] United Nations Juridical Yearbook, 1998, p482.

[40] United Nations Juridical Yearbook, 1993, pp398-400.联合国开发署的《标准基本援助协定》第IX(5)条要求签署该协定的政府将授予职员的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所规定的特权与豁免同样授予提供服务的人员,比如行动专家、志愿者、顾问以及法人和自然人及其雇员。包括联合国开发署聘用的政府间或非政府间组织或公司,不论他们是否作为执行机构在联合国开发署援助项目的实施中执行一定的任务或提供帮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基本国家协定》体现了对专家定义的更为严格的限制,“提供服务的人员”仅限于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聘用的、在合作项目的实施中提供服务的个人承包商。其豁免仅限于法律程序豁免和在国际危机中遣返的便利。参见United Nations Juridical Yearbook, 1993, p397.

[41] United Nations Juridical Yearbook, 1993, p398.早年由成员国提供此等服务,但实践已经发生了变化,许多后勤职能通过合同外包,导致联合国在商业市场进行招投标。United Nations Juridical Yearbook, 1995, p408.

[42] Regulation No.2000/47: On the Status,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of KFOR, UNMIK and their Personnel in Kosovo, U. N. Doc.UNMIK/REG/2004/47, 18 August 2000.该规则规定了科索沃维和行动的条件,这是部队地位协定(SOFA)所没有规定的。联合国驻科索沃使团具有统治权,其规则在科索沃具有法律效力。

[43] Regulation No.2000/47的第4.1节规定,联合国驻科索沃使团和驻科索沃安全部队的承包商及其雇员和分包商(sub-contractors)就其与合同条款和条件有关的事项不受当地法律和规则约束。使团和部队的承包商与当地承包商不同,在雇员、业务和公司的执照和登记方面不受当地法律和规则约束。第6.2节规定,放弃此种特权与豁免的要求得提交给该人员所属的国别军队指挥官予以考虑。

[44] Regulation No.2000/47的第4.2节规定,驻科索沃安全部队的承包商、其雇员和分包商就其根据与该部队签署的合同中的条款和条件,在其公务活动范围内所为的行为,在科索沃豁免于法律程序。第6.3节规定,放弃特权与豁免的要求得提交给与该承包商签约的国别军队指挥官。

[45]《联合国法律年鉴1992年》中文版,联合国—纽约,1998年,第76页。

[46]《联合国法律年鉴1992年》中文版,联合国—纽约,1998年,第58-59页。

[47] 实践其实也是很混乱的,联合国法律事务办公室与联合国大会的意见有时候甚至相互矛盾。比如,在1973年,联合国法律事务办公室曾建议,联合调查组(Joint Inspection Unit, JIU)的成员为负有使命的专家。(参见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VI, Section 22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Pleadings, Oral Arguments, Documents, ICJ Sales No.627, Introductory Note, para.59, p19.)但稍后,在同一年,联合国大会1973年12月18日通过第3188(XXVIII)号决议,授予联合调查组的成员以职员的地位。

[48]《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第5条对职员的特权与豁免作出规定。

[49] Anthony J. Miller: United Nations Experts on Mission and their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Law Review, 2007,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7, p22.

[50] 参见该公约第8(1)和8(2)条。该公约1965年12月21日由联合国大会第2106(XX)号决议通过。660 U.N.T.S. 195.

[51] United Nations Juridical Yearbook, 1969, pp207-208.

[52]《联合国宪章》第22条规定:大会得设立其认为于行使职务所必须之辅助机构。

[53] United Nations Juridical Yearbook, 1969, pp207-208.

[54]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493(V), 16 November 1950.

[55] United Nations Juridical Yearbook, 1969, pp207-208.

[56] United Nations Juridical Yearbook, 1969, paras.4, 5 and 10, p208, p210.

[57] 但是,这种地位的渊源却不甚清楚。一方面,其地位可能是来源于该机构是联合国大会决议所设立的条约机构的事实,也可能是来源于秘书长为那些给该机构提供服务的人员主张负有使命的专家的豁免的决定,比如,根据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第24节发放旅行证明书,以表明该证明书的持有人为负有使命的专家。

[58] Anthony J. Miller: United Nations Experts on Mission and their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Law Review, 2007,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7, p24.

[59] 比如国际法委员会(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ILC)、行政与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 on Administration and Budgetary Questions, ACABQ)、国际公务员委员会(International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以及为实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而设立的人权委员会(Human Rights Committee)和其他各种具有相同性质的委员会,比如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或者消除妇女歧视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60]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VI, Section 22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dvisory Opinion of 15 December 1989, ICJ Reports, 1989, para.48, p194.

[61] Zoernsch v. Waldock and Another, English Court of Appeal, 24 March 1964.

[62] 转引自H. G. Shermers and N. M. Blokker: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Law, 4th Revised ed.,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3, pp255-256.

[63] Applicability of Article VI, Section 22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dvisory Opinion of 15 December 1989, ICJ Reports, 1989, para.45, p193.

[64] 现在为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

[65] United Nations Juridical Yearbook, 1993, p402.

[66] 比如,国际法委员会(ILC)的成员在瑞士根据瑞士联邦委员会(Swiss Federal Council)的决定享有国际法院成员的特权与豁免。参见The Wor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Vol.1, 6th ed., 2004, pp245-251, U. N. Sales No.E.04.V.6, p261.

[67] United Nations Juridical Yearbook, 1990, pp295-297.

[68] 参见《联合国联合职员养老基金规则》(Regulat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Joint Staff Pension Fund)第5条。

[69]《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第4条是关于成员国代表所享特权与豁免的规定。

[70] United Nations Juridical Yearbook, 1990, p296.

[71] 该委员会由1946年联合国大会第14(I)号决议建立,审查并向大会报告有关预算、行政和审计事项。参见Rules 155 to 157, Rules of Procedure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U.N. Doc.A/520/Rev.16 (2006).

[72] United Nations Juridical Yearbook, 2000, p43.不过,联合国法律事务办公室出具的法律意见有时候也会与自己以前的意见相左。在1998年的一份意见中,法律事务办公室很随便地认为,组织的持续实践表明,负责为联合国履行特定的和重要的任务的人员,只要既不是成员国代表,又不是组织工作人员(比如职员),那么就可以视为负有使命的专家。参见United Nations Juridical Yearbook, 1998, p481.

[73] The Secretary-General’s Bulletin: Policies for obtaining the services of individuals on behalf of the Organization, U. N. Doc.ST/SGB/177, 19 November 1982.

[74] The Secretary-General’s Bulletin: Policies for obtaining the services of individuals on behalf of the Organization, paras.6-8, U. N. Doc.ST/SGB/177, 19 November 1982.

[75] Administrative Instruction: Consultants and individual contractors, paras.5.4-8.1, U. N. Doc.ST/AI/1999/7 of 25 August 1999.顾问的标准合同见该文件的附录A,个人承包商的标准合同见该文件附录B。

[76] Administrative Instruction: Consultants and individual contractors, paras.5.4-8.1, U. N. Doc.ST/AI/1999/7 of 25 August 1999.在该文件的附录A 有关顾问合同的条件1规定:个人根据顾问合同以个人能力提供服务,既不是政府代表,也不是其他派驻联合国的外部机构的代表。他们既不是联合国职员规章所规定的工作人员(staff members),也不是1946年2月13日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所规定的职员(officials)。但是,顾问可能也被授予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第6条第22节意义上的负有使命的专家地位。如果他们需要代表联合国作旅行,那么,他们将根据该公约第6条第26节的规定获得联合国证明文书。个人承包商合同包含有完全相同的条款。参见该文件附录B。事实上,大部分签署此类合同聘用的人员都被授予了负有使命的专家地位。参见United Nations Juridical Yearbook, 1995, p409.

[77] United Nations Juridical Yearbook, 1997, pp440-441.亦可参见United Nations Juridical Yearbook, 1994, pp455-457.

[78] Anthony J. Miller: United Nations Experts on Mission and their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Law Review, 2007,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7, p49.

[79] 专家经常由政府提供以完成特定的任务,但联合国不承担任何成本费用。比如,救济行动空军机组人员。United Nations Juridical Yearbook, 1994, pp440-441.

[80] United Nations Juridical Yearbook, 1990, pp305-306.

[81] United Nations Juridical Yearbook, 1969, pp207-208.

[82] Anthony J. Miller: United Nations Experts on Mission and their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Law Review, 2007,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7, p33.

[83] 联合国大会第90/I号决议就规定,辅佐人、证人、专家以及其他为法院所传唤的人员,享有《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第6条第22节规定的特权与豁免。而该节就是专门规定负有使命的专家的特权与豁免的。

[84] 参见黄德明著:《现代外交特权与豁免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4-328页。关于国际司法机构人员的特权与豁免问题,还可参见《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48条及《国际刑事法院特权与豁免协定》、《国际海洋法法庭特权与豁免协定》等国际司法机构的有关法律文件。

[85] The Secretary-General: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Conditions of service and compensation for officials other than Secretariat official, November 2006, U.N. Doc.A/61/554.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规约(th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Prosecution of Person Responsible for Serious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Committed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Former Yugoslavia since 1991, ICTY Statute)第30条规定,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适用于该法庭及其法官,法官们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属于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第18节和第19节项下的职员。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规约(th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Prosecution of Persons Responsible for Genocide and Other Serious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Committed in the Territory of Rwanda and Rwanda Citizens Responsible for Genocide and other such Violations Committed in the Territory of Neighboring States between 1 January 1994 and 31 December 1994, ICTR Statute)也包含有相似条款。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的国际法官和国际检察官(International Judges and International Prosecutor of the Extraordinary Chambers of the Courts of Cambodia)也根据2006年2月6日联合国大会的60/553号决议视为联合国职员。

[86] 比如,(1)对欧洲人权委员会的特权与豁免作出规定的1956年《欧洲委员会特权与豁免总协定第2议定书》(Second Protocol to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1956);(2)1946年国际法院院长与荷兰外交部长之间的换文的附件(Appendix to a Note from the President of the Court to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Netherlands)。该换文提到了将国际法院的特权与豁免另外单独作出规定的两个理由。国际法院规约第19条关于法官在任职期间享有特权与豁免的规定和第42条关于案件当事国代理人、律师和辅佐人在国际法院的诉讼中享有独立行使其职务所必须的特权与豁免的规定;国际法院的法官和职员履行职能所具有的特别性质,这要求其享有的特权与豁免跟联合国其他机关的特权与豁免有所区别。参见:(1)S. Rosenne: Documents on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bilingual edition, 1991, pp541-555.(2)黄德明著:《现代外交特权与豁免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4-325页。

[87] H. G. Shermers and N. M. Blokker: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Law, 4th Revised ed.,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3, p255.

[88] Anthony J. Miller: United Nations Experts on Mission and their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Law Review, 2007,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7, p27, footnote65.有关联合国系统的复杂性的论述,可参见Paul C. Szasz: The Complexific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Max Planck United Nations Yearbook, Vol.3, 1999, pp17-20.

RELATED ARTICLES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