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宪政与经济危机:二十一世纪主权国家及超主权国家间的经济规制和社会权利

——国际宪法学协会里约热内卢圆桌会议综述
2013年4月15日至16日,国际宪法学协会、巴西宪法学家协会在巴西里约日内卢大学举行了主题为"宪政与经济危机:二十一世纪主权国家及超主权国家间的经济规制和社会权利"圆桌会议。来自世界各地近50名宪法学者出席了此次圆桌会议。此次会议共分四个单元:"宪法民主中的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与社会权利"、"比较视野中社会国家的宪法原则"、"社会权利的司法审查:积极执法和对节俭措施的审查"、"世界范围内超主权国家规制和社会权利的危机:趋向一个新的全球经济宪法"。与会者围绕着"社会权利"的法律保障机制问题展开了充分和有效的讨论,产生了很多共识。国际宪法学协会中国执委、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莫纪宏研究员出席了此次圆桌会议,并在圆桌会议的自由讨论中做了专题发言,提出了一些新的想法,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

在第一单元的发言中,共有四位学者做了主题发言。罗马尼亚布达佩斯大学宪法学教授埃林娜·西蒙娜·塔那塞斯库在主题为"社会权利和经济转型"的发言中指出:在东欧剧变后,共产主义制度被取消后,自然就产生了社会权利的问题。虽然在共产主义体制下,各种社会权利都已存在,但是如何继续加以延续性的保护,成为民主体制下非常重要的问题。民主后的政府面临社会国家所产生的各种需求。尤其是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必须做出有效的反应以保障社会权利的有效实现。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在剧变后,对社会权利给予了充分关注,但从实际效果来看,社会权利的法律保护水平仍然受到目前经济发展状况的制约,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加以认真解决。

巴西里约热内卢大学法学院迪亚戈·委内克教授在"书中的法律与法院中的书本:社会权利在巴西法院中是一种受保护的法定权利吗"发言中指出:在巴西法院中与经济社会权利唯一相关的目前仅限于健康权类型的案件。过去三十年,在总计七十四件法院判决中,只是在涉及到婚姻的案件,才给予医疗帮助方面的积极权利的认可。一些基层法院也尝试保护积极权利,最高法院对此也表示了赞同的看法。但是,经济社会权利案件通常非常很复杂,很难简单和抽象地找出一项原则,必须一个一个案件处理,因此,在实践中,法院对社会权利的保护是非常谨慎的,政府虽然宣称要采取各种各样的有效措施,但是,进展往往都很慢。社会贫富不均的问题依然很严重,政府在该领域的作为不太是很有效。

法国蒙皮利埃大学多米尼克·卢梭教授指出:20世纪的法学家和法律事务工作者都一致赞同要保护社会权利。但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社会权利并没有被学界视为一项权利,主要因为社会权利的主题并非是个人。社会权利也不具有自由权的特征。但在经济危机出现的情况下,政府就必须对公民承担最低限度的保障责任,社会权利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对财产权进行宪法限制以适应经济的发展,一方面需要保证自由权,另一方面,公众的健康权必须要给予必要的关注。社会权利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促进社会各界的对话,增加公众之间的彼此信任和理解。

国际宪法学协会代理秘书长、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大卫·比勒希特教授认为,在经济危机发生时,政府应采取何种原则来应对呢?一般认为,对社会权利通常只进行消极性地规制。积极性规制通常适用于公民个人的最低需要。对于个人危机,可以采取积极权利保护的方式;对于由很多个人危机引发的结构性危机,必须要采取一些限制性措施。政府在保护社会权利方面存在着消极责任与积极责任两种形式,消极责任是针对个人危机的,积极责任则针对结构性危机。在经济危机时期,政府有义务采取比例原则来保护社会权利。比例原则还可以在立法者与司法者之间建立沟通和对话的途径。南非法院已经介入社会经济权利领域,但是,还存在很多限制。

在第二单元的发言中,巴西圣保罗天主教大学佛拉维亚·皮奥文桑教授在主题为"巴西社会权利遇到的挑战与前景"中提出了社会权利的保护标准问题。1988年巴西宪法,根据人的尊严原则,规定必须遵守法治、人权,同时人权应适用国际关系,宪法文本涉及到8种社会权利,包括健康、食品后来也成为社会权利的重要内容。巴西的司法如何保障社会权利?因为这是一种新权利,20年前才引进的,而社会权利的保障需要成本。另外,保护健康权也不是孤立的,实际上通过对通过公民的政治权利的保护也可以达到部分保护社会权利的目的。2004年,当巴西最高法院承认法律的合宪性审查时,发现宪法条款与国际人权文书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国际人权文书要求不断推进对人权的保障措施,法律、司法审查、公众监督共同对社会权利给予了关注。目前,适当的食品、健康权等文化权利如何加以保护目前也在被讨论。法律作用、立法以及司法审查已经构成了巴西对社会权利保护的主要内容。

西班牙马德里大学哈维尔·嘎西亚·卢卡教授在主题为"谨慎地对待社会权利"发言中指出: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权利是旨在建立社会国家,提高公众的生活水准。为保护社会权利,必须做好两个方面的平衡,一是要保护公共利益,二是要限制私人利益。社会权利并不是一个非常确定性的规定。许多基本人权已经整合了社会权利的内容。财政状况直接影响到社会权利的实现,当然,比如与健康权相关的接受和获得医药的权利不能被知识产权随意限制。对社会权利给予一般承认是政府的责任,并且要注意对社会权利给予最低限度的保护。

希腊民主大学乔治·卡图噶劳斯在发言中指出,社会国家不仅限于在宪法上保护社会权利。从现代意义上来看,传统的福利国家并没有在宪法上明确自己是社会国家。在魏玛宪法中规定所有权不是社会权利,而且还规定所有权附带法律上的义务。当然,从自由主义理论出发,社会国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市场国家。社会国家中的政府要给予所有人最低限度的保障。社会国家是法律秩序的原则和基础。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迄今为止也没有对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做非常清晰的界定。在许多欧洲国家,社会国家与社会权利和人的尊严结合在一起。社会国家通过宪法将民主与社会权利结合起来,其中社会权利是社会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没有对社会权利的关注,社会国家也必然只能徒有其表。

以色列最高法院达芙妮·巴拉克·埃莱兹法官认为,以色列最高法院对社会权利的最低限度的保护给予了明确回答。以色列1948年建国,没有成文宪法,遵循的是英国法的传统。在目前以色列的宪法文本中,没有社会权利一词,尽管在实际生活中,以色列是一个社会国家。人的尊严是与社会权利结合联系在一起的。在人的尊严概念下面,怎样来确定最低的保护标准?根据以色列的收入支援法,最低条件是某人没有任何收入,如果某人使用信用卡进行消费,此人就不具有最低保障的条件。当然,以色列在社会权利保护方面的国际义务自20几年前批准了经社文公约后就存在了,从法理上来看,社会权利是一项应当得到法院尊重的权利。

第三单元发言中,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教授大卫·兰道认为,一般意义上说,社会权利在美国法院中没有得到有效的救济。美国与南非的情况不一样,南非法院已经开始保护社会权利,其他如哥伦比亚的法院也审理一些社会权利的案件,例如住房方面权利相关的案件。2004年,哥伦比亚法院面对近几百万的难民,在没有任何公共政策可采取的情况下,尽量在判决中表明了食品权等方面的社会权利的合法性。在社会权利救济方面,一些国家的议会督察专员制度也可以给予有效的救济。美国传统的自由权为主的宪法权利框架下,以政府责任为主题的社会权利要得到司法的保护还有许多法理问题需要加以解决。

哥伦比亚宪法法院前院长马钮埃尔·塞拜达指出,哥伦比亚宪法法院在保护社会权利方面的作用是很显著的,社会权利不应当在人权清单中被随意削减。哥伦比亚宪法法院在宪法判决中尽量保证各种权利相互之间的协调。1995年,宪法法院开始对健康权给予关注,但是保险公司和雇主担忧,谁来支付这些因为健康权受到司法保护的相关费用。宪法法院认为,政府在支付健康方面的预算不能直截了当地认为是为了穷人,应当持公平的立场,应当面向所有的人。哥伦比亚宪法法院对社会权利的保护还是置于社会国家建设这个大前提下的。政治机构不应当推卸对社会权利的保护责任。哥伦比亚宪法法院和美洲国家间人权法院有着密切联系。对于哥伦比亚来说,联合国的人权机制影响更大。国内法院更多关注的是公众的健康权。从政治角度来看,大多数人都不认为议会真正能代表了社会公众的不同利益。法院保护权利被公众视为促进了民主的发展。在哥伦比亚,宪法法院被视为对多数派进行制约的机构。议会中的多数派认为法院的任务是保护权利,并且要在不同的权利之间进行必要的平衡。法院的某些保护权利的措施确实排除了某些税收方面的公共政策。再如,总统通过土地改革后收回了大量土地,这些土地的所有权人是谁呢,如何来利用呢?这些问题就需要法院运用权利保护的理念来加以明确。哥伦比亚有专门实施宪法权利的法律,这一点跟其他拉美国家不一样,宪法权利已经通过统一的法律加以具体化了,并且明确了各种宪法权利实现的具体方式。当下,哥伦比亚各种法律中都有关于人权的规定,还有各种解释,但只有宪法法官能够通过判决和解释来将这些权利系统化,零星分散的权利保护措施对于具体保护某项权利来说,只有法院才能做到综合平衡这一点,政府机构通常会无能为力。

巴西圣保罗大学马塞罗·费嘎莱多认为,巴西1988年宪法是非常重要的宪法文件。但是巴西的政党比较弱,并不能有效地代表多元化的社会各界的利益。预算规划如何与社会权利相关,司法救济如何对待社会权利,以及有无这样的标准来限制预算必须为实现社会权利准备的份额等等,这些问题都不是很清晰。对待社会权利,巴西的司法态度介于美国与哥伦比亚之间,没有特别积极的态度。巴西最高法院曾明确,不能因为缺少资金而作为对社会权利不加保护的理由。通常说,拉丁美洲的议员、政治家一般都比较懒散,甚至出现了众议员和参议员在议会出售食品、做生意的事情。尽管宪法上写了很多权利,这些权利却得不到保护,而法院的法官总是想做英雄,却缺少必要的社会支持和充足的法律依据,故社会权利在巴西实现的状况无法令人乐观。

希腊雅典大学克里斯蒂娜教授指出,2011年南欧学生的抗议活动都起源于对社会权利的需求。社会权利不仅与社会国家有关,还与社会公共政策、民主、人的尊严等相关。南欧国家宪法法院对社会权利一般持谨慎的态度,对社会权利给公共财政所带来的负担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对于经济危机给社会权利保护带来的影响通常做谨慎的评估。例如,葡萄牙宪法法院作出的关于经济危机时期如何保护社会权利的判决不仅对行政部门有约束力,对于立法者也具有很强的拘束,故宪法法院在考量保护社会权利时不得不面对上述难题,总的来说,要在宪法法院中有效地保护社会权利,目前还缺少有效的保障机制。美洲人权法院有几件判决涉及到社会权利。有一种观点认为,美洲人权公约对社会权利保护水平超过欧洲人权公约,这是不准确的判断。欧洲国家对社会权利保护的水平由于受到欧洲人权法院积极态度的影响,所以,从总体上来看,还是很积极的,应当不逊于拉美国家。

第四单元发言中,欧洲大学珥内斯特·乌尔里希教授认为,在考察社会权利保护方面,存在着实证法与规范法两个角度的考量。实证法问题涉及到国际经济法如何纳入国内法,规范法问题关系到是法院怎样来解释相关的经济规则和权利的。过去的五十年和六十年中,有近几百个国际性的组织确定了成员国尊重人权的义务。全球化与经济危机背景下,国际组织纷纷将尊重国际人权的义务纳入国内法中。WTO 规则和国际投资法都是国际层面的人权法。联合国人权文书与欧洲的人权公约相比,欧洲人权公约中的关于社会权利的规定要比联合国的更丰富。可以说,民族国家的宪法正在降格为"部分宪法"的内容,不能适用于更广范围内的人权保障的要求。如果仅仅着眼于国内法对国际货物的保护是不够的。有些对所有人都有医疗效果的药物作为国际货物具有人权保护的价值。《世界人权宣言》明确讲了保护人权必须依赖于法治。人权与法治相互依赖是国际法层面的。WTO规则是否可以解释为既是对成员国政府的一种规制,同时也是对公民的一种规制,具有保护公民个人人权的作用。WTO专家组曾提出了两项原则,WTO规则必须按照人权保护原则进行解释,二是人权保护原则要更多地纳入医药领域。实际上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领域的国际法设定了人权保护的基本原则。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大卫·谢尔德曼教授指出,国际投资法涉及到权利、人权、贸易和国际正义原则。国际贸易组织在国际投资法中强调了要保护知识产权。在建立全球化的经济秩序中,国际投资法是就是保护外国人人权的国际法规则。自由主义者希望市场更加具有竞争性。但是,人权问题始终是国际贸易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巴西里约日内卢大学法学院院长郝阿齐姆教授指出,今天给一个人长时间地不断提供食物是不容易的。通常认为,在所有的国家权力中,法院代表了公众的意见,但是,谁是公众呢?例如,美国准备借钱给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渡过经济危机,但德国宪法法院却持不同意见,主要理由是为什么要拿德国纳税人的钱给这些国家?法院是代表公众意见的,德国宪法法院提出的问题是合法性问题,确实体现了法院在考量公众意见方面的重要性。在意大利,为什么出现各种经济危机问题,因为缺少有效率和影响的政党。谈到民主,我们首先谈的是透明性。透明性应当更是一种司法权力的特征,而不是执行性的权力的本质。公众的表达自由赋予了公众一种批评最高法院的权利。更多的透明、更多的表达自由,就有更多的民主。因此,要保持公众对法院的影响态势,才能增加社会权利的司法保护的可能性和力度。

此外,在圆桌会议闭幕式总结发言中,秘鲁宪法法院前院长赛沙尔·兰达指出,宪法上规定的社会权利在实践中存在着立法上的空当和缝隙,宪法法院正是通过解释来弥补这一缺陷。希腊民主大学乔治·卡图噶劳斯教授认为,社会权利的保护存在很多冲突,一部分是政治性质的,一部分政治性并不显著。社会权利面临两个问题,一是正当性;另一个是如何面临政治上的转型。为什么有些法院比其他法院在保护社会权利方面更积极?积极性质的权利是让每一个人都受益的。这些问题需要在制度上加以协调,政治机构在保护社会权利方面的责任还是主要的,必须要有积极稳妥的态度。巴西里约热内卢大学教授路易斯认为,社会权利已经在巴西得到一定的保护,但在巴西只有很少的司法判决与社会权利有关。人的尊严是基本人权的基础。社会权利在某些方面与很多权利相连:平等权、食品权、健康权、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等。不同群体有各自不同的需求。社会权利的另一个难点是,即定义概念时社会权利应当包含什么样的内容?社会权利的实现要有公众的申诉和法院的受理两个方面的机制。在许多国家,认为社会权利很难实现,主要是要花费很多钱。在美国,社会权利并没有居于显著的地位。巴西在健康权方面有很大的志向。最高法院的作用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在拉丁美洲,议会的权力一增长或扩大,就意味着要发生宪法危机。法院在保障基本权利方面的作用还处于弱势,必须要从权力机构上加以调整,特别对于象需要强制政府采取积极和有效的措施来推动的公共事业,法院还必须获得更多的权力和机会,在各种政治势力较量和相对较弱的状态下发挥更大的作用。

RELATED ARTICLES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