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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访国际刑事法院
2005年,应奥坎坡检察长的邀请,我曾到国际刑事法院检察长办公室工作3个月。今年6月,奥坎坡检察长的9年任期已满,接任他的是时任副检察长的冈比亚人班苏达女士。这次去海牙开会,本来已经约好与她见面,但她临时要去肯尼亚出差。好在另一位老朋友、现任国际刑事法院院长的宋相现法官乐意接见我。

宋院长是韩国人,首尔大学法学院原院长,我们已经认识多年。这次重逢,彼此间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一顿午餐整整吃了三个小时!他用非常工整的楷书写下“王家福”、“江平”等人的名字,问我他们可好。我也告诉他,8月份访问韩国时,很高兴在首尔大学法学院看到他的照片与历任法学院院长的照片一起挂在墙上,还看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模拟法庭。问起他的年龄,他说今年72岁了,我又问有没有学生给他组织70大寿之类的庆祝活动。他说,在韩国,确实也有这样的传统,但他不想让学生去破费,尽管他的学生中不乏韩国法务部长等高官,于是在他生日那天,自己花钱摆了几十桌,并申明拒绝红包。记得数年前,他告诉我他的女儿结婚时,也是采取这种方法,即由他本人掏腰包请客,但谢绝大家送礼。他的谦和与此等高尚人格,使我理解了为何他能被国际刑事法院的全体法官连续两次推选为院长。

在我们的交谈中,谈得最多的自然还是国际刑事法院10年来的运作以及他本人作为国际刑事法院院长的有关情况。他告诉我,身为院长,不仅得在世界上“作很多的旅游”,即使在海牙,也有不少各国使领馆和国际组织邀请参加的活动,如当天晚上就有澳大利亚大使馆邀请参加的一场音乐会。并不是每次活动都得非参加不可,但他为了加强国际刑事法院与各会员国以及国际社会的联系,总是尽可能地参加。

从2002年国际刑事法院正式成立,到如今10年过去了,当初这对国际社会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东西,我还记得2005年奥坎坡检察长向我描述他刚到海牙履职时带着少数几个人亲自去买办公用品的情形。如今的国际刑事法院运行得如何呢?宋院长告诉我,总的发展势头很好,现在已经有122个《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会员国了;法院的工作人员达到700名,来自大约90个国家;2012年的财政预算是一亿零八百八十万欧元,全部来自会员国的缴费,其中缴费最多的会员国是日本,其次是德国。到目前为止,检察官办公室共针对乌干达、刚果民主共和国、中非共和国、苏丹达尔富尔、肯尼亚、利比亚和科特迪瓦启动了7次调查,对阿富汗、哥伦比亚、格鲁吉亚、洪都拉斯、尼日利亚、北朝鲜、几内亚和马里等8个国家的情势进行了初步审查;法院共受理了16个案件,发出22个逮捕令(2个因为犯罪嫌疑人死亡被撤消),另还发出9张传票(9个人都自行来法院接受听证,并保证随时到庭,故没有拘留他们)。在发出的20个逮捕令中,有6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归案,包括科特迪瓦前总统洛朗•巴博、刚果民主共和国民兵武装头目托马斯•鲁班加等,其中托马斯•鲁班加已被一审法庭定罪,接下来将由上诉庭审理,宋院长本人就属于上诉庭的法官,但他告诉我,在庭审结束前,他还不能确定案件的最后结果到底是有罪还是无罪。

在我们的午餐会谈即将结束之际,我问宋院长有没有可能安排我去国际刑事法院旁听一个案子,他说回去查一下给我答复。很快,当天下午就接到国际刑事法院礼宾部的邮件,说宋院长向她们转达了我的心愿,让我次日上午10点带上护照,从法院的侧门通过安检进去,里面会有人在接我。

第二天,我如约赶到,一个女孩在等我,自我介绍她叫约丽,是礼宾助理,并给我一个袋子,说宋院长很希望我了解更多有关法院的近况,因此让他们给我准备了一些资料。她指着前面熙熙攘攘的人群对我说,今天参观的人比较多,前面一个团是来自伊朗的,我要参加的是来自阿姆斯特丹大学法学院的一个师生代表团。

参观先从一层法院过道开始,那里的墙上挂有各位法官的照片,其中第一位当然就是宋院长了。另外还有检察长和书记官长(书记官长是法院的主要行政官员,负责非司法方面的行政管理和服务,包括对被害人与证人提供保护等援助)。在现任的法官、检察官和书记官长之后,还有已经卸任的法官、检察官和书记官长的照片。

在看过一个介绍国际刑事法院的短片之后,我们来到了第一法庭的旁听席。取上耳机,调到我能听懂的英文频道,然后开始扫描法庭。与我曾经旁听过审理米洛舍维奇的前南斯拉夫法庭很相似,所以也就很快进入状态。法官居上,今天的三位法官均是女的,黑、白、黄三色,黄皮肤的显然就是那位日本法官了。法官下排的是法庭的法律官员,再下排是书记员。两边分别是被告方和控诉方。迎面是证人席。

今天的案子是“检察官诉本巴•格姆博”。本巴•格姆博曾任刚果(金)过渡政府副总统,之前是武装团体“刚果解放运动”的主席和指挥官。他被指控在邻国中非共和国发生武装冲突时,带领“刚果解放运动”人员前往平息政变,期间犯有多项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比利时警方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逮捕了流亡该国的本巴•格姆博,并将其移交到海牙。就如当年看到曾为三军统帅的米洛舍维奇不安地坐在审判席上一样,今日看到的本巴•格姆博也是尴尬地坐在他的律师团后面,眼神不时地朝我们望过来。

这个法庭给我的最深印象是对把被害人利益的保护提到了很高的高度,例如,在控诉方,一边是4个检察官,另一边是4个被害人的律师。我们赶上的环节正好是被害人的几个律师轮番向证人提问。被提问的证人显然来自被告方。由于涉及对证人的保护,此刻旁听席上的我们并不能见到证人(正在直播的电视和网络也不会播出证人的相貌),甚至听约丽说连证人的声音也都是经过处理过的。证人所在的位置被一堵“墙”堵住了,约丽确定无疑地告诉我,那个证人就在“墙”的后面,法官和法庭上的其他人都能看到。我忍不住问,如果法庭上的所有人都能看到证人,那么他还是危险啊,因为任何一方都可能泄露出去,是谁作的证。约丽的回答是,开庭前会对法庭上所有的人说明保密的重要,如果有人泄露出去,会追究其刑事责任。此外,法庭还会对证人所面临的危险进行评估,如果确有必要,法院会采取邦其更改姓名、转移居住地等措施来保护他。

不知不觉,时间已过中午十二点。由于我下午还另有安排,只好跟约丽解释,悄悄起身离开法庭。约丽送我到楼下,一再嘱咐我:所有的资料都可以在国际刑事法院的网站上找到,如果我需要她的帮助,也可以毫不犹豫地与她联系。告别她,回头望一眼那栋高高的白楼,我猛然间产生了一种历史感,是的,历史正在发生。想起新华社报道奥坎坡检察长在卸任之际说过的一句话,不禁同感:“我们办公室里有个人说,或许60年后国际刑事法院将会成为一个博物馆,人们会去这个博物馆,看看以前的人类是如何解决争端的。过去人们会相互残杀,而之后,世界进步了,解决争端的方式也变得不同了。我希望这个说法能够成真。”

(原载《法制日报》2012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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