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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随笔十:法的理念与操作
2002年9月4日晚,应邀前往英国大使馆参加了大使先生为英国总检察长戈德.史密斯勋爵一行访华举行的一个工作餐。在与史密斯勋爵交谈的时候,他向中国同仁介绍了英国在防止警察刑讯逼供方面的一些最新做法。在英国,虽然法律早就严禁刑讯逼供,刑讯逼供构成犯罪,并且规定了刑讯逼供获得的证据不能在法庭上使用,但实践中警察使用暴力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而且只要刑讯逼供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你就很难证明警察对犯罪嫌疑人实施了刑讯逼供,也很难证明有关的证据是通过刑讯逼供获得的。有鉴于此,英国在数年前出台了一个新的规定: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必须当场录音,讯问警官首先要对着录音机讲明自己的姓名和警号,因何事在何时何地讯问何人,然后才开始讯问,讯问完还要讲明何时结束讯问。最后将被录制的两盘磁带中的一盘留做警方自己整理案卷用,另一盘则当着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的面密封好,由双方在上面签字,注明日期,随案移送检察机关和法院。如果警察篡改讯问内容或者有刑讯逼供取证的现象,被告人及其律师在法庭上可以要求法官打开密封的那盘录音带,一切以此为准。这样一个低成本的技术性措施,果然对遏止警界的刑讯逼供现象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据史密斯勋爵介绍,英国警察的刑讯逼供现象近年已得到较好的控制。
    
    史密斯勋爵的这一介绍对我虽不新鲜,却倍感亲切。两年前,在英国作学术访问数月,期间遍访英国的“公检法司”诸机构,印象最深的就属其警察讯问犯罪嫌疑人要录音这一细节了。记得当时曾与伦敦警方负责人探讨过这一问题,问及实行这样一项制度在警方有否遇到过阻力,那位警方负责人坦诚相告:刚开始有,但后来发现这项制度不仅仅是对犯罪嫌疑人有利,对我们警方也有利,过去有的犯罪嫌疑人明明是自己招供,我们并没有刑讯逼供他,但到了法庭,他由于别的原因又要翻供,硬说前番招供是我们刑讯逼供所致。现在好啦,你说是我们刑讯逼供所致,打开录音带听听好了。
    
    由此,我不禁想起我国的情形。在我国,立法对刑讯逼供的态度是明确的,刑法上规定有“刑讯逼供罪”,刑事诉讼法也明文规定“严禁刑讯逼供”,然而,毋庸讳言的是,刑讯逼供作为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顽症,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前年披露的云南杜培武案,杜本人还是一个警察,但在有关办案人员的刑讯逼供下,硬是把一个活脱脱的冤案制造得栩栩如生。若不是后来真凶暴露,谁都不会怀疑有关办案人员所说的“杜案是一个铁案”。在开庭过程中,他曾向法官喊冤,说原来的招供乃刑讯逼供所致,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法官竟不予理会,照他原来的招供定罪。试想,如果我们也有一套类似英国这样的录音措施,刑讯没刑讯,逼供没逼供,不就一耳了然了吗?
    
    中国是一个注重宏观价值和理论构造的民族,相比而言,对于一些具体的制度建设和操作性措施却往往有所忽略。表现在法制建设领域,这一特征也颇明显。大的如宪法这样的国家根本大法,虽然宪法对公民的多种神圣权利进行了庄严规定,但这些权利却缺乏相应的落实和保障,以致大多处于“睡眠”或“半睡眠”状态;中的如刑法、刑事诉讼法这样的基本法,前述的刑讯逼供是一例,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刑事诉讼法规定:凡知道案情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问题是:不作证怎么办?刑事诉讼法还规定:司法机关应当保证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问题是:如何保证?不保证,怎么办?小的如《人民警察法》这样的特别法,例如《人民警察法》第34条规定:公民和组织因协助人民警察执行职务,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抚恤或者补偿。“国家有关规定”在哪里?谁来给予抚恤或者补偿?如何抚恤或者补偿?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注定这些法律的精神是得不到实现的,其结果只能是“可以惊四座而不可行一步”。
    
    在中国现代史上,曾有过一场著名的主义与问题之争,其结果是主义大胜问题。我并不否认主义的重要性,但也想强调,在主义之下,问题也是万万不能忽略的。当前,“依法治国”这一“主义”已定,各种立法纷纷出台,但这些法的操作性如何?有关落实措施跟上没有?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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