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学术随笔九: “留有余地”与“疑罪从无”
“留有余地”是指对于罪该处死但在证据上还达不到“办成铁案”程度的,改判死缓,以留有余地,它是我国死刑司法实践中经常提及的一项刑事政策。“疑罪从无”是指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3项的规定,对于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它是现代法治国家在处理疑案时所普遍采用的一项司法原则。“留有余地”与“疑罪从无”是什么关系,这两类案件有无区别,有何区别,被司法实际部门的同志称为“长期困扰”他们的一个实际问题。据有的同志披露:“实践中有相当数量的疑案被留有余地判处死缓”。(参见胡常龙:《论留有余地判处死缓案件》,《诉讼法学研究》,第2卷)
    
    在理论界,近年来随着甘肃武威杨文礼、杨黎明、张文静冤案,云南昆明杜培武冤案,辽宁营口李化伟冤案等案件的披露,对此问题亦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予以重视和关注,大体出现了以下三种意见:一是认为“留有余地”的政策与“疑罪从无”的原则相悖,不符合“依法治国”的要求,应当废止这一提法,既然证据上还达不到“办成铁案”的要求,就说明是疑案,应遵照“疑罪从无”的原则,依法宣布无罪;二是认为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定案证明标准的要求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对于什么是“事实清楚”,何为“证据确实、充分”,也就是说,疑案的标准是什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的自由心证,从实际看,不仅人们的认识会有分歧,而且各地的做法也不一样,在此情况下,强调对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要慎之又慎,留有余地,有其现实意义,因此应当继续保留这一提法;三是认为,留有余地判处死缓的案件与疑案是两类不同性质的案件,前者是指定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判定是“谁实施了犯罪行为”,但在量刑情节上存在瑕疵,既有应从重处刑的证据,又有应从轻处刑的证据,根据“疑义有利被告人”的原则,留有余地判处死缓,而后者则在定罪上也还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不足以判定是“谁实施了犯罪行为”。这样,就把留有余地判处死缓的案件与疑案区分开来,将前者的范围严格限定在定性无疑、量刑存疑的范围,既坚持了“疑罪从无”的原则,又很好地贯彻了“留有余地”的政策。
    
    以上三种意见,虽然各自的角度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防止错杀。笔者认为,第一种意见从理论上来讲是对的,但就目前我国司法实际而言,有些过于理想和简单化。许多的事实证明,要在我国真正贯彻落实“疑罪从无”的原则,还有诸多制度上和观念上的障碍。试以前述杜培武案为例,由于公安机关刑讯逼供,违法取证,加上我国在证据采信与排除等规则方面又还存在诸多漏洞,致使杜案表面看来“证据已形成锁链”,一审法院正是据此判处杜培武死刑立即执行,二审法院以“根据本案的具体情节和辩护人所提其他辩护意见有可采纳之处”为由,根据“留有余地”的政策,改判死缓。后来真凶发现,杜培武得以无罪释放。如果没有“留有余地”的政策,一定要在杀与放之间作出选择,很难想象二审法院会在当时条件下作出放的选择。第三种意见可谓用心良苦,试图通过限制“留有余地”案件的范围来协调“留有余地”与“疑罪从无”的关系,但这种解释人为地缩小了“留有余地”政策的本来含义和人们平时对这项政策的理解内容,也难以达到在定罪环节上防止错杀的目的。因此,笔者原则上倾向于第二种意见,即在目前形势下,对死刑案件强调要慎之又慎,办成铁案,对没有百分之百把握的死刑案件要留有余地,有利于提高各地审判人员对死刑案件的重视程度,对防止因错杀以致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但与此同时,应加强对该政策在执行上的指导和监督,防止不恰当地扩大该政策的适用范围。具体而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要正确理解“留有余地”的政策含义。“留有余地”是从确保死刑案件万无一失的角度提出来的,其出发点是有利被告人。如果说对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到底要达到何种程度还缺乏可操作性的要求,以致有的审判人员把它理解为只要达到“清楚而使人确信”的证据程度即可定罪的话,那么对于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种“人头一旦落地即无法再接起来的”的案件,则必须牢固树立起“排除一切怀疑”的标准,也就是说,即使已经达到“清楚而使人确信”的证据程度,但只要辩方提出的任一怀疑没有得到排除,就不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要留有余地判处死缓。
    
    其次,不能把疑罪当作留有余地判处死缓来处理,否则就是走向了政策的反面,造成不利被告人的后果。目前这一政策在实践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把疑案当成留有余地判处死缓来处理了,其中有的是因为审判人员传统的有罪推定思想作祟,有的是因为公安机关的破案有功人员在法院判决之前已经记功授奖,几家协调所致,还有的则是因为害怕疑案的无罪判决引起刑事司法赔偿,造成司法机关的经费紧张和影响司法机关的权威,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不能成为“留有余地”的借口和理由,要坚定不移地捍卫刑事诉讼法的“疑罪从无”原则。
    
    最后,要加强相关制度的建设。现在,“疑罪从无”原则之所以难以贯彻,一个原因是有的本来可以不成为“疑案”的,由于我们公安机关的办案人员在现场勘验等方面存在严重的失误,该提取的指纹没有提取,该留存的物证没有留存,致使事后无法排除辩方的合理怀疑,成为“疑案”,这样的“疑案”如果要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疑罪从无”的原则来处理,势必得不到群众(包括受害方)的理解。另一方面,许多本来应当是有重大疑点的案件,经过办案人员的刑讯逼供和种种“加工”,端到法庭上的已经是生米煮成熟饭,加上目前的庭审又过多倚重书证,而种种对刑讯逼供的监督又难以奏效,致使“疑案”成为“铁案”。此外,有的地方政法委不适当地强调协调而不注意保证审判人员的独立,以及目前的国家赔偿法将因“疑罪从无”而宣布无罪的案件也不加区别地纳入普通刑事冤案的赔偿范围,都促成了“疑罪从无”难以从纸面走入现实的局面。因此,应从制度设计上强化公安机关的办案能力和水平,加强对刑讯逼供现象的预防和救济,改进庭审方式,以及建立健全其他相关的制度和规则,只有这样,“疑罪从无”才有望最终得到落实。
    

RELATED ARTICLES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