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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特墓和李鸿章树
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学生学者办公室”的马路斜对面,有一座造型雄伟、通体洁白的花岗岩建筑矗立在哈德逊河边的河滨公园里,它就是曾任美国南北内战北军统帅、后当选美国第十八任总统并连任两届的格兰特的纪念堂。

纪念堂建在坚实的四方形基座上,其主体部分为爱奥尼亚圆柱撑起的希腊神殿式建筑,上面是陶立克柱式圆锥形屋顶。高高的正门上方,刻着这位戎马一生的军人总统的墓志铭:“让我们享有和平”。墓志铭的两边分别依偎着一位女神,据说一位代表胜利,一位代表和平。

拾级而上,厚重的青铜门通往白色的大理石内厅。在内厅中央,扶栏往下俯瞰,只见格兰特夫妇深紫色的大理石石棺停放在地下室里,忍不住先到那里去细看一番,这才发现,还有几尊栩栩如生的半身塑像摆放在两个石棺的周围,他们就是格兰特的那几位著名爱将,如谢尔曼、谢里丹等。

纪念堂内陈列着许多照片和文物,其中一份材料显示,该纪念堂并非官方拨款修建,而是由一个叫“格兰特纪念协会”的组织募捐而建。该协会的秘书长是理查德•格林纳,他是第一个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非洲裔美国人,后来曾担任过霍华德大学的法学院院长。在当年的募捐中,很多黑人表现积极,以感激格兰特为解放黑奴所作的贡献。

纪念堂内四周墙壁上有画工考究的壁画,再现格兰特当年战场上的风采。其中一幅描述的是格兰特接受南军统帅罗伯特•李将军的投降。格兰特和罗伯特•李原本是好友,都毕业于西点军校,都在联邦军队服役,是内战使他们成了两军对垒的敌人。历史的诡异在于,当内战爆发时,罗伯特•李其实已经解放了自己家的奴隶,而格兰特家则还拥有奴隶。但罗伯特•李不愿自己的军队去攻打自己的父老乡亲,所以痛苦地辞去了联邦军队的职务,回到家乡去担任南军统帅;格兰特则在历史的洪流中,不仅自己跟上了时代的步伐,而且还为全国性的制度废奴立下了汗马功劳。

对于来自中国的参观者而言,格兰特纪念堂外还有一处特别值得去看的地方,那就是李鸿章为纪念格兰特而栽的银杏树。在纪念堂后面的树林中有铁栏杆围护着的两棵银杏树,树下有一块一米见方、用青铜铸造的铜牌,铜牌上有中、英两种文字,其中文为:

大清光绪二十有三年,岁在丁酉,孟夏初吉,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合肥李鸿章,敬为大美国前伯理玺天德葛兰脱墓道种树,用志景慕。出使大臣二品衔,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铁岭杨儒谨题。

文中的“伯理玺天德”即英文“president”(总统)的音译,“葛兰脱”就是“格兰特”。

李鸿章怎么会给格兰特墓植树呢?事情还得从1879年说起。那一年,已卸任总统的格兰特环游世界,5月28日抵达中国天津,时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设宴款待,两人一见如故。当时正好发生日本吞并琉球、置为冲绳县的事件,清政府和李鸿章想借助格兰特的名望,在他访日期间劝说日本放弃琉球。可格兰特此时不过一卸任总统,很难有所作为,他的调停自然毫无结果。格兰特回国前,从日本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信中除介绍日本的新气象外,明确指出:“中国大害在一弱字,国家譬如人身,人身一弱则百病来侵,一强则外邪不入。”格兰特希望中国奋发自强,否则“日本以一万劲旅”,可“长驱直捣中国三千洋里”。他建议李鸿章“仿日本之例而效法西法”,“广行通商”,如是则“国势必日强盛,各国自不敢侵侮”,等等。

有此一段因缘,当1896年李鸿章出使俄国并环游欧美抵达纽约时,自然想起格兰特。此时格兰特已去世11年,李鸿章专程前往拜谒格兰特墓。他在格兰特的灵柩前驻足良久,最后悲伤地低吟道:“别了,我的兄弟。”他的这一告别仪式使他的随从人员和美方陪同人员始料不及。也许,他的思绪又回到了17年前他与格兰特在中国相谈融洽的场景。

许多文献由此演绎开来,认为现在那铁栏杆里围护着的两棵银杏树乃李鸿章这次亲手所栽。但现在看来,这应是有疑问的,理由是:铜牌上中文所说的时间为光绪二十三年,英文对应的时间为1897年,但李鸿章访美是1896年,此其一;其二,根据1899年出版的《李傅相历聘欧美记》记载:“二十二日(西八月三十号),中堂出自纽约行台,至前民主格兰德(即格兰特——作者注)寝园,有宿草矣,为怆然者久之。从者以鲜花环进,敬悬墓门,循西礼也。”文中并未言及李氏“墓道种树”一事。还有一个理由,格兰特陵墓直到1897年才落成。因此,我更相信下面的分析:在格兰特陵墓落成之际,李鸿章特委托清廷驻美公使杨儒代表他在墓园种树以表“景慕”。

铁栏杆里围护着两棵银杏,那么这两棵是否都为杨儒所种呢?有些作者确实就是这么写的。但从铜牌上的英文内容来看,它用的是单数(This tree),因此应能推断当时只种了一棵。实际上,两棵之中有一棵很矮,怎么看也不像一百多年前种的,即使那棵高的,也不像百年老树。有人说,这两棵树的长势不好,显示着清帝国败亡的命运。这是文学思维,当不得真,事实真相如何,恐怕永远是谜了。

来源:正义网-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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