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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以致用,一心为国

郑成思先生生前是我国著名知识产权法专家,同时,他还是一位知识渊博、创作丰富、敢讲真话的知识人。作为专家和知识人,他对我国法制建设的贡献,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首先,他曾担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直接参与有关法律的制订和修订工作;第二,他长期担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教书育人,著述颇丰;第三,作为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他利用出访、讲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参加有关国际谈判的机会,积极获取信息,并将有关信息进行比较分析、系统研究,写出了一批高质量的报告,给国家建言献策。

本书所要反映的是郑成思先生在给国家建言献策这个方面的贡献,主要收录了郑先生在中国社科院有关信息交流平台上发表的 32 篇文章。这些文章发表的时间最远的已近 20 年,最近的也已经超过了 5 年。对于郑成思先生早已发表过的作品,现在拿来编辑出版,意义何在?作为本书编者,需要在这里向读者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基本定位之一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思想库、智囊团。社科院的研究人员,可以利用院内特有的信息渠道,在有关信息交流平台,及时地将自己在日常研究、讲学、外访、参加与国家职能部门有关的咨询活动中的所思所想,以情况反映、研究报告、立法建议等形式,给国家建言献策。这不是一般的学术活动,也不是一般的讲学和咨询。有关建言,通常是针对涉及民众福祉和国家利益的某些重要事件,针对某些突出问题,由社科院研究人员撰写、发表的。这些建言,主要反映出建言者高度的职业敏感和对民众及国家的责任。

前面已经说过,郑成思先生具有人大代表、教授和研究员等多重身份。我们通过阅读郑先生生前出版的诸多著作可以了解他的学术思想,可是,对于郑先生作为社科院一名研究人员直接或者间接以及以何种方式给国家的建言献策,我们也许知之不多。编辑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读者能够从一个侧面看到,郑成思先生是如何履行作为国家智囊团中一名研究员的职责,作为一个有责任感、勇于担当的知识人给国家的法制建设提供过那些建议,更为重要的是,透过郑先生几十项建言,学习他作为一个公民和一个知识人,如何担负起对民众和国家的责任。

收入本书的32篇文章,是编者在今年5月集中一个月的时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收集到的。另外有一篇情况反映,因为它仅仅涉及当时的一个偶发事件,没有收进来。从公开发表的论文、著作,以及从他人大代表或者教授岗位上的发言或者演讲,我们或许曾经看到或者听到郑成思先生很多对策意见或者法律建议,其中一些意见或者建议,跟本书选录的建言内容相同或者相近。但是,发言或者演讲跟书面建言毕竟不同。建言所表达的内容更为及时、准确、精炼、正式。特别说明的是,本书中的建言仅仅是作者在中国社科院特定信息交流平台上发表的。它只是郑成思先生全部建言中的一部分。

郑成思先生的这些建言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特定部门(例如1995年发表的《建议有关部门系统了解关贸中的“知识产权协议”》),或者特定事项(例如1996年发表的《创我国名牌商标需制止反向假冒》),或者特定法律制度落实(例如2006年发表的《完善知识产权制度、落实知识产权执法》)而撰写的对策建议,一类是针对某个具体的法律(例如《物权法》、《著作权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或者针对国外相关法律发展或动态,结合中国实际需要而提出的立法建议。这些建言当中还包括一篇对个案的监督——《“王码”专利是“优化五笔”而不是“五笔”本身,“联想”在“五笔”基础上的开发并非构成“侵权”》(1995年),一篇关于司法审判制度改革的建言——《对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一点建议》(2000年)。

郑成思先生建言的数量(收入本书的1992-2006年计32篇)或许不算多,其篇幅(全书约8万字)也不算大,但是,如果我们细读这些“建言”,从中仍然可以感知郑成思先生生前学以致用、一心为国的拳拳之心。

例如,在1992年1月中美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签订以后,郑先生敏锐地意识到“在国际上可能产生连锁反应”。于是,他很快在2月份就发表了《我国参加有关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后需要注意的问题及若干建议》。针对“欧洲经济共同体 、日本乃至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也将提出与我签订同中美备忘录类似的双边条约”,郑先生认为“我不宜予以拒绝”,并具体阐明了理由,提出了在谈判中我方宜采取的相应对策和建议。

针对有些地方或部门,不加分析地将“建立了多少中外合资企业”作为衡量领导“政绩”的一个标准,有的领导只追求“建立合资”的数量,而不顾及后果,甚至在“合资”过程中为争取尽快被批准而与外方共同欺骗上级审批单位,最终自己也被外方欺骗,遭受巨大经济损失的情况,郑先生发表了《警惕建立合资企业中的中方国有知识产权流失》(1995年)。郑先生例举“美加净”商标低价卖出,高价赎回的例子,对中外合资企业签订合同、国家商标局审查商标转让合同、涉及国计民生专利合同转让等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提出建议,“对不顾国家利益、不顾单位职工利益,甚至靠损害国家、单位有形及无形产权去追求可上报的“政绩”者,应追究其行政乃至刑事责任。”

在我国《物权法》起草过程中,郑成思先生先后发表了三篇“建言”——《我国应制定<物权法>还是<财产权法>?》(1996年)、《关于制定“财产法”而不是“物权法”的建议》(2001年)、《再谈我国应设立“财产法”而非“物权法”》(与薛虹合作)(2001年)。这三篇“建言”集中反映了郑成思先生对我国制定《物权法》的观点。郑先生经过对德国、法国、日本、越南、我国台湾地区相关立法的比较,建议用“财产法”代替“物权法”,并阐明其“根本原因在于,物在财产中的比重已经很小,'物'又是一个缺乏弹性和延伸性的概念。如果以'物权'为起点立法,就会造成调整社会财富关系的基本法律却将社会财富的主要部分排除在外的结果。这种结果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虽然郑先生力主制订《财产权法》的建议最终没有被立法机关所采纳,但是,他的有关“建言”对人们认识、理解和执行《物权法》均有积极影响。

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电子商务在世界各国也快速发展起来,这给各国立法者也提出新的要求。郑成思先生敏锐地发现国家立法在这个方面的需求。他首先研究了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在电子商务立法方面的最新动向,在2000年连续发表了5篇报告(与薛虹合作),将有关各国在电子商务立法方面的进展,提供给国家有关立法部门参考。针对新技术发展所提出的新的立法问题,郑先生发表了多篇“建言”,例如《应重视新技术的应用对我国立法的影响》(1997年)、《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域名抢注”问题》(1997年)、《应重视“网络法”的研究与立法》(1999年)、《应尽快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2003年)。

郑成思先生的建言,均来自于实践,言简意赅,切中要害,有些内容,对决策者产生影响,为国家立法部门所采纳。例如,针对有些外国企业,专门把质量高价格低的中国商品,抹去中国原有商标,换上它们的商标进入国际市场,打压中国名牌的情况,他经过认真研究,在《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域名抢注”问题》(1996年)一文中,提出应借鉴国外立法中关于禁止“反向假冒”的经验,保护我国名牌。这个意见显然对立法机关产生影响,在2001年10月27日通过的新的《商标法》第五十二条中,第一次规定了关于反向假冒的条款。

郑成思先生一生勤奋、好学、著作等身,按照他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不偷懒,不灰心”,他把民众福祉和国家利益与他的学术活动联系起来,在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这些学术贡献与更多人的努力融合在一起,不断累积着知识大厦,成为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郑成思先生的建言,有许多内容,已经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着决策者,为国家所用,化作具体的改进我们工作的措施,纳入立法的进程,使千千万万普通民众的生活有可能得以改善。社会的进步,民众福祉的增加,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像郑成思先生那样的公民和知识人在。郑成思先生的建言或许可以成为一个范本,它教会我们如何敏于观察,勤于思考,行之于文,为国家建言献策。一个知识人只有不断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自己的知识积累、学术专长、人生阅历、思想境界跟改善民众福祉、推动国家进步的需要结合起来,他的知识创造才会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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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成思建言录》(郑成思著、周林编)前言,即将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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