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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中先生访谈录

一个秋阳灿烂的下午,笔者受《环球法律评论》编辑部之托,拜访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的一代宗师──陈光中教授。陈先生年逾七旬,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工作近半个世纪。他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刑法室主任、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常务副校长、校长等职。他还担任了多种社会兼职,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三、四届法学评议组成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八五”、“九五”届法学规划小组(评审组)成员、副组长,中国法学会第三、四届副会长,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第一、二、三、四届会长(前三届称总干事),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图书评奖委员会第二、三、四届委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的学术带头人,他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如今,他仍精神抖擞地活跃在为国家法治建设献计献策的舞台上。我对陈先生的专访,在他那略显狭窄和凌乱的书房中进行。


    


    

问:陈先生,首先祝贺您成为中国政法大学的终身教授。您是怎样走向法学教育与研究之路的?您能否简单地介绍一下自己的学术经历?


    

答:我于1930年出生于浙江省永嘉县白泉村。白泉村位于著名的楠溪江风景区,这里溪曲峰叠,景色迷人,有诗云“楠川山水甲东嘉,十里澄潭五里沙”、我在家乡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小学和中学教育。1948年夏,我以奖学金名额(占考取名额的20%)同时考取了清华大学、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法律系,并就近入读中央大学。1950年夏,我通过考试转学到北京大学法律系,1952年夏毕业。我在北大学习虽只有短暂的两年,但北大追求民主、科学和爱国主义的传统,勤奋治学和自由探讨的学术气氛,深深地感染着我,并影响着我的一生。北大毕业后,我本打算到人民大学读研究生,但系领导希望我留校任教,我愉快地服从了组织上的安排。不久,全国开展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法律系和政治系、燕京大学的政治系以及辅仁大学的社会系合并成立北京政法学院。院长是北大法学院院长、著名法学家钱端升教授。我随同北大法律系的全体师生来到北京政法学院。我担任了近一年的专职副班主任,后调到教研室从事刑事诉讼法学的教学工作。从此,我的一生与刑事诉讼法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50年代,我们国家“一边倒”,一切“向苏联老大哥”学习。1955年学校聘请了两位苏联专家,其中一位是刑事诉讼法学专家,学校让我当专家的助手,一方面向他学习苏维埃刑事诉讼法学,另一方面协助他进行研究生班的教学。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在业务上开始崭露头角,在当时政法界唯一的国家级刊物《政法研究》上发表了2篇论文,并参与了司法部组织的第一本中国刑事诉讼法学教学大纲和中国刑事诉讼法学教材的编写。正当我想大展宏图时,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了,我被下放到安徽,此后屡历艰辛,直至1982年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83年秋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中国政法大学(83年在北京政法学院基础上成立),86年成为全国第一位诉讼法学博士生导师。其后的十多年里,我个人的才能和学术积累得到了充分发挥,从而在事业成就方面登上了巅峰。


    


    

问:有学者将20世纪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20世纪初的产生时期、20年代至40年代的初步发展时期、50年代开始的转型时期和80年代以来的复苏和重新发展时期。您在后两个时期对于学科建设所起的奠基和推动作用使您在刑诉法学界获得了“泰斗”地位。您能具体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答:泰斗不敢当,但可以谈一点情况。新中国成立之初,一场以反对“旧法”观点、旧司法作风和改造各级司法机构为主要内容的司法改革运动得到广泛开展,旧的刑事诉讼法学从内容到形式均荡然无存,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学实际上面临着重新创建的问题。这一时期刑事诉讼法学的学科建设主要是通过学习、引进和借鉴苏联刑事诉讼法学而进行的。我于1955年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介绍苏联的辩护制度,在这篇文章中,我明确提出我国要建立辩护制度,并以无罪推定原则作为建立辩护制度的根据。在1957年整风反右之前,我又写了一篇关于无罪推定的文章,主张在我国应当实行无罪推定原则,只是在提法上应当更加科学和符合国情。我还撰文对刑事证据理论中的证据概念、证明对象、证明过程、证据分类等问题作了探讨。


    

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凭着少年时代打下的古文基础,对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作了专门研究,这对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学学科建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后来,我又主持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六·五”重点课题《中国刑事诉讼程序研究》和“八·五”重点课题《中国诉讼制度研究》两个大项目,出版了专著、教科书20多部,发表论文90多篇。这些研究成果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80年代以来,我通过培养硕士生、博士生、参与国家立法活动、领导诉讼法学研究会的工作以及开展海外学术交流和合作,从整体上推动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的学科建设、提高了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水平。


    


    

问:90年代以来,您指导的博士生对刑事诉讼中一些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先后出版了《刑事诉讼构造论》、《刑事起诉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刑事诉讼目的论》、《刑事诉讼证明论》、《刑事审判原理论》、《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研究》、《刑事辩护论》、《刑事诉讼效率论》等专著,对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体系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上述选题的确定是他们自主选择的结果、还是出于您的设计?


    

答:两方面的因素都有。早在80年代末,我就撰文呼吁加强对刑事诉讼法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和开拓,探索刑事司法的规律,使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摆脱注释法学的束缚,构建一个更加科学的刑事诉讼法学体系。我的呼吁得到了年轻学者的回应,几位博士生分别就刑事诉讼构造、目的、职能、价值等基本理论问题作了系统研究,在诉讼法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而也使刑事诉讼法学在国内诉讼法学中处于相对领先的地位。我在指导博士生时,总是鼓励他们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当然,作为导师,准确把握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敏锐地抓住其中的薄弱环节,结合每个学生的特点,引导他们对某个理论范畴或者某项具体制度进行富有创见的研究,这对于学位论文的成功写作以及学科体系的构建,都是相当重要的。


    


    

问:意大利著名刑事诉讼法学家、米兰大学教授皮萨比亚因主持起草了1988年意大利新刑事诉讼法典,被誉为“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之父”。在中国,由于您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所作的突出贡献,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对您作了专题报导。据我所知,这是该栏目首次对法学家进行报导。您能具体谈一谈您在立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吗?


    

答:从1991年至1997年,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在我的主持下,每年均把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实施问题列为年会的中心议题。在刑事诉讼制度改革问题上,我确实是鼓噪呼吁于前,献计献策于中,研讨实施于后,倾注了不少心血。特别是,1993年10月,我受人大法工委委托,组织了刑事诉讼法修改研究小组,在进行国内调查、国外考察的基础上,拟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报送人大法工委参考。次年,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与论证》一书,分送给中央有关立法司法部门的领导和同行专家。人大法工委在征求政法实践部门意见并参考《修改建议稿》的基础上,经反复讨论修改,提出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最后被全国八届人大第四次会议顺利通过。据统计,《修改建议稿》中约65%的建议为新刑事诉讼法所采纳。《修改建议稿与论证》一书荣获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法学一等奖。去年,我又主编了《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一书,力图进一步推动新刑事诉讼法的贯彻实施。就我个人来说,适遇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盛事,并能尽绵薄之力,实为荣幸之至。


    


    

问:对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人们评价不一,有人认为它过于超前,有人认为它略显滞后。您怎么看?


    

答:我认为,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总体上是成功的。它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科学化、民主化,加强了人权保障;集中解决了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完善了诉讼机制;在立足国情的同时,吸收了一些外国的成功立法经验,使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与国际通行做法更加协调。当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也并非尽善尽美,本身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如有的条文过于原则、有的在表述上含糊不清,易生歧义,或者在文字技术上有毛病,存在逻辑矛盾;个别规定未必能够完全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如逮捕的标准问题,导致实际操作困难;一些改革由于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尚不能完全付诸实现,等等。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不应当否认和忽视。但总的来讲,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顺应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显示了依法治国的时代特征,初步体现了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的价值观念,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执法队伍在执法思想、执法观念上的转变,其意义重大而深远,这是毋庸置疑的。


    

少数同志对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持怀疑态度,认为它过于超前。我不同意这种看法。诚然,立法要立足于国情,反映现实需要,这是一个基本的出发点。但是立法也应当有一定的前瞻性,要对联合国有关法律文件所确立的刑事司法准则和西方国家一些有借鉴价值的做法有所体现。如果从1998年我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司法标准来衡量,我国刑事诉讼法所修正的内容不仅没有超前,有的地方还有差距,有待进一步解决。


    


    

问:在您七十华诞之际,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曾写来贺信,最高人民检察院韩抒滨检察长也写来贺词。肖扬院长称您是“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法学家。在庆祝会上,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葛维宝教授称您为“世界级法学家”。在老一辈的学者中,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影响的学者并不多见。您是怎样“迈出中国、走向世界”的?


    

答:随着国内学术地位的提高,我从80年代前期开始经常出国,到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讲学、考察和参加国际会议将近20次。1995年我创建了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担任主任。该中心先后与加拿大刑法改革和刑事政策国际中心、德国马普刑法研究所、美国耶鲁大学中国法研究中心和英国华威大学法学院建立了合作关系,先后在国内举办过4次国际研讨会,特别是1994年举办的首次刑事诉讼法学国际研讨会,邀请了9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17位教授、专家与会,对正在酝酿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在改变传统观念上起着一定的作用。刑事法律研究中心还经常邀请外国教授、专家来华讲学,并多次组团出国考察。1998年我和加拿大刑法改革和刑事政策国际中心主任丹尼尔·普瑞方廷共同主编了《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一书。此书对我国批准加入国际人权公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目前,我还正在与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法中心、德国马普研究所合作,分别进行刑事证据立法和不起诉制度的研究。我撰写的文章有10多篇在外国或港澳台刊物上发表,如1995年我在法国《刑事法律与犯罪比较研究》杂志上发表的《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之展望》在欧洲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还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10月,应台湾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的邀请,我率领大陆法学家代表团11人赴台北参加海峡两岸法学学术交流会,这是大陆法学家首次访台,在台湾宝岛引起了轰动性的反响,当地电视台和报纸每天都有报道。次年,我又以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名义,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大型的海峡两岸法学学术研讨会,章孝慈率60余人的代表团与会。这两次会议有力地促进了海峡两岸法学的交流。此外,我还在香港、澳门作了几次学术演讲,宣传内地的刑事司法制度。


    

我认为,一个学者应当通过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学会以世界的眼光看中国、以中国的眼光看世界,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视野开阔,见解高屋建瓴,具有前瞻性。


    


    

问:有学者认为,当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过分强调“理论为立法和司法实践服务”,导致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急功近利化,以至于丧失其独立的学术品格。他们认为,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真正价值在于形成一个独立于立法、司法实践等世俗世界的“空间”──学术空间,而运用研究成果改良国家立法和司法实践只是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一个必然结果,而不是这种研究的直接目的。对这一观点,您如何评价?


    

答:我一向认为,做学问,无论理论多深,最后的目的都应当是造福人类、服务社会。我长期从事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这门学科应用性很强。我觉得,刑事诉讼法学如果不从实际出发,没有真正参与到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去,没有一定的实践雄心,搞成一种纯粹的智慧演习,将难以获得自身应有的价值。我平生治学,力求学以致用,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有利于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比如,我研究古代的司法制度,就是为了比较透彻地了解刑讯逼供、以供定案等不文明、不科学现象的根源,同时,也挖掘古代司法制度中的一些优秀遗产,如慎刑制度、注意现场勘查等。又如,我不赞成在我国立法上确立自由心证原则,不仅是由于考虑到它在理论上不符合主观认识必须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规律,而且在实践上,确立自由心证原则必然过分强调法官个人认定案情时的心理状态,容易助长主观随意性。不赞成自由心证并不是否定法官判断证据、认定案情的主观能动性,而只是反对法官主要凭内心确信来定案,以免为法官主观臆断开了方便之门。


    


    

问:早在20世纪20-40年代,一些学者曾对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问题作过一些论述,如夏勤将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比作车与轮的关系,所谓“轮无车则无依,车无轮则不行。故国家贵有实体法,尤贵有程序法”。近年来,程序法的独立价值问题引起学者们极大的关注,有人甚至提出程序正当优先于实体公正的观点。您对此有什么意见?


    

答:程序法的作用首先在于保证实体法的正确实施,同时又具有独立的价值,因为程序正义是体现社会正义、法律正义的重要标志,过去我国长期存在的重实体、轻程序的观点违反了法治精神和科学要求。但是,我也不赞成西方有的学者和我国部分学者所倡导的程序正当优先于实体公正的观点,因为实体公正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在刑事诉讼中,更是涉及其人身自由权以至于生命权的问题,因此,在刑事案件的有罪判决中,必须保证准确认定犯罪事实,正确定罪量刑。程序公正一般地说能保证实体公正,但两者不能等同,不能认为只要程序符合公正要求,就视为实体也达到了公正要求。如果说,只要程序是公正的,哪怕死刑判错了都没有关系,这就近乎荒唐了。因此,我认为,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应当并重,而不能说程序价值优先于实体价值,这更加科学,也更符合人权保障的精神。当然,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在具体衡量程序正义与程序正义的标准上,是有不同特点的,这也需充分加以注意。


    


    

问:证据法学的研究是理论界和实践部门均感重要的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诉讼理论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视为证据制度的根本指导思想。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包含以下理论要素:反映论;可知论;实践论;并必然追求客观真实。目前,一些学者提出:诉讼活动尽管包含着认识过程,但认识活动在诉讼中并不具有根本的决定性意义,认识论难以为证据制度提供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您怎样看这种观点?


    

答:在证据法学研究中,应当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诉讼尽管有自己的特点,但可知论这个基本的规律,是必须坚持的,决不能笼统地、不加具体分析地提倡所谓“可不知论”。只有在可知论的指导下,我们才能制定一系列科学的证据规则去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如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严禁刑讯逼供、不能仅凭被告口供定案、直接言词原则、最佳证据规则等;同时才有可能去研究运用许多有利于迅速侦破案件的科学检验方法,如指纹鉴定、DNA鉴定等。当然,不应当把可知论绝对化,因为在诉讼中它受到各种条件和诉讼规则的限制,如案件本身的原因,办案人员素质条件的限制,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诉讼时效的限制,诉讼资源的限制以及文明取证规则、对社会利弊权衡规则的限制等等。因此,在诉讼中,特别是在刑事诉讼中,应当在遵循可知论的前提下有条件地适用“可不知论”,才真正符合诉讼的规律,而且是保障人权的正确之路。总的来说,不能以诉讼有特殊性而否定诉讼中适用认识的一般规律。当然,过去我们只讲认识论,而不注意其他价值的追求,这是片面的,应当加以克服。


    


    

问:在学术研究中,敢于超越自我是您的一个特点,也是晚辈后生们非常敬佩您的一个原因。您怎样看待个人学术观点的变化?


    

答: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就是要寻找本学科研究对象的内在规律。探索规律就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几十年来随着社会的变革、观念的更新,我个人的学术观点也在不断地修正。例如,关于刑事诉讼主体问题,我曾主张在刑事诉讼中国家专门机关是主体,当事人与其他诉讼参与人是法律关系主体。但这个问题我经过反复思考,认为应当加以纠正。因为上述说法使公诉人和被告人在客观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不利于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不利于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但是,我对大陆法系通行的公诉人、被告人、法官(包括陪审员)构成诉讼主体的学说也持异议,因为它既排除了侦查机关,也排除了被害人。而且在现代刑事诉讼中起重要作用的辩护人也没有一席之地。所以,我现在倾向于广义主体说,即在刑事诉讼中享有权利(力)、承担义务的专门机关、当事人与其他诉讼参与人都是主体,其中专门机关与当事人是主要主体,其他诉讼参与人为一般主体。又譬如,关于测谎仪的问题,我过去把它看成是西方警察机关变相刑讯逼供的手段全盘加以否定,但是从科技的发展以及测谎仪在我国政法实际部门适用的情况来看,过去的这种看法需要重新考虑。测谎检验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我国在实践中也有运用测谎仪破案的实例。但是还不能认为测谎仪已经是很科学、很可靠的一种仪器。测谎的结果不能作为一种法定的证据种类,但应允许作为一种侦查辅助手段加以使用,并在使用中进一步检验其科学性。


    


    

问:作为老一辈的法学家,您能给年轻学者介绍一下您的治学经验吗?


    

答:经验谈不上,肤浅的体会倒有一些。近五十年的教学科研工作,使我对“业精于勤”、“博而后精”等治学箴言有切身感受。一个人在事业上要有所成就,特别在治学的道路上成为一个大学问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天赋、勤奋加机遇。但是,天赋不由个人决定,机遇变数很大,只有勤奋完全取决于自己。勤奋应当从少年时代开始,并且一生持之以恒。一个人只要珍惜时间、勤于积累,一旦机遇到来,就必然有所成就。如果平时没有积累,即使机遇来了,也没有可施展的才能,只能让机遇擦肩而过。再有,做学问同盖高楼一样,基础要扎实。如果不打好基础,很难在专业上有突出的成就。所谓基础,首先要过中文关,其次要过外语关,还要具备与本专业相关的古今中外知识。广博的知识要通过博览群书、长期积累才能获得。古人云“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个“源头活水”,就是多读有价值的书,多调查研究社会实际问题。尽管我自己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还不够,但我相信博而后精是治学成功之路。这些似乎都是老生常谈,但如果认真去做,必能在学术上有所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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