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页 >> 阅读文章
    

作者授权  本网首发

阅读次数:  9859
感受法学的域外语境
──挪威之行随想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挪威是一个远在天边的国度。去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派往挪威作为期半年的访问研究,有幸踏上这片土地,去感受、去触摸一种迥然不同于中国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在此过程中,我开始以一种新的眼光回望和审视自己已研习多年的法学,并因此获得了一些新的感悟。
     有朋友问我:你对挪威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凝神片刻,脑海里浮现出多幅画面:身着传统服装的男女老少欢庆国庆节的情景;悬挂有历届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肖像的诺贝尔学院;对人权和环保问题兴趣浓厚的一张张面孔;酒吧里人们饮着酒、聊着天的那一份悠闲;夏天里时常可见的街头音乐表演;维格兰德公园里以人的一生为主题的系列雕塑;私家庭院中缀满枝头的苹果、樱桃……我实在无法回答我对其中哪一幅画面印象最深,因为它们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共同构成我心目中的挪威── 一个详和、安宁、富足的国度。同时,这些画面引发着我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这些恒久犹新的话题进行重新思考。在此场景下,我对自己研习了多年的法学有了一种更深意义上的体悟和更广阔视野里的理解。法律是现实社会中人们生存状态的一种描述、一种外化。挪威人以他们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告诉我:法律不是也不应当是一副冷冰冰的面孔,法律是有血有肉有生命的造物,而法学所应承担的责任就是塑造有生命力的法律。关于挪威,可圈可点之处不少,让我选择大致与法学相关的图片,稍稍地进入一下吧。
    
    一 国庆•王室•宪法日
    
     我抵达挪威首都奥斯陆的第二天,刚好赶上了挪威的国庆节(每年的5月17日),挪威朋友便邀请我一同去观看国庆节游行,他们告诉我这是最地道的挪威风情之一。
     那一天,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纷纷涌向奥斯陆、涌向通往王宫的主要街道──卡尔•约翰斯门大街,游行就在这里举行。游行队伍由中小学生组成,大约一个学校组成一个方阵,他们奏着歌、舞着旗从王宫前经过,有点象运动会的开幕式,不过喜庆气氛要浓烈得多。孩子们都穿着色彩绚丽的民族服装,远远看去,仿佛一朵朵正在怒放的山花。成人们簇拥在街道的两旁,他们中的一些人也穿上了心爱的民族服装,男人们的胸前、女人们的头上还缀有红色的小花。国王哈拉尔五世及其王室成员站在王宫的楼台上向欢乐的人群招手致意。在这个北欧小国,国家的理想似乎不经意地散落在人们的欢笑声中、散落在看似非常不正规的庆祝方式之中。
     挪威的王宫简朴得令我惊讶。它只是一幢占地面积不大的三层楼房,一、二层之间建有楼台──国王就站在这里向人群致意;上面两层外墙为赭黄色,下面一层为灰色,楼台上作为支撑的六根圆柱则为白色。无论从结构上看,还是从
    
    熊秋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法学博士
    色彩上看,我都不会想到它是王宫。据我所知,在过去50年间,挪威的政治体制、经济和社会结构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它从20世纪初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发展成一个现代、富有的福利国家,以其现有经济实力,它完全有能力建造或装修一个富丽堂皇的王宫,但它没有这样做。后来有人告诉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挪威曾被法西斯德国占领,挪威人饱受饥饿和战乱,对此,一些老人至今仍萦萦于怀,并时时提醒下一代,故挪威人整体上养成了节俭的习惯。或许这能解释挪威人不愿以浮华来装扮富裕、以浓墨来涂抹平实的原因吧。对挪威人来说,国王及其王室象征着历史的延续和民族的团结。
     挪威的国庆节又被称之为“宪法日”。1814年5月17日,挪威颁布了宪法,这部宪法是欧洲迄今为止仍在实行的最古老的成文宪法。随着事易时移,该宪法对挪威现行宪政制度的指导意义已十分有限,但它所确立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权分立的原则,却成为挪威人的骄傲。
     19世纪80年代挪威经历了一次宪政危机,议会制取得突破性进展。人们接受了一种共识:一个政府如果没有议会的多数信任,它就必须辞职。这是所谓的人民主权原则。在挪威,议会有权立法、征税、拨款;有权向政府发布指令。政府则有广泛的政治动议权和行政管理权,有关立法、预算和其它政治事务的议案在提交议会审议前往往由政府作准备,但政府及所属机构负有向议会及其各专门委员会通报情况的广泛职责。二战之后,挪威立法确立了“督察专员”(Ombudsman)制度,这一制度在北欧诸国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督察专员由议会任命,代表议会监督政府。公众认为政府机构处事不公或管理不善,可向督察专员进行投诉。督察专员的任务是对这些投诉进行调查,如有必要,则可以加以批评或提出解决的办法,或采取其它适当的方式改进政府管理,但他不能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决定。督察专员作为公民的“保护人”而存在,它加强了“立宪政府”的概念。在行政权力日益膨胀的今天,督察专员被视为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挪威现行议会体制下,议会与政府之间的权力分立或多或少地消失了,但司法权独立的原则完好地保存至今。法院可以监督和制约立法和行政机构。挪威最高法院拥有对议会法令的合宪性进行审查的权力,它是维护宪法权威的神圣殿堂。在欧洲,挪威“或许是这样做的第一个国家”。(1)但是,司法审查如涉及公民政治权利和自由,它将受到严格的限制。法院有责任保护公民免受行政机关的侵害。公民如发现政府滥用权力,可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不仅可以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且也可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在挪威,法官的独立地位受到宪法保护,非经审判和法院裁定不得剥夺法官的权利,不得在违背法官本人意愿的情况下将其调到其它岗位,不得对法官采取纪律性惩戒措施。根据挪威宪法,议会每年都对政府的决策进行评审,并对其中表明有干预司法独立因素的决策提出批评。自从挪威宪法施行以来,法官在司法裁判中的独立地位一直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尊重。
     全民国家是现代政治制度的基本精神,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核心准则。挪威人将“宪法日”定为国庆节,他们以一种显型的方式表达着他们对法治精神的景仰。在挪威最古老的成文法中有这样的法谚:“执行法律,国家将被建设;违背法律,国家将被毁灭。”(2)挪威的国庆节记载着历史、暗含着信仰、抒发着情怀……在我踏上挪威土地的第二天,置身于欢乐的人群之中,我已开始默默地和挪威人进行心灵上的交流。
    
    二 人权•少数人•妇女
    
     在挪威,我所在的工作机构是挪威人权研究所。它座落在奥斯陆市中心,与奥斯陆大学法学院隔街相望。其内部设置十分简单,但非常便利。每个工作人员都配备有电脑,可以随时漫游因特网,如果发现有用的信息,只需轻轻点击,稍后,就可以得到从打印机中传出的带着一丁点儿墨香味的资料了。如果电脑发生故障,没有人会着急,因为专业的电脑工程师在办公室里随时静候你的光临。还有图书馆,全天24小时开放,非法定工作时间,欲借阅者可自我服务。如果想从所外借书,则可采取从互联网上预订的方式。挪威公共图书馆、各大学、各研究所图书馆的藏书几乎都入了挪威图书资料信息系统,从网上查找到所需资料,点击借阅,输入个人姓名和图书证号,即可完成网上借书程序。不几日,你会发现:你所预订的图书已静静地躺在你的信箱里了。看完后,只需劳动你几步,将它们交还人权所图书馆的资料管理员即可,余下的事就由他们处理了。人权所的图书馆仅有两名工作人员,却承担着为40-50名研究人员服务的任务,有时还要接待所外读者,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我只知道,在我做客挪威的日子里,我一直心怀感激地享受着他们周到的服务。
     挪威人权研究所根据1985年挪威议会的一项决定而成立。起初,它隶属于挪威研究委员会,1995年转至奥斯陆大学名下,作为法学院的一部分。1999年5月,挪威议会通过了《人权法案》,这部法律将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融入了挪威国内法。同年12月,挪威政府发布了《人权行动计划》。根据该计划,从2001年起,人权研究所将被视为研究人权问题的国家机构。人权研究所的研究活动大致分为5个项目区域:全球性的人权保护、人权与规范性的传统、人权与发展、人权保护与欧洲委员会、人权在挪威。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全球范围内的人权发展,特别是联合国保障人权的诸项制度,经济和社会权利,如食品和营养权、跨国公司的人权责任、少数人的权利等;人权与现代宗教、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关系;人权与部分国家的变化进程,如埃塞俄比亚、中国、津巴布韦、南非等国在全球化、政权变迁、民主选举等方面的情况;欧洲人权保护的理论与实践;国际人权准则对挪威法律制度和社会的总体影响等。人权研究所以参与人权领域的学术争论、推动人权的国际国内保护为其宗旨。
     少数人权利的保护是挪威人权研究的重点或特色之一。人权研究所的创始人──阿斯比琼恩•爱德先生现任联合国保护少数人工作组的主席。所谓少数人,指一国领域内在种族、宗教或语言方面的少数群体。在欧洲,对少数人权利的关注始于17世纪的宗教战争。二战之后,这种关注延伸至国际领域,《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有保护少数人的文化、宗教、语言权利的专门条款。80年代末、90年代初,前苏联解体、前南危机等导致民族问题凸现,一些学者开始对少数人权利进行专门研究,爱德先生是其中的佼佼者。1992年,联合国发表了《属于种族、宗教和语言的少数人权利宣言》,1995年设立了保护少数人工作组,以评估宣言的实施情况,调查涉及少数人问题的可能的解决途径,促进以和平和建设性方式解决民族争端。1995年,欧洲议会通过了《保护少数人框架公约》。在挪威,少数人的权利保护受到极大程度的重视。在挪威境内,挪威人约占90%,居住在挪威北部的萨米人为其土著民族,登记人口大约2-3万,以放牧驯鹿、耕种、捕鱼为生,日常生活中使用4-5种语言。在80年代,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萨米族的文化受到了保护。此外,还为该少数民族成立了专门的代表会议,实行在该民族普选基础上的选举制。在挪威社会已形成这样的共识:一个土著民族有权享受特别措施来保护和发展他们独特的文化,包括有权拥有足够的生存领地和经济基础,以便追求他们的传统生活。
    为什么在挪威、在欧洲人们如此关注少数人的权利?我想,近些年来,在欧洲一些国家,民族间的冲突频仍、紧张加剧,威胁到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结构及领土的完整性,从而使人们意识到妥善处理民族矛盾的重要性,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然而,对挪威人来说,似乎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对文化趋同的担忧和恐惧。历史的发展、现代化的进程导致在一国范围内乃至在世界范围内文化的日渐趋同,人类曾经色彩斑斓的文化正在逐渐褪色,长此以往,人们不能不担心:人类的未来是否将成为“千人一面”、“万口一音”?面对文化的日益“沙漠化”,人们发觉自己需要一个丰富、多元、真诚的社会,人们不愿留给后代子孙的只是一个钢筋加混凝土的地球、一个鼠标加网络的世界。为此,挪威人从80年代起就开始了挽救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努力。他们呼吁:少数人的种族、文化、语言、宗教特性不仅应当得到尊重,而且社会应当创造条件使少数人能够表达、保持和发展这种特性,应该在教育、文化、传媒等领域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避免其被同化。在人权研究所设有中国法治项目,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立法及实施情况是该项目研究的重点之一。
     在人权研究所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妇女活跃的身影,在一些研讨会上女性的人数甚至会超过男性,她们积极参与学术争论、踊跃地发表自己的意见,留给我“巾帼不让须眉”的直观印象。另外,可以作为“花絮”一提的是:在挪威,女性抽烟、喝酒也不亚于男性。一个漂亮的女孩子,随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优雅地点燃……这种情景并不罕见。夏天的夜晚,灯影闪烁的酒吧里,围座在桌前窃窃私语的人们中不少是女性。这或许是挪威女性地位较高的一个表征吧。工作之余,我的挪威同事也会邀请我加入喝酒的行列。边喝边聊,于是,我对挪威的妇女地位问题有了更多的了解。
     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出走”敲响了挪威人追求男女平等的钟声。长久以来,挪威人不懈地进行着促进男女平等的努力。作为这种努力的一项成果──《男女平等法》于1978年诞生了。该法是保证挪威社会男女平等的“基本法”,它不仅适用于职业生活,而且涉及教育、政治、家庭生活等诸多领域。除此之外,其他法律如《工作环境法》、《婚姻法》、《个人姓名法》等也充分体现了对女性权利的保障。对女性温暖的关怀包括42周的全薪产假及赋予孩子父亲的4周产假;孩子出生后6个月,如果公共机构未得到所选姓氏的通知,孩子将自动获得母姓;对单身母亲提供经济援助等。在挪威,设有男女平等事务监督官和男女平等上诉委员会作为促进《男女平等法》实施的专门机构。妇女无论受到何种形式的歧视待遇,均可向监督官提出申诉。现任监督官为安妮•利塞•莱尔(Anne Lise Ryel)女士。在其麾下有一个主要由律师组成的工作班子,负责调查案件,并提出解决建议。如果当事人不同意监督官的决定,可向上诉委员会投诉。上诉委员会由7人组成,多数为律师,所作决定具有法律拘束力,但仅限于要求停止与《男女平等法》相违背的行为或保证上述违法行为不再发生,上诉委员会无权决定是否给予经济赔偿。专门机构的存在并不排斥当事人直接向法院起诉的权利,但人们很少选择去法院,因为向监督官申诉的方式免费且快捷。在过去20-30年间,挪威的男女平等状况得到了较大的改善,高比例的女性参政率即为明证。目前在挪威内阁19位部长中有9位女性;在议会、高层政府职员中,女性的比例接近40%。女性对社会生活的广泛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挪威的经济、产业、外交和安全政策。
     男女平等是人类社会一个永久性的话题。男女平等目标的提出,不仅仅出于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怀,而且在于我们的社会需要女性的积极参与。“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女性,将会失去80%的真、90%的善、100%的美……”是谁吟唱过这样的歌?!在家庭生活中女性以其特有的胸襟情怀温柔着男性的刚强,如果将她们的价值观进一步引入更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或许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会减少一些、种族与种族之间的冲突会化解一些、人与人之间的敌意会消弭一些。正如挪威国王哈拉尔所说:在挪威,对少数人权利、对妇女权利的保护不是福利国家的恩赐,而是“源于个人自由地表达其需求、关切以及建立更加美好世界的愿望”。(3)
    
    三 诺贝尔•和平•未完的梦
    
     一天,我的挪威同事问我:“想去诺贝尔学院看看吗?那里有不少人权方面的资料。”诺贝尔?在挪威有诺贝尔学院?!我瞪大了眼睛。在我的想象中,一切与诺贝尔有关的活动应当发生在瑞典才对,诺贝尔是瑞典化学家,大名鼎鼎的诺贝尔奖不是在瑞典颁发吗?同事似乎看出了我心中的疑团,随即解释道:“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医学奖、文学奖在瑞典颁发,但和平奖在挪威颁发”。“为什么?”我问。“你去看看不就知道了。”于是,我们便起身前往诺贝尔学院。
     诺贝尔学院位于人权研究所的南侧,与王宫相毗邻,从人权研究所到诺贝尔学院,步行仅需20分钟左右。我们沿着石子铺成的小道缓缓而行,眼前是芳草茵茵的绿地、错落有致的树木,让人感受到一种富饶的静默。草木深处,那栋黄色的建筑物就是诺贝尔学院,该建筑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在这里工作的柯杰琳女士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带我们到各处参观:悬挂着历届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照片的会议室、藏有17万5千多册书籍的图书馆、访问学者的办公室……临走前,她给了我一些关于诺贝尔、关于和平奖的资料,我的疑问终于迎刃而解。
     诺贝尔1833年出生在瑞典斯德哥尔摩,1896年病逝于意大利。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在法国巴黎立下遗嘱:以他留下的大量遗产建立基金,每年的利息分成等额的5份,奖给在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领域作出最重要的发现或最显著成就的人,奖给为国家间的友好、为放弃或削减常规武器、为推动和平进程作出最大贡献的人。根据诺贝尔的遗嘱,前4项奖由瑞典颁发,而“和平奖由挪威议会选举的5人委员会授予”。为什么诺贝尔作此决定,至今仍是难解之谜。有三种理论试图对此作出说明:其一,诺贝尔起草遗嘱时,挪威和瑞典是联合的,考虑授奖者时,自然让自己的祖国瑞典先拔头筹;与此同时,让联盟的伙伴颁发其中一个奖,也在情理之中。其二,挪威及挪威议会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对以调解、仲裁和其他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浓厚兴趣,这与诺贝尔对近代大多数敏感问题的基本观点正好吻合。其三,诺贝尔是挪威文学的崇拜者,或许挪威作家伯斯坦•伯约森及他对和平事业所作贡献,影响了诺贝尔作决定。这三种解释不是相互排斥的,但没有一个能明确回答为什么。
     依诺贝尔的遗嘱,挪威成立了议会提名委任的5人委员会──诺贝尔委员会,其成员任期6年,可连任。诺贝尔学院负有协助诺贝尔委员会挑选获奖者的责任。从诺贝尔立遗嘱至今,和平的概念已发生很大变化,相应地,诺贝尔委员会对遗嘱进行较为宽泛的解释。在早期,和平奖常被授予议会中的雄辩家、国际仲裁协会的领导人等;在一战期间,和平奖被授予为和平而抗争的政治家。二战以来,获奖者的范围明显扩大。除了政治家、人道主义者和其他和平进程的推动者外,一些人权运动的发起者也被授予和平奖,因为人权的保护被广泛地认为服务于和平事业。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和平奖几乎毫无例外地被授予北美和西欧人,此后,和平奖的颁发变得日益全球化,获奖者遍布每个大陆,且具有不同的背景。和平奖的评选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也招致了频繁的批评。人们认为,某些和平奖的授予明显带有政治色彩,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体现着西方社会的价值标准,背离了诺贝尔的初衷。
     每年的12月10日,诺贝尔永远睡去的日子,和平奖的颁奖仪式在奥斯陆举行。那天,诺贝尔委员会的主席向获奖者颁发证书和奖章,挪威国王、政府和议会的代表出席典礼,空旷、肃穆的颁奖大厅中有数百个座位给那些因特别理由希望参加典礼的人。挪威人谈起诺贝尔奖,脸上总是洋溢着骄傲的神情。
     作为一名女性,对于女性问题,我总是习惯性地投注更多的目光。我注意到:在和平奖的获得者名单中,有9名女性。她们中有奥地利的男爵夫人、有美国和平运动中的知识界领袖、有北爱尔兰非暴力的倡议者、有工作在印度加尔各答贫民窟的传教士、有后成为瑞典内阁大臣和大使的社会改革者、有缅甸的民间抵抗者、有危地马拉与贫穷和压迫展开较量的印弟安人。她们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阶层,有着不同的信仰。她们中有天主教徒、佛教徒、贵格会教徒(基督教的教派,既无任何正式仪式又无固定教义,其信条为强烈反对暴力与战争)和自由思想者。她们越过种族、文化和社会的分界线,带着对和平、和谐的信仰,为反战工作、为人权辩护,代表着不同的创造和平的方式。妇女是生命的给予者和养育者,她们对战争与和平有特殊的感觉。爱和温暖的母性使妇女感到,战争和杀戮是那样可恨,而民主、人权、非暴力、群体间的和谐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暴力滋生暴力,仇恨繁殖仇恨。只有爱、怜悯、真理、正义,能使人类打破和跳离这一怪圈。妇女作为和平的制造者有其特有的作用,她们能在人世间传播善良的种子,以最原始、最基础的方式促进人类的和平。然而,“所有这些年来,在一个男权占主导地位的世界里,妇女脱颖而出是困难的。诺贝尔委员会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偏见”,(4)一个研究诺贝尔和平奖的专家如是说。“目前在挪威男女平等的状况不错,但还不够”,不少挪威朋友这样告诉我。
     诺贝尔和平奖在挪威颁发,必然会使挪威人更多地关心战争与和平问题、关心民主与人权问题。在这片土壤里孕育了一个以废除监狱为目标的组织──KROM(挪威刑罚改革协会),一个非政府组织和压力团体。听说我的研究领域是刑事诉讼法学,挪威同事便建议我去拜访该组织的第一任主席、奥斯陆大学法社会学教授托马斯•马蒂森(Thomas Mathiesen)先生。通过电话,约好时间,我便兴冲冲地前去拜会。马蒂森先生热情好客,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他的”KROM。
     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政治上骚动不安的时期,此时美国正处于越战中期,民众的反战情绪延伸至美国国土之外,蔓延到欧洲、蔓延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最北端。在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反战的结果导致了对监狱制度的猛烈攻击。于是乎,1966年瑞典成立了KRUM;第二年,丹麦成立了KRIM;第三年,挪威成立了KROM。瑞典1966年曾召开一个会议,称之为“贼的聚会”。在会上,囚犯(正蹲监狱者)与前囚犯(曾蹲监狱者)公开告诉观众和新闻界“监狱象什么”,引起极大轰动。这在欧洲历史上是第一次,也许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第一次。人们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普遍对未来持乐观态度。马蒂森先生也曾坚信:在他有生之年,将会经历一个没有监狱的社会。挪威的KROM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诞生的。
     KROM成立之初,强调提高囚犯待遇,但这种待遇意识在刑罚视野里迅速转向它的终结──废除监狱。一些知识分子和社会实践工作者认为,监狱制度是不人道的,监狱是使人失去人性的地狱,应当予以废除。70年代,KROM的工作富有成效,酗酒者的长期性强迫劳动被废除,青年监狱制度被废除,监狱人口有所减少。在此时期,囚犯罢工频繁,要求更好的报酬、更好的探视条件、更自由的邮件往来以及对大墙后囚犯自治组织的承认等。KROM支持囚犯和平罢工和提高待遇的要求。80年代,囚犯的待遇有所改善。但是,80年代和90年代明显不是废除监狱的时代。70年代,挪威囚犯人口约2000人,但目前已超过2500人,监狱人口呈上升趋势。这表明:废除监狱的目标变成了梦幻。但这种梦幻仍然是重要的,因为它有助于避免监狱人口的扩大化。扩大化的避免与理想化的长期目标──废除监狱是一致的。目前,KROM的短期目标是积极促进改革,要求控制监狱人口以避免狱舍拥挤、批评非人道的生活条件、要求提供更好的健康服务及为扩大囚犯的其它权利而工作。
     KROM是知识分子与囚犯共同进行的事业。学者试图通过参加政治活动获得经验,了解政治行为的原则,了解刑罚政策的实践,并保持对刑罚政策的争论和思考。他们认为,保持这种争论的重要性在于:让执政者永远听到不同的声音。没有它,官僚政党将形成一种观念:他们需要将刑事政策作为其政治平台的一部分。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刑罚政策,这是KROM最为重要的价值。将草根阶层的意愿蕴涵其中,是KROM的特征之一。在早期,由于囚犯对此缺乏兴趣和监狱体系的封闭性,囚犯外出参加会议未曾听说,在此情形下,前囚犯做了大量工作。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囚犯参与比例大幅度提高。如今,长期刑监狱中90%的囚犯为KROM的成员。KROM目前约有600名成员,其中20%为囚犯或前囚犯。囚犯可请短假参加委员会会议和夜间研讨会,出席年会。
     目前,“传媒力量的壮大、草根阶层价值感的增强、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的回归,为KROM在刑罚政策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创造了条件。不管我们的梦想是否会最终实现,我们总需要为它做点什么”,马蒂森先生激情澎湃地对我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我真的无法相信:在挪威、在地球的一个角落,有这么一群人,孜孜不倦地为废除监狱的梦想而奋斗、而抗争。在此之前,屡屡传到我耳边的是全球范围内犯罪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消息。废除监狱?那岂不是痴人说梦?!可是,就有一群人将这个梦从60年代做到90年代、从20世纪做到21世纪。
     挪威之行,对我来说是一段难得的人生经历,同时它使我对域外法学的语境增添了几分了解。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在构筑法制现代化的蓝图,而加强法学的人文关怀被视为法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挪威的经验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思考和启示……
    
    
    注:
    (1)挪威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卡斯滕•史密斯:《挪威的国家机构与法律原则》,载《当代挪威与中国》一书,中国摄影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28页
    (2)前引(1),第30页
    (3)《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在“当代挪威研讨会”上的讲话》,载《当代挪威与中国》一书,中国摄影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23页
    (4)Irwin Abrams, Heroines of Peace; The Nine Nobel Women,See http://www.nobel.no/abrams.html
相关文章:

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
京ICP备07034807号-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