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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辉签证事件中的法律问题
日本给予李登辉签证,是违背了其对中国双边协定的承担。美国也不能将李登辉的访美视为普通的私人访问,美国应该遵守三个中美联合公报的规定,信守美方多次向中方做出的立场。

作者认为,中国要求日美两国不给李登辉签证,并对两国的签证行为提出抗议,不仅有一般意义上的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统一的根据,也有重要的条约法依据。因此对中国所谓干涉主权的指责是错误的。

日本政府不顾中国方面的一再交涉,于4月20日晚决定向李登辉发放访日签证;美国政府火上浇油,在同一天宣布美国决定向李登辉发签证,导致在中日、中美和两岸关系上又出现新的热点问题。

中国外交部向日本提出严正交涉,对日本做出允许李登辉访日的错误决定表示强烈抗议;同时,对美国决定向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发签证表示强烈抗议,并警告这可能导致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要求美国马上纠正这个错误。

日本政府表示是出于人道理由发出签证,李登辉在访日期间,不得从事政治活动,也不影响日本对台湾问题的立场。

美国官方的辩解是李登辉仅仅是一位普通公民,而私人访问是美台之间非官方关系的一部分。

台湾总统陈水扁则认为中国大陆反对李登辉赴日就医,不单违反人权和人道精神,也干涉了日本的国家主权。

孰对孰非,如何看待李登辉签证事件,本文拟从国际法角度做出分析。

签证系主权,但应守公法

第九版的《奥本海国际法》指出,“按照国际习惯法,任何国家不能主张它的国民有进入外国领土或在外国领土内居住的权利。接受外国人是一个国家的自由决定的事项。”因此,国家没有准许外国人入境的义务,外国人也没有要求别国政府必须准许他入境的权利。所以,李登辉以及台湾方面不断造势、向日本施压,要求日本给予李登辉签证,是不合法的,因为李登辉并没有获得日本签证的必然权利,是否经给予其赴日的决定权在日本。

另一方面,日本对就此问题所做出的决定应负全部责任。虽然一国基于属地管辖权,有自由决定接受外国人入境的自由,但这也并不是绝对的,因为这种自由不能违背一国的国际义务,应受国际法的限制。

目前,各国都制定有专门的法律、法令,对外国人入境、居留和出境问题做出规定,而国家间也签订有关这一问题的条约或者协定。在受国际义务约束方面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一国的相关问题上不得违反非歧视原则。美国就曾对华人的入境移民实行过歧视待遇,它于1943年12月废止了它的《华人排斥法》。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943年《开罗宣言》以及1945年《波茨坦公告》,作为国际公认的法律文件,从根本上解决了台湾的归属及法律地位问题,即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对台湾享有不可侵犯的主权;不仅如此,中国政府在与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的建交公报中都明确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中日联合声明》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规定,日本保证履行《开罗宣言》关于把台湾归还给中国的条款。

之所以采用这种行文方式是因为日方认为,日本在《旧金山和约》中,已放弃了对台湾、澎湖列岛的“权益、权利根据和要求”(第二条),因此日本在法律上没有资格谈论这些地区是否属于中国领土(引自日本国际法学会编《国际法辞典》)

按照1969年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条约是国家间所缔结的以国际法为准的国际书面协定,不论其特定名称为何。该《联合声明》是一个双边条约,是有法律约束力的。

1978年8月12日,中日两国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确认上述《联合声明》是两国间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联合声明》所表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其中第一条规定:缔约双方应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

1998年11月26日,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日期间,两国签署了《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双方再次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准则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重申恪守《中日联合声明》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所阐述的各项原则,确认上述文件今后仍将是两国关系最为重要的基础;特别指出,日方继续遵守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明的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重申中国只有一个。

“条约必须信守”,这是国际法上的经典格言和国际习惯。当年《中日联合声明》签署时,中国总理周恩来亲笔写了“言必行,行必果”,赠给了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田中首相也亲笔题字“信为万事之本”,回赠给周恩来总理。双方以特有的形式表达了恪守约定的意愿和决心。

善意履行条约

虽然李登辉是去职的台湾领导人,但是一方面,正如日本民间团体日中友好协会在向当时的日本首相森喜朗递交的抗议书中所说的,李登辉在任职期间提出台湾与中国是“特殊国与国关系”的“两国论”,是公然鼓吹“两个中国”的指导性人物。

目前,李登辉代表着典型的“台独”势力,且未曾停止过分裂中国的活动。此次台湾当局政要也纷纷为李登辉助阵,公然声称这是所谓“整个国家的问题”,充分表明李登辉要去日本并不是普通私人的访日。

另一方面,李登辉关于“治病”的理由也并非有力。3月24日他还打了高尔夫球。据报道,日有关方面曾向李提出,可派医学专家连同医疗设备赴台湾为李诊治,但遭李拒绝。台湾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林方玉也认为,台湾的医学水平和医疗条件完全能治疗李登辉的病。可见“治病说”是一个假借人道主义的幌子。只要稍微具备应有的审慎,就可以注意到这两点。

善意履行条约是条约必须信守原则的重要内容。它有1929年常设国际法院“德国在波属上西里西亚的利益案”等一系列司法判例的支持,并被作为公认的国际法原则编纂在前述《条约法公约》第二十六条中。它当然要求条约当事国审慎对待相关的事项。

因此,基于上述考虑,日本方面给予李登辉签证,违背了其承担的基于双边协定产生的善意履行条约的国际义务。

至于美国,基于上述同样的考虑,也不能将李登辉的访美视为普通的私人访问。而且美国同样应该遵守1972年以来三个中美《联合公报》的规定,信守美方多次向中方做出的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

还应当指出的还有,根据1969年的《条约法公约》第二十七条:“一当事国不得援引其国内法规定为理由而不履行条约。”台湾国际法学家陈治世在其专著《条约法公约析论》中说,该条使国际习惯法法典化,只是澄清,不是创新。即不论有关国家是否是该公约的缔约国,都应该遵守该条所反映的国际习惯法。这也得到了美国权威国际法文献《美国对外关系法重述》1965年版第三条(二)款的确认:“一国的国内法不得作为国家违反国际法的辩解。”也就是说,美、日两国政府都应当对其违背国际义务的行为负责,而不论其国内的办事机制和操作规则为何。 台湾传媒报道,不顾前次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而引起的不小的外交风波,美国政府又在考虑台湾领导人陈水扁计划稍后访问拉丁美洲时过境美国的签证申请。白宫发言人弗莱舍表示,台湾的总统过去都曾过境美国,这不是非比寻常的事,是领务阶层处理的事,国务院今年将再度处理这件事。台湾“签证外交”的恶果,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中国要求日、美两国不给李登辉签证,并对两国的签证行为提出抗议,不仅有一般意义上的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统一的根据,同时也有重要的条约法依据;而对中国所谓干涉主权的指责是错误的。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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