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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的法律解读
中美撞机事件甫停,日美两国给台湾前领导人李登辉签证风波又起。中国政府对日本修改教科书事件的抗议声犹在耳,对美国政府在联合国日内瓦人权会议上提反华提案的反对也尚有余音,现在又不得不就日美两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提出严正抗议。“强烈愤慨”、“严重交涉”这些词汇屡屡出现,口诛笔伐之间,人们似乎会逐渐变得习以为常,甚至会产生逆反的心理。

而从政治的角度考量,就有学者提出,北京应该考虑到,因李登辉签证事件而作出那么重大的政治行动,是否小题大作?是否应该考虑台湾内部各方面的反应以及对赢取民意的影响?这些都是政治和外交观察家们对事件进行认识和解析的题目。作为国际法的学者,笔者愿意从法律的角度对中国政府的抗议行为做出解读。

在国际法中,抗议的性质是一个国际法主体的单边法律行为。就国家而言,它是一国向另一国提出的正式声明,表明它对后者已经做出的行为或正要做出的行为的不同意或反对。它的目的是向另外的国际法主体告知它不承认另一国的权利主张或某一行为的合法性,不承认该行为所已产生或将产生的效果,从而维护该国的合法权利。

所谓单边的法律行为,是指在国际法上具有法律效力的一个国家就可以做出并完成的行为。一方面,它不同于道义行为和没有法律意义的政治行为,因为它具有法律上的意义;另一方面,虽然抗议必须明白告知对方,但它无须对方接受,或者说对方接受与否并不影响其法律效力,因为它是单方法律行为。

这种抗议在法律上的效力是什么呢?一国在知道了有关的违法行为或侵害权利行为后在相当时间内如果不向对方提出抗议,就是默认对方的行为合法,依照禁止反言(Estoppel)原则,以后就不能主张其为非法,从而就可能丧失相应的权利。

在1962年的“隆端寺案”中,国际法院判定,虽然在柬泰划界过程中按分水岭线隆端寺被划在泰国一边,但暹罗政府及其后的泰国政府对作为划界条约附件的边界地图将该寺划在柬方一边的效果在一定期限内未提出抗议,在法律上表明它是认可的,从而确认隆端寺的主权属于柬埔寨。这是国际法院1945年建立以来受理并已做出裁决的唯一一件来自东亚的案件,是国际法上关于抗议效果和禁止反言的经典案例。

抗议常常是以照会形式做出,但单独或集体抗议,口头或书面抗议在国际法上并无限制。只是在时间上,有权、甚至是有义务提出抗议的时间是知悉对方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或侵害自己权利的行为的时间,虽然国际法中没有明确的时间限制,但应当及时,并非可以选择。

而且,相关事项不因有过抗议而一劳永逸,如果非法行为或侵害行为仍然继续,抗议者还需要重复提出抗议,必要时应采取进一步措施,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当然,就国家而言,抗议应由有权对外代表该国的机关做出。因此,个人、一般社会团体或者有关媒体自己做出的抗议表示是不再此列的。

具体到李登辉访日和访美事件来说,中国政府认为李登辉的举动有强烈的政治意味,有破坏国家主权和领土统一的效果或可能,要求日本和美国履行有关双边协定中达成的共识以及它们多次向中国曾经做出的承诺,即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日美两国政府给一位主张“台独”的前台湾领导人签证,甚至就目前来看,日本方面也有政府官员前往机场迎接等等,不能不说是违背了中日、中美之间的双边条约,侵害了中国的合法权利。

因此,中国政府完全有理由就此提出抗议,表明相关立场,并力求减少、避免台湾政治人物在国际上的“出格活动”,至少是不能纵容。国家统一,于中国而言,意义重大,强烈抗议,于情于法亦不为过。

国家间的行为规则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处事准则是有差别的。同样是抗议,在生活中可能仅是不满的表达和宣泄,而对国家在国际社会上来说,则具有法律上的意义。

这样看来,中国政府对日美两国的抗议不仅是于法有据的,而且恐怕也是不得不为。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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