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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国者下流”
“大国者下流”,说的是大国谦下,天下自然归附。大国对小国谦下,就可取得小国的信赖。“大国者下流”,就不应该无视公理和公法

但美国目前的所作所为,距离一个大国所应有的行为准则实在是太远。作者于是引泰戈尔的诗为本文作总结:“庞然大物并不伟大,骄傲并不久长。”

香港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早年曾专修国际法,并有志做一名外交官。他的关于国际法和国际政治的随笔文章读来也透着真知和灼见。

他在《大国者下流》(见中国文艺网金庸特辑)一文中认为,在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与小国民族主义的问题上,下面的看法是真正的所谓泱泱大国之风:中国在汉唐明清四代时曾是大帝国,常去欺侮国境四周的外族,虽然近一百年来经常受外国侵略,经济文化又极落后,然而条件改变之后,中国又强大了,那就得特别提防大国主义。

金庸引用了中国古书《老子》中的话:“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牧。牧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

这段话大致意思是这样:最低下的地方,才是众川汇归的地方,大国谦下,天下自然归附。谦逊和平的经常以安静战胜嚣张黩武的。大国对小国谦下,就可取得小国的信赖;小国对大国谦下,才能取得大国的信任。但小国素在人下,不患不谦,所以大国要特别注意谦下。

主权平等原则与联合国

威斯特伐利亚公会(1643-1648年)是近代国际法产生的标志。这次会议承认了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为数众多的邦国成为独立主权国家,使具有独立主权的近代国家产生,揭开了国际关系史上新的一页。会议所确认的国家主权原则和主权平等原则,是近代国际法的基础和最根本性原则。

不过,近代的国际法只是以欧洲为中心的适用于基督教“文明国家”的法,尚不具备普遍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现代国际法逐渐形成,它突破了欧洲的范围,成为适用于世界各国之间的普遍的国际法。特别是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明确地把主权国家平等原则列为诸基本原则之首,足见其在现代国际法中的价值和地位。

50多年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关系和国际法都有新的发展,但是国际社会民族国家的结构没有改变,“世界政府”和“超国家”的国际法并没有出现。《联合国宪章》依然有效,联合国依然是协调各国行动的多边外交的中心,并且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越来越大的作用。

尽管不无争议和挑战,主权平等原则仍是目前的国际法基本原则。正是在这个前提之下,在国际关系中的大国地位在国际法中有所体现和确认。国际法的发展离不开各国的参与和贡献,大国的作用也尤为明显。

创建联合国之初的设想是,各国的联合尤其是大国的联合打败了法西斯国家,创造了和平,那么各国、尤其是大国的联合也能保障世界的和平。因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被赋予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并且是唯一有权采取包括武力在内的行动的机关,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双重否决权,拥有较其他国家更大的权责。

在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联合国的这种集体安全体制的作用曾受到限制,大国的否决权也出现过滥用,但是由于大国为主导的“冷战”,各国间的“热战”相对减少。“冷战”结束后,否决权使用减少了,国家间冲突在局部却有激化的特点,大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有赖于国际秩序的建立和维护。以主权平等为基础的国际法以及在政治和法律基础上进行运作的联合国是不可或缺的。这是大国立场和行动的规矩和正道。这种秩序或机制,离不开大国的参与和支持,同时为大国提供了发挥作用的空间和渠道。二者的良性互动是国际社会良性发展的必需。

差距甚远的大国作为

严格说来,中国是不是一个大国是有疑问的,从它的综合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看,中国完全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美国则不折不扣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超多极”格局中的超级大国。

现在,美国因为失去了在联合国两个经社理事会下属机构的席位,就吵嚷着要在缴纳会费等问题上“报复”联合国。其实,它对联合国的挑战还不止于此。

科索沃战争曾使这种挑战表面化、尖锐化。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发动对南斯拉夫的空袭之后,出现了美、英、法、德、日、意、加、俄组成的八国集团异常活跃与联合国的默不作声的反常现象。在北约对南联盟持续空袭难以奏效的前提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着手利用八国集团协调解决科索沃危机。1999年5月6日,八国集团外长在联合国作出决议之前,率先通过了有关政治解决科索沃危机的总原则,为解决科索沃危机定了基调,从而为联合国解决科索沃危机奠定了框架。八国集团避开安理会,架空联合国的行径,严重损害了联合国的权威,破坏了战后以来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为运行模式的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机制。

美国《外交》杂志1999年5、6月号发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前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法律顾问)迈歇尔.戈来登的一篇题为《新干涉主义——对正义国际法的探求》的文章,声称:挑战一项法律与挑战法治并不是同义语;挑战不正义的法律(就像北约对《联合国宪章》的违反)就能够现实地强制地实施正当的制度。这是一种为其自作主张的恣意行为做辩护的主张。

美国是一个经济大国,它不仅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组织因为加权投票制的存在而居于主导地位,同时在集制定和规范国际多边贸易规则、组织多边贸易谈判、解决成员之间贸易争端三大职能于一身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中也发挥重要作用。美国人对世贸组织规则又是什么态度呢?

《美国国际法杂志》编委朱迪斯.贝洛夫人在该杂志1996年7月号上发表评论指出:“遵守WTO(规则)仍然是可以选择的。一个成员方的法律或措施受到反对,它有三种选择。第一种,撤销违法措施,或者改正疏漏,遵守裁决。第二种,它可保持违法措施或者不改正疏漏,而用提供利益补偿来恢复被违法措施打乱了的已商定的减让平衡。第三种,它也可选择为不变更其法律或措施,也不提供补偿,而愿接受对它的出口报复。”从她的话中,既可以读出对待国际法的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也可以读出强权政治的影子。

美国是一个海洋大国,它在国际航道、国际海底区域等海域享有巨大利益。但是曾积极参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制定过程的美国却不肯参加该公约。1994年,当联合国在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开发问题上向美国做了重要让步,专门通过有关协定后,美国只签署了这个专门协定,却仍然不肯批准该公约,而该公约是目前国际社会确立和调整国际海洋法律秩序的最重要、最全面的法律文件。

至于美国以国内法干涉他国内政,动辄动用自己的国内立法对他国进行贸易封锁和制裁,通过针对他国的人权法案,在国内和国际上指摘他国,以国内法为由违背在国际上做出的承诺更是屡见不鲜。

美国总统布什上台后明确扬言要建立导弹防御系统,并不惜废除或大幅修订经过各国努力三十多年才达成的反导弹协议;还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的环保协议。美国在国际人权委员会提出多项谴责各国案,对以色列的诸多违反人权案又加以封杀;美国国会5月9日通过新议案《藏族政策法案》,决定任命一名特别协调官员插手中国藏族事务,并将为流亡海外的藏族分裂分子提供200多万美元的所谓“人道主义援助”。

美国目前的所作所为距离一个大国所应有的行为准则实在是太远。

大国应该“下流”

人们还记得,当年美国总统威尔逊对国际联盟的创立做出了重大贡献,而由于不能对其完全掌控,美国一直没有正式加入国际联盟,而是通过在国联的许多机构中派观察员的方式来对其产生影响。后来,国际联盟逐渐为大国抛弃,世界则走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如果它采取大国主义加上民族主义的作风,给予世界的会是什么样的暗示和示范?一个在国内追求民主、法治和文明的大国,如果在国际社会上只知道“各人自扫门前雪”,并且逆历史潮流而动,挑战国际民主,无视国际法治,其影响是极坏的。

印度著名诗人、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泰戈尔在其《民族主义》一书中说:“冲突和征服的精神是西方民族主义的根源和核心,它的基础不是社会合作。……但是道义的规律依然是人类的规律,而排他的文明,依靠别人繁荣兴旺,却不让别人得到它的好处,这就宣判了它本身在道义上的死刑。”

“大国者下流”,而不应该无视公理和公法,要知道,正如泰戈尔在19世纪的最后一天写下的诗句:

“庞然大物并不伟大,骄傲并不久长。”

(发表于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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