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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呼唤严法和良知
沙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正如中国总理温家宝所说,其危害甚于1998年遇到的特大洪水。面临危机,由于应急机制的不足和主观、客观多方面的因素,北京反应迟缓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这几天,北京确诊和疑似病例的飙升说明了危机的严重性和果断措施的必要性。

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被免职让人们看到了中国政府正视问题的态度和应对危机的决心。但是,这只是一个良好的起步,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果敢面对,许多工作需要认真加强。

在“五一”长假及相关旅游政策的取消和调整之后,北京市政府已经下令“五一”放假期间商场禁止展开促销活动。相信这是避免人群集中,减少病毒传染的重要举措。鉴于此病的诸多不确定因素,限制人流的政策是非常正确的。

但是,令笔者大为不解的是,在众多大陆媒体上,仍然是在连篇累牍地宣传讲究卫生,讨论有关场合该不该戴口罩以及什么药品可以加强预防等等。可是,最为关键的信息,却少有强调,甚至被淹没。这就是,禁止病患自由流动,限制人员集中和流动。 有一名高校教师竟然一边照顾病人,一边上班。有的病人乘出租车去医院了,甚至在过去的日子里出现过辗转几家医院,去过若干场所的例子。

有些大学生竟然同病人接触后还登上了返回家乡的飞机!都什么时候了,还会有如此荒唐和危险的事情发生!

鉴于传染主体、因素和过程的不确定性,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潜在的病患。所以,尤其是重点地区的人,都应该以对自己、他人和社会负责的精神,尽量做到自知、自觉,主动限制公共活动和流动,在有疑似情形时应主动申报并自我限制。

这一方面依靠个人的良知,另一方面也应该依靠法律的力量。“乱世用重典”,这是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上的名言,同时也是社会规律的反映。面临危机之时,国家采取非常措施,合情合理。

在尊重人权的任何一个国家里,个人的行动自由等是应当予以保障的。但是,“保护公共卫生”可能构成限制某些权利的合法根据,这在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一系列的人权文件中都有规定和体现。

中国应当运用法律的力量,采取严格的措施,保证杜绝传染途径。

台湾方面出台了病人主动申报有奖的办法,而且依据法律,对于病患,政府有权在必要时强制移送指定医院就医。

新加坡有严格的隔离禁律(违反隔离令的人要被罚款等)。

中国的有关地方是否也可以借鉴一下,强调法律的作用?对于明知自己出现病症和具有危险,仍然不顾公共卫生安全者;知情不报,有过错者;以及阻挠相关病患就医者,应该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

中国已经将“依法治国”写入宪法,并作为施政的目标,同时,还颇具特色地提出了“以德治国”。两者结合,自然是完美的境界。当前,面对沙斯危机,应发挥严法和良知的作用。

(发表于新加坡《联合早报》2003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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