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引渡米洛舍维奇:人权抑或霸权的胜利?
本文由国际法观点,分析米洛舍维奇引渡到海牙受审的事件。作者指出,这个国际法庭运作的公平,是大有疑问的。把这件事情形容为国际人权运动的成功,也是一种激进的看法。作者的结论是,由于国际政治因素的纠缠,个中复杂而微妙因素的存在,有关案件远非法律问题那么明了。

几经周折,前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最终被引渡到位于海牙的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刑事法庭,等待他的将是法庭的起诉与审判。一时间舆论哗然:这是美国霸权外交的胜利,还是国际人权运动的成功?立场不同,意见不一,担心并反对美国霸权的抗议、民族主义的愤慨、人权主义者的鼓吹,褒贬不一。

1999年5月24日,前南法庭签署了对当时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的逮捕令;同日,连同另外四人被起诉。这是历史上第一个被起诉的在位的国家元首。

在这之前,秘鲁前总统皮诺切特因在位时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在英国伦敦被警方逮捕,西班牙等多个国家要求将他引渡到国内审判,一年多以后,英国政府以其“健康原因”、“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决定让其回国,将此事不了了之。但是,对严重侵犯人权的国际罪行追究责任的思潮却并没有结束。现在,又一位前国家元首因“反人道罪”和“战争罪”被引渡和起诉,这在国际法上是一个开创性的事件。

法庭运作要靠西方

人权是否高于主权?这是一个抽象而又笼统的问题,而在这件具体的事情上,这个问题就显得切实而尖锐。

长期以来,基于主权原则,国际法上有“本国公民不引渡”原则,国际社会逮捕一国国家元首、引渡一国前国家元首更是难以想见的事情。但是,国际人权运动包括国际人权法的发展以及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发展,都使对严重侵犯人权、违反战争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国际罪行的审判提上日程。

1993年,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和通过了第808号决议,表示深信在前南斯拉夫的特殊情况下,成立一个国际法庭,制止严重的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对犯有这种罪行的人绳之以法,有助于恢复与维持和平。同年5月25日,安理会通过了附有《前南国际法庭规约》的第827号决议,前南法庭成立。

这个法庭的运作是否公平?

答案是否定的,至少是令人怀疑的。

其一,法庭运作的代价是昂贵的。今年法庭的预算款项有9644万3900美元(不包括捐赠金额),其经费约占联合国预算的十分之一。但是,因为举证、检控工作复杂,涉及面广,涉及被告、证人众多,案件审理期限漫长,其经费仍有不足。西方国家就成了该法庭的财力后盾。美国对联合国会费的承担非常吝啬,对该法庭的捐赠却相当慷慨,它随时向法庭各个部门捐款,动辄几十万美元,迅速而且及时。

其二,从人员组成来看,西方国家起着主导的作用,14名正式法官中,包括美国在内的欧美国家占6名,而检察长、副检察长均为西方人。法庭的人力资源并不充足,美国就源源不断地向法庭输送专家做助手,输送志愿者,这些人义务为法庭工作,薪金由美国负担。

其三,法庭的工作体现了西方国家的意志。比如,关于难民潮,在起诉中,不归因于美国为首北约的轰炸,而全部归因于米洛舍维奇的统治;而且,被追究责任的主要是塞族方面的人士,同样有屠杀行为的阿族人却不被起诉。

其四,法庭上的举证是困难的,该法庭不承认新闻报道的证据效力,取证困难重重。又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动用自己的情报力量,积极、无偿地向法庭提供证据。

其五,法庭被告的到案是困难的。法庭本身没有军队、警察,足以使其令被告人就范。又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使用各种手段,为法庭提供被告。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已是公开的事实。

明明是一个国际法庭,却依赖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运作,其公正性当然大打折扣。

美国真正动机令人怀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一向鼓吹保障人权、建立国际法庭惩办践踏人权者,自己却不肯批准1998年7月联合国外交大会通过的关于成立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公约》。更有甚者,为保证自己在海外的军人等不被送上国际法庭,今年5月两名有影响力的美国国会参议员动议,劝请各国不要支持筹组国际刑事法院。他们恫言,如果这些国家与这个法院打交道,美国将削减对它们的援助。这项获得两党支持的议案由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提出。法案规定限制美国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合作。如果它正式成立,美国的双重标准、矛盾态度,不能不令人怀疑其人权外交和主张的真正动机。

国际法本身与国家实力、国家利益、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是密切相关的,不结合国际政治,就看不到国际法现象背后的实质。这是国际社会的现实,也是发展和运用国际法值得警惕的地方。这恐怕也是主权与人权关系的要害之一。

当然,从更长远的历史角度看,国际法也不仅仅是国家间政治的工具,它也有自己的发展轨迹和独立价值。换句话说,国际法包括国际人权法或者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价值也不可低估。如何在联合国的框架之下,有效地促进人权事业的发展;在相关领域进行多种形式的建设性的国际合作,建立公正、有度的对大规模严重侵犯人权的国际罪行进行追究的责任制度,这是有待国际社会认真思考、谨慎操作的课题。

对违反战争法规和惯例的国家元首进行审判的实践,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即已开始,当时的《凡尔塞和约》规定要把德皇威廉二世作为主要战犯交给国际法庭审判,但是由于荷兰拒绝将其引渡而未果。

将来会有更多类似引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经成立了纽伦堡和东京两个国际军事法庭,分别审判德国和日本的首要战犯。为了肯定纽伦堡审判的意义及其对国际法的贡献,联合国大会在1946年12月11日通过决议,一致确认了纽伦堡法庭宪章中所包括的惩办战争犯罪的国际法原则。而1993年前南法庭的成立,则开创了由国际法庭审理国内战争罪犯的先例。

经过时间的推移,国际法庭审理的有关案例,有可能超出当时有关国家的动机和考虑,而在国际法的发展史上有其独立的价值。因此,对于引渡和起诉米洛舍维奇,不仅得到西方很多国家的支持,同时也有联合国秘书长等有关方面的肯定。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获知米洛舍维奇被送交海牙法庭之后曾表示,这是国际正义的“胜利”。

有人预言,有了今天一个米洛舍维奇的引渡,将来就会有更多“米洛舍维奇”的引渡,并认为这是国际人权运动的成功。

这种看法不免激进,因为由于国际政治因素的纠缠,个中复杂而微妙的因素的存在,有关案件远非法律问题那么明了。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年7月3日)

RELATED ARTICLES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