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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可诉性研究》序
2008年3月29日至30日,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可诉性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外交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浙江大学、东南大学、华东政法学院、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北京大学妇女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所和国际法研究中心等机构的30余位专家和学者出席会议。本书是此次研讨会与会者提交的论文选集。

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可诉性问题进行专题的国际研讨在国内尚属首次。会议是根据2005年8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路易丝•阿博尔女士与我国外交部签署的人权技术合作《谅解备忘录》设计并实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可诉性”项目的一部分。我国在1997年10月27日签署,并于2001年2月28日批准了作为“国际人权宪章”组成部分、联合国“人权两公约”之一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促进《公约》在国内的实施成为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相关的国际合作也正在着力予以推进。

在立法和行政措施之外,经司法或者申诉程序,通过对违反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个案审查和处理,可以有效地实现权利救济,从而促进这些权利的真正实现。2004年1月26日至28日,笔者曾与最高人民法院和外交部、全国律师协会的代表一起参加了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与国际法律家协会在蒙古乌兰巴托召开的东北亚次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可诉性研讨会。当时,笔者就主张将国际上使用的“Justiciability”一词译为“可诉性”,原因是考虑到“可司法性”、“可审判性”等译法可能排除了国内层面上不具有司法性质的申诉机制的作用。同时在国际层面上,国际条约机构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作为一个独立的专家委员会,正在努力建立的个人申诉(或者叫来文)制度其实也不具有司法性质,其审议结论只具有建议效力,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从而在严格意义上连“准司法”的性质都不具备,所以不可以称为“司法”或者“审判”,而只是属于申诉的范畴。所以,可诉性的译法更为适当,也越来越广泛地为国内学界接受。

有必要明确的是,国内法和国际法是两个具有不同性质和特征的法律体系。同样谈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可诉性问题,在国内法和国际法两种不同的语境下,焦点、思考方法和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是不同的。在国内法中,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可诉性,在理论上需要解决对这些权利法律性质、可操作性和司法机构功能与权限的认识问题;在国际法上,能否在联合国人权条约框架下建立起个人申诉制度,则还要解决主权国家为什么愿意接受由国际条约机构审议相关事项的个案,其合理性与合法性的问题。换句话说,实现人权首先依靠国内进行的努力,这方面,基于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可诉性的论证,可以越来越多地发挥司法救济的作用;但是,同意和支持这些权利在国内法上的可诉性,并不当然地导致对它们在国际法上具有可诉性的支持。不同的学者、机构和国际组织的关注点和切入点是有区别的,有一些学者强调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在国内获得司法救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也有一些学者,特别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领域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则大力倡导基于对所有人权的同等对待,完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国际实施机制,在联合国层面上建立起相应的个人申诉机制。

经过十余的努力,2008年6月18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终于通过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草案,从而完成了《公约》个人申诉机制的制度起草和设计工作,并即将在联合国大会获得审议。笔者相信,随着国际社会人权主流化地进一步发展,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进一步重视和倡导,该《议定书》在联合国大会的通过并最终获得超过十个缔约国的批准,从而真正生效将是确定无疑、指日可待的。同时,鉴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法律性质特别是可诉性问题在理论上存在争议,在实践中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同样可以预见的是,《议定书》的缔约国数量不会很多,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可诉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书通过国际上著名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倡导者布鲁斯•波特先生和直接目睹和参与《议定书》起草工作的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秘书李万熙博士以及国内各位学者和专家的研究论文,揭示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可诉性问题的国际新发展、新趋势以及对相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思考和探讨。这里是国际和国内专家的对话,同时集中了老中青学者从国际法学、法理学、宪法学、行政法学、劳动法学、环境法学等不同角度的研究成果。大家对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国内的实施,包括加强司法和申诉机制和措施的作用,具有广泛而深入的共识,同时对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可诉性的认识和理解也存在差异和不同。研究的语境、视角和路径不同,甚至术语的使用都存在区别,正好反映了相关研究的现实,可以为我们进一步比较、全方位研究奠定基础。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可诉性的话语和课题是由国外引入国内的,在有的学者看来,这似乎不是一个出自本土的概念和话题。的确,在现阶段,我国法学研究和法律实践中的相关讨论并不丰富,相关的法律概念和法律技术并不发达。因此,外国的法律实践情况、普遍性或者区域性国际组织的实践情况和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成为我们引介的对象和讨论的基础。但是,这并不说明,相关主题与我们无关,或者说我们在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实现过程中在现在和将来不会面对可诉性的问题,相反,可诉性的讨论和实践将会有利于进一步促进这些权利在国内获得有力保障,将对我国的法学与法治发展产生有益地推动。

本项目的顺利开展得益于我国外交部人权事务特别代表沈永祥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李林所长和冯军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中心陈泽宪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刘海年研究员和国内学术界同仁和立法及司法部门官员和专家的大力支持,还有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副高专康京和女士、项目官员克里斯汀•春女士、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秘书李万熙博士和翻译于秀燕女士的支持与合作;特别鸣谢法学研究所黄金荣副研究员对本项目在学术、翻译和会议筹备与组织方面提供的重要贡献,以及法学研究所翟国强博士、科研外事处聂秀时、易玲燕女士的辛苦工作;本书的出版还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任明副主编、王半牧副编审的倾力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地感谢!

因为编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错误和疏漏之处恳请作者、读者批评、指正。

2008年10月25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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