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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证据立法 提高案件质量
——刑事证据两规定评析
2010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这两个规定在性质上大体属于带有中国特色的司法解释。与一些法治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司法解释不限于法官通过个案释法,而是包括针对法律粗疏的现状,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方式释法,此类规范性文件带有明显的“立法”色彩。根据中国现行司法体制,司法解释权不仅最高人民法院拥有,而且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拥有。而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属于国务院下属部门,仅有权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行政规章。刑事证据两规定由“五机关”共同发布,其内容不仅是对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解释,而且创设了一些新的规定,这种带有“混合性”(发布主体混合、规定内容混合)的规范性文件,只能在大体上视之为“司法解释”。

刑事证据两规定实质上构成了对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补充。证据是刑事诉讼的灵魂,刑事诉讼围绕着发现犯罪、追诉犯罪、证实犯罪、惩罚犯罪而展开,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追诉以及最终的定罪量刑必须建立在确实、充分的证据的基础之上,因此,如何收集证据、审查判断证据,就成为刑事诉讼中的关键性问题。现行刑事诉讼法在“证据”一章仅有8条规定,过于简略,远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关于“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指控犯罪或者定案的根据”的规定,相对于刑事诉讼法在非法证据排除问题上的沉默,可谓是一种突破,但也几乎是唯一的突破。令人遗憾的是,该突破在司法实践中基本上流于形式,徒具“一纸空文”。

刑事证据制度不严格、不完善,是司法实践中出现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尤其是,我国刑事诉讼受“口供中心主义”、“口供乃证据之王”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将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作为侦查工作的重心,并以口供为线索寻找其他证据,从而形成赖以定案的“证据锁链”。由于获取口供是快速破案的捷径,侦查人员有时不惜以刑讯、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获取口供,加之刑事诉讼法赋予犯罪嫌疑人“如实陈述”的义务以及允许对被追诉者长时间的封闭式羁押,更为非法方法的采用提供了土壤。口供的自愿性难以得到保障,导致庭审过程中被告人翻供现象屡见不鲜,法院在此情形下往往做出“留有余地”的判决。云南杜培武案、湖北佘祥林案、河南赵作海案等,皆是如此。

刑事证据两规定旨在夯实公安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证据基础,预防和减少刑事错案的发生。死刑是剥夺罪犯生命的刑罚方法,也是最为严厉的刑罚方法,具有不可逆转性。因此,对于死刑案件理应遵循最为严格的证据要求。《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确立了三项证据原则,即证据裁判原则、程序法定原则、证据质证原则;规定了若干证据规则,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意见证据规则、原始证据优先规则、有限的直接言词规则、依靠间接证据定案规则等;还规定了调查核实证据的程序、细化了“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这些内容是现代刑事证据法的一般要求,在普通刑事案件中也应遵循,只不过在我国刑事证据法极不完善的情况下,在死刑案件中“先行一步”而已。办理死刑案件更高的证据要求,主要体现在对于量刑证据的严格把握,如规定“不能排除被告人具有从轻、减轻处罚等量刑情节的,判处死刑应当特别慎重”、“未排除证据之间的矛盾,无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满十八周岁且确实无法查明的,不能认定其已满十八周岁”等,体现了由无罪推定原则所引申的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以贯彻“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突破了两高原有的关于排除非法言词证据的司法解释,不仅扩大了排除非法证据的范围(对于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问题,作了原则性规定),而且明确规定了排除非法证据的操作规程,包括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的启动、法庭的初步审查、控方证明、控辩双方质证和法庭处理;此外,还规定了讯问人员必要时出庭作证的义务。该规定的出台,大大加强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操作性。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取证,不仅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有损司法公正,而且容易酿成错案,所谓“棍棒之下,何求不得”。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旨在通过剥夺侦查人员“劳动成果”的方式,遏制他们违法取证的动力。在刑事证据规则体系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属于保障性规则,如果不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将会使全部证据规则虚置,程序法治因此也不能得到有效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说,《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出台,意味着我国刑事诉讼法治建设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应当看到,该规定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它对于通过非法搜查、扣押、监听等方式取得的实物证据,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而这些措施的采用直接关涉公民财产权、隐私权的保护。

2003年10月,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列入了立法规划,但却未能按期完成修法计划;2008年10月,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重新被纳入了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刑事证据两规定的发布,可以视为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前奏。完善刑事证据制度,是构建科学、民主的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预防冤假错案、提高案件质量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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